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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仔细打量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就不难拨云见日，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名媛与那些浑身沾染各类恶习（要么骄奢淫逸，胡作非为，要么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的阔少判若云泥，她们率先挣脱羁绊，对女性的天赋人权寸土必争，个人进取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均异常强烈，物质享受、感官刺激根本无法俘虏她们的芳心。她们将鹄的悬之高远，锋头劲锐而凌厉，一旦毅然决然地踏上精神世界的寻梦之旅，就九牛拉不回头。
在世间的诸多梦想中，有个梦想一度最难实现，那就是超越古希腊神话中的蜡羽飞人代达罗斯，驾驶银鹰翱翔于广袤无际的蓝天之上。这个梦想若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弱女子来实现，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美国女飞行家路易斯·萨顿有句名言：“女人天生就比男人更适合驾驶飞机。”然而这句话要得到男同胞的普遍认同，其几率简直比天出二日还要小得多。
1934年，宋美龄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参与组建中国空军，这位第一夫人被誉为“中国空军之母”，将女性的特殊印记铭刻在中国航空史上。她对空军情有独钟，一生最喜欢佩戴的胸饰即为空军飞行徽章。宋美龄深知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也明晓中国空军家底之薄：建军伊始，竟然只有区区两百架战机，真正能够上天作战的不到一百架，而且差不多全是濒临淘汰边缘的旧机种。
当年，那些疯魔的追梦女子被人视为“超级怪胎”，她们要驾驶银鹰飞上蓝天，仿佛徒步穿越十去九难回的戈壁无人区，这个过程极其不易。她们居然能够实现梦想，是因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交互作用所致：她们都生长于富贵显赫的家庭，财力相当充足；她们均具备非凡的胆魄和牺牲精神，敢于冒险，不惧死伤；她们皆为意志坚定的追梦者，不知道何为放弃；她们俱能享受到各类“绿灯”的便利，得到可靠的援手，无后顾之忧。这些条件只要短缺一项，就会一筹莫展。
1933年，中国名媛李霞卿报考日内瓦科因特林飞行学校，考官向她抛出一个疑问：“聪明的女士，你如此美貌，为什么选择飞行？”李霞卿应声而答：“在一般人的观念中，飞行是男人的事，似乎与女人无缘，我就是想做女人不大做的事情。”后来，李霞卿还曾因为类似的质疑反问过某位男记者：“难道飞行不是高于一切的事情吗？”
1943年3月，美国专栏作家英戈·阿瓦德采访李霞卿后，这样写道：“她将头轻轻地靠在一只枕垫上，只见她有一双大而聪慧的眼，一对柳叶眉，一头乌黑的秀发，很难想象就是那双美目要数小时紧盯着飞机的仪表盘，而那双精心涂抹了极品指甲油的纤纤玉手曾经沾满油污，更加不可思议。”
人类社会参差多样，精神力量的不整齐乃是最大的不整齐，由此形成新的秩序，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大家闺秀王灿芝、李霞卿、颜雅清、郑汉英、杨瑾珣、李月英（美籍华人）飞越蓝天，挑战极限，不仅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中国女性的豪情胜概，还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定理——智慧和美貌可以兼而有之，凡是男人能够成就的伟业，女人也一定能够成就。在精神层面上，这些显著的范例极为有效地鼓舞了中国半封闭半蒙昧环境下的女界同胞，只要她们走出闺阁，追求梦想，就完全可以像男人那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王灿芝（1901—1967）是“鉴湖女侠”秋瑾的女公子。
小时候，王灿芝是母亲的累赘。秋瑾为革命东奔西走，失于母职，一度将女儿寄养在北京友人谢涤泉家。王灿芝显然未能得到谢家的善待，她追忆童年，在《我的家庭和生活史略》一文中写道：“我就衣裳褴褛，头发生虱，吃饭也有一顿无一顿的，以致饿得骨瘦神疲，满身疾病。她家中也就很讨厌我。”秋瑾被清廷鹰犬杀害后，谢家为了避嫌，将王灿芝送回湘潭的祖屋。十五岁时，王灿芝拜湘乡王大老倌为师，学习武艺，动机十分单纯：“我学拳，倒也并不是为身体。我从小就羡慕侠客那一流人物。我觉得学精了武艺，专为人间抱不平，把那帮贪污横暴的人杀一个干净，这是一件多么痛快的事！因此，有一个时期，我曾自题一个号叫‘小侠’。”王灿芝曾打算赴东北手刃杀母仇人贵福，可惜未能如愿。
王灿芝六岁失母。年当幼冲，聚少离多，她未能记住秋瑾的音容笑貌，但她继承了母亲永不服输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还遗传了母亲天纵不羁的禀赋，不仅诗文斐然可观，而且书法笔势奔放。
“掌故大王”郑逸梅先生在《秋瑾女儿王灿芝》一文中记录了沪上的一次雅集，“灿芝翩然莅止，容态娴雅，但眉宇间有英气”。众人久闻王灿芝武艺超群，于是请她表演助兴。王灿芝略无矜持，慨然应允，她以杖代剑，上下腾挪，左右回旋，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杜甫赋诗描绘公孙大娘舞剑器，有名句“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动静之间，惊魂摄魄。王灿芝舞剑器，同样气不喘，汗不出，色不变，待她收势还原之后，观众齐声叹服。
王灿芝行侠仗义，救人之急，虽千金不吝，每每雪中送炭。友人姜容樵创办尚武进德会，数月后债台高筑，她闻讯而动，二话不说，就去典当铺变卖了母亲遗存的珍贵玉镯，为友人还清欠账。
1927年，王灿芝应母亲挚友徐寄尘女士的诚邀，出任竞雄女校校长。该校因纪念秋瑾而得名，由孙中山亲笔题写校匾。王灿芝躬亲事务，作育英才，很快就蜚声沪上。
1928年，王灿芝回湘潭探亲，筹得数千元川资，旋即买舟赴美，入读纽约大学航空专科，意在“俾他日贡献祖国，亦令西人知吾国女子犹能如此，可见男子想更英勇，庶可稍减其轻蔑之心”。她系统地学习了飞机制造、航空教育、驾驶学、气象学、机械工程、无线电等科目，驾驶飞机直上云霄，美国记者称赞她为“东方之女飞将”。
1930年5月，王灿芝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归国后，先是在国民政府航空署教育科任职，嗣后调入军政部所属航空学校担任教官，负责教授飞机作战技术。
在空军中，王灿芝的知名度很高，但她常常感到长才未展，大志难伸，她曾慨然叹息道：“中国内讧不息，外侮频侵，列强争霸于空中，恣威于海外，唯望国人奋勇直追，当仁不让，雪神州之耻，而慰先总理暨先烈在天之灵，则幸甚矣！” 抗战军兴，鼓角声闻，王灿芝对东北同胞惨遭敌机轰炸的悲惨生活感同身受，她决定再赴美利坚，研究空战要领，以图报效。师友们都善意地劝阻她：“年逾花信，你尚未成家，非远涉重洋之时，俟终身有托，再谋国是不迟。”1932年，王灿芝与黄公柱缔结良缘。黄公柱是广东人，早年留学法国，曾任汉阳兵工厂主管，也是一位爱国人士。两人志同道合，一边为社会效力，一边搜寻和编订秋瑾烈士的诗文。
五十岁时，王灿芝获准前往香港，后来定居台湾。
说到“东方之女飞将”，名媛李霞卿（1912—1998）绝对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一笔。
李霞卿原籍广州，家世显赫，祖父李庆春是南粤富商、两广督署洋务专员，祖母徐慕兰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徐润的侄女，早期同盟会员，一度担任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其胞妹徐宗汉被誉为“香山女侠”，是革命巨子黄兴的夫人。李霞卿的父亲李应生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脱离政治圈，经商成为巨贾。她的叔父李沛基用炸弹炸死了清朝的广州将军凤山，在革命党人中声誉极隆。
李应生很开明，他认为女孩子同样可以像男孩子那样聪明有出息。小时候，李霞卿跟随父亲漫游欧美各国，大开眼界，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她极具运动天赋，而且胆量过人，因此骑马、驾车、游泳、舞蹈、打网球，样样精通。1926年，李应生与著名导演黎民伟合作创办上海民新电影公司，李霞卿豆蔻年华，即以李旦旦的艺名在影片《玉洁冰清》中崭露头角，一炮走红，成为电影明星，连影后胡蝶都不免惊呼“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来了”。李霞卿先后担纲主演《西厢记》、《木兰从军》等数部影片，与胡蝶、阮玲玉、王人美、周璇、王莹、高倩萍一起被誉为“星级七姐妹”。
李霞卿主演《木兰从军》时，曾一箭射中高西屏导演的右眼角，险些酿成惨剧。最传奇的一幕则是她骑马追击劫匪，以一敌三，夺回民新公司遭劫的数十万元巨款，她驾车归来，毫发无损。要知道，这是现实而非电影，可见其胆色、武艺胜过须眉。
1928年秋，李霞卿游历欧洲。她接受父亲的建议，于翌年嫁给郑毓秀的侄子、年轻英俊的外交官郑白峰，三年内生育一儿一女，从此淡出影坛，游走于上流社会。
1933年，李霞卿在巴黎观看了一场飞机特技表演，极感震惊，深受刺激，那一刻她就认定了自己未来的人生目标。相比于领御苍穹的高空飞行，电影无足轻重。其后不久，李霞卿就报名参加日内瓦科因特林国际机场进行的试飞，在高高的蓝天白云间，她俯瞰阿尔卑斯山的皑皑雪峰，壮美的大自然如同仙境。做一位飞行家，这个梦想已在她心头开枝散叶。最令她欣慰的是，她的心愿得到了父亲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
1934年8月6日，李霞卿通过严格的考试，拿到了瑞士航空俱乐部的飞行执照。但她仍想更上一层楼，乃去美国奥克兰的波音航空学校接受王牌教练的指导。这所学校从不招收女学员，但为她破例了。教官铁面无私，毫不通融，李霞卿天天接受魔鬼训练，从未打过退堂鼓。遮蔽座舱，只借助仪表指示的盲飞，包括特技飞行，都难不倒她。在一次严重的飞行事故中，李霞卿跳伞坠入冰冷的大海，她的镇定自若给救援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李霞卿如愿以偿，获得了美国的飞行执照。她回国后，几经努力，终于破除某些政府官员的成见，蒋介石亲自为她颁发了飞行证书。李霞卿对国内航空事业发展的严重滞后深表忧虑，她撰写了一部二十万字的《改革中国航空的建议》，以求对中国军方有所裨益。
1936年春天，李霞卿与郑白峰无条件离婚，两个子女都归男方，她自认是个不称职的母亲和妻子。她的身体在飞翔时，她的心灵则在漂泊。她曾开玩笑：“我喜欢所有的男人，不过只是看看而已。”
1936年10月下旬，李霞卿首次在上海表演空中特技，那架橙红色单翼轻型飞机立刻成为了沪上最撩人的兴奋点。
“号外号外，当年的电影明星振翅冲天”！
“请看今日神话——女娲重生”！
抗战伊始，李霞卿前往南京，找到航空委员会，申请将她编入空军中队，驾驶战斗机上天杀敌。当时，中国空军亟须王牌飞行员，但李霞卿的请求被迅速驳回，理由很简单，她是女人，战争让女人走开。此后，李霞卿做了一段时间的急救站副站长，救治上海前线的伤兵，还协助建造了难民营和孤儿院。但她更想通过飞行募捐的方式报效苦难中的祖国。
李霞卿的愿望最终得到了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首肯和支持，她与另一位中国女飞行员颜雅清会合，一同确定周密的飞行计划。她们在美国东海岸城市旧金山举行的演讲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争取到好几位美国重量级名人的赞助，其中就有著名残障教育家海伦·凯勒、于斌总主教、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之子小西奥多·罗斯福中校及其夫人，此外，她们还争取到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的夫人朱学勤、时任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等人的鼎力支持。
李霞卿与颜雅清驾驶橙红色的SR-9B（NC-17174）型单翼机“新中国精神号”从纽约弗洛伊德·班尼特机场出发，环绕全美飞行募捐，总行程超过万里，历时半年。她们所到之处，华人精神振奋，踊跃捐款，争睹她们的英姿。当年，旧金山报纸上充满了各类不吝溢美之词的盛赞，一位新闻记者如此描绘道：
……蓝天上，一架橙红色飞机表演了各种飞行特技之后，一个小蓝点从机舱爬向机翼……
“噢，上帝，那是一个女人！”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如雷鸣海啸，万头攒动，望着从机舱里走出来的一位秀丽女子。她穿着蓝缎宽袖圆边大襟衫，蓝缎宽脚如意裤，一双大红闪光缎子绣花鞋，束起的发髻上斜插着一朵黄菊，完全是中国装束。
在募捐飞行途中，李霞卿几度遇险。有一次是大雾天气，她迷失了方向，飞到燃油将尽时，才找到临降的机场。正因为险象环生，美国社会对这位中国女飞行员充满了敬意。李霞卿的个人魅力和高超智慧还另有奖赏，北美各大城市的市长都争先恐后颁赠给她“荣誉市民”的金钥匙。 李霞卿身材娇小，常穿白鲨皮呢飞行服，是笑靥如花的窈窕淑女，并非力可开石的剽悍猛妇，这令许多人感到吃惊。一位弱女子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她看上去就像一株薄荷，那样舒爽，那样清新”。这样的文字描绘更使她偏离了人们的固有想象。在飞行募捐的间歇，李霞卿被好莱坞派拉蒙影业公司挑中，出演影片《歧路》中的女配角，与数位国际影星合作，她驾轻就熟，胜任愉快。片酬全部捐给了抗战难民救济会。
1940年初，李霞卿制订了一个难度更高的计划，去南美大陆飞行募捐，那里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高风险也许能换来高回报。这一次，她驾驶的是马力强劲、设备精良的比奇双翼机，名为“中国之星”。李霞卿的南美之行共抵达九个国家，为期一百天，行程一万八千英里，受到空前未有的欢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她在秘鲁创下了单次表演募得四万美元的辉煌纪录，秘鲁政府还颁给她一枚航空金质奖章。
李霞卿的演讲总能掀起观众情绪的热潮，她的口才，她的美貌，她的笑容都形成强大的气场，极具征服力。在全美洲总共四万五千英里的飞行里程中，李霞卿让洋人领略到中国女性的坚强和美丽，她以卡通人物的形象出现在美国的泡泡糖纸上，受认可的程度可见一斑。
爱国既要诉诸语言，更要诉诸行动，李霞卿完全做到了，而且真正做好了。
李霞卿毕生热爱飞行，中年之后，她仍能驾驶农用飞机表演特技，令人叹为观止。
颜雅清（1906—1970）是沪上名媛，其家族成员很早就开始接受完整的西式教育。1881年，她的伯祖颜永京担任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院长。她的父亲颜福庆是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学成归国后，主持创办了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抗战初期担任过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她的伯父颜惠庆是著名的外交家，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和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驻苏大使。她的叔父颜德庆是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她的舅舅曹云祥是著名学者、巴哈伊教的忠实信徒，曾担任过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校长。据《飞天名媛》的作者帕蒂·哥莉考证，颜家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个所有家庭成员都接受过国外教育的大家庭，其完全度超过了宋家（即宋美龄家）。在这样开明好学的家庭中长大，颜雅清的上进心格外强烈。
1922年，颜雅清考入美国最负盛名的女校史密斯女子学院，受到女权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熏陶。肄业归国后，她是长沙学联成员，在一次严厉惩治洋人的行动前夕，她抢先透露消息给湘雅医院院长胡美，使后者逃过一劫。不久，颜福庆回上海行医，二十一岁的颜雅清遵从父命，嫁给了孔祥熙的英文秘书陈炳章。这位乘龙快婿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在仕途上前程无量。婚后，颜雅清成为上海最有名的英籍犹太富商维克多·沙逊爵士的座上宾，在各种主题派对中出尽风头。她生下儿子陈国伟、女儿陈国凤，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却很难拴住她的手脚。
1935年，颜惠庆出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这给了颜雅清一个进入外交圈的黄金机会，她代替伯母去做中国大使馆的女主人。此行恰好与中国文艺界访苏代表团同船，梅兰芳、胡蝶是重要团员。颜雅清在苏联的剧院中观赏了梅兰芳担纲主演的《刺虎》、《汾河湾》等剧目，苏联文化界名流对梅剧的狂热迷恋令她百思不得其解。为了尽快了解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她不仅认真学习俄语，还在莫斯科参观博物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颜雅清以技术顾问的身份去日内瓦参加“国联”正式会议，绝对不是去充当花瓶。她建议“国联”将妇女权益这一重要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远东媒体对此颇为留意。
1936年3月初，颜雅清在伦敦办理离婚手续。她有一颗澎湃的心，注定不能在狭小的婚姻内得到应有的快乐和满足，与丈夫陈炳章貌合神离、志趣不投，是她毅然选择离婚的主要原因。尽管她的行为很难取谅于各方，结果却不可更改。
1936年10月下旬，颜雅清在上海观看了女飞行员李霞卿的花式表演，一个大胆的想法随即在她大脑中成形。表演活动结束后，她找到李霞卿，两人的经历如出一辙（同为名门闺秀，均有一儿一女，长期旅居国外，属于主动离婚，事业心和爱国心十分强烈），因此一见如故。在上海，她们商量出一个大胆新颖的计划：创办一家飞行社或飞行协会，鼓励和帮助年轻的东方女性勇敢地踏入这个朝阳领域。可想而知，如果有更多的中国女性飞上蓝天，她们的生命价值将获重估，社会地位必可飙升。
身为“国联”中国代表团成员，颜雅清到意大利调查儿童福利状况，顺道前往利托里亚机场去上了平生第一堂飞行课程。从此以后，飞越蓝天的梦想就被她放置在人生理想的最顶端。
国内偶然发生的一个悲惨事件更坚定了颜雅清航空救国的信念。1937年8月14日晨，中国空军出动一架战机去炸沉近海的日本军舰“出云号”，但被敌机击伤后只得返航。返航途中，飞行员想将炸弹扔到空地上，却因投弹失准，误炸了上海最繁华的大世界，这枚重磅炸弹瞬间夺走了一千七百多名平民的生命，受伤者更是数倍于此。颜雅清在日内瓦听到这个噩耗，顿时心血涨满，立刻作出决定，放下眼前的一切事务，去美国学习飞行课程，尽快拿到飞行执照。
1938年初，颜雅清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飞行学校——沙菲尔飞行学校的学员，在总共四十个课时的飞行训练中，不少于二十个课时为单飞训练和教练同机训练，此外还包括翻筋斗、俯冲、水平八字、上下横八字、陌生野地着陆、跃升转弯半滚倒转等飞行特技。颜雅清没有被这张高难度的课程表吓倒，她有一个强烈的心愿：学成归国后，成为中国空军的飞行教官，一旦有必要，有需要，她也可以驾机参加空战，或去执行轰炸任务。
有趣的是，颜雅清的家人谁都不看好她学习飞行，原因很简单：颜雅清开汽车，是出了名的臭司机，磕碰刮擦是常事，熄火抛锚不稀奇，追尾撞树也有次数。但这一回，他们应该打消自己的成见才对，颜雅清学得极为用心，为此她拒绝了外界的许多诱惑，把去中国驻美大使馆参加舞会和宴会的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通过将近一年的艰苦训练，颜雅清如愿以偿，通过了各项严格的考试，获得了沙菲尔飞行学校的私人飞行员执照。 1939年3月23日，颜雅清与李霞卿在纽约弗罗伊德·班尼特机场会合，驾驶“新中国精神号”，一架SR-9B（NC-17174）型单翼机，为支援中国抗日，她们开始了全美飞行募捐的艰险征程。当天，李霞卿让颜雅清坐在主驾驶位，担任机长。此后不久，王牌飞行员罗斯科·特纳上校送来了颜雅清那架同样被命名为“新中国精神号”的Porterfield 35-W单翼机，两位好友便开始了各自的单飞之旅。
1939年5月1日，颜雅清从莫比尔飞往伯明翰，中途偏离了航道，在燃料不足的情况下，她迫降在阿拉巴马州普拉特维以南的一家农场，下机问明方向后，再次起飞，结果受到非常规“跑道”的制约，飞机栽落在灌木丛中，颜雅清获救时，已血流满面，下唇被玻璃划开了一道很深的伤口，所幸脑部未受重创，并无性命之忧。
颜雅清飞机失事的消息经由新闻媒体的放大传播，引起了中、美两国广泛的关注，询问伤情的加急电报纷至沓来。颜雅清因祸得福，知名度激增，伤愈后，她的演讲会场场爆满，捐款者更加踊跃。善良的美国人（尤其是美籍华人）都敬佩她为苦难中的国家舍命服务的忠勇精神，连著名残障教育家海伦·凯勒都撰文向她致敬，颜雅清俨然成为了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女英雄。
在美期间，颜雅清与李霞卿为拯救中国难民的“一碗饭运动”多次举办募捐舞会，还为美国医药援华会出力，促成大量救命的医药及时送往中国战区。
1939年底，颜雅清接受伯父颜惠庆的建议回到香港。这是一段极不如意的日子，她为了自食其力，在海关学校担任教员，一度产生厌倦情绪。
1941年12月上旬，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香港首当其冲，沦为人间地狱，颜雅清也未能幸免，做了八个月的难民，暴瘦到友人都快认不出的程度。逃回内地后，她被宋美龄选中，随之访美。在美国，她也有自己的事要办，她的飞行执照已经过期，她想申请新证，却未能如愿。
郑汉英（1915—1943）曾被一位新闻记者形容为“一位从象牙雕像基座上走下来的美丽公主”。她英年早逝，二十八岁就撒手离开了尘寰，但这并不妨碍她在中国航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她的履历漂亮得不能再漂亮：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持有国际飞行执照的飞行员，精通五国语言的外交官。这三项就足以傲视群雄，何况她还是一位深谙听众心理的演说家，做过宋美龄的助手。
郑汉英出生于显赫的世家，她姑姑是大律师郑毓秀，姑父是政界、外交界的红人魏道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哥哥郑云是飞行员，她堂嫂李霞卿也是飞行员。正因为在上海欣赏了堂嫂的飞行特技表演，受到鼓舞，郑汉英才决意去香港远东飞行训练学校学习，以求考取由FAI颁发的国际飞行执照，到高远的蓝天上去御风而行，一探究竟。
七七事变后不久，郑汉英提请国民政府批准，允许她加入中国空军，上天杀敌。她的运气要比同样积极请缨加入中国空军的女飞行员李霞卿、颜雅清、杨瑾珣、李月英好许多，国民政府欣然接纳她到航空委员会任职，成为该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助手。1938年，蒋介石亲自委任郑汉英为中国空军飞行中尉，她成为了中国空军史上第一位女军官。个中原因不难猜测，郑汉英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英国皇家空军认可的飞行学校，精通五国语言，懂得外交礼仪，确实堪称女界精英和翘楚。她姑姑郑毓秀与宋美龄交情深厚，可能也是不可忽略的助力。
1938年下半年，郑汉英被调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香港办事处工作，相比一日数惊、举步维艰的重庆，香港照旧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一位年轻的美女，而且是一位身穿空军制服的美女，走到那儿都会成为男士注目的焦点。当丘彼特张弓搭箭时，加拿大华侨青年司徒炳通便未能躲过他的神矢，这位外貌俊朗的富家公子与郑汉英双双坠入爱河。真叫乐极生悲，未婚先孕使郑汉英陷入了被动，她既是军官，又是天主教徒，不堕胎有伤风纪，堕胎则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恶。可恼人的是，司徒炳通竟然丝毫没有做丈夫做父亲的打算，于是这对情侣发生了争执，产生了分歧，爱情的裂痕迅速扩大。郑汉英去加拿大讨要说法终告无果，生下女儿也无暇照顾，只好将她送到司徒家，由爷爷、奶奶担任监护人。这段经历成为郑汉英心头久久难以痊愈的伤痛，一直对外界秘而不宣，那些最能刨根问底的记者对此也着墨不多。
滞留加拿大期间，郑汉英在中国驻渥太华总领事馆担任专员，负责向加拿大政府和加拿大民众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和现状，争取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这项工作并不好做，因为加拿大政府和民众更关心自家子弟兵直接参战的欧洲战场，对亚洲战局的关注度相当低。郑汉英重病在身，却坚持在加拿大的一些主要城市作连轴转的巡回演说，所到之处，她从不摇尾乞怜，只如实地讲述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故事，并且强调中国若有足够的战斗机和精良的重武器，必定能够在远东战场上大有作为，缓解盟军的压力，减少盟军的损失。郑汉英的演讲加深了那些友善的听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同情。她感到欣慰的是，与温哥华七人飞行俱乐部的女飞行员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飞上蓝天已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多得的奢侈享受。
1943年，郑汉英的哥哥郑云在兰州驾机起飞后失事，重伤不治，就在同一年，郑汉英患“百日痨”，医药罔效，不幸去世。她在加拿大享受到了军中最高规格的哀荣，埋骨于伯纳比海景墓园，但她远离战火纷飞的祖国，在九泉之下，恐怕也难安息。
相比生命的长度，生命的高度、宽度更为重要，爱国儿女尤其如此。
在世间的诸多梦想中，有个梦想一度最难实现，那就是超越古希腊神话中的蜡羽飞人代达罗斯，驾驶银鹰翱翔于广袤无际的蓝天之上。这个梦想若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弱女子来实现，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美国女飞行家路易斯·萨顿有句名言：“女人天生就比男人更适合驾驶飞机。”然而这句话要得到男同胞的普遍认同，其几率简直比天出二日还要小得多。
1934年，宋美龄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参与组建中国空军，这位第一夫人被誉为“中国空军之母”，将女性的特殊印记铭刻在中国航空史上。她对空军情有独钟，一生最喜欢佩戴的胸饰即为空军飞行徽章。宋美龄深知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也明晓中国空军家底之薄：建军伊始，竟然只有区区两百架战机，真正能够上天作战的不到一百架，而且差不多全是濒临淘汰边缘的旧机种。
当年，那些疯魔的追梦女子被人视为“超级怪胎”，她们要驾驶银鹰飞上蓝天，仿佛徒步穿越十去九难回的戈壁无人区，这个过程极其不易。她们居然能够实现梦想，是因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交互作用所致：她们都生长于富贵显赫的家庭，财力相当充足；她们均具备非凡的胆魄和牺牲精神，敢于冒险，不惧死伤；她们皆为意志坚定的追梦者，不知道何为放弃；她们俱能享受到各类“绿灯”的便利，得到可靠的援手，无后顾之忧。这些条件只要短缺一项，就会一筹莫展。
1933年，中国名媛李霞卿报考日内瓦科因特林飞行学校，考官向她抛出一个疑问：“聪明的女士，你如此美貌，为什么选择飞行？”李霞卿应声而答：“在一般人的观念中，飞行是男人的事，似乎与女人无缘，我就是想做女人不大做的事情。”后来，李霞卿还曾因为类似的质疑反问过某位男记者：“难道飞行不是高于一切的事情吗？”
1943年3月，美国专栏作家英戈·阿瓦德采访李霞卿后，这样写道：“她将头轻轻地靠在一只枕垫上，只见她有一双大而聪慧的眼，一对柳叶眉，一头乌黑的秀发，很难想象就是那双美目要数小时紧盯着飞机的仪表盘，而那双精心涂抹了极品指甲油的纤纤玉手曾经沾满油污，更加不可思议。”
人类社会参差多样，精神力量的不整齐乃是最大的不整齐，由此形成新的秩序，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大家闺秀王灿芝、李霞卿、颜雅清、郑汉英、杨瑾珣、李月英（美籍华人）飞越蓝天，挑战极限，不仅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中国女性的豪情胜概，还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定理——智慧和美貌可以兼而有之，凡是男人能够成就的伟业，女人也一定能够成就。在精神层面上，这些显著的范例极为有效地鼓舞了中国半封闭半蒙昧环境下的女界同胞，只要她们走出闺阁，追求梦想，就完全可以像男人那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一、王灿芝
王灿芝（1901—1967）是“鉴湖女侠”秋瑾的女公子。
小时候，王灿芝是母亲的累赘。秋瑾为革命东奔西走，失于母职，一度将女儿寄养在北京友人谢涤泉家。王灿芝显然未能得到谢家的善待，她追忆童年，在《我的家庭和生活史略》一文中写道：“我就衣裳褴褛，头发生虱，吃饭也有一顿无一顿的，以致饿得骨瘦神疲，满身疾病。她家中也就很讨厌我。”秋瑾被清廷鹰犬杀害后，谢家为了避嫌，将王灿芝送回湘潭的祖屋。十五岁时，王灿芝拜湘乡王大老倌为师，学习武艺，动机十分单纯：“我学拳，倒也并不是为身体。我从小就羡慕侠客那一流人物。我觉得学精了武艺，专为人间抱不平，把那帮贪污横暴的人杀一个干净，这是一件多么痛快的事！因此，有一个时期，我曾自题一个号叫‘小侠’。”王灿芝曾打算赴东北手刃杀母仇人贵福，可惜未能如愿。
王灿芝六岁失母。年当幼冲，聚少离多，她未能记住秋瑾的音容笑貌，但她继承了母亲永不服输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还遗传了母亲天纵不羁的禀赋，不仅诗文斐然可观，而且书法笔势奔放。
“掌故大王”郑逸梅先生在《秋瑾女儿王灿芝》一文中记录了沪上的一次雅集，“灿芝翩然莅止，容态娴雅，但眉宇间有英气”。众人久闻王灿芝武艺超群，于是请她表演助兴。王灿芝略无矜持，慨然应允，她以杖代剑，上下腾挪，左右回旋，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杜甫赋诗描绘公孙大娘舞剑器，有名句“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动静之间，惊魂摄魄。王灿芝舞剑器，同样气不喘，汗不出，色不变，待她收势还原之后，观众齐声叹服。
王灿芝行侠仗义，救人之急，虽千金不吝，每每雪中送炭。友人姜容樵创办尚武进德会，数月后债台高筑，她闻讯而动，二话不说，就去典当铺变卖了母亲遗存的珍贵玉镯，为友人还清欠账。
1927年，王灿芝应母亲挚友徐寄尘女士的诚邀，出任竞雄女校校长。该校因纪念秋瑾而得名，由孙中山亲笔题写校匾。王灿芝躬亲事务，作育英才，很快就蜚声沪上。
1928年，王灿芝回湘潭探亲，筹得数千元川资，旋即买舟赴美，入读纽约大学航空专科，意在“俾他日贡献祖国，亦令西人知吾国女子犹能如此，可见男子想更英勇，庶可稍减其轻蔑之心”。她系统地学习了飞机制造、航空教育、驾驶学、气象学、机械工程、无线电等科目，驾驶飞机直上云霄，美国记者称赞她为“东方之女飞将”。
1930年5月，王灿芝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归国后，先是在国民政府航空署教育科任职，嗣后调入军政部所属航空学校担任教官，负责教授飞机作战技术。
在空军中，王灿芝的知名度很高，但她常常感到长才未展，大志难伸，她曾慨然叹息道：“中国内讧不息，外侮频侵，列强争霸于空中，恣威于海外，唯望国人奋勇直追，当仁不让，雪神州之耻，而慰先总理暨先烈在天之灵，则幸甚矣！” 抗战军兴，鼓角声闻，王灿芝对东北同胞惨遭敌机轰炸的悲惨生活感同身受，她决定再赴美利坚，研究空战要领，以图报效。师友们都善意地劝阻她：“年逾花信，你尚未成家，非远涉重洋之时，俟终身有托，再谋国是不迟。”1932年，王灿芝与黄公柱缔结良缘。黄公柱是广东人，早年留学法国，曾任汉阳兵工厂主管，也是一位爱国人士。两人志同道合，一边为社会效力，一边搜寻和编订秋瑾烈士的诗文。
五十岁时，王灿芝获准前往香港，后来定居台湾。
二、李霞卿
说到“东方之女飞将”，名媛李霞卿（1912—1998）绝对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一笔。
李霞卿原籍广州，家世显赫，祖父李庆春是南粤富商、两广督署洋务专员，祖母徐慕兰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徐润的侄女，早期同盟会员，一度担任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其胞妹徐宗汉被誉为“香山女侠”，是革命巨子黄兴的夫人。李霞卿的父亲李应生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脱离政治圈，经商成为巨贾。她的叔父李沛基用炸弹炸死了清朝的广州将军凤山，在革命党人中声誉极隆。
李应生很开明，他认为女孩子同样可以像男孩子那样聪明有出息。小时候，李霞卿跟随父亲漫游欧美各国，大开眼界，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她极具运动天赋，而且胆量过人，因此骑马、驾车、游泳、舞蹈、打网球，样样精通。1926年，李应生与著名导演黎民伟合作创办上海民新电影公司，李霞卿豆蔻年华，即以李旦旦的艺名在影片《玉洁冰清》中崭露头角，一炮走红，成为电影明星，连影后胡蝶都不免惊呼“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来了”。李霞卿先后担纲主演《西厢记》、《木兰从军》等数部影片，与胡蝶、阮玲玉、王人美、周璇、王莹、高倩萍一起被誉为“星级七姐妹”。
李霞卿主演《木兰从军》时，曾一箭射中高西屏导演的右眼角，险些酿成惨剧。最传奇的一幕则是她骑马追击劫匪，以一敌三，夺回民新公司遭劫的数十万元巨款，她驾车归来，毫发无损。要知道，这是现实而非电影，可见其胆色、武艺胜过须眉。
1928年秋，李霞卿游历欧洲。她接受父亲的建议，于翌年嫁给郑毓秀的侄子、年轻英俊的外交官郑白峰，三年内生育一儿一女，从此淡出影坛，游走于上流社会。
1933年，李霞卿在巴黎观看了一场飞机特技表演，极感震惊，深受刺激，那一刻她就认定了自己未来的人生目标。相比于领御苍穹的高空飞行，电影无足轻重。其后不久，李霞卿就报名参加日内瓦科因特林国际机场进行的试飞，在高高的蓝天白云间，她俯瞰阿尔卑斯山的皑皑雪峰，壮美的大自然如同仙境。做一位飞行家，这个梦想已在她心头开枝散叶。最令她欣慰的是，她的心愿得到了父亲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
1934年8月6日，李霞卿通过严格的考试，拿到了瑞士航空俱乐部的飞行执照。但她仍想更上一层楼，乃去美国奥克兰的波音航空学校接受王牌教练的指导。这所学校从不招收女学员，但为她破例了。教官铁面无私，毫不通融，李霞卿天天接受魔鬼训练，从未打过退堂鼓。遮蔽座舱，只借助仪表指示的盲飞，包括特技飞行，都难不倒她。在一次严重的飞行事故中，李霞卿跳伞坠入冰冷的大海，她的镇定自若给救援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李霞卿如愿以偿，获得了美国的飞行执照。她回国后，几经努力，终于破除某些政府官员的成见，蒋介石亲自为她颁发了飞行证书。李霞卿对国内航空事业发展的严重滞后深表忧虑，她撰写了一部二十万字的《改革中国航空的建议》，以求对中国军方有所裨益。
1936年春天，李霞卿与郑白峰无条件离婚，两个子女都归男方，她自认是个不称职的母亲和妻子。她的身体在飞翔时，她的心灵则在漂泊。她曾开玩笑：“我喜欢所有的男人，不过只是看看而已。”
1936年10月下旬，李霞卿首次在上海表演空中特技，那架橙红色单翼轻型飞机立刻成为了沪上最撩人的兴奋点。
“号外号外，当年的电影明星振翅冲天”！
“请看今日神话——女娲重生”！
抗战伊始，李霞卿前往南京，找到航空委员会，申请将她编入空军中队，驾驶战斗机上天杀敌。当时，中国空军亟须王牌飞行员，但李霞卿的请求被迅速驳回，理由很简单，她是女人，战争让女人走开。此后，李霞卿做了一段时间的急救站副站长，救治上海前线的伤兵，还协助建造了难民营和孤儿院。但她更想通过飞行募捐的方式报效苦难中的祖国。
李霞卿的愿望最终得到了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首肯和支持，她与另一位中国女飞行员颜雅清会合，一同确定周密的飞行计划。她们在美国东海岸城市旧金山举行的演讲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争取到好几位美国重量级名人的赞助，其中就有著名残障教育家海伦·凯勒、于斌总主教、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之子小西奥多·罗斯福中校及其夫人，此外，她们还争取到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的夫人朱学勤、时任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等人的鼎力支持。
李霞卿与颜雅清驾驶橙红色的SR-9B（NC-17174）型单翼机“新中国精神号”从纽约弗洛伊德·班尼特机场出发，环绕全美飞行募捐，总行程超过万里，历时半年。她们所到之处，华人精神振奋，踊跃捐款，争睹她们的英姿。当年，旧金山报纸上充满了各类不吝溢美之词的盛赞，一位新闻记者如此描绘道：
……蓝天上，一架橙红色飞机表演了各种飞行特技之后，一个小蓝点从机舱爬向机翼……
“噢，上帝，那是一个女人！”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如雷鸣海啸，万头攒动，望着从机舱里走出来的一位秀丽女子。她穿着蓝缎宽袖圆边大襟衫，蓝缎宽脚如意裤，一双大红闪光缎子绣花鞋，束起的发髻上斜插着一朵黄菊，完全是中国装束。
在募捐飞行途中，李霞卿几度遇险。有一次是大雾天气，她迷失了方向，飞到燃油将尽时，才找到临降的机场。正因为险象环生，美国社会对这位中国女飞行员充满了敬意。李霞卿的个人魅力和高超智慧还另有奖赏，北美各大城市的市长都争先恐后颁赠给她“荣誉市民”的金钥匙。 李霞卿身材娇小，常穿白鲨皮呢飞行服，是笑靥如花的窈窕淑女，并非力可开石的剽悍猛妇，这令许多人感到吃惊。一位弱女子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她看上去就像一株薄荷，那样舒爽，那样清新”。这样的文字描绘更使她偏离了人们的固有想象。在飞行募捐的间歇，李霞卿被好莱坞派拉蒙影业公司挑中，出演影片《歧路》中的女配角，与数位国际影星合作，她驾轻就熟，胜任愉快。片酬全部捐给了抗战难民救济会。
1940年初，李霞卿制订了一个难度更高的计划，去南美大陆飞行募捐，那里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高风险也许能换来高回报。这一次，她驾驶的是马力强劲、设备精良的比奇双翼机，名为“中国之星”。李霞卿的南美之行共抵达九个国家，为期一百天，行程一万八千英里，受到空前未有的欢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她在秘鲁创下了单次表演募得四万美元的辉煌纪录，秘鲁政府还颁给她一枚航空金质奖章。
李霞卿的演讲总能掀起观众情绪的热潮，她的口才，她的美貌，她的笑容都形成强大的气场，极具征服力。在全美洲总共四万五千英里的飞行里程中，李霞卿让洋人领略到中国女性的坚强和美丽，她以卡通人物的形象出现在美国的泡泡糖纸上，受认可的程度可见一斑。
爱国既要诉诸语言，更要诉诸行动，李霞卿完全做到了，而且真正做好了。
李霞卿毕生热爱飞行，中年之后，她仍能驾驶农用飞机表演特技，令人叹为观止。
三、颜雅清
颜雅清（1906—1970）是沪上名媛，其家族成员很早就开始接受完整的西式教育。1881年，她的伯祖颜永京担任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院长。她的父亲颜福庆是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学成归国后，主持创办了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抗战初期担任过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她的伯父颜惠庆是著名的外交家，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和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驻苏大使。她的叔父颜德庆是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她的舅舅曹云祥是著名学者、巴哈伊教的忠实信徒，曾担任过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校长。据《飞天名媛》的作者帕蒂·哥莉考证，颜家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个所有家庭成员都接受过国外教育的大家庭，其完全度超过了宋家（即宋美龄家）。在这样开明好学的家庭中长大，颜雅清的上进心格外强烈。
1922年，颜雅清考入美国最负盛名的女校史密斯女子学院，受到女权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熏陶。肄业归国后，她是长沙学联成员，在一次严厉惩治洋人的行动前夕，她抢先透露消息给湘雅医院院长胡美，使后者逃过一劫。不久，颜福庆回上海行医，二十一岁的颜雅清遵从父命，嫁给了孔祥熙的英文秘书陈炳章。这位乘龙快婿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在仕途上前程无量。婚后，颜雅清成为上海最有名的英籍犹太富商维克多·沙逊爵士的座上宾，在各种主题派对中出尽风头。她生下儿子陈国伟、女儿陈国凤，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却很难拴住她的手脚。
1935年，颜惠庆出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这给了颜雅清一个进入外交圈的黄金机会，她代替伯母去做中国大使馆的女主人。此行恰好与中国文艺界访苏代表团同船，梅兰芳、胡蝶是重要团员。颜雅清在苏联的剧院中观赏了梅兰芳担纲主演的《刺虎》、《汾河湾》等剧目，苏联文化界名流对梅剧的狂热迷恋令她百思不得其解。为了尽快了解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她不仅认真学习俄语，还在莫斯科参观博物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颜雅清以技术顾问的身份去日内瓦参加“国联”正式会议，绝对不是去充当花瓶。她建议“国联”将妇女权益这一重要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远东媒体对此颇为留意。
1936年3月初，颜雅清在伦敦办理离婚手续。她有一颗澎湃的心，注定不能在狭小的婚姻内得到应有的快乐和满足，与丈夫陈炳章貌合神离、志趣不投，是她毅然选择离婚的主要原因。尽管她的行为很难取谅于各方，结果却不可更改。
1936年10月下旬，颜雅清在上海观看了女飞行员李霞卿的花式表演，一个大胆的想法随即在她大脑中成形。表演活动结束后，她找到李霞卿，两人的经历如出一辙（同为名门闺秀，均有一儿一女，长期旅居国外，属于主动离婚，事业心和爱国心十分强烈），因此一见如故。在上海，她们商量出一个大胆新颖的计划：创办一家飞行社或飞行协会，鼓励和帮助年轻的东方女性勇敢地踏入这个朝阳领域。可想而知，如果有更多的中国女性飞上蓝天，她们的生命价值将获重估，社会地位必可飙升。
身为“国联”中国代表团成员，颜雅清到意大利调查儿童福利状况，顺道前往利托里亚机场去上了平生第一堂飞行课程。从此以后，飞越蓝天的梦想就被她放置在人生理想的最顶端。
国内偶然发生的一个悲惨事件更坚定了颜雅清航空救国的信念。1937年8月14日晨，中国空军出动一架战机去炸沉近海的日本军舰“出云号”，但被敌机击伤后只得返航。返航途中，飞行员想将炸弹扔到空地上，却因投弹失准，误炸了上海最繁华的大世界，这枚重磅炸弹瞬间夺走了一千七百多名平民的生命，受伤者更是数倍于此。颜雅清在日内瓦听到这个噩耗，顿时心血涨满，立刻作出决定，放下眼前的一切事务，去美国学习飞行课程，尽快拿到飞行执照。
1938年初，颜雅清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飞行学校——沙菲尔飞行学校的学员，在总共四十个课时的飞行训练中，不少于二十个课时为单飞训练和教练同机训练，此外还包括翻筋斗、俯冲、水平八字、上下横八字、陌生野地着陆、跃升转弯半滚倒转等飞行特技。颜雅清没有被这张高难度的课程表吓倒，她有一个强烈的心愿：学成归国后，成为中国空军的飞行教官，一旦有必要，有需要，她也可以驾机参加空战，或去执行轰炸任务。
有趣的是，颜雅清的家人谁都不看好她学习飞行，原因很简单：颜雅清开汽车，是出了名的臭司机，磕碰刮擦是常事，熄火抛锚不稀奇，追尾撞树也有次数。但这一回，他们应该打消自己的成见才对，颜雅清学得极为用心，为此她拒绝了外界的许多诱惑，把去中国驻美大使馆参加舞会和宴会的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通过将近一年的艰苦训练，颜雅清如愿以偿，通过了各项严格的考试，获得了沙菲尔飞行学校的私人飞行员执照。 1939年3月23日，颜雅清与李霞卿在纽约弗罗伊德·班尼特机场会合，驾驶“新中国精神号”，一架SR-9B（NC-17174）型单翼机，为支援中国抗日，她们开始了全美飞行募捐的艰险征程。当天，李霞卿让颜雅清坐在主驾驶位，担任机长。此后不久，王牌飞行员罗斯科·特纳上校送来了颜雅清那架同样被命名为“新中国精神号”的Porterfield 35-W单翼机，两位好友便开始了各自的单飞之旅。
1939年5月1日，颜雅清从莫比尔飞往伯明翰，中途偏离了航道，在燃料不足的情况下，她迫降在阿拉巴马州普拉特维以南的一家农场，下机问明方向后，再次起飞，结果受到非常规“跑道”的制约，飞机栽落在灌木丛中，颜雅清获救时，已血流满面，下唇被玻璃划开了一道很深的伤口，所幸脑部未受重创，并无性命之忧。
颜雅清飞机失事的消息经由新闻媒体的放大传播，引起了中、美两国广泛的关注，询问伤情的加急电报纷至沓来。颜雅清因祸得福，知名度激增，伤愈后，她的演讲会场场爆满，捐款者更加踊跃。善良的美国人（尤其是美籍华人）都敬佩她为苦难中的国家舍命服务的忠勇精神，连著名残障教育家海伦·凯勒都撰文向她致敬，颜雅清俨然成为了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女英雄。
在美期间，颜雅清与李霞卿为拯救中国难民的“一碗饭运动”多次举办募捐舞会，还为美国医药援华会出力，促成大量救命的医药及时送往中国战区。
1939年底，颜雅清接受伯父颜惠庆的建议回到香港。这是一段极不如意的日子，她为了自食其力，在海关学校担任教员，一度产生厌倦情绪。
1941年12月上旬，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香港首当其冲，沦为人间地狱，颜雅清也未能幸免，做了八个月的难民，暴瘦到友人都快认不出的程度。逃回内地后，她被宋美龄选中，随之访美。在美国，她也有自己的事要办，她的飞行执照已经过期，她想申请新证，却未能如愿。
四、郑汉英
郑汉英（1915—1943）曾被一位新闻记者形容为“一位从象牙雕像基座上走下来的美丽公主”。她英年早逝，二十八岁就撒手离开了尘寰，但这并不妨碍她在中国航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她的履历漂亮得不能再漂亮：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持有国际飞行执照的飞行员，精通五国语言的外交官。这三项就足以傲视群雄，何况她还是一位深谙听众心理的演说家，做过宋美龄的助手。
郑汉英出生于显赫的世家，她姑姑是大律师郑毓秀，姑父是政界、外交界的红人魏道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哥哥郑云是飞行员，她堂嫂李霞卿也是飞行员。正因为在上海欣赏了堂嫂的飞行特技表演，受到鼓舞，郑汉英才决意去香港远东飞行训练学校学习，以求考取由FAI颁发的国际飞行执照，到高远的蓝天上去御风而行，一探究竟。
七七事变后不久，郑汉英提请国民政府批准，允许她加入中国空军，上天杀敌。她的运气要比同样积极请缨加入中国空军的女飞行员李霞卿、颜雅清、杨瑾珣、李月英好许多，国民政府欣然接纳她到航空委员会任职，成为该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助手。1938年，蒋介石亲自委任郑汉英为中国空军飞行中尉，她成为了中国空军史上第一位女军官。个中原因不难猜测，郑汉英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英国皇家空军认可的飞行学校，精通五国语言，懂得外交礼仪，确实堪称女界精英和翘楚。她姑姑郑毓秀与宋美龄交情深厚，可能也是不可忽略的助力。
1938年下半年，郑汉英被调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香港办事处工作，相比一日数惊、举步维艰的重庆，香港照旧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一位年轻的美女，而且是一位身穿空军制服的美女，走到那儿都会成为男士注目的焦点。当丘彼特张弓搭箭时，加拿大华侨青年司徒炳通便未能躲过他的神矢，这位外貌俊朗的富家公子与郑汉英双双坠入爱河。真叫乐极生悲，未婚先孕使郑汉英陷入了被动，她既是军官，又是天主教徒，不堕胎有伤风纪，堕胎则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恶。可恼人的是，司徒炳通竟然丝毫没有做丈夫做父亲的打算，于是这对情侣发生了争执，产生了分歧，爱情的裂痕迅速扩大。郑汉英去加拿大讨要说法终告无果，生下女儿也无暇照顾，只好将她送到司徒家，由爷爷、奶奶担任监护人。这段经历成为郑汉英心头久久难以痊愈的伤痛，一直对外界秘而不宣，那些最能刨根问底的记者对此也着墨不多。
滞留加拿大期间，郑汉英在中国驻渥太华总领事馆担任专员，负责向加拿大政府和加拿大民众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和现状，争取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这项工作并不好做，因为加拿大政府和民众更关心自家子弟兵直接参战的欧洲战场，对亚洲战局的关注度相当低。郑汉英重病在身，却坚持在加拿大的一些主要城市作连轴转的巡回演说，所到之处，她从不摇尾乞怜，只如实地讲述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故事，并且强调中国若有足够的战斗机和精良的重武器，必定能够在远东战场上大有作为，缓解盟军的压力，减少盟军的损失。郑汉英的演讲加深了那些友善的听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同情。她感到欣慰的是，与温哥华七人飞行俱乐部的女飞行员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飞上蓝天已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多得的奢侈享受。
1943年，郑汉英的哥哥郑云在兰州驾机起飞后失事，重伤不治，就在同一年，郑汉英患“百日痨”，医药罔效，不幸去世。她在加拿大享受到了军中最高规格的哀荣，埋骨于伯纳比海景墓园，但她远离战火纷飞的祖国，在九泉之下，恐怕也难安息。
相比生命的长度，生命的高度、宽度更为重要，爱国儿女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