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是综合国力的体现。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声音增强，各种国际交流合作的增多，如何更好地与外国记者打交道，让国际社会正确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成为每一个不是外交官的中国官员的必修课之一。
　　
　　近些年，中国官员、企业家和学者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型高端国际会议上。每一个出现在西方媒体面前的中国官员，都是一个临时的外交官。那么，在各种国际交流的场合，如何表现才能更得体、高效地完成这一角色任务？
　　
　　不能放弃的就是发言权
　　
　　一般来讲，各国政府官员出席国际会议，他们的任务不仅是拜会嘉宾，还要争取发言权，要向国际媒体传播本国的声音，否则参会的效果就会和一次私人旅行没太大差别。但有时中国的一些地方官员却不能完全领会这种“国际任务”的全部，他们在会场内外没有声息，这与在国内自己作主的地盘上开动宣传大不相同。
　　在很多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人数不少却鸦雀无声。西方记者在对一些涉华事件进行报道时，可以比较容易地采访到本国大使或代表，或者至少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会针对某一事件发表评论。但要拿到中方意见却不容易。一个法国记者说：“我也愿意报道中国的观点和看法，电话打到中国的使领馆时，往往没有下文。一般中国官员都不接受采访。”不发言的结果是公众容易被一家之言蛊惑。
　　
　　如何上好这堂必修课？
　　
　　现在，了解国际会议和传媒规则，并熟练应对采访应该是中国官员的必修课。事实上，这样的中国官员也越来越多，比如先后在日内瓦工作过的中国外交官吴建民、沙祖康以及中国前贸易谈判代表龙永图，都是最受驻日内瓦媒体欢迎的中国官员。他们几乎从不拒绝记者的采访，语言也有个性。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简单顺着外国记者的提问回答，反而机智地利用这类采访将中国政府的观点传递出去。
　　不躲避记者，大胆跟记者交流，不怕流露个性，不怕措辞不全，这样的官员让记者觉得更有人情味，其观点更可信，也更有助于让西方媒体了解中国。
　　西方人一般是重事实、轻理论，重微观（个体）、轻宏观，重具体、轻原则。外国记者写文章，往往先讲个具体故事，然后再引出看法和观点。摄制组一般也要求对一个个人或一个家庭跟踪采访。因此，和他们的交谈必须通过人性化的、“以小见大”的方式，寓观点和政治于事实中，使他们感到接受的是事实而不是观点。
　　1999年，当时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99中国·巴黎文化周”上作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的主题报告，反响非常好。他介绍中国人婚恋观念的变化，从父母包办到保护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婚姻的跨国婚姻条例的制定；谈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法国葡萄酒、达能酸奶进入普通人的家庭；通过投影展示中国模特走上世界舞台，中国人从“一衣多季”到“一季多衣”，巴黎的香水、口红在城市随处可见。当他介绍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时，从大家关心和感兴趣的百姓生活变化入手介绍中国，使记者真正体会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的记者称，当赵主任用一张中国19世纪小脚女人的照片与中国女足运动员孙雯在世界女子足球赛中临门一脚的照片进行对照时，使他深深感到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和提高。事实上，只有当交流双方信息需求关系理顺了，思维逻辑和方式，包括语言对路了，才能达到交流和工作的目的。
　　西方人交朋友的方式大多是人对人，不是机构对机构，所以在与西方媒体建立工作关系的过程中，个人友谊很重要。如说是个人意见，就很容易被接受。
　　同时，交谈的基础是实事求是。真诚本身就有感人的魅力。言不由衷，说大话、假话、空话，不仅效果坏，而且可能会使对方连明明是真话的话都不相信了。
　　西方公众很注意信息的平衡，什么事说得越好，越容易引起怀疑和反感。所以不要避谈困难和问题。相反，把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恰如其分地告诉别人，才能让人感到这是可信的。
　　
　　那些应该内化为修养的细节
　　
　　同时，还有一些必须注意的细节，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素养的问题，它代表的是整个中国人的形象。
　　第一，要准时抵达会场，按照会场的指定座位或区域落座。不要抢坐前排，或退居后排，把会场中间留出空白，这样似乎刻意给会议主人难堪。
　　第二，正式会议开始以后，尽量避免频繁进出会场。会议开始后不要再接听私人电话，内急等个人问题也要提前解决好。
　　第三，进出会场或上下电梯时要遵循女士优先的原则，不管那女士是什么身份。
　　第四，任何公共场合都不要大声喧哗，不在客人面前大声接听电话，随时保持端正的坐姿。抖腿等行为是坚决被禁止的。
　　第五，出席正式会议和宴请，要穿正装，男士是深色西服，女士穿中长裙和长裤均可。男士要贴身穿衬衣，衬衣和领带要及时更换，袜子应是深色的，并把衬裤脚包在袜子里。女士的衣服最好每天都换一套。
　　第六，集体行动时，互相之间保持距离，尤其同性之间不能太亲密，不能勾肩搭背。领导人不要戴墨镜，否则像黑社会老大。
　　（据《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