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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论坛“发展中的女孩效应”认为，在女孩或妇女身上投入资金，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在中国，那些“发展中的女孩”首先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吗?
达沃斯论坛提出
“女孩效应”
“这个世界一团糟。贫困。艾滋病。饥饿。战争。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有一个出人意料的解决方案，能挽救这艘下沉的船?这个解决方案就在你身边，而你会不会对它熟视无睹?它不是因特网，不是科技，不是政府，不是金钱，它是——女孩。”
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大屏幕打出这么一行字。连续进行了三天关于经济危机的研讨会之后，这场名为“发展中的女孩效应”(The Girl Effect on Development)的讨论，给一直神经紧绷的精英们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欣慰。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在38年历史上首次以女孩为题开设的专场，参与的嘉宾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耐克公司CEO马克·帕克、比尔盖茨的夫人梅琳达·盖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执行主任会安维尼曼等。
嘉宾们指出，不发达地区女孩的生活现状非常严峻，全球仍有6亿未成年女孩生活在贫困中，全球1.3亿失学少年中70％是女孩。而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先失业的也多是女性。女性面临着比男性更大的困难，但引起的关注却很少。
嘉宾们通过身边的例子告诉人们，在女孩或妇女身上投入资金，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梅琳达-盖茨引用数据表明，一个女人会将她收入的九成用在改善她的家庭上，男人的这个比例只有三、四成，然而全球用于援助发展的每一美元中，只有半分钱花在了女孩们的身上。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或称“格莱珉银行”)的创办人穆罕默德·尤努斯介绍，他的银行最初提供贷款时不分男女，可是很快发现借给女人的钱总能带来更大的回报，她们总是勤奋工作，很少拖欠，于是渐渐地把重心偏向妇女。
最容易被忽略的群体，总是那些女孩们、女人们。中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中国目前成人文盲数量是8500万，其中70％是妇女。而在辍学儿童中，女孩辍学率也是70％。根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费立鹏的研究报告，每年我国死于自杀的约有28.7万人，其中女性15.7万人，农村妇女又是城市妇女的3～5倍。男人大量涌到城市打工，目前我国有4700万妇女留守农村，70％以上的农业是妇女在支撑。
达沃斯论坛给我们理解困难女性群体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她们不仅仅需要社会的关爱和帮助，她们也会不失时机地证明自己的能量和价值。给她们提供一点的帮助，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
河北的生命危机干预小组
河北正定县上曲阳村的华英一直为同村妇女所羡慕。她家境较好，和丈夫一起经营木器厂。但是富起来以后，丈夫在县城包养了情人，华英为此非常痛苦，几次想自杀。村妇代会主任康计容多次开导她，却也没有好的办法。康计容不能劝华英离婚，因为离婚之后，华英的处境可能会更艰难。对于许多农村妇女而言，家庭仍然是她们的生活重心。
2002年的一天，北京的“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农家女”)的项目工作人员来到上曲阳村，在村里成立了妇女健康支持小组，将姐妹们组织起来，选举组长，开展活动，宣讲生活的道理，并提供书籍、DVD等设备。在姐妹们的鼓励之下，华英积极参加小组活动，还到北京参加了农家女组织的培训，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小组文艺队借助艺术形式宣扬孝敬、讽刺外遇，造成了有效的惩恶扬善的舆论环境——她们表演的小品《东哥和巧巧》直接带来了华英丈夫的改变。华英逐渐说服丈夫和情人断绝关系，两个人把木器厂承包了出去，重新开始做生意。现在日子越过越红火。
健康支持小组在村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康计容这位热心人。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曲阳村人，村委委员，负责妇女工作，人缘极好。康计容谈到，在“农家女”生命危机干预项目来村里之前，农村妇女经常打麻将，两口子闹离婚，喝农药，工作很难开展，对妇女自杀更是束手无策。后来“农家女”许容老师和她一起走家串户，了解她们的困难，教她怎样做农村妇女工作。健康支持小组就是在她们的倡导下成立的。
这只是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发挥作用的一个缩影。在“农家女”的主导下，从2002年到2005年，河北四个县六个村先后成立了这样的小组，2005年至2008年又新增加了三个村。这几个村庄实现了“零”自杀目标(3例未遂)。
“农家女”是如何开展日常工作的?《世界博览》记者走访了位于北京加利大厦内的“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不到两百平米的房子仅有十几个工作人员，承担着《农家女》杂志、农村妇女扫盲、心理危机干预、女村官培训、农家女书社等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人员热情、干练而忙碌，大部分为女性。
“农村妇女生命危机干预”项目一直由“农家女”执行部主任许容负责，已经有八年了。许容回忆说。“刚开始进入农村时很难，村里人都很避讳这个，不愿意谈。谁家有人自杀了，活着的人都抬不起头来，自杀未遂的人更是如此。那怎么让农村妇女愿意跟你谈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以前学过中草药，就从讲防病知识开始，带妇女去田间地头采药，采车前草、益母草、马齿苋等等，教她们怎么用。慢慢地她们就信任我了，开始给我讲她们的故事，我就知道哪些人自杀过了。我们发现，农村妇女自杀大多是因为家庭矛盾。我们就开导她们、教她们正确对待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干预自杀问题，就是提供一种助力，帮助自杀的人重新融入社区，另外就是培育一种和睦相处、健康向上的氛围，预防自杀。”许容总结道。
南部边逝陲的妇女禁毒会
或许你还记得电视剧《玉观音》中那个叫安心的女警察是如何在禁毒第一线与毒贩斗争的。其实，在南部边陲还有许多女性在和毒品斗争，但她们不是职业民警，而是普通的村姑村妇。
云南省盈江县姐帽乡芒拱村，是一个青山环抱、风俗纯正的半山坡寨子。全村共有56户人家，人均年纯收入1300多元。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全村贩毒猖獗，吸毒成风。吸毒人员家庭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有的甚至家破人亡。
2004年2月，该村经过群众选举，13名具有号召力的妇女组成“妇女禁毒议事会”，郑重向村民承诺：“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为了芒拱的子孙后代和美好家园，誓与毒品斗争到底。”
她们深知，要遏制毒品蔓延首先要进行毒品清剿。2005年6月23日，当吸毒人员张麻翁兴冲冲地买了毒品返家时，小组长余文刚发现他形迹可疑，便对其进行搜查，当场搜出海洛因两克。余文刚押解着张麻翁直赴卖家家中，现场搜出海洛因5克、毒资600元。半年时间内，“妇女禁 毒议事会”共处理贩毒事件8起15人。
为了帮助吸毒人员“脱瘾”，“妇女禁毒议事会”鼓励吸毒者参与本组的各项事务或文体活动，激发他们戒毒禁毒的决心和信心。劳作之余大家排练节目、唱歌、跳舞，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加深了感情。
另外，她们还尽力帮扶困难家庭。村民兰芷的丈夫因为吸毒，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妇女禁毒议事会”动员全村为她家筹措资金，为她家及时购买种子和农药化肥。兰芷对此深受感动，逢人便说：“妇女禁毒议事会真是我们村民的贴心会。”
从2006年开始，海南省各级妇联也组织开展了“不让毒品进我家”的活动，提出“用三年时间在全省的村委会、居委会创建妇女禁毒会”的目标。妇女禁毒会由妇代会主任任会长，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任顾问，挑选素质好、责任心强、热心禁毒工作的妇女作为骨干，引导广大妇女积极参与“无毒家庭”、“无毒社区”、“无毒村庄”的创建。截至2008年底，海南省已成立3012个妇女禁毒会，建立了一支由1.7万多名妇女组成的禁毒队伍。
妇女禁毒会在云南、海南、广东、福建等地都大量存在。她们筑起家庭防线拒绝毒品，向我们展示了女性保卫家园、子孙的力量。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是妇女自发开展禁毒?
在南部边陲乡村，男性吸毒已经蔚然成风，就像吸烟、喝酒一样，成为男子气概的象征；而女性通常更重视子女健康和家庭安乐，吸毒带来的“个人享受”和“高峰体验”对她们不具吸引力，她们也无需用吸毒来证明自身的什么气概。而毒品泛滥却直接摧残着她们的家庭生活，吸毒的人要么是丈夫、要么是儿子，有什么比剥夺女性的家庭幸福更能激起她们的反抗呢?妇女们与毒品作战，便是捍卫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布依族的妇女合心会
长期研究乡村治理问题的学者贺雪峰，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贵州省内布依族广泛存在的合心会，而贵州省长顺县凯佐村大补羊寨的妇女合心会，是妇女组织互相帮助、改善生活的一个例证。
合心会是布依族人为了获得融资而组成的自愿组织。凡是参加合心会的成员，轮流办事情(比如送人情)，一人做事，众人相帮，就将难事对付过去了。按她们自己的说法叫做“集中小钱办大事”。“融资”的需要很大程度上跟布依族的习俗有关。虽然布依族一般只在红白事和新房落成时才办酒席，但因为参加酒席人员众多，办酒席的规模都很大，融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
但在实际运作中，比融资更重要的是强化会内联系。正如“合心”二字所表明的，“合心会”是关系友好合得来的同龄人组织。合心会不只是融资，还要出力。
乡人大代表罗二芬所在的合心会很有影响。罗二芬五十多岁，是一位能力强、公益心高又有威信的能人，又是大补羊寨公认的妇女领袖。她所在的合心会已有七、八年时间，一直是八个妇女。如果而她的弟弟结婚，要送1000元的大礼，罗二芬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会让合心会成员出钱(当地叫“抬钱”)，合心会的另外七个妇女成员有义务陪罗二芬去送礼，还要一并去吃酒。
据大补羊村人说，合心会是最近10年才流行起来的，人民公社时期没有合心会一说。除了以合心会为单位的活动之外，全寨妇女经常在一起举行其他的活动。每年农历六月六日的种苗会，是布依妇女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全寨妇女都会约在一起“凑钱打平伙”。往往在上一年种苗会上，就确定10个妇女承头负责筹办本年度的聚会。到了这一天，承头的妇女每家收钱，然后买鸡买肉，买香买纸，下午聚餐。寨子的妇女们还自费包车参加地方各种热闹的文化活动，每次外出都是盛装参与。
正因为这样，大补羊妇女的精神面貌不错，村寨和谐而安定，没有不孝，没有非正常死亡，没有调解不了的纠纷，更没有偷盗。少数民族的妇女由于有更多的文化习俗作为依托和载体，比如传统节日、传统爱好等，从而更容易组织起来。
阡陌独行的留守妇女
在中国，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乡村留守妇女正在引起广泛关注。
河南省新安县太平村人的宁湘(化名)年近50岁，结婚已25年，丈夫外出务工10年。她有三个孩子，大儿子20岁出头，小儿子和女儿都10多岁。在农村，三个孩子是巨大的经济负担，父母要考虑孩子结婚的事。丈夫在家又没有资金做生意，只能外出务工增加收入。当时公公已经去世，婆婆又有病需要照顾，宁湘只有留在家里。
家中房屋比较破，厨房是用茅草搭建的。宁湘不敢让孩子帮忙做饭，怕他们不小心把房子给烧了。孩子上中学，离家远，所以很少跟孩子的老师联系。她既要干农活又要干家务，根本没有时间辅导他学习，也没有能力。
她一个人种四亩地，农忙时找邻居帮忙，有时花钱雇人帮忙。婆婆未去世时，还能帮她干一点家务活，如今80多岁也干不动了。去年家里才买了个小灵通，一般与丈夫半个月通话一次，聊聊家里的基本情况，农忙时，和丈夫几乎每天都通电话。由于丈夫经常胃疼，宁湘很担心他的身体。丈夫在水龙头厂工作，活重，上班早下班晚，她总怕他受不了。有一次丈夫在给家里打电话时，电话突然断了，等了十几分钟才打过来，他说是胃疼晕过去了。那几天宁湘每天都担心得独自垂泪。
宁湘很矛盾，一方面希望丈夫在外头务工挣钱，因为家里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又想让丈夫回来，因为家里活太重，自己干不动，而且丈夫身体也不好。想到家里的难处，宁湘经，常哭泣，但是她也告诉自己，哭也解决不了问题，日子只能一天一天过。
据统计，我国农村目前有至少4700万留守妇女。2006年至2008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开展了“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社会调查。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生产技术不够、抚育压力大、安全感缺失等问题。62.9％的留守妇女遇到劳动力不足问题，33.6％的留守妇女没有掌握生产技术，沉重的农活和家务使超过三成的留守妇女身体状况较差，容易患上由于过度劳累而导致的疾病，如腰腿疼痛、风湿等。另外，由于丈夫长期外出务工，家庭的安全防范能力大大减弱，留守妇女易遭到骚扰和欺负，经常感到恐惧。
农村妇女“从夫居”，以丈夫的社会关系为依托，因此丈夫外出务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们的社会交往范围。社会调查中，留守妇女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不招呼男性到家里做客，“晚上有人叫门的话也不敢开门，一般是让他第二天早上再来；如果开了门，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的，被人家看到一眼，就容易被说闲话。”宁湘说，“一个妇女在家难处很多，处处都要小心。”这样的社会交往状况，让她们在遇到困难时可以求助的群体非常有限。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调研组负责人叶敬忠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针对留守妇女主要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也就是集中在家庭、邻里、亲戚、朋友之间的帮助，社区、政府和社会名义的正式社会支持几乎没有。这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有其局限性，比如，互助很不稳定，留守妇女需要帮助时得不到帮助的情况大量存在，还会因为双方劳动付出的不平衡导致相互的不满意或不信任，而且从外地嫁过来的妇女自己的社会关系较少，因此获得的帮助也较少。”
给妇女们一个助力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强妇女的社会联系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河北省易县坡仓乡开展农村发展活动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经验。农业大学的项目工作人员去当地考察后发现，当地农村妇女之间交往很少。就希望组织一些文娱活动来加强她们的联系，丰富她们的文化生活。工作人员整平一块场地，买些扇子、VCD等，开始走家串户请妇女们参与扭秧歌活动，没几天她们就自发来参加了。这项活动就一直这么坚持了下来。
“加强妇女的社会网络有很多种办法，其中最简单可行的是多组织集体活动，为农村妇女的交流创造一个载体。组织活动并不困难，只需要提供一个推动力、一个物理平台就够了。这些村委会和基层妇联都可以做。”叶敬忠说，“还有就是，可以成立妇女生产生活互助合作小组，农忙时可以互相帮忙照看孩子、换工做农活、交流经验，闲暇时可以互相聊天互相倾诉，进行一些集体娱乐活动等。但是如何形成一个稳定、成员间互相信任的组织有待进一步实践摸索。”
成立妇女互助合作小组不乏实例。今年“38”妇女节，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九保乡的副乡长梁晓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她所在的乡所辖的每个村都有“妇女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一位“妇女家长”。平日里，哪个妇女家里有困难，小组其他成员就去帮忙；每逢节假日，“妇女家长”又会让姐妹们聚在一起唱唱歌、跳跳舞，一定程度上舒缓了留守妇女空虚、孤寂的心理。
对于如何加强妇女的社会网络，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做法也给我们一些启示。
在奉行伊斯兰教的孟加拉国，妇女生活范围局限于家庭，从事生产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比如“遮蔽”的习俗要求妇女不得出门，不能被非近亲的男子看到。在这样的习俗下，将妇女组织起来要比在中国难得多。但是，尤努斯做到了。
为了帮助赤贫妇女，尤努斯给每人提供几美元的小额贷款。但是，她们实在是太弱小了，孤立而分散，以前甚至很少走出家门。在她们的生活世界里，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围绕男性建立的。现在她们拿这些钱做什么营生呢，编织、做糕点、还是缝纫、养牛?她们从哪里获得这些生产信息呢?如果家里有人急病、去世或者遭受灾害，她无力按时偿还贷款怎么办呢?
尤努斯接着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实验：成立妇女支持小组。他要求每个申请人都加入一个有相同经济社会背景和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小组，这些小组由妇女们自行成立，并鼓励贷款者在各自的营生中互相帮助。贷款以小组为单位发放，如果有一个小组成员无法或是不愿意偿付贷款的话，那么直至该偿付问题得以解决之前，她的小组在随后的几年里可能就没有资格申请更大额贷款了。正如尤努斯所说，“小组成员的身份不仅建立起相互的支持和保护，还舒缓了单个成员不稳定的行为方式，使每一个贷款人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可靠。”孟加拉小额贷款的意义对该国文化变革的意义已大大超出了提供资金本身。
“农家女”则是精英女性帮助农村妇女的一个绝好典型，她们所做的也是发掘出农村妇女心中的“种子”，让她们自己生长。对于中国勤劳、朴实的普通农村妇女而言，互助与合作是她们目前最需要、最实惠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帮助形式。许容说，“在‘农家女’做了这么多年，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农村妇女的自我意识和价值感，给她们以知识、技能和信心让她们去面对周围的世界，解决身边的问题。”不谋而合的是，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也说到，“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给她们提供一个助力、一个物理平台。”农村妇女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她们不仅耕耘大地、孕育生命，还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捍卫者，我们不需要对她们施舍同情，只需要给她们一个助力。
达沃斯论坛提出
“女孩效应”
“这个世界一团糟。贫困。艾滋病。饥饿。战争。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有一个出人意料的解决方案，能挽救这艘下沉的船?这个解决方案就在你身边，而你会不会对它熟视无睹?它不是因特网，不是科技，不是政府，不是金钱，它是——女孩。”
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大屏幕打出这么一行字。连续进行了三天关于经济危机的研讨会之后，这场名为“发展中的女孩效应”(The Girl Effect on Development)的讨论，给一直神经紧绷的精英们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欣慰。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在38年历史上首次以女孩为题开设的专场，参与的嘉宾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耐克公司CEO马克·帕克、比尔盖茨的夫人梅琳达·盖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执行主任会安维尼曼等。
嘉宾们指出，不发达地区女孩的生活现状非常严峻，全球仍有6亿未成年女孩生活在贫困中，全球1.3亿失学少年中70％是女孩。而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先失业的也多是女性。女性面临着比男性更大的困难，但引起的关注却很少。
嘉宾们通过身边的例子告诉人们，在女孩或妇女身上投入资金，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梅琳达-盖茨引用数据表明，一个女人会将她收入的九成用在改善她的家庭上，男人的这个比例只有三、四成，然而全球用于援助发展的每一美元中，只有半分钱花在了女孩们的身上。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或称“格莱珉银行”)的创办人穆罕默德·尤努斯介绍，他的银行最初提供贷款时不分男女，可是很快发现借给女人的钱总能带来更大的回报，她们总是勤奋工作，很少拖欠，于是渐渐地把重心偏向妇女。
最容易被忽略的群体，总是那些女孩们、女人们。中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中国目前成人文盲数量是8500万，其中70％是妇女。而在辍学儿童中，女孩辍学率也是70％。根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费立鹏的研究报告，每年我国死于自杀的约有28.7万人，其中女性15.7万人，农村妇女又是城市妇女的3～5倍。男人大量涌到城市打工，目前我国有4700万妇女留守农村，70％以上的农业是妇女在支撑。
达沃斯论坛给我们理解困难女性群体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她们不仅仅需要社会的关爱和帮助，她们也会不失时机地证明自己的能量和价值。给她们提供一点的帮助，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
河北的生命危机干预小组
河北正定县上曲阳村的华英一直为同村妇女所羡慕。她家境较好，和丈夫一起经营木器厂。但是富起来以后，丈夫在县城包养了情人，华英为此非常痛苦，几次想自杀。村妇代会主任康计容多次开导她，却也没有好的办法。康计容不能劝华英离婚，因为离婚之后，华英的处境可能会更艰难。对于许多农村妇女而言，家庭仍然是她们的生活重心。
2002年的一天，北京的“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农家女”)的项目工作人员来到上曲阳村，在村里成立了妇女健康支持小组，将姐妹们组织起来，选举组长，开展活动，宣讲生活的道理，并提供书籍、DVD等设备。在姐妹们的鼓励之下，华英积极参加小组活动，还到北京参加了农家女组织的培训，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小组文艺队借助艺术形式宣扬孝敬、讽刺外遇，造成了有效的惩恶扬善的舆论环境——她们表演的小品《东哥和巧巧》直接带来了华英丈夫的改变。华英逐渐说服丈夫和情人断绝关系，两个人把木器厂承包了出去，重新开始做生意。现在日子越过越红火。
健康支持小组在村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康计容这位热心人。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曲阳村人，村委委员，负责妇女工作，人缘极好。康计容谈到，在“农家女”生命危机干预项目来村里之前，农村妇女经常打麻将，两口子闹离婚，喝农药，工作很难开展，对妇女自杀更是束手无策。后来“农家女”许容老师和她一起走家串户，了解她们的困难，教她怎样做农村妇女工作。健康支持小组就是在她们的倡导下成立的。
这只是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发挥作用的一个缩影。在“农家女”的主导下，从2002年到2005年，河北四个县六个村先后成立了这样的小组，2005年至2008年又新增加了三个村。这几个村庄实现了“零”自杀目标(3例未遂)。
“农家女”是如何开展日常工作的?《世界博览》记者走访了位于北京加利大厦内的“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不到两百平米的房子仅有十几个工作人员，承担着《农家女》杂志、农村妇女扫盲、心理危机干预、女村官培训、农家女书社等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人员热情、干练而忙碌，大部分为女性。
“农村妇女生命危机干预”项目一直由“农家女”执行部主任许容负责，已经有八年了。许容回忆说。“刚开始进入农村时很难，村里人都很避讳这个，不愿意谈。谁家有人自杀了，活着的人都抬不起头来，自杀未遂的人更是如此。那怎么让农村妇女愿意跟你谈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以前学过中草药，就从讲防病知识开始，带妇女去田间地头采药，采车前草、益母草、马齿苋等等，教她们怎么用。慢慢地她们就信任我了，开始给我讲她们的故事，我就知道哪些人自杀过了。我们发现，农村妇女自杀大多是因为家庭矛盾。我们就开导她们、教她们正确对待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干预自杀问题，就是提供一种助力，帮助自杀的人重新融入社区，另外就是培育一种和睦相处、健康向上的氛围，预防自杀。”许容总结道。
南部边逝陲的妇女禁毒会
或许你还记得电视剧《玉观音》中那个叫安心的女警察是如何在禁毒第一线与毒贩斗争的。其实，在南部边陲还有许多女性在和毒品斗争，但她们不是职业民警，而是普通的村姑村妇。
云南省盈江县姐帽乡芒拱村，是一个青山环抱、风俗纯正的半山坡寨子。全村共有56户人家，人均年纯收入1300多元。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全村贩毒猖獗，吸毒成风。吸毒人员家庭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有的甚至家破人亡。
2004年2月，该村经过群众选举，13名具有号召力的妇女组成“妇女禁毒议事会”，郑重向村民承诺：“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为了芒拱的子孙后代和美好家园，誓与毒品斗争到底。”
她们深知，要遏制毒品蔓延首先要进行毒品清剿。2005年6月23日，当吸毒人员张麻翁兴冲冲地买了毒品返家时，小组长余文刚发现他形迹可疑，便对其进行搜查，当场搜出海洛因两克。余文刚押解着张麻翁直赴卖家家中，现场搜出海洛因5克、毒资600元。半年时间内，“妇女禁 毒议事会”共处理贩毒事件8起15人。
为了帮助吸毒人员“脱瘾”，“妇女禁毒议事会”鼓励吸毒者参与本组的各项事务或文体活动，激发他们戒毒禁毒的决心和信心。劳作之余大家排练节目、唱歌、跳舞，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加深了感情。
另外，她们还尽力帮扶困难家庭。村民兰芷的丈夫因为吸毒，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妇女禁毒议事会”动员全村为她家筹措资金，为她家及时购买种子和农药化肥。兰芷对此深受感动，逢人便说：“妇女禁毒议事会真是我们村民的贴心会。”
从2006年开始，海南省各级妇联也组织开展了“不让毒品进我家”的活动，提出“用三年时间在全省的村委会、居委会创建妇女禁毒会”的目标。妇女禁毒会由妇代会主任任会长，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任顾问，挑选素质好、责任心强、热心禁毒工作的妇女作为骨干，引导广大妇女积极参与“无毒家庭”、“无毒社区”、“无毒村庄”的创建。截至2008年底，海南省已成立3012个妇女禁毒会，建立了一支由1.7万多名妇女组成的禁毒队伍。
妇女禁毒会在云南、海南、广东、福建等地都大量存在。她们筑起家庭防线拒绝毒品，向我们展示了女性保卫家园、子孙的力量。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是妇女自发开展禁毒?
在南部边陲乡村，男性吸毒已经蔚然成风，就像吸烟、喝酒一样，成为男子气概的象征；而女性通常更重视子女健康和家庭安乐，吸毒带来的“个人享受”和“高峰体验”对她们不具吸引力，她们也无需用吸毒来证明自身的什么气概。而毒品泛滥却直接摧残着她们的家庭生活，吸毒的人要么是丈夫、要么是儿子，有什么比剥夺女性的家庭幸福更能激起她们的反抗呢?妇女们与毒品作战，便是捍卫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布依族的妇女合心会
长期研究乡村治理问题的学者贺雪峰，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贵州省内布依族广泛存在的合心会，而贵州省长顺县凯佐村大补羊寨的妇女合心会，是妇女组织互相帮助、改善生活的一个例证。
合心会是布依族人为了获得融资而组成的自愿组织。凡是参加合心会的成员，轮流办事情(比如送人情)，一人做事，众人相帮，就将难事对付过去了。按她们自己的说法叫做“集中小钱办大事”。“融资”的需要很大程度上跟布依族的习俗有关。虽然布依族一般只在红白事和新房落成时才办酒席，但因为参加酒席人员众多，办酒席的规模都很大，融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
但在实际运作中，比融资更重要的是强化会内联系。正如“合心”二字所表明的，“合心会”是关系友好合得来的同龄人组织。合心会不只是融资，还要出力。
乡人大代表罗二芬所在的合心会很有影响。罗二芬五十多岁，是一位能力强、公益心高又有威信的能人，又是大补羊寨公认的妇女领袖。她所在的合心会已有七、八年时间，一直是八个妇女。如果而她的弟弟结婚，要送1000元的大礼，罗二芬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会让合心会成员出钱(当地叫“抬钱”)，合心会的另外七个妇女成员有义务陪罗二芬去送礼，还要一并去吃酒。
据大补羊村人说，合心会是最近10年才流行起来的，人民公社时期没有合心会一说。除了以合心会为单位的活动之外，全寨妇女经常在一起举行其他的活动。每年农历六月六日的种苗会，是布依妇女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全寨妇女都会约在一起“凑钱打平伙”。往往在上一年种苗会上，就确定10个妇女承头负责筹办本年度的聚会。到了这一天，承头的妇女每家收钱，然后买鸡买肉，买香买纸，下午聚餐。寨子的妇女们还自费包车参加地方各种热闹的文化活动，每次外出都是盛装参与。
正因为这样，大补羊妇女的精神面貌不错，村寨和谐而安定，没有不孝，没有非正常死亡，没有调解不了的纠纷，更没有偷盗。少数民族的妇女由于有更多的文化习俗作为依托和载体，比如传统节日、传统爱好等，从而更容易组织起来。
阡陌独行的留守妇女
在中国，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乡村留守妇女正在引起广泛关注。
河南省新安县太平村人的宁湘(化名)年近50岁，结婚已25年，丈夫外出务工10年。她有三个孩子，大儿子20岁出头，小儿子和女儿都10多岁。在农村，三个孩子是巨大的经济负担，父母要考虑孩子结婚的事。丈夫在家又没有资金做生意，只能外出务工增加收入。当时公公已经去世，婆婆又有病需要照顾，宁湘只有留在家里。
家中房屋比较破，厨房是用茅草搭建的。宁湘不敢让孩子帮忙做饭，怕他们不小心把房子给烧了。孩子上中学，离家远，所以很少跟孩子的老师联系。她既要干农活又要干家务，根本没有时间辅导他学习，也没有能力。
她一个人种四亩地，农忙时找邻居帮忙，有时花钱雇人帮忙。婆婆未去世时，还能帮她干一点家务活，如今80多岁也干不动了。去年家里才买了个小灵通，一般与丈夫半个月通话一次，聊聊家里的基本情况，农忙时，和丈夫几乎每天都通电话。由于丈夫经常胃疼，宁湘很担心他的身体。丈夫在水龙头厂工作，活重，上班早下班晚，她总怕他受不了。有一次丈夫在给家里打电话时，电话突然断了，等了十几分钟才打过来，他说是胃疼晕过去了。那几天宁湘每天都担心得独自垂泪。
宁湘很矛盾，一方面希望丈夫在外头务工挣钱，因为家里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又想让丈夫回来，因为家里活太重，自己干不动，而且丈夫身体也不好。想到家里的难处，宁湘经，常哭泣，但是她也告诉自己，哭也解决不了问题，日子只能一天一天过。
据统计，我国农村目前有至少4700万留守妇女。2006年至2008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开展了“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社会调查。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生产技术不够、抚育压力大、安全感缺失等问题。62.9％的留守妇女遇到劳动力不足问题，33.6％的留守妇女没有掌握生产技术，沉重的农活和家务使超过三成的留守妇女身体状况较差，容易患上由于过度劳累而导致的疾病，如腰腿疼痛、风湿等。另外，由于丈夫长期外出务工，家庭的安全防范能力大大减弱，留守妇女易遭到骚扰和欺负，经常感到恐惧。
农村妇女“从夫居”，以丈夫的社会关系为依托，因此丈夫外出务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们的社会交往范围。社会调查中，留守妇女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不招呼男性到家里做客，“晚上有人叫门的话也不敢开门，一般是让他第二天早上再来；如果开了门，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的，被人家看到一眼，就容易被说闲话。”宁湘说，“一个妇女在家难处很多，处处都要小心。”这样的社会交往状况，让她们在遇到困难时可以求助的群体非常有限。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调研组负责人叶敬忠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针对留守妇女主要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也就是集中在家庭、邻里、亲戚、朋友之间的帮助，社区、政府和社会名义的正式社会支持几乎没有。这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有其局限性，比如，互助很不稳定，留守妇女需要帮助时得不到帮助的情况大量存在，还会因为双方劳动付出的不平衡导致相互的不满意或不信任，而且从外地嫁过来的妇女自己的社会关系较少，因此获得的帮助也较少。”
给妇女们一个助力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强妇女的社会联系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河北省易县坡仓乡开展农村发展活动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经验。农业大学的项目工作人员去当地考察后发现，当地农村妇女之间交往很少。就希望组织一些文娱活动来加强她们的联系，丰富她们的文化生活。工作人员整平一块场地，买些扇子、VCD等，开始走家串户请妇女们参与扭秧歌活动，没几天她们就自发来参加了。这项活动就一直这么坚持了下来。
“加强妇女的社会网络有很多种办法，其中最简单可行的是多组织集体活动，为农村妇女的交流创造一个载体。组织活动并不困难，只需要提供一个推动力、一个物理平台就够了。这些村委会和基层妇联都可以做。”叶敬忠说，“还有就是，可以成立妇女生产生活互助合作小组，农忙时可以互相帮忙照看孩子、换工做农活、交流经验，闲暇时可以互相聊天互相倾诉，进行一些集体娱乐活动等。但是如何形成一个稳定、成员间互相信任的组织有待进一步实践摸索。”
成立妇女互助合作小组不乏实例。今年“38”妇女节，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九保乡的副乡长梁晓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她所在的乡所辖的每个村都有“妇女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一位“妇女家长”。平日里，哪个妇女家里有困难，小组其他成员就去帮忙；每逢节假日，“妇女家长”又会让姐妹们聚在一起唱唱歌、跳跳舞，一定程度上舒缓了留守妇女空虚、孤寂的心理。
对于如何加强妇女的社会网络，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做法也给我们一些启示。
在奉行伊斯兰教的孟加拉国，妇女生活范围局限于家庭，从事生产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比如“遮蔽”的习俗要求妇女不得出门，不能被非近亲的男子看到。在这样的习俗下，将妇女组织起来要比在中国难得多。但是，尤努斯做到了。
为了帮助赤贫妇女，尤努斯给每人提供几美元的小额贷款。但是，她们实在是太弱小了，孤立而分散，以前甚至很少走出家门。在她们的生活世界里，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围绕男性建立的。现在她们拿这些钱做什么营生呢，编织、做糕点、还是缝纫、养牛?她们从哪里获得这些生产信息呢?如果家里有人急病、去世或者遭受灾害，她无力按时偿还贷款怎么办呢?
尤努斯接着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实验：成立妇女支持小组。他要求每个申请人都加入一个有相同经济社会背景和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小组，这些小组由妇女们自行成立，并鼓励贷款者在各自的营生中互相帮助。贷款以小组为单位发放，如果有一个小组成员无法或是不愿意偿付贷款的话，那么直至该偿付问题得以解决之前，她的小组在随后的几年里可能就没有资格申请更大额贷款了。正如尤努斯所说，“小组成员的身份不仅建立起相互的支持和保护，还舒缓了单个成员不稳定的行为方式，使每一个贷款人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可靠。”孟加拉小额贷款的意义对该国文化变革的意义已大大超出了提供资金本身。
“农家女”则是精英女性帮助农村妇女的一个绝好典型，她们所做的也是发掘出农村妇女心中的“种子”，让她们自己生长。对于中国勤劳、朴实的普通农村妇女而言，互助与合作是她们目前最需要、最实惠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帮助形式。许容说，“在‘农家女’做了这么多年，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农村妇女的自我意识和价值感，给她们以知识、技能和信心让她们去面对周围的世界，解决身边的问题。”不谋而合的是，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也说到，“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给她们提供一个助力、一个物理平台。”农村妇女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她们不仅耕耘大地、孕育生命，还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捍卫者，我们不需要对她们施舍同情，只需要给她们一个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