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日前，电影《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相继上映，尽管风格迥异，角度不同，这两部电影却都提醒国人不要忘记这样一个男人——他是德国人，却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他是纳粹党人，却在南京大屠杀中奔走呼号，在屠城中拯救了20多万中国人的生命，他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这个人就是约翰·拉贝(John Rabe)。
尘封的英雄
比起因电影《辛德勒名单》而为世人所熟知的辛德勒来说，约翰·拉贝似乎有点“籍籍无名”，尽管一直以来，在中国流传着他的故事，但是，直到拉贝去世46年后的1996年，因外孙女公布了他的日记才第一次在他的家乡德国引起人们的关注。日前，电影《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相继上映，借由电影媒介的影响力，约翰拉贝在身后59年，再一次获得了更多人的尊敬。
说起南京大屠杀，拉贝是一个不能被绕过和遗忘的人。约翰·拉贝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一位船长，在拉贝很小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从初中毕业时起，拉贝不得不负担起生活的重担。1908年，有过外驻非洲经验的拉贝被一家汉堡公司外派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恐怕当时只有28岁的拉贝不会想到他将会在这片土地上度过将近30年的人生岁月，与青梅竹马的女友朵拉建立家庭，孕育子女；更不会想到30年后他的荣辱命运就将与其连接在一起。
来到中国3年后，约翰·拉贝进入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开设的洋行。在中国，拉贝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不仅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和法语这让他在当地的欧洲人中左右逢源，而且拉贝深谙中国的人情世故，虽然不会中文，他却能操持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中国对于拉贝来说，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以至于1919年拉贝迫于当时中国的动荡局势而短暂回国后，却因为不适应柏林的生活而天天祈祷希望上帝帮他回到中国，而上帝果然帮了他的忙。
1934年，拉贝希望在南京建立一所德国学校，然而为了获得德国政府的批文，他必须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后世臭名昭著的纳粹党。但对于当时的德国人来说，许多人真心实意地相信纳粹党所宣传的代表人民利益以及复兴德国荣耀的说辞，且十几年都没回过国的拉贝并不真正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于是他最终选择加入纳粹党，并曾任该党南京地方组织的副组长。
1937年，当日军逐步逼近南京时，拉贝已经在中国为西门子工作了27年，是西门子公司南京分部的负责人。面对日军日益频繁的轰炸，以及不时传来的沦陷区中平民艰难处境的消息，生活在南京的十几位欧美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联合倡议组建一个中立的国际安全区以保护平民免受战争的蹂躏，并规定在安全区内双方军人不得有侵扰举动，也不允许携带武器。在他们的积极奔走下，英国、美国等政府终于同意安全区的建立，日本政府也不得不表示支持。
此时，西门子公司加急电报催促约翰·拉贝随着溃退的国民政府撤离到汉口，但拉贝却并没有遵从命令，他担心自己走后，不仅会让公司的业务遭受损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迫近时，在中国员工们身上，他看到了一种闪光的忠诚——是对公司利益，更是对国家民族，而他也不敢想象自己离开后这些员工会遭受怎样的厄运。于是，拉贝决定留下。由于拉贝是个老中国通，再加上他纳粹党员的身份，人员们一致推举他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于是，在拉贝的领导下，在南京一片不足4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国际安全区建立起来，并收容了20多万难民，甚至拉贝自己的家中就收容了600多人。
一本日记 一段记忆
约翰拉贝的存在，在那段历史阴霾灰暗的色调中，至少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人性的亮色。
在1919年那次回国的日子里，当拉贝在柏林街头看到军队的机关枪对准罢工的西门子工人时，他开始记日记，这种习惯一直维持终身。也正是这种习惯，让拉贝在南京沦陷时期记下的日记成为控诉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有力证据。
《南京!南京!》中关于拉贝的片段，以及电影《拉贝日记》就取材于他本人1937年11月～1938年2月的日记。只不过，在企图全景式展现南京浩劫的《南京!南京!》中，拉贝只是一个特别的“芸芸众生”，和入侵者、受害者们同样接受着人性的拷问，被面对暴行无能为力的痛苦所折磨。电影《拉贝日记》中，拉贝则成为真正的的主人公，影片详细描写了他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几个月里的经历，结尾带着一丝胜利的姿态，更接近“辛德勒”的定位。参照拉贝本人的日记，两部电影都多少有些许虚构成分，但拉贝身上体现的当灾难降临时人性中仿佛本能般的正直和对生命的关爱却没有丝毫出入。
从现在公布的拉贝的日记里，人们可以看到，虽然他在文字记述中难以避免地带着一种拯救者的优越感和一丝非受害者的“冷漠”，但在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在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日子里，这位大块头的德国男人过得却极其艰辛。他每天都目睹大量的平民和战俘被屠杀后弃尸街头，甚至孩子也难逃厄运，这种对人性良知的挑战是残酷的痛苦，“汽车每天都行驶在尸体上”，他在日记中这样痛心地记录着。他甚至满怀希望地写信给希特勒，希望这位元首能出面制止日本人在南京的残酷行为。他常常几天不能合眼，委员会不仅要筹集20多万人的口粮和取暖的燃料，还要收集安全区内的日军暴行，整理记录下来向日本的军队和使馆提出抗议。
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他沮丧的事实——就如电影所展示的那样，安全区只是相对安全，实际上，这片区域脆如卵壳，大量的抢劫，随时随地的强奸、毫无理由的虐杀……无时无刻不在安全区里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拉贝把自己的日记视为珍宝，因为不仅日记里记录着他所经历的生活，且保存着委员会接到的对日军在南京各处暴行的报告书和对日军提起的抗议书，他甚至还小心而详细地记录着安全区委员会管理物资的收支账目——他期望这些资料能揭露日军的丑行。
1938年2月，拉贝告别南京的日子到来。西门子公司决定关闭南京分部，拉贝不得不返回德国。在他离开的4天之前，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国际救济委员会”，拉贝等人的心血几乎付诸东流。而回到德国的拉贝也并没有成为受人尊敬的英雄，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在国际上存在争议，他希望通过德国政府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结果却被盖世太保侦讯，并勒令禁止公开发表有关南京的一切。二战结束后，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拉贝又一度入狱，直到友人们在法庭上力证他的无辜和救助行为，才被释放。
在战后的萧条中，晚年的拉贝生活困窘，当年被他庇护过的人们得知后，奔走相告，为他募集了几千美元，还寄送食物给他。1950年，拉贝去世。1997年，拉贝的墓碑被安放进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200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时，在德国的几位中国留学生为纪念拉贝的私人博物馆捐献了一尊拉贝塑像，在基座上刻着“南京好人”4个汉字。
回想起《拉贝日记》影片结尾，在南京码头，为拉贝送行的人群用掌声和呼喊拉贝名字的方式表达对这位英雄的敬意。不知道历史上这一幕是否真的发生过，但那些掌声，无论时代进行到何时，约翰拉贝应该得到!
尘封的英雄
比起因电影《辛德勒名单》而为世人所熟知的辛德勒来说，约翰·拉贝似乎有点“籍籍无名”，尽管一直以来，在中国流传着他的故事，但是，直到拉贝去世46年后的1996年，因外孙女公布了他的日记才第一次在他的家乡德国引起人们的关注。日前，电影《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相继上映，借由电影媒介的影响力，约翰拉贝在身后59年，再一次获得了更多人的尊敬。
说起南京大屠杀，拉贝是一个不能被绕过和遗忘的人。约翰·拉贝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一位船长，在拉贝很小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从初中毕业时起，拉贝不得不负担起生活的重担。1908年，有过外驻非洲经验的拉贝被一家汉堡公司外派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恐怕当时只有28岁的拉贝不会想到他将会在这片土地上度过将近30年的人生岁月，与青梅竹马的女友朵拉建立家庭，孕育子女；更不会想到30年后他的荣辱命运就将与其连接在一起。
来到中国3年后，约翰·拉贝进入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开设的洋行。在中国，拉贝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不仅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和法语这让他在当地的欧洲人中左右逢源，而且拉贝深谙中国的人情世故，虽然不会中文，他却能操持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中国对于拉贝来说，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以至于1919年拉贝迫于当时中国的动荡局势而短暂回国后，却因为不适应柏林的生活而天天祈祷希望上帝帮他回到中国，而上帝果然帮了他的忙。
1934年，拉贝希望在南京建立一所德国学校，然而为了获得德国政府的批文，他必须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后世臭名昭著的纳粹党。但对于当时的德国人来说，许多人真心实意地相信纳粹党所宣传的代表人民利益以及复兴德国荣耀的说辞，且十几年都没回过国的拉贝并不真正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于是他最终选择加入纳粹党，并曾任该党南京地方组织的副组长。
1937年，当日军逐步逼近南京时，拉贝已经在中国为西门子工作了27年，是西门子公司南京分部的负责人。面对日军日益频繁的轰炸，以及不时传来的沦陷区中平民艰难处境的消息，生活在南京的十几位欧美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联合倡议组建一个中立的国际安全区以保护平民免受战争的蹂躏，并规定在安全区内双方军人不得有侵扰举动，也不允许携带武器。在他们的积极奔走下，英国、美国等政府终于同意安全区的建立，日本政府也不得不表示支持。
此时，西门子公司加急电报催促约翰·拉贝随着溃退的国民政府撤离到汉口，但拉贝却并没有遵从命令，他担心自己走后，不仅会让公司的业务遭受损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迫近时，在中国员工们身上，他看到了一种闪光的忠诚——是对公司利益，更是对国家民族，而他也不敢想象自己离开后这些员工会遭受怎样的厄运。于是，拉贝决定留下。由于拉贝是个老中国通，再加上他纳粹党员的身份，人员们一致推举他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于是，在拉贝的领导下，在南京一片不足4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国际安全区建立起来，并收容了20多万难民，甚至拉贝自己的家中就收容了600多人。
一本日记 一段记忆
约翰拉贝的存在，在那段历史阴霾灰暗的色调中，至少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人性的亮色。
在1919年那次回国的日子里，当拉贝在柏林街头看到军队的机关枪对准罢工的西门子工人时，他开始记日记，这种习惯一直维持终身。也正是这种习惯，让拉贝在南京沦陷时期记下的日记成为控诉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有力证据。
《南京!南京!》中关于拉贝的片段，以及电影《拉贝日记》就取材于他本人1937年11月～1938年2月的日记。只不过，在企图全景式展现南京浩劫的《南京!南京!》中，拉贝只是一个特别的“芸芸众生”，和入侵者、受害者们同样接受着人性的拷问，被面对暴行无能为力的痛苦所折磨。电影《拉贝日记》中，拉贝则成为真正的的主人公，影片详细描写了他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几个月里的经历，结尾带着一丝胜利的姿态，更接近“辛德勒”的定位。参照拉贝本人的日记，两部电影都多少有些许虚构成分，但拉贝身上体现的当灾难降临时人性中仿佛本能般的正直和对生命的关爱却没有丝毫出入。
从现在公布的拉贝的日记里，人们可以看到，虽然他在文字记述中难以避免地带着一种拯救者的优越感和一丝非受害者的“冷漠”，但在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在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日子里，这位大块头的德国男人过得却极其艰辛。他每天都目睹大量的平民和战俘被屠杀后弃尸街头，甚至孩子也难逃厄运，这种对人性良知的挑战是残酷的痛苦，“汽车每天都行驶在尸体上”，他在日记中这样痛心地记录着。他甚至满怀希望地写信给希特勒，希望这位元首能出面制止日本人在南京的残酷行为。他常常几天不能合眼，委员会不仅要筹集20多万人的口粮和取暖的燃料，还要收集安全区内的日军暴行，整理记录下来向日本的军队和使馆提出抗议。
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他沮丧的事实——就如电影所展示的那样，安全区只是相对安全，实际上，这片区域脆如卵壳，大量的抢劫，随时随地的强奸、毫无理由的虐杀……无时无刻不在安全区里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拉贝把自己的日记视为珍宝，因为不仅日记里记录着他所经历的生活，且保存着委员会接到的对日军在南京各处暴行的报告书和对日军提起的抗议书，他甚至还小心而详细地记录着安全区委员会管理物资的收支账目——他期望这些资料能揭露日军的丑行。
1938年2月，拉贝告别南京的日子到来。西门子公司决定关闭南京分部，拉贝不得不返回德国。在他离开的4天之前，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国际救济委员会”，拉贝等人的心血几乎付诸东流。而回到德国的拉贝也并没有成为受人尊敬的英雄，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在国际上存在争议，他希望通过德国政府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结果却被盖世太保侦讯，并勒令禁止公开发表有关南京的一切。二战结束后，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拉贝又一度入狱，直到友人们在法庭上力证他的无辜和救助行为，才被释放。
在战后的萧条中，晚年的拉贝生活困窘，当年被他庇护过的人们得知后，奔走相告，为他募集了几千美元，还寄送食物给他。1950年，拉贝去世。1997年，拉贝的墓碑被安放进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200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时，在德国的几位中国留学生为纪念拉贝的私人博物馆捐献了一尊拉贝塑像，在基座上刻着“南京好人”4个汉字。
回想起《拉贝日记》影片结尾，在南京码头，为拉贝送行的人群用掌声和呼喊拉贝名字的方式表达对这位英雄的敬意。不知道历史上这一幕是否真的发生过，但那些掌声，无论时代进行到何时，约翰拉贝应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