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史学碎片化最早由法国年鉴学派进行批评时提出，引入中国后引起了一批年轻历史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形成一股学术潮流。有人认为它给中国近现代史学中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有人认为它导致了历史研究趋于零散化，难以形成宏达广阔的视角。本文就社会史的“碎片化”问题的出现、成因、评价，提出一些浅显的看法。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社会史；碎片化
　　一、什么是“碎片化”问题
　　“碎片化”这一说法是由西方引进来的，最早是由法国史学界对年鉴学派进行批评时提出来的。所谓“碎片化”是指原本完整的东西破碎成零散的块状，形成了诸多碎片，不再是一个整体了。历史是一面镜子，就像照镜子一样。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这一话语就已被广泛应用在信息、传媒、社会、技术、文化等领域，用来形容一个事物琐碎、细碎、零碎的状态，即没有整体关怀，只强调个体、片断的存在。因此，人们在谈及“碎片化”时，即是指一种零散、不完整、断裂的取向。比如着眼点放在人口、婚姻、等内容方面，此类研究揭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细节，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局部问题的解释，也难免会被视为一种“碎片化”的表现。
　　二、“碎片化”问题出现的成因
　　根据一些学者的探讨，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除了“碎片化”从西方的传入，再就是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社会重心由政治运动向经济建设转变，史学界也开始有此前聚焦的革命、政治等宏大主题转向探究社会演变尤其是社会内部结构、文化形态等微观领域。主要特征就是由以往偏重政治层面转向下层社会、民众以及文化等。社会犹如汪洋大海，文化也千差万别，所以微观研究也就发展开来，研究问题趋于细小，逐渐有了“碎片化”的偏向。
　　（2）在宏观层面上，缺少公认的理论指导与操作方法。由于缺乏合适的理论指导，使得历史研究“琐碎的不是地方”，也就是所研究的内容是否需要细节化处理有待于探讨；还由于历史研究日趋碎化，难以建立或者忽视了同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无法构架总体的史学理论框架，背离了建造总体社会史、展示社会史全貌的初衷。
　　三、如何看待“碎片化”问题
　　关于“碎片化”问题主要存在三种态度。
　　第一种对“碎片化”问题持质疑或者是否定态度。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认为历史学本身就是以碎片为基础的一门学问，而且从“碎片”的研究中也能反映出历史的整体面貌。所以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从断裂的碎片中看到整体。苏州大学王卫平教授和王玉贵教授认为，看似“碎片化”问题证据确凿，但是仍需要仔细推敲。从严格的学术考究和深层次的学术反思来看，“碎片化”虽然在某些研究者身上有所体现，但这代表不了整个学界的固有特征，也不至于影响学界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从史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来看，总是由宏观逐渐走向深入和具体，细致入微的精深和细致的研究终究会取代宏观和粗线条研究。
　　第二类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碎片化”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和大问题；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这是碎片化问题的主要症状。不同的学者针对这一视角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主张要将严肃的细节研究与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区别开。细节研究必须要在自己的实证基础上进行，以小见大，才能形成真知灼见。所以对于一些历史研究者只顾一点不顾全局的碎片研究要予以抵制。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教授认为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是存在的，而且他认为这种现象与当前学科的评估机制有密切关系。学术制度鼓励发表是推动着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使得史学研究趋向急功近利性。
　　第三类观点从辩证的角度分析碎片化问题，没有简单的认为“碎片化”问题是否存在。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认为碎片化有两种：一种是放弃“总体性”，最终没有形成总体的认识，没有回归“总体史”；一种是坚持“总体性”。后者是新旧更替之际研究趋于多元化的正常现象，是学界进行突破综合的必要过程。而从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现状来看，当下史学研究仍坚持总体性，只是还没有在多元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突破，所以此时的碎片化阶段是正常的阶段。所以他主张坚持历史的总体性，并且强调继承创新形成新的认知结构。
　　四、对于碎片化问题的评价
　　1.对于碎片化问题的积极评价
　　具有宏观视野与总体观念的微观研究是积极的，不能因其选题具体甚至细碎，而低估其意义。缘于史家的个性与秉赋，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综合与宏观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陈垣说，考据虽非史学的究竟，但它是“一人劳而众人逸”的工作，功德无量，不容轻忽。
　　郑师渠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属积极，实际上，它是新旧思潮更替在特定阶段上的应有之义，本质是积极的。自然也会有部分学者缘个性及社会诸多因素的制約，做不到“贤者见其大”，那也只是任何时期都会存在的方法论层面上的一种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碎片化”，并非“危机化”，相反，它恰是近代史研究酝酿大突破的征兆。
　　勒高夫认为：“新史学渴望建设一种从人体到生物、置于社会历史时段中的总体的人的历史。”但同时又要防止“总体的历史”被分割为许多个各行其是的“专门化”部门（经济史、思想史等）。
　　所谓“碎片化”只是两难中不得已的选择，既然要写“全面的”、“整体的”的历史，势必会缩小“历史研究的单位”，走向微观史的研究。
　　2.对于碎片化问题的消极评价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个案研究、微观研究中，有些原本是基于“地方”的研究，却将问题上升到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把握。而原本没有多少见解的研究，却因为发掘出此前鲜少利用的所谓“新材料”，便容易获得积极的评价。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碎片化”倾向更为普遍，即是因为近代历史所留存的材料极为丰富。而对“材料”的迷信，也促成所谓“新材料”成为引导学术的关键，甚至将“新材料”和好的研究等同起来。
　　参考文献：
　　[1]王玉贵，王卫平.“碎片化”是个问题吗？[J].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2]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J].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杨光（1985-），性别：男，民族：汉，籍贯：山东聊城，工作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职务：学生，职称：无，学位：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