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曹国斌，1939年9月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双湖峪镇曹家硷村。1948年，因家庭困难，我随父到处讨饭。1950年正月，在子洲县汪家崖村汪秀山家揽工，给一个叫汪润泽的盲人说书先生领路。
　　我12岁那年也就是1950年4月，子洲县通知让汪先生去绥德报到，参加绥德分区文协举办的第三届盲艺人曲艺训练班。接到通知我们就出发了，走了一天到达绥德县，在县文工团报了到。
　　来参加训练班的盲人每人都带一个领路的，报名后会上就把带路的人都打发走了，唯独把我留下了。我被告知要负责照顾从延安专区请来的教员韩起祥的生活起居，并和他住一间屋。当时，我听说在1948年绥德专区第一届盲艺人曲艺训练班时就邀请韩起祥过来讲课，可见先生的威望之高。另外，我还要照顾所有盲人如厕打饭等日常学习活动。活动基本都是在院子里进行，我安排他们排一列队，然后让后边人搭前面肩膀上向前走，到地方后一个一个安排到指定位置。
　　我记得参加曲艺训练班的盲人大约40多名（《绥德县志》记载90人）。训练班一直办到10月份才结束，差不多半年时间。这段日子，我和韩起祥朝夕相处，对他有了全面的了解。他虽是个盲人，但思想觉悟高，心胸开阔；聪明睿智，和蔼可亲，关心体谅身边的每一个人。有几件事情对我影响深刻，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一件事情是先生提倡破除迷信讲新书。旧时陕北说书唱的是三从四德 、富贵在天等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内容，且多带算命的书。在训练班的第一天，韩起祥就对大家讲，说书要说新书，要做新社会的主人，宣传积极的思想，不讲迷信，不算命骗人。然后教学员新书，如《王贵与李香香》《四岔捎书》《红鞋女妖精》《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宜川大胜利》《刘巧团圆》等。
　　为了宣传破除迷信，接受新书的思想并检验学习成果，隔一段时间艺人们就要到集市上去表演，每次去都是我带路，到了演出场地，我安排他们一个个坐下。记得有一次在绥德街道的4个十字路口安排了8个说书的艺人表演。当时，围观听书的人很多。
　　另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情是睡梦中的我内急把先生的毛毯弄湿了。当时我家里穷，家里连条被子都没有。在照顾先生期间，他看我没有铺盖，就把随身带的一块毛毯给了我。我就连铺带盖，感到特别温暖。然而在一个晚上，我做梦上厕所，却怎么也找不着，心里那个着急。跑啊跑，好不容易跑到了一个偏僻的树林，一看四下无人，赶紧解开裤带在树林里方便，那个痛快劲儿就别提了。突然，我感到身子底下热乎乎的，醒来发现毛毯湿漉漉的。怎么办？我的心里非常忐忑，唯恐先生骂我。韩起祥起床觉察后，不仅没有责怪反而安慰我说，小孩子尿床很正常，没事，拿出去晾干就好啦。我看先生没有训我，心里踏实了很多，赶紧把毯子拿出去晒。对先生的感激之情从此烙在心里。
　　集训班几十号人，难免有是非出现。有一天，一个学员新买的三根弦线不见了，大家彼此之间互相猜疑，没有人主动承认，弄得人心惶惶。某天下午饭后学员们都聚在一起，韩起祥为了让大家安心学习，就讲他有办法能把偷东西的人查出来，盲人们都催促他赶快说。他告诉大家要在第二天下午到门口集合，让我在门口放只碗。碗里放上墨水，让学员排队进去时，每个人用指头蘸墨水。他讲如果没有拿弦线的人，手上就不会显示什么；如果拿了弦线，手上就会有变化。其实这只是个心理战术，考验的是人们爱面子的思想，偷盗者肯定不愿在大庭广众下承认偷窃这个不光彩的举动。

　　确实，还没有等到第二天，那个偷东西的人晚上就私下找韩起祥承认了。先生批评了偷东西的人，说他如果生活有困难可以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偷者一再说他错了，以后绝不再犯。先生安顿被偷者不声张此事，说对方知道错了就原谅他一次，避免了一场矛盾。还是小孩子的我非常佩服他的睿智和关怀他人的情怀。
　　在训练班即将结束时，韩起祥先生建议希望盲人学员们都能洗一次澡、理一次发并且坐车游玩，让他们感到幸福。主办方很支持，安排所有的学员在澡堂里痛痛快快洗了個澡，并且在最好的理发馆给他们理了发，他们大多数人从生下来就没有进过澡堂子，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当盲艺人们坐上大卡车的那一瞬间，人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车子从县城一直走到辛店乡，带着满满自豪感的盲艺人们高兴地说着共产党关心盲人，都表示以后要好好说书报答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
　　1958年，我参军了。入伍后，我一直记得先生的恩情，每次路过延安时，只要有机会我总去看望先生。有一次探亲回家，与先生交谈时他提到要用麝香治疗自己的风湿病，可是到处弄不到。那时物质贫乏，哪里像现在，只要你买，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后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时，总为没能帮先生买到麝香治疗风湿而愧疚。多年过去了，我陪伴韩起祥先生的那段日子始终让我难以忘怀，这段宝贵的经历值得我一生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