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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闪光灯的“咔咔”声此起彼伏。
北京时间11月10日16：30，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6届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瘦削，眉头略紧，眼神中甚至难掩疲惫。讲到美国要“加大油门再来一次”时，他加重了语气。
18分钟的演讲，虽两次表达出“欢迎崛起的、繁荣的中国”，却对APEC峰会上热得发烫的亚太自贸区（FTAAP）只字未提。讲毕，主持人的“谢谢”还未出口，奥巴马已转身离场，留下台下密密麻麻高举提问的手。
身边一位美国使馆人员低声透露：“他不想被提问亚太自贸区。”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外交部权威人士处获悉，为避开美国中期选举，历年10月举办的APEC峰会今年推迟了整整一个月。就亚太自贸区及相关议题，中方还牵头设立了常态化的“主席之友”会谈机制，仅限三国元首参与，其中就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究竟怎样的贸易协定，会让全球两个最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如此重视？
截至去年，仅亚洲地区的各种自贸协定就多达257个。尽管FTAAP眼下被视为“最美好的一个”，但如何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形成耦合，又如何在关税、原产地保护等关键细节上找到最大公约数，都是摆在亚洲各国面前的难题。
要成为覆盖面最广、最通行且最重要的区域贸易框架，FTAAP的道路还很漫长。这期间，势必有人拍手，有人唏嘘，有人观望，也多有暗战。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数周内对APEC峰会9位国家元首、30多位各国各地区政要和企业代表，以及参与规则讨论的数位核心官员、学者进行了多角度访谈，力求记录中国重绘全球贸易版图的步伐。
“不仅是FTAAP，包括构建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以及提出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中国近期所有的贸易政策都是有备而来，成为重构‘中国位置’的有机整体。”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感慨，“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从未如此清晰”。
中国需要一扇“大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三季度报告显示，中国除消费增速略有提高外，投资、出口增速降幅较大，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加。
“简单地扩大内需不足以解决问题。当下，不是外需低迷要转向内需，而是外需结构亟待调整。”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说，中国要扩大海外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改善贸易结构，实现资本、技术、管理和中低端产能“走出去”，破解发展约束。
因此，中国需要FTAAP来搭建平台。
中国APEC发展理事会理事长张力军透露，对未来合作伙伴和领域的考虑，理论上要本着双方受益原则，但中国需更多地考虑改善外需结构，便于协同一致地克服难题。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据2013年公开数据统计，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以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超过千亿美元位居对华贸易伙伴前5，其中美国高达5624亿美元。除日本、印度、俄罗斯三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出现下降外，APEC其他大部分成员经济体全部正增长。
根据各国2013年进出口货物贸易总值对本国GDP的占比，可得出对华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前5个国家分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智利，其中新加坡该数值高达31%。而这些国家将最有可能在FTAAP谈判中与中国快速达成共识。
另据中国2013年进出口货物规模与GDP占比，可发现中国对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澳大利亚5国的外贸依存度最高，而排名靠后的斯里兰卡、新西兰、秘鲁、哈萨克斯坦、南非以及意大利、法国等，都可能成为FTAAP北京路线图的规划下与中国贸易扩展最快、规模增速最大的“潜力股”。
“FTAAP带给中国的最主要机遇，在于那些自身贸易强劲但对华贸易依存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相关人士说，它们会最为迅速地从FTAAP获益，“当然也会迅速地让中国获益”。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对APEC经济体与中国双边贸易分析后发现，除印度、日本、俄罗斯3国2013年对华贸易额略有下降外，APEC其他经济体的前10大进出口产业中下降概率不足三成，且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华贸易总额以10%以上的增速飙升，新西兰达到26.6%。在种类分布中，马来西亚矿产品进口增速高达160%，而墨西哥除去贱金属及制品进口规模有所下降外，其他也均表现为正增长，光学、钟表和医疗仪器进口增速达44%。这为推进FTAAP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算清了每一笔账，通过一系列贸易竞争力比较指数，对模拟构建FTAAP及其收益行业、产业和国家，都有详细测算，必要时会具体到产品和项目。”张建平介绍，“FTAAP是中国首次参与和引导国际规则的制定，蕴藏着巨大的制度红利，更是中国真正融入亚太的一扇大门。”
“新时期的全球谈判，涉及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权衡，以及国际国内政府、企业的角色定位，超越狭义的经贸谈判范畴。”曹红辉说，“大外交”和“立体外交”需要统筹兼顾与通盘谋划，对贸易对象和产业有的放矢。
亚太需要新动力
“WTO多边贸易谈判彻底陷入僵局。”WTO总干事阿泽维多（Roberto Azevedo）一脸愁容，说自己长时间失眠，只能承诺无论是否在WTO框架内，只要能解决争端，就不会太介意方式问题。
APEC政策支持小组主任丹尼斯说，亚太地区上半年GDP平均增速下滑至3.9%，进出口贸易平均1.2%的增速更是下滑剧烈，主要因为全球经济影响和各国各地区消费和投资的大幅减少。由此，APEC制定的各种框架，在经济颓势面前俨然成为“空谈俱乐部”，G20等新国际合作组织的成立，已经对APEC的地位构成挑战甚至威胁。
既有制度逐渐失灵，就需要另一种新制度的迅速催生。
“我们对亚太各国的602位政要和学者进行调研，发现他们对贸易自由化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新增长点，兴趣浓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联席主席坎贝尔（Donaid W. Cambell）说，对同时包含这两项目标的FTAAP，支持者占到绝大多数。 这其中，政要们表现最为积极和热烈。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表示，菲律宾GDP要在2016年再跨一个台阶，借助FTAAP是重中之重。来自墨西哥的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安吉尔·古里亚也说，如今G20峰会上最热的焦点，同样也是贸易自由化和基础设施投资，“墨西哥经济需要奇迹”。
“我们也在呼吁FTAAP。”阿泽维多是智利人，他说智利与中国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230亿美元，接下去最大的发展机遇，就是拥抱FTAAP。
在张建平看来，亚太尤其东南亚地区，大部分经济体的水、电、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提升空间巨大，仅靠本国财力难度很大，通过FTAAP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让中国来助力其提高建设能力，“他们对此举双手欢迎”。
UPS首席执行官大卫·艾博尼建议，亚太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中小企业，政府应首先在基础设施、海关效率以及政企合作、减少贸易壁垒等方面多下功夫。而这一切，正是FTAAP的目标。卡特彼勒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欧搏赫曼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没有亚太贸易的供货链和合作链，就不会有卡特彼勒的明天。
“很高兴，中国政府承诺了推进FTAAP并疏通投资渠道。”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山姆·威尔士说，FTAAP的成败将影响全球未来。
据悉，中国商务部已经起草出一份FTAAP规划草案，囊括了与亚太各经济体在互联网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城镇化建设等5大方面、25个领域的具体合作建议。而这些细则，将成为亚太地区未来至少10年的经济发展新动力。
“FTAAP将弥补APEC基于自愿原则、缺乏机制化和强约束力的缺陷，成为升级版APEC。”张力军认为。
博弈与暗战
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均认为，美国的态度是FTAAP面临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奥巴马在前述演讲时明确表示，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太多，唯有美国强劲的领导力不变。眼下，美国通胀水平创50年来新低，将一如既往地发挥领导作用，“加大油门再来一次”。
在FTAAP被讨论得如火如荼时，美国所称的领导力很显然意指其主导的TPP贸易协定。
TPP前身是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4国2005年签署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随着多哈回合陷入僵局，奥巴马于2009年高调宣布加入，使TPP成员数年内骤增。加之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先后加入谈判，TPP一时间被视作国际新秩序的雏形。
“奥巴马一为实现‘年出口翻番’的政治承诺，将目光投向东亚，二为不被东盟自贸区边缘化，每年丢掉上亿美元出口额和数万个高薪岗位。”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说，抢占对亚太机制的主导权，为的是使其符合美国利益和美国标准。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奥巴马政府曾在选择“工具”时有所犹豫，最终发现TPP机制更具弹性，既包含数个东盟国家，其已有成员在经济结构、贸易规则上也基本契合美国的战略要求，便于对美国政治观点、文化金融等进行“软输出”。
如果详析TPP草案，则会发现，其拥有原产地规则、劳工保护、知识产权、经济立法、市场透明、金融业改革等一系列非贸易领域的条款，均对中国构成实质性门槛。如为达其标准而进行改革，短期内成本巨大。
例如，《关于劳动合作备忘录》和《环境合作协定》两份补充协议，就对亚洲企业延长劳动时间而不提供多余报酬的“传统”进行限制，推高企业劳动力成本，进而增强美国企业竞争优势。针对环境问题，美国提出“绿色补贴”，要求他国生产清洁能源产品须符合美国碳减排标准，否则其出口美国的产品将被征“碳关税”。也就是说，他国企业为避免美国“碳关税”，须购买其节能减排设备或新能源产品。
“这势必改变亚太产业结构，成为美国式生产和贸易。”张建平说。
出于对美贸易的热情，亚太经济体一度对TPP趋之若鹜。对中国而言，TPP将直接冲击中国-东盟自贸区，在贸易流向、市场份额和制度上造成影响，可能导致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等国贸易转向以美、日为主的TPP成员。
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TPP也可能影响到2010年与大陆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中国台湾地区。根据ECFA，大陆在关税、通关便利化和进口配额等方面给出优惠，并在贸易争端、有限市场开放上给出相当力度的承诺。
“TPP一旦生效，对ECFA将产生巨大影响。”前述匿名专家分析认为，一方面台资企业从大陆出口到TPP成员的产品，会因高关税而降低竞争力，被排挤出TPP成员市场；另一方面，贸易转移效应将使台资转投TPP成员尤其东南亚，就地生产、销售以避免高关税，对大陆投资减少。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指出，中国短期内很难参与TPP，但区域一体化潮流的实质是全球价值链的国际体系，“TPP不包含中国等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成员，就不可能代表21世纪的国际新规则”。
“中国很难妥协，因而推行更大范围、更具意义的FTAAP成为首选。”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教授肯奈斯（Kenneth D Morgan）直言。
中国-加拿大贸易理事会总裁海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他对FTAAP的远景目标并不反对，但远水不解近渴，加拿大作为TPP成员，“自然会支持TPP机制”。
美国福陆公司高级副总裁罗伯特（Robert Prieto）则认为，作为商人，无论TPP、RCEP抑或FTAAP，只要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都会给予支持。
数据显示，目前TPP成员对全球人口和全球经济总量的占比，仅分别为7.4%和27.7%（不包括尚在谈判阶段的日韩等经济体）；而FTAAP却分别高达40.4%和55.1%。并且，在11月初美国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控制了两院，意味着国会将对奥巴马的内政外交政策形成掣肘。这可能导致TTP推进难度加大，信心也多少面临打击。 “两种体系不能完全视为对抗。”商务部国际司司长张少刚透露，“沟通总能解决一些问题。”
一揽子困惑
“事实上，FTAAP的推进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曹红辉说，在资金来源和使用、规则协调、市场开放等诸多方面，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
他解释，APEC孵化FTAAP，当务之急是搞投融资，促进各成员之间互联互通，搭建基础配套体系。而互联互通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中国拿出了两个投融资机构方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
“一些欠发达国家存在资金困难，因此硬件设施的互联互通，如果缺了亚投行与丝路基金，一切都无从谈起。”曹红辉说。
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0?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高达约8.29万亿美元，亚开行在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却只有千亿级美元。而仅印尼一国，融资需求就高达1600亿美元，现有金融机构资金缺口过大，杯水车薪。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是亚投行与已有的亚开行、泛美银行等多边银行如何界定业务边界？二是成立不久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原定五国出资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基金因各国协商困难而久未到位，如何防止这一现象在亚投行重演？第三，以美元为背书的应急储备基金，最终对发展中国家经贸独立的意义何在？第四，多一个金融机构就多一分寻租空间，如何避免各种权力寻租？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明确表示，世界银行、亚开行等侧重于减贫，亚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投资。在基础设施需求巨大之时，亚投行与其互补，而非竞争关系。
但不可避免，国际间合作的金融机构必然将经历磨合与阵痛。
肯奈斯就直言，他很担心亚投行资金和管理的透明度——中国投钱，自然偏好国内企业，其他国家都活在“中国的游戏圈”。
实际上，无论亚投行或丝路基金，已在中国各部委之间引起“属地之争”。例如，亚投行将主推公私合营PPP机制，但目前的国内试点中，财政部管资金，发改委管项目，两者难免在权限边界上存在冲突。另外，丝路基金的构想始于央行外管局，但出资和操作却掺和进了中投公司、进出口银行、国开行等数家机构。有知情人士说，协调会议上有时因为权限问题出现争论。
除去资金难题，FTAAP还面临成员市场尤其农产品市场开放度的大难题。
一位越南商人就表示，越南渔产品出口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因而无论TPP或FTAAP，越南都难以在渔业贸易上让步。
同样，农业在日本是高度保护的敏感产业，所有与日本相关的自贸谈判，均在农业问题上大费周折。
早在日澳自贸区谈判期间，日本农业界就曾高度恐慌，其农林水产省专门出具报告，称一旦达成协议，日本小麦种植业和甜菜糖产业将遭受重创，奶牛和肉牛产量也将减半。并且，自贸区对农业集中的北海道地区打击更大，可能因此流失数万个就业岗位。
“这会让日本农业面临崩溃。”一位日本商人说，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同样如此。因而FTAAP涉及农业谈判，将步履维艰。
罗伯特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几乎所有国家对农业都有补贴且差异巨大，FTAAP的协调将非常困难，反而是TPP成员的经济水平相当，谈判效率会更高。
事实上，农业谈判仅仅是缩影，成员市场开放上还存在诸多难题。亚开行《亚洲一体化指数》显示，亚洲一体化水平指数由2001年的100上升到2010年的233.27，关税已不再是贸易主要障碍，但谈判能力、有限开放顺序、边境监管等非关税措施，是严重阻碍区域经济深度一体化的障碍。同时，金融一体化、劳动力流动和服务贸易等领域也严重滞后。
“只要有诚意，关税谈判终会有解。”复星集团首席执行官梁信军说，“怕的是那些很难用谈判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大战略，大格局
面对一揽子困难，中国要占据贸易高地，单纯依靠FTAAP很难实现，必须有总体架构来整合诸多政策。
曹红辉表示，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主要发力点的互联互通，就是FTAAP进程中，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关键。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硬联通”，旨在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就业、带来消费，增强地区间和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如此，也就才会有降低关税的需求，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各国实施城镇化、推行绿色经济等具体措施，又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期背书，以及人员、文化等“软联通”部分，形成互为基础、互为促进的全体系战略。
“有了公路铁路、通信设备，才有大量投资和商贸活动，从而促进自贸区的需求增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唐国强表示，这些APEC峰会中的主要议题，看似无序，实则呈现出中国历史上最为清晰的对外布局。
然而，真正的战略体系还不止于此。
唐国强透露，包括促进就业、提高医疗水平、加强粮食安全、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提高妇女的经济参与度，以及反腐倡廉、防灾减灾等细节建议，也摆上了APEC领导人的桌面。中国传递出的信号很清晰，合作将不仅限于经贸领域，而是期待全维度的新型伙伴关系。
当然，中国也要“练好内功”，即用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及持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一带一路’是实现亚洲区域内的互联互通，而整个互联互通将覆盖亚太甚至亚欧地区，两者是骨架和血液的关系。”曹红辉解释道，没有“软联通”的血液充盈，其他战略只能是空话。
“一带一路”强调硬件，互联互通强调以制度、法规、政策的包容，乃至各种“软联通”的彼此促进，来实现“通则达”的愿景。这就是说，从以亚洲为主的次区域“硬联通”，逐步扩展到囊括欧洲、非洲等太平洋两岸的全方位联通，FTAAP的影响将由点到面、由浅入深。
当然，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作为战略基石，包括了产业转移等具体策略，是保障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当中国将部分产业和投资重新布局，借势全球供应链来缓步调整国内结构时，将对亚太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在曹红辉看来，中国加入APEC已逾20年，从一个怯生生的学习国际规则的小学生，如今成长为推进全球贸易规则的倡导者，以及负责任地寻找亚太共同需求的引导者，已经走在了重构全球经济格局的道路上。
“我们无意挑战现有经济秩序，而是从为地区创造更多福祉的角度出发，开辟出一条更适合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并找寻出中国在全球版图中最适合的位置。”张少刚表示。
北京时间11月10日16：30，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6届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瘦削，眉头略紧，眼神中甚至难掩疲惫。讲到美国要“加大油门再来一次”时，他加重了语气。
18分钟的演讲，虽两次表达出“欢迎崛起的、繁荣的中国”，却对APEC峰会上热得发烫的亚太自贸区（FTAAP）只字未提。讲毕，主持人的“谢谢”还未出口，奥巴马已转身离场，留下台下密密麻麻高举提问的手。
身边一位美国使馆人员低声透露：“他不想被提问亚太自贸区。”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外交部权威人士处获悉，为避开美国中期选举，历年10月举办的APEC峰会今年推迟了整整一个月。就亚太自贸区及相关议题，中方还牵头设立了常态化的“主席之友”会谈机制，仅限三国元首参与，其中就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究竟怎样的贸易协定，会让全球两个最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如此重视？
截至去年，仅亚洲地区的各种自贸协定就多达257个。尽管FTAAP眼下被视为“最美好的一个”，但如何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形成耦合，又如何在关税、原产地保护等关键细节上找到最大公约数，都是摆在亚洲各国面前的难题。
要成为覆盖面最广、最通行且最重要的区域贸易框架，FTAAP的道路还很漫长。这期间，势必有人拍手，有人唏嘘，有人观望，也多有暗战。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数周内对APEC峰会9位国家元首、30多位各国各地区政要和企业代表，以及参与规则讨论的数位核心官员、学者进行了多角度访谈，力求记录中国重绘全球贸易版图的步伐。
“不仅是FTAAP，包括构建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以及提出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中国近期所有的贸易政策都是有备而来，成为重构‘中国位置’的有机整体。”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感慨，“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从未如此清晰”。
中国需要一扇“大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三季度报告显示，中国除消费增速略有提高外，投资、出口增速降幅较大，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加。
“简单地扩大内需不足以解决问题。当下，不是外需低迷要转向内需，而是外需结构亟待调整。”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说，中国要扩大海外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改善贸易结构，实现资本、技术、管理和中低端产能“走出去”，破解发展约束。
因此，中国需要FTAAP来搭建平台。
中国APEC发展理事会理事长张力军透露，对未来合作伙伴和领域的考虑，理论上要本着双方受益原则，但中国需更多地考虑改善外需结构，便于协同一致地克服难题。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据2013年公开数据统计，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以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超过千亿美元位居对华贸易伙伴前5，其中美国高达5624亿美元。除日本、印度、俄罗斯三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出现下降外，APEC其他大部分成员经济体全部正增长。
根据各国2013年进出口货物贸易总值对本国GDP的占比，可得出对华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前5个国家分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智利，其中新加坡该数值高达31%。而这些国家将最有可能在FTAAP谈判中与中国快速达成共识。
另据中国2013年进出口货物规模与GDP占比，可发现中国对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澳大利亚5国的外贸依存度最高，而排名靠后的斯里兰卡、新西兰、秘鲁、哈萨克斯坦、南非以及意大利、法国等，都可能成为FTAAP北京路线图的规划下与中国贸易扩展最快、规模增速最大的“潜力股”。
“FTAAP带给中国的最主要机遇，在于那些自身贸易强劲但对华贸易依存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相关人士说，它们会最为迅速地从FTAAP获益，“当然也会迅速地让中国获益”。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对APEC经济体与中国双边贸易分析后发现，除印度、日本、俄罗斯3国2013年对华贸易额略有下降外，APEC其他经济体的前10大进出口产业中下降概率不足三成，且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华贸易总额以10%以上的增速飙升，新西兰达到26.6%。在种类分布中，马来西亚矿产品进口增速高达160%，而墨西哥除去贱金属及制品进口规模有所下降外，其他也均表现为正增长，光学、钟表和医疗仪器进口增速达44%。这为推进FTAAP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算清了每一笔账，通过一系列贸易竞争力比较指数，对模拟构建FTAAP及其收益行业、产业和国家，都有详细测算，必要时会具体到产品和项目。”张建平介绍，“FTAAP是中国首次参与和引导国际规则的制定，蕴藏着巨大的制度红利，更是中国真正融入亚太的一扇大门。”
“新时期的全球谈判，涉及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权衡，以及国际国内政府、企业的角色定位，超越狭义的经贸谈判范畴。”曹红辉说，“大外交”和“立体外交”需要统筹兼顾与通盘谋划，对贸易对象和产业有的放矢。
亚太需要新动力
“WTO多边贸易谈判彻底陷入僵局。”WTO总干事阿泽维多（Roberto Azevedo）一脸愁容，说自己长时间失眠，只能承诺无论是否在WTO框架内，只要能解决争端，就不会太介意方式问题。
APEC政策支持小组主任丹尼斯说，亚太地区上半年GDP平均增速下滑至3.9%，进出口贸易平均1.2%的增速更是下滑剧烈，主要因为全球经济影响和各国各地区消费和投资的大幅减少。由此，APEC制定的各种框架，在经济颓势面前俨然成为“空谈俱乐部”，G20等新国际合作组织的成立，已经对APEC的地位构成挑战甚至威胁。
既有制度逐渐失灵，就需要另一种新制度的迅速催生。
“我们对亚太各国的602位政要和学者进行调研，发现他们对贸易自由化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新增长点，兴趣浓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联席主席坎贝尔（Donaid W. Cambell）说，对同时包含这两项目标的FTAAP，支持者占到绝大多数。 这其中，政要们表现最为积极和热烈。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表示，菲律宾GDP要在2016年再跨一个台阶，借助FTAAP是重中之重。来自墨西哥的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安吉尔·古里亚也说，如今G20峰会上最热的焦点，同样也是贸易自由化和基础设施投资，“墨西哥经济需要奇迹”。
“我们也在呼吁FTAAP。”阿泽维多是智利人，他说智利与中国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230亿美元，接下去最大的发展机遇，就是拥抱FTAAP。
在张建平看来，亚太尤其东南亚地区，大部分经济体的水、电、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提升空间巨大，仅靠本国财力难度很大，通过FTAAP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让中国来助力其提高建设能力，“他们对此举双手欢迎”。
UPS首席执行官大卫·艾博尼建议，亚太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中小企业，政府应首先在基础设施、海关效率以及政企合作、减少贸易壁垒等方面多下功夫。而这一切，正是FTAAP的目标。卡特彼勒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欧搏赫曼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没有亚太贸易的供货链和合作链，就不会有卡特彼勒的明天。
“很高兴，中国政府承诺了推进FTAAP并疏通投资渠道。”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山姆·威尔士说，FTAAP的成败将影响全球未来。
据悉，中国商务部已经起草出一份FTAAP规划草案，囊括了与亚太各经济体在互联网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城镇化建设等5大方面、25个领域的具体合作建议。而这些细则，将成为亚太地区未来至少10年的经济发展新动力。
“FTAAP将弥补APEC基于自愿原则、缺乏机制化和强约束力的缺陷，成为升级版APEC。”张力军认为。
博弈与暗战
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均认为，美国的态度是FTAAP面临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奥巴马在前述演讲时明确表示，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太多，唯有美国强劲的领导力不变。眼下，美国通胀水平创50年来新低，将一如既往地发挥领导作用，“加大油门再来一次”。
在FTAAP被讨论得如火如荼时，美国所称的领导力很显然意指其主导的TPP贸易协定。
TPP前身是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4国2005年签署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随着多哈回合陷入僵局，奥巴马于2009年高调宣布加入，使TPP成员数年内骤增。加之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先后加入谈判，TPP一时间被视作国际新秩序的雏形。
“奥巴马一为实现‘年出口翻番’的政治承诺，将目光投向东亚，二为不被东盟自贸区边缘化，每年丢掉上亿美元出口额和数万个高薪岗位。”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说，抢占对亚太机制的主导权，为的是使其符合美国利益和美国标准。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奥巴马政府曾在选择“工具”时有所犹豫，最终发现TPP机制更具弹性，既包含数个东盟国家，其已有成员在经济结构、贸易规则上也基本契合美国的战略要求，便于对美国政治观点、文化金融等进行“软输出”。
如果详析TPP草案，则会发现，其拥有原产地规则、劳工保护、知识产权、经济立法、市场透明、金融业改革等一系列非贸易领域的条款，均对中国构成实质性门槛。如为达其标准而进行改革，短期内成本巨大。
例如，《关于劳动合作备忘录》和《环境合作协定》两份补充协议，就对亚洲企业延长劳动时间而不提供多余报酬的“传统”进行限制，推高企业劳动力成本，进而增强美国企业竞争优势。针对环境问题，美国提出“绿色补贴”，要求他国生产清洁能源产品须符合美国碳减排标准，否则其出口美国的产品将被征“碳关税”。也就是说，他国企业为避免美国“碳关税”，须购买其节能减排设备或新能源产品。
“这势必改变亚太产业结构，成为美国式生产和贸易。”张建平说。
出于对美贸易的热情，亚太经济体一度对TPP趋之若鹜。对中国而言，TPP将直接冲击中国-东盟自贸区，在贸易流向、市场份额和制度上造成影响，可能导致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等国贸易转向以美、日为主的TPP成员。
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TPP也可能影响到2010年与大陆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中国台湾地区。根据ECFA，大陆在关税、通关便利化和进口配额等方面给出优惠，并在贸易争端、有限市场开放上给出相当力度的承诺。
“TPP一旦生效，对ECFA将产生巨大影响。”前述匿名专家分析认为，一方面台资企业从大陆出口到TPP成员的产品，会因高关税而降低竞争力，被排挤出TPP成员市场；另一方面，贸易转移效应将使台资转投TPP成员尤其东南亚，就地生产、销售以避免高关税，对大陆投资减少。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指出，中国短期内很难参与TPP，但区域一体化潮流的实质是全球价值链的国际体系，“TPP不包含中国等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成员，就不可能代表21世纪的国际新规则”。
“中国很难妥协，因而推行更大范围、更具意义的FTAAP成为首选。”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教授肯奈斯（Kenneth D Morgan）直言。
中国-加拿大贸易理事会总裁海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他对FTAAP的远景目标并不反对，但远水不解近渴，加拿大作为TPP成员，“自然会支持TPP机制”。
美国福陆公司高级副总裁罗伯特（Robert Prieto）则认为，作为商人，无论TPP、RCEP抑或FTAAP，只要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都会给予支持。
数据显示，目前TPP成员对全球人口和全球经济总量的占比，仅分别为7.4%和27.7%（不包括尚在谈判阶段的日韩等经济体）；而FTAAP却分别高达40.4%和55.1%。并且，在11月初美国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控制了两院，意味着国会将对奥巴马的内政外交政策形成掣肘。这可能导致TTP推进难度加大，信心也多少面临打击。 “两种体系不能完全视为对抗。”商务部国际司司长张少刚透露，“沟通总能解决一些问题。”
一揽子困惑
“事实上，FTAAP的推进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曹红辉说，在资金来源和使用、规则协调、市场开放等诸多方面，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
他解释，APEC孵化FTAAP，当务之急是搞投融资，促进各成员之间互联互通，搭建基础配套体系。而互联互通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中国拿出了两个投融资机构方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
“一些欠发达国家存在资金困难，因此硬件设施的互联互通，如果缺了亚投行与丝路基金，一切都无从谈起。”曹红辉说。
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0?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高达约8.29万亿美元，亚开行在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却只有千亿级美元。而仅印尼一国，融资需求就高达1600亿美元，现有金融机构资金缺口过大，杯水车薪。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是亚投行与已有的亚开行、泛美银行等多边银行如何界定业务边界？二是成立不久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原定五国出资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基金因各国协商困难而久未到位，如何防止这一现象在亚投行重演？第三，以美元为背书的应急储备基金，最终对发展中国家经贸独立的意义何在？第四，多一个金融机构就多一分寻租空间，如何避免各种权力寻租？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明确表示，世界银行、亚开行等侧重于减贫，亚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投资。在基础设施需求巨大之时，亚投行与其互补，而非竞争关系。
但不可避免，国际间合作的金融机构必然将经历磨合与阵痛。
肯奈斯就直言，他很担心亚投行资金和管理的透明度——中国投钱，自然偏好国内企业，其他国家都活在“中国的游戏圈”。
实际上，无论亚投行或丝路基金，已在中国各部委之间引起“属地之争”。例如，亚投行将主推公私合营PPP机制，但目前的国内试点中，财政部管资金，发改委管项目，两者难免在权限边界上存在冲突。另外，丝路基金的构想始于央行外管局，但出资和操作却掺和进了中投公司、进出口银行、国开行等数家机构。有知情人士说，协调会议上有时因为权限问题出现争论。
除去资金难题，FTAAP还面临成员市场尤其农产品市场开放度的大难题。
一位越南商人就表示，越南渔产品出口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因而无论TPP或FTAAP，越南都难以在渔业贸易上让步。
同样，农业在日本是高度保护的敏感产业，所有与日本相关的自贸谈判，均在农业问题上大费周折。
早在日澳自贸区谈判期间，日本农业界就曾高度恐慌，其农林水产省专门出具报告，称一旦达成协议，日本小麦种植业和甜菜糖产业将遭受重创，奶牛和肉牛产量也将减半。并且，自贸区对农业集中的北海道地区打击更大，可能因此流失数万个就业岗位。
“这会让日本农业面临崩溃。”一位日本商人说，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同样如此。因而FTAAP涉及农业谈判，将步履维艰。
罗伯特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几乎所有国家对农业都有补贴且差异巨大，FTAAP的协调将非常困难，反而是TPP成员的经济水平相当，谈判效率会更高。
事实上，农业谈判仅仅是缩影，成员市场开放上还存在诸多难题。亚开行《亚洲一体化指数》显示，亚洲一体化水平指数由2001年的100上升到2010年的233.27，关税已不再是贸易主要障碍，但谈判能力、有限开放顺序、边境监管等非关税措施，是严重阻碍区域经济深度一体化的障碍。同时，金融一体化、劳动力流动和服务贸易等领域也严重滞后。
“只要有诚意，关税谈判终会有解。”复星集团首席执行官梁信军说，“怕的是那些很难用谈判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大战略，大格局
面对一揽子困难，中国要占据贸易高地，单纯依靠FTAAP很难实现，必须有总体架构来整合诸多政策。
曹红辉表示，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主要发力点的互联互通，就是FTAAP进程中，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关键。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硬联通”，旨在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就业、带来消费，增强地区间和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如此，也就才会有降低关税的需求，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各国实施城镇化、推行绿色经济等具体措施，又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期背书，以及人员、文化等“软联通”部分，形成互为基础、互为促进的全体系战略。
“有了公路铁路、通信设备，才有大量投资和商贸活动，从而促进自贸区的需求增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唐国强表示，这些APEC峰会中的主要议题，看似无序，实则呈现出中国历史上最为清晰的对外布局。
然而，真正的战略体系还不止于此。
唐国强透露，包括促进就业、提高医疗水平、加强粮食安全、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提高妇女的经济参与度，以及反腐倡廉、防灾减灾等细节建议，也摆上了APEC领导人的桌面。中国传递出的信号很清晰，合作将不仅限于经贸领域，而是期待全维度的新型伙伴关系。
当然，中国也要“练好内功”，即用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及持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一带一路’是实现亚洲区域内的互联互通，而整个互联互通将覆盖亚太甚至亚欧地区，两者是骨架和血液的关系。”曹红辉解释道，没有“软联通”的血液充盈，其他战略只能是空话。
“一带一路”强调硬件，互联互通强调以制度、法规、政策的包容，乃至各种“软联通”的彼此促进，来实现“通则达”的愿景。这就是说，从以亚洲为主的次区域“硬联通”，逐步扩展到囊括欧洲、非洲等太平洋两岸的全方位联通，FTAAP的影响将由点到面、由浅入深。
当然，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作为战略基石，包括了产业转移等具体策略，是保障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当中国将部分产业和投资重新布局，借势全球供应链来缓步调整国内结构时，将对亚太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在曹红辉看来，中国加入APEC已逾20年，从一个怯生生的学习国际规则的小学生，如今成长为推进全球贸易规则的倡导者，以及负责任地寻找亚太共同需求的引导者，已经走在了重构全球经济格局的道路上。
“我们无意挑战现有经济秩序，而是从为地区创造更多福祉的角度出发，开辟出一条更适合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并找寻出中国在全球版图中最适合的位置。”张少刚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