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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曾说过：“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这也说明了文学出版的重要性。
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到现在，当代文学走过了七十年的历程。在这七十年历程中，文学出版助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文学出版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生产问题，它还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互关联。在当代文学出版观念的变革中，国家意识形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导致了文学出版观念也经历了多次转轨，但整体上来看，文学出版还是遵循了文学发展规律，在观念变革上遵从“计划出版”向“市场出版”的转变。
在解放后的的五六十年代，文学出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紧缩时期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要，但这种分工打破了传统出版业独立经营的发展理念，从而使得编、印、发处于一个生产链条上，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便于党和国家作出及时有效的调整和控制。对于书稿的编辑，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了“三审制”，即责任编辑初审、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特别重要的或专门的著作需送社外专家或有关机关审查，然后再提交编委会讨论。初审工作除了对文稿的艺术价值、文字水平等做出估量外，最主要的是保证它的政治倾向性，这也是决定书稿是否采用的最关键因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出版政策调整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意味着出版政策的一个基本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还是在国家出版政策“一体化”（编辑、出版、发行等计划的一体化）的结构中进行的。
在1983年，出版政策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双效策略的提出要求出版社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而出版自主权的扩展和出版发行体制的转变意味着出版企业需要考虑到市场的要素，需要在市场的分化中确立自己的出版策略，特别是在图书的发行拓宽了、图书的发行已经不再是新华书店一家独大的局面下。随着国家对出版业的政策性转向，这段时期我国的文学出版观念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文学出版物的内容开始侧重反映当下的生活，即“人的文学”。
随着国家出版政策的调整，意识形态对出版的调整逐渐宽松，新时期文学自我意识渐渐觉醒，开始关注当下，反应人、人的生活及其生存的社会，侧重表达“人”的情感和现实感受。在思想界逐渐“解冻”后发出了内心的呐喊，讲真话、抒真情，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一些敏锐的出版家敢于正视历史和现实，毅然决然地出版了一些当时带有争议性的作品。如1977年刊载于《人民文学》上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和1978年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上的卢新华的《伤痕》，因为创作主题都关注时下现实人生、表现作家主体个人感受，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引起巨大轰动；之后的“反思小说”更加注重特定历史时期人物情感和性格的复杂性，如张贤亮的《绿化树》，这部小说将反思的笔尖触及了人的灵魂深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则把目光聚焦在当下的改革之中，深入挖掘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彼时，中国思想界乍暖还寒，这些作品的视角直接转向创作主体的内心感受和对现实生活的看法，其创作和出版不可不说需要一定的勇气，同时对于促进社会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也起到了极大的开拓作用。
不管是“伤痕文学”的控诉，还是“反思文学”对人性深处的追问，抑或是“改革文学”对当下政治经济改革的审视，某种程度上都说明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出版都已经开始关注现实、关注人生，“人”的价值开始重新被发掘。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这些文学潮流的出现，既是出版政策宽松的结果，也是当时人们情感宣泄、个人价值追求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为文学出版创造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外国文學以译介形式大量出版，做出突出成绩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积极开展译介和出版业务，大胆引进西方文学思潮，给中国文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上世纪80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外国文艺丛书”，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又与外国文学出版社共同出版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这一系列外国文学译著，将世界各国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和文学理论引入中国，给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拓宽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空间，并对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论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以马原、洪峰、格非、苏童、余华等为代表的先锋小说流派，就是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兴起的；莫言的作品创作，就是深受美国意识流小说代表人物福克纳和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代表马尔克斯的影响。外国文学的译介出版，直接将中国当代文学纳入了世界文学轨道。这段时期我国文学流派走马灯般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此起彼伏的文学论争中，给国人奉上了一顿顿丰盛的文化大餐。
纵观这段时期的文学出版业，它们积极承担了应有的社会使命，在批判“文革”、宣传新的思想和政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出版的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极强，对社会的作用也是立竿见影，与社会主义建设前三十年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学观和此后90年代以后利益驱使的市场经济文学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更显得醇正和弥足珍贵。
继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之后，90年代逐渐出现经济热，在市场价值规律的无形调节下，文学生产和出版也逐渐向经济利益倾斜。90年代文学（文化）的变化和特点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化一方面是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和引导下的转变，更主要的则是市场经济自然分化的结果。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会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社会经济的转型引起了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提出要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出版社必须改变之前单一的生产模式向生产经营型转变，这标志着中国出版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3年，国家对图书市场逐步放开，图书的商品属性逐渐增强。1994年，新闻出版署提出出版业的发展要从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从体制上要从传统的事业管理为主转向产业管理为主，进一步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经济异常活跃的今天，出版机构成了自负盈亏的个体，自办发行的观念逐渐形成。面对同行业间的激烈竞争，加上影视、网络等科技传媒的威慑，此时的出版业不仅要面向市场出版高质量的好书，还要学会如何打造畅销书，图书的出版、印刷、发行乃至反馈都给予了极高重视。图书策划通过图书包装、广告宣传、作家签售和影视带动几个方面展开。
为了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求自己的立足之地，我国出版界开始了联合组建的步伐，这不仅是提升自身实力、优化出版结构的需要，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坚守文化阵地的必然要求。
在以市场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之后，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时不得不考虑作品问世后的市场效应，这样一来，作家就由纯粹的精神生产者开始向普通的社会个体转变。另外，稿酬和版税制度也给专业作家或非专业人群提供了创作动力。在共同的文化市场中，只要有文字功底的人都可以拿起笔，这一点吸引着不同身份的人加入到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作家队伍呈现群体化的特点。加上网络文学这种新的开放的出版平台的出现，大大拓展了文学出版和传播的空间。网络文学的兴起让阅读更为碎片化，但也另一方面，人们对经典文学仍然期待，因为文学界一个普遍被人接受的观点是，“文学虽已不复古典时代的辉煌，却是不灭的，因为文学性已渗透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计划经济下的文学样貌
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到现在，当代文学走过了七十年的历程。在这七十年历程中，文学出版助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文学出版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生产问题，它还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互关联。在当代文学出版观念的变革中，国家意识形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导致了文学出版观念也经历了多次转轨，但整体上来看，文学出版还是遵循了文学发展规律，在观念变革上遵从“计划出版”向“市场出版”的转变。
在解放后的的五六十年代，文学出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紧缩时期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要，但这种分工打破了传统出版业独立经营的发展理念，从而使得编、印、发处于一个生产链条上，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便于党和国家作出及时有效的调整和控制。对于书稿的编辑，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了“三审制”，即责任编辑初审、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特别重要的或专门的著作需送社外专家或有关机关审查，然后再提交编委会讨论。初审工作除了对文稿的艺术价值、文字水平等做出估量外，最主要的是保证它的政治倾向性，这也是决定书稿是否采用的最关键因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出版政策调整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意味着出版政策的一个基本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还是在国家出版政策“一体化”（编辑、出版、发行等计划的一体化）的结构中进行的。
在1983年，出版政策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双效策略的提出要求出版社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而出版自主权的扩展和出版发行体制的转变意味着出版企业需要考虑到市场的要素，需要在市场的分化中确立自己的出版策略，特别是在图书的发行拓宽了、图书的发行已经不再是新华书店一家独大的局面下。随着国家对出版业的政策性转向，这段时期我国的文学出版观念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文学出版物的内容开始侧重反映当下的生活，即“人的文学”。
随着国家出版政策的调整，意识形态对出版的调整逐渐宽松，新时期文学自我意识渐渐觉醒，开始关注当下，反应人、人的生活及其生存的社会，侧重表达“人”的情感和现实感受。在思想界逐渐“解冻”后发出了内心的呐喊，讲真话、抒真情，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一些敏锐的出版家敢于正视历史和现实，毅然决然地出版了一些当时带有争议性的作品。如1977年刊载于《人民文学》上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和1978年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上的卢新华的《伤痕》，因为创作主题都关注时下现实人生、表现作家主体个人感受，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引起巨大轰动；之后的“反思小说”更加注重特定历史时期人物情感和性格的复杂性，如张贤亮的《绿化树》，这部小说将反思的笔尖触及了人的灵魂深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则把目光聚焦在当下的改革之中，深入挖掘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彼时，中国思想界乍暖还寒，这些作品的视角直接转向创作主体的内心感受和对现实生活的看法，其创作和出版不可不说需要一定的勇气，同时对于促进社会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也起到了极大的开拓作用。
不管是“伤痕文学”的控诉，还是“反思文学”对人性深处的追问，抑或是“改革文学”对当下政治经济改革的审视，某种程度上都说明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出版都已经开始关注现实、关注人生，“人”的价值开始重新被发掘。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这些文学潮流的出现，既是出版政策宽松的结果，也是当时人们情感宣泄、个人价值追求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为文学出版创造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文学出版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外国文學以译介形式大量出版，做出突出成绩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积极开展译介和出版业务，大胆引进西方文学思潮，给中国文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上世纪80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外国文艺丛书”，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又与外国文学出版社共同出版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这一系列外国文学译著，将世界各国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和文学理论引入中国，给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拓宽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空间，并对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论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以马原、洪峰、格非、苏童、余华等为代表的先锋小说流派，就是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兴起的；莫言的作品创作，就是深受美国意识流小说代表人物福克纳和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代表马尔克斯的影响。外国文学的译介出版，直接将中国当代文学纳入了世界文学轨道。这段时期我国文学流派走马灯般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此起彼伏的文学论争中，给国人奉上了一顿顿丰盛的文化大餐。
纵观这段时期的文学出版业，它们积极承担了应有的社会使命，在批判“文革”、宣传新的思想和政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出版的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极强，对社会的作用也是立竿见影，与社会主义建设前三十年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学观和此后90年代以后利益驱使的市场经济文学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更显得醇正和弥足珍贵。
继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之后，90年代逐渐出现经济热，在市场价值规律的无形调节下，文学生产和出版也逐渐向经济利益倾斜。90年代文学（文化）的变化和特点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化一方面是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和引导下的转变，更主要的则是市场经济自然分化的结果。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会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社会经济的转型引起了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提出要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出版社必须改变之前单一的生产模式向生产经营型转变，这标志着中国出版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3年，国家对图书市场逐步放开，图书的商品属性逐渐增强。1994年，新闻出版署提出出版业的发展要从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从体制上要从传统的事业管理为主转向产业管理为主，进一步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经济异常活跃的今天，出版机构成了自负盈亏的个体，自办发行的观念逐渐形成。面对同行业间的激烈竞争，加上影视、网络等科技传媒的威慑，此时的出版业不仅要面向市场出版高质量的好书，还要学会如何打造畅销书，图书的出版、印刷、发行乃至反馈都给予了极高重视。图书策划通过图书包装、广告宣传、作家签售和影视带动几个方面展开。
为了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求自己的立足之地，我国出版界开始了联合组建的步伐，这不仅是提升自身实力、优化出版结构的需要，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坚守文化阵地的必然要求。
在以市场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之后，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时不得不考虑作品问世后的市场效应，这样一来，作家就由纯粹的精神生产者开始向普通的社会个体转变。另外，稿酬和版税制度也给专业作家或非专业人群提供了创作动力。在共同的文化市场中，只要有文字功底的人都可以拿起笔，这一点吸引着不同身份的人加入到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作家队伍呈现群体化的特点。加上网络文学这种新的开放的出版平台的出现，大大拓展了文学出版和传播的空间。网络文学的兴起让阅读更为碎片化，但也另一方面，人们对经典文学仍然期待，因为文学界一个普遍被人接受的观点是，“文学虽已不复古典时代的辉煌，却是不灭的，因为文学性已渗透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