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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衣是第一位的。现在，衣着已经进入一个成衣时代，过年已经很少有人再为买衣料、请裁缝、做新衣而烦恼了。但是，回首20年，曾有“买衣料，到爱建”的热情；回望50年，逢年过节，买块料子送送人，热闹的还是棉布店、绸缎店和裁缝店；回溯一百年……
黄浦滩邂逅 怡和洋布输入的传说
明清两代，江南一带土布生产交易盛行，以松江府各县为中心，即今上海地区范围。据记载，明朝松江产的布远销“秦、晋、京、边及两湖、江西、两广诸路”，有“衣被天下”之誉。当时的“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者数十万两，少者亦以万计”。足见贸易之盛。
鸦片战争前夕，洋布随同其他洋货一起经广州运往上海，在沪上经营手工业品的京广杂货店内销售，但为数甚微。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后，洋布的品种和数量逐年增加，后来超过鸦片，而居进口货首位。当时进口的洋布以白布为大宗，早期以英国市布、洋标为主。约莫在1850年代，大东门城外开设了第一家专营洋布的店，叫同春洋货号。到了1858年，洋布店增至十五、六家。当时，上海的市面，以南市大东门城内外最为热闹，土布店原多集中于此，最初洋布店也多开设在这一带。嗣后，租界地区南京路、河南路一带也有洋布店的开设，从此这里便渐渐形成棉布商业的中心地点。
曾任上海市工商联3届执委的原公私合营宝大祥绸布商店经理丁方镇先生在1956年有段回忆，大意是讲述洋布输入的历史。他说:“起初，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两个洋行，一叫太古洋行，是做糖业的；另一叫怡和，是做匹头（洋布）和洋酒食物业的。怡和主持人初次来上海打探，彼时外滩是一片荒凉的泥滩，一无所有，偶然点缀着几间农舍，房屋简陋破旧，甚至难于掩蔽风雨．走在田间小径，下雨天泥泞积有数寸。英国人穿了皮靴在上面行走时，往往深陷泥中，等到用力拔起，皮靴已不在脚上了，却被甬人杨启堂看见，上前帮他取出皮靴．并请他到草房中小坐，两个虽不通言语，但彼此都留下好印象，当下致谢离别而去。第二次，怡和主持人乘轮带了货物重来上海，先寻到杨启堂，叫他担任买办之职．委托他用放帐形式，把棉布派与各小店寄售。洋布阔度在二尺一、二寸，价廉物美，小店初为兼营，渐渐地清一式专售洋布，叫做清洋布店。” 丁方镇先生回忆的怡和洋行买办确有其人，叫杨坊（1811-1865），谱名启堂，字荣阶，号憩棠。浙江鄞县人。因为杨坊闯荡上海滩前曾在宁波任成绸布店做过伙计，学会了一套看丝的本领，懂得经营洋布的诀窍。所以传说不无依据。
洋布可以做放帐生意，用不了投入大资金，这个消息被浙江海盐澉浦一个肉店老板陈某获悉，他带了小额资金，到上海向怡和洋行进货，把资金押在洋行里，将棉布摊摆在老北门城河浜沿岸。想不到生意越做越大，赚得盆满钵满。欣喜之下，他爽性就在三茅阁桥（三茅阁桥是洋泾浜上的一座桥，大致方位在今延安东路、河南中路的位置）租屋开店，招牌叫陈日新盛，各处闻风而来，向他批发，营业一天一天的扩张起来。别人看了眼红，也陆续在上海四郊开了洋布店。
咸丰八年创设振华堂洋布公所
洋布店业务扩大，使得各店每年都招收学徒，从业人员逐年增多。行业利润丰厚，于是许多店号的合伙人与高级职员出身的业内人士也纷纷开设新店号，各店开业资本在2000银元以上，经营洋布的批发和零售，业务广及全国各地。由于近亲繁殖，各店之间即有联合，又有竞争。当时，洋布店货源主要是向洋行进货，但是，英商鲁意斯摩及瑞和洋行常有水渍、火伤等洋布拍卖，拍卖价较正品为廉，洋布店经理往往互相抬价，争夺货源，以致成本增高，获利不大。某次，因水渍货数量较多，行业中人相互约定，不抬高拍价，拍定后作为集体购买。这一遭，果然生效。之前各店主拍得后，往往请老式染坊，染成蓝布或者其他色调，不影响售价，因此，获利很多。此次利润将出乎意料地丰满，可惜，各家在分配比例上发出争执，旋经协议将此项盈利不予分配，全部拨充创建同业会所的基金，定名为“振华堂洋布公所”，以供同业遇事应急之用。咸丰八年，也就是1858年，同业在英租界三马路昼锦里，当时门牌二八二号半（后来为山西南路49号，近汉口路，现已拆除)建立公所。
首次加入公所的庄号是同春、义泰、协丰、恒兴、大丰、增泰、萃昌顺、协泰、成德来、时和、鼎丰、泰源、复源镛、义丰顺、瑞昌成15家。公所楼下设有关帝厅，每年春秋大祭两次，借关羽崇尚义气，希冀减少同业间的倾轧。楼上为同业议事的场所。公所设有董事和协办，代表公所处理同业间和对外事宜。历任董事有郁屏翰、许春荣、王有塘、邵琴涛、李柏葆、李莱山、周荫斋等，并配司事、司月处理集会、祀礼、帐务等日常事务，由各庄号轮流任职执事。据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县为洋货公所振华堂议立规条告示碑记载，当时会员和非会员捐款户计62家。行业发展至光绪二十四年（1900年）同业有130家以上，其中公所的会员计有63家，一部分已非零售店，而是原件批发字号，非会员约占一倍以上。至民国二年（1913年），约莫有二、三百家，批发字号的家数已超过零售店。
面部商业从业人员中有一部分是棉布掮客。掮客的来源，一般说来，由原件批发店、号的跑街蜕化而来。他们在做跑街时，与大客帮的客人和行业店、号的经理搞熟了关系，对货源和销售也有相当的经验和把握，在某种环境下(如与经理意见不合，分红不满，或因私自兜售别家洋布，赚取佣金，被经理辞退等原因)，就脱离店号，自做掮客。由于掮客一般没有固定的栖身场所，许多掮客乃假“烟间”(公开供吸鸦片的店铺)为联系业务之处。洋布掮客多数吸鸦片，就集中在南京路抛球场(今河南中路)同信昌烟间，除自己吞云吐雾外，还免费供给客帮客人和店、号经理抽吸，以为“联络”，做接洽棉布买卖的场所。
1908年当局禁止公开烟间，同信昌闭歇，联系失去固定场所，由掮客曹式如等20人发起组织洋布公会。在此之前，已有一部分不吸鸦片的掮客如朱子闻、曹明儒等组织洋布商会，地址在南京路山西路口，1916年日商洋行跑街李珪有等组织洋布集益会，地址在南京路又新街。1917年叫庄字号刘栋森、孙世劳等组织叫庄联益会，借天津路福绥里一家绸庄楼上为会所，有会员20余人，纯为掮客组织。由于会章订得比较周密，买卖比较负责，赢得行业店、号的信任。店、号为了掌握行情，扩大销售，陆续以店号名义加入该会为会员，形成了行业的初期市埸。后因会员增多，人多地窄，中间曾三迁会所，从福绥里迁至乾记弄，再迁到盆汤弄，会员数从开始20余人增至300多家，其中包括店、号和个人（掮客）会员，成为行业买卖频繁的正式场所。
经营洋布的字号最初由日新盛、大丰、增泰等店。至民国初期，上海滩上冒出了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称棉布业的“三大祥”，其声势一直维持到现在。当时南京路有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三大祥在上世纪40年代均落脚南京路后，有“四大公司”、“三大祥”之称。
协大祥的由来
辛亥光复那一年，上海协祥洋布号的宁波籍股东丁丕山、柴宝怀在小东门外大街盘下了四达洋布店，准备另行开设一家布店。这个布店取什么牌号呢？丁丕山找来亲友。亲友们觉得这店将来要比协祥还大，可以在“协祥”两字中间加一个“大”字，称作“协大祥”。丁、柴两位听了中意，于是“协大祥”这个招牌就这样定下来了。经理人选原来打算请柴宝怀的连襟章水香担任，因章某吸鸦片成瘾，精神颓废，恐不胜重任，另外物色了一位。这人是协祥的二柜(二柜是负责店面营业)孙琢璋。
孙琢璋是浦东川沙人，幼时家道贫寒，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7岁失怙，靠母亲纺纱织布糊口。11岁，他被送去横沔镇“酱园”当学徒。19岁经人介绍来上海，入协成乾洋布号学生意。24岁这一年，他转入协祥洋布号，因年富力强，办事干练，对门市营业应付自如，为丁、柴两位所赏识。
丁、柴两位私下里与他商量，许诺以干股相赠。刚过而立之年的孙琢璋应诺了。1912年8月18日协大祥洋布庄正式开张。初时，总股本为规银1.2万两,分12股，其中丁、柴各3股，孙有1股，另外亲戚朋友6人占5股。丁、柴两位仍然在协祥供职，小东门的协大祥全盘托付给孙琢璋管理。孙琢璋兢兢业业，把协大祥的店务经营得有条不紊，每年有盈余分给各股东。丁丕山因病于1915年去世。柴宝怀也于次年告老返乡，对协大祥经营上的事基本是不闻不问。
本可相安无事，不意中途协大祥的总账房姚大枫惹出了事。姚大枫是协大祥股东，又是丁家的女婿，欢喜叉麻将, 经常到相识的钱庄里去，晚饭不在店里吃，账务托人代理，把该做的工作置之度外。孙琢璋数度对他劝说，他不理会。孙觉得再这样下去要捅大漏子，于是把话说重了，引起口角。一气之下，姚写信报告各股东，指责孙琢璋独揽大权，不按照议单上的规定，也没有征得各股东同意，多派店款，擅自停歇由各股东所任命的司账（指姚自己）。得信以后，柴宝怀不顾年迈，亲自到上海出面调解。结果，孙、姚两人各执己见。大股东丁、柴两家站在姚的一边，负气地走了极端，决定拆股。经复核存货，盘查账项显示：孙琢璋经营协大祥的10余年，盈余16.6万两规银，为原始资本的13.8倍。
1923年正月初十，协大祥正式签定拆股合约。合约写明孙琢璋使用原店基加同记牌号经营。改组后的协大祥，资本合规银4万两，孙琢璋成为大股东。职员入股占29.5%(后在1930年第二次改组时职员入股占35.75%)。这个同记牌号实际上也有大小股东同心协力的意味。此时的孙琢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协大祥“老板”。
孙琢璋吸收职工入股，确实是资本金的需要，在融资过程中，也受到银行经理人的启发。吸纳职工入股，一方面能集合现款，缓解老股东拆资带来的尴尬；二是职工入股以后，能将职工和企业捆绑在一起，风险共同承担，利益共同分享；三是从近代企业制度来认识，孙琢璋打破了传统的家族企业制度，有革新的意识。
宝大祥的由来
拆股,有的人急于得钱，一诺无词；有的人想到，从此每年将失掉这一笔固定收入，心里不是滋味，难受地流涕痛哭。在场有位受各股东之托在协大祥复核存货，盘查账项的账房先生见状笑道:“哭有什么用处，有心人可以丢掉旧的，开个新店，别别苗头。”
这位账房先生叫丁方镇，浙江镇海人，1907年13岁时来沪，在刚开办的协祥洋布号当学徒，因幼年读过私塾，会拨算盘，满师以后任司账。1912年协大祥设立，一时无人做账，他曾临时顶替记账。1922年他离开协祥，与朱剑芙在浙江路福州路的和乐坊开设和丰棉布号。他既是丁丕山的堂侄，又是柴家的女婿。所以，协大祥老股东听了丁方镇的话,觉得有道理，就把拆股取得的款项存放在和丰棉布号。丁方镇有了这笔雄厚的资金，一方面在和丰灵活运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等待机会，要在小东门开爿店与协大祥“别别苗头”。
l924年初的某日，丁方镇偶尔听说，协大祥所在地将要翻造房屋。一心欲在小东门开店的丁方镇认为机会来了，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租下了协大祥东邻房屋。店面落实，起何名呢？有人提议用大股东柴宝怀的“宝”如何？
“宝”是珍贵的东西称为宝，更有一层含义“押宝”，股东们都认为好，于是，集资24万银两，相信押这个“宝”，能与协大祥一比高下。房屋半年后翻造装修完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宝大祥绸布庄”诞生了。“宝大祥”这个词汇就此出现在上海滩。现在的人们当很有把握办成某件事的时候，少不了潇潇洒洒地说一声“宝大祥”，有保证能行的意思。
宝大祥开业后，生意尚称不恶。不到一星期，齐卢之战爆发，营业一落千丈。幸好时间短暂，一个月以后，逃难人陆陆续续回来，地方平靖，营业复振。
信大祥的由来
宝大祥的股东中有个年轻人，名叫丁大富，也是浙江镇海人，是丁方镇的族侄，1914年14岁时来沪，进协大祥拜孙琢璋为师。因他聪明，身体又强壮，深受孙的赏识。此时，孙琢璋托人传话：让丁大富离开宝大祥，回协大祥来，我准另眼相待。丁大富心里很矛盾，一边是族叔，一边是先生，非常难为。于是，他借口东渡，探望在日本做厨师的父亲，顺理提出退股要求，辞去宝大祥的职务，离开上海，在日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返沪，重新进了协大祥。孙琢璋没有食言，让他负责批发业务，因为他人头熟，老主顾多，生意上还顺手。每年分红，分公积金，丁大富这一份总是特别关照。
时间到了1928年底，年终分红过后，恰巧小东门陆家宅桥南首慎泰昌布店（小东门内，宝带路35号）有意出让。丁大富得知信息，联合全连卿、孙永贵、陈维贤等人集资买下店面，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开设属于自己的店，并取店名为“信大祥”。他们相信做生意与做人的道理一样，要讲“仁、义、礼、智、信”，有信誉才有顾客，守信用才有生意，有生意才能赚钱，其中“信”是根本。
股东们认为丁大富资望尚浅，如果自己单独开设，不与孙琢璋通气的话，恐怕日后将被挤跨，故让丁大富去请协大祥孙琢璋加入股份。此事初不为孙琢璋所喜，而信大祥的开设已成定局。孙了解自己的学生，已近而立之年，想起自己也是在这个年龄的时间，由业师提携的，便顺水推舟，提出协大祥必须占四分之一股份，成为信大祥的大股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择日，1929年7月18日信大祥绸布庄正式开张了。
此时，小东门商业街“三大祥”相继出现，为上海滩的棉布商业吹来了一阵清风。“三大祥”对于当时棉布店来讲，属于有一定规模，根据同业公所规章分别加入组织，在同业组织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话说两头，振华堂洋布公所主要会务是包捐抽厘。当时，洋布运入内地，须缴纳落地捐。业主一路捐来倍受敲诈。公所将落地捐承包下来，估算出所纳数额，每年一次或数次向官厅缴纳，并与官方协商，在捐内抽厘，充作公所经费。这样，同业不仅便利，也不受税卡的索诈，公所也得到利益。19世纪末，公所在新闸路桥堍、马浪路（马当路）置办了房地产，出租营利，并建有恤嫠会、长生会，专事慈善事业。辛亥革命前夕，公所还组建了商团投入反清革命。民国10年（1921年），在紫来街兴办起棉布交易所，进一步扩展市场，并推进行业的近代化。民国19年（1930年），在工商社团整顿过程中，依照《工商同业公会法》，与棉布公会合并改组成“上海棉布行业同业公会”。
黄浦滩邂逅 怡和洋布输入的传说
明清两代，江南一带土布生产交易盛行，以松江府各县为中心，即今上海地区范围。据记载，明朝松江产的布远销“秦、晋、京、边及两湖、江西、两广诸路”，有“衣被天下”之誉。当时的“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者数十万两，少者亦以万计”。足见贸易之盛。
鸦片战争前夕，洋布随同其他洋货一起经广州运往上海，在沪上经营手工业品的京广杂货店内销售，但为数甚微。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后，洋布的品种和数量逐年增加，后来超过鸦片，而居进口货首位。当时进口的洋布以白布为大宗，早期以英国市布、洋标为主。约莫在1850年代，大东门城外开设了第一家专营洋布的店，叫同春洋货号。到了1858年，洋布店增至十五、六家。当时，上海的市面，以南市大东门城内外最为热闹，土布店原多集中于此，最初洋布店也多开设在这一带。嗣后，租界地区南京路、河南路一带也有洋布店的开设，从此这里便渐渐形成棉布商业的中心地点。
曾任上海市工商联3届执委的原公私合营宝大祥绸布商店经理丁方镇先生在1956年有段回忆，大意是讲述洋布输入的历史。他说:“起初，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两个洋行，一叫太古洋行，是做糖业的；另一叫怡和，是做匹头（洋布）和洋酒食物业的。怡和主持人初次来上海打探，彼时外滩是一片荒凉的泥滩，一无所有，偶然点缀着几间农舍，房屋简陋破旧，甚至难于掩蔽风雨．走在田间小径，下雨天泥泞积有数寸。英国人穿了皮靴在上面行走时，往往深陷泥中，等到用力拔起，皮靴已不在脚上了，却被甬人杨启堂看见，上前帮他取出皮靴．并请他到草房中小坐，两个虽不通言语，但彼此都留下好印象，当下致谢离别而去。第二次，怡和主持人乘轮带了货物重来上海，先寻到杨启堂，叫他担任买办之职．委托他用放帐形式，把棉布派与各小店寄售。洋布阔度在二尺一、二寸，价廉物美，小店初为兼营，渐渐地清一式专售洋布，叫做清洋布店。” 丁方镇先生回忆的怡和洋行买办确有其人，叫杨坊（1811-1865），谱名启堂，字荣阶，号憩棠。浙江鄞县人。因为杨坊闯荡上海滩前曾在宁波任成绸布店做过伙计，学会了一套看丝的本领，懂得经营洋布的诀窍。所以传说不无依据。
洋布可以做放帐生意，用不了投入大资金，这个消息被浙江海盐澉浦一个肉店老板陈某获悉，他带了小额资金，到上海向怡和洋行进货，把资金押在洋行里，将棉布摊摆在老北门城河浜沿岸。想不到生意越做越大，赚得盆满钵满。欣喜之下，他爽性就在三茅阁桥（三茅阁桥是洋泾浜上的一座桥，大致方位在今延安东路、河南中路的位置）租屋开店，招牌叫陈日新盛，各处闻风而来，向他批发，营业一天一天的扩张起来。别人看了眼红，也陆续在上海四郊开了洋布店。
咸丰八年创设振华堂洋布公所
洋布店业务扩大，使得各店每年都招收学徒，从业人员逐年增多。行业利润丰厚，于是许多店号的合伙人与高级职员出身的业内人士也纷纷开设新店号，各店开业资本在2000银元以上，经营洋布的批发和零售，业务广及全国各地。由于近亲繁殖，各店之间即有联合，又有竞争。当时，洋布店货源主要是向洋行进货，但是，英商鲁意斯摩及瑞和洋行常有水渍、火伤等洋布拍卖，拍卖价较正品为廉，洋布店经理往往互相抬价，争夺货源，以致成本增高，获利不大。某次，因水渍货数量较多，行业中人相互约定，不抬高拍价，拍定后作为集体购买。这一遭，果然生效。之前各店主拍得后，往往请老式染坊，染成蓝布或者其他色调，不影响售价，因此，获利很多。此次利润将出乎意料地丰满，可惜，各家在分配比例上发出争执，旋经协议将此项盈利不予分配，全部拨充创建同业会所的基金，定名为“振华堂洋布公所”，以供同业遇事应急之用。咸丰八年，也就是1858年，同业在英租界三马路昼锦里，当时门牌二八二号半（后来为山西南路49号，近汉口路，现已拆除)建立公所。
首次加入公所的庄号是同春、义泰、协丰、恒兴、大丰、增泰、萃昌顺、协泰、成德来、时和、鼎丰、泰源、复源镛、义丰顺、瑞昌成15家。公所楼下设有关帝厅，每年春秋大祭两次，借关羽崇尚义气，希冀减少同业间的倾轧。楼上为同业议事的场所。公所设有董事和协办，代表公所处理同业间和对外事宜。历任董事有郁屏翰、许春荣、王有塘、邵琴涛、李柏葆、李莱山、周荫斋等，并配司事、司月处理集会、祀礼、帐务等日常事务，由各庄号轮流任职执事。据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县为洋货公所振华堂议立规条告示碑记载，当时会员和非会员捐款户计62家。行业发展至光绪二十四年（1900年）同业有130家以上，其中公所的会员计有63家，一部分已非零售店，而是原件批发字号，非会员约占一倍以上。至民国二年（1913年），约莫有二、三百家，批发字号的家数已超过零售店。
面部商业从业人员中有一部分是棉布掮客。掮客的来源，一般说来，由原件批发店、号的跑街蜕化而来。他们在做跑街时，与大客帮的客人和行业店、号的经理搞熟了关系，对货源和销售也有相当的经验和把握，在某种环境下(如与经理意见不合，分红不满，或因私自兜售别家洋布，赚取佣金，被经理辞退等原因)，就脱离店号，自做掮客。由于掮客一般没有固定的栖身场所，许多掮客乃假“烟间”(公开供吸鸦片的店铺)为联系业务之处。洋布掮客多数吸鸦片，就集中在南京路抛球场(今河南中路)同信昌烟间，除自己吞云吐雾外，还免费供给客帮客人和店、号经理抽吸，以为“联络”，做接洽棉布买卖的场所。
1908年当局禁止公开烟间，同信昌闭歇，联系失去固定场所，由掮客曹式如等20人发起组织洋布公会。在此之前，已有一部分不吸鸦片的掮客如朱子闻、曹明儒等组织洋布商会，地址在南京路山西路口，1916年日商洋行跑街李珪有等组织洋布集益会，地址在南京路又新街。1917年叫庄字号刘栋森、孙世劳等组织叫庄联益会，借天津路福绥里一家绸庄楼上为会所，有会员20余人，纯为掮客组织。由于会章订得比较周密，买卖比较负责，赢得行业店、号的信任。店、号为了掌握行情，扩大销售，陆续以店号名义加入该会为会员，形成了行业的初期市埸。后因会员增多，人多地窄，中间曾三迁会所，从福绥里迁至乾记弄，再迁到盆汤弄，会员数从开始20余人增至300多家，其中包括店、号和个人（掮客）会员，成为行业买卖频繁的正式场所。
经营洋布的字号最初由日新盛、大丰、增泰等店。至民国初期，上海滩上冒出了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称棉布业的“三大祥”，其声势一直维持到现在。当时南京路有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三大祥在上世纪40年代均落脚南京路后，有“四大公司”、“三大祥”之称。
协大祥的由来
辛亥光复那一年，上海协祥洋布号的宁波籍股东丁丕山、柴宝怀在小东门外大街盘下了四达洋布店，准备另行开设一家布店。这个布店取什么牌号呢？丁丕山找来亲友。亲友们觉得这店将来要比协祥还大，可以在“协祥”两字中间加一个“大”字，称作“协大祥”。丁、柴两位听了中意，于是“协大祥”这个招牌就这样定下来了。经理人选原来打算请柴宝怀的连襟章水香担任，因章某吸鸦片成瘾，精神颓废，恐不胜重任，另外物色了一位。这人是协祥的二柜(二柜是负责店面营业)孙琢璋。
孙琢璋是浦东川沙人，幼时家道贫寒，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7岁失怙，靠母亲纺纱织布糊口。11岁，他被送去横沔镇“酱园”当学徒。19岁经人介绍来上海，入协成乾洋布号学生意。24岁这一年，他转入协祥洋布号，因年富力强，办事干练，对门市营业应付自如，为丁、柴两位所赏识。
丁、柴两位私下里与他商量，许诺以干股相赠。刚过而立之年的孙琢璋应诺了。1912年8月18日协大祥洋布庄正式开张。初时，总股本为规银1.2万两,分12股，其中丁、柴各3股，孙有1股，另外亲戚朋友6人占5股。丁、柴两位仍然在协祥供职，小东门的协大祥全盘托付给孙琢璋管理。孙琢璋兢兢业业，把协大祥的店务经营得有条不紊，每年有盈余分给各股东。丁丕山因病于1915年去世。柴宝怀也于次年告老返乡，对协大祥经营上的事基本是不闻不问。
本可相安无事，不意中途协大祥的总账房姚大枫惹出了事。姚大枫是协大祥股东，又是丁家的女婿，欢喜叉麻将, 经常到相识的钱庄里去，晚饭不在店里吃，账务托人代理，把该做的工作置之度外。孙琢璋数度对他劝说，他不理会。孙觉得再这样下去要捅大漏子，于是把话说重了，引起口角。一气之下，姚写信报告各股东，指责孙琢璋独揽大权，不按照议单上的规定，也没有征得各股东同意，多派店款，擅自停歇由各股东所任命的司账（指姚自己）。得信以后，柴宝怀不顾年迈，亲自到上海出面调解。结果，孙、姚两人各执己见。大股东丁、柴两家站在姚的一边，负气地走了极端，决定拆股。经复核存货，盘查账项显示：孙琢璋经营协大祥的10余年，盈余16.6万两规银，为原始资本的13.8倍。
1923年正月初十，协大祥正式签定拆股合约。合约写明孙琢璋使用原店基加同记牌号经营。改组后的协大祥，资本合规银4万两，孙琢璋成为大股东。职员入股占29.5%(后在1930年第二次改组时职员入股占35.75%)。这个同记牌号实际上也有大小股东同心协力的意味。此时的孙琢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协大祥“老板”。
孙琢璋吸收职工入股，确实是资本金的需要，在融资过程中，也受到银行经理人的启发。吸纳职工入股，一方面能集合现款，缓解老股东拆资带来的尴尬；二是职工入股以后，能将职工和企业捆绑在一起，风险共同承担，利益共同分享；三是从近代企业制度来认识，孙琢璋打破了传统的家族企业制度，有革新的意识。
宝大祥的由来
拆股,有的人急于得钱，一诺无词；有的人想到，从此每年将失掉这一笔固定收入，心里不是滋味，难受地流涕痛哭。在场有位受各股东之托在协大祥复核存货，盘查账项的账房先生见状笑道:“哭有什么用处，有心人可以丢掉旧的，开个新店，别别苗头。”
这位账房先生叫丁方镇，浙江镇海人，1907年13岁时来沪，在刚开办的协祥洋布号当学徒，因幼年读过私塾，会拨算盘，满师以后任司账。1912年协大祥设立，一时无人做账，他曾临时顶替记账。1922年他离开协祥，与朱剑芙在浙江路福州路的和乐坊开设和丰棉布号。他既是丁丕山的堂侄，又是柴家的女婿。所以，协大祥老股东听了丁方镇的话,觉得有道理，就把拆股取得的款项存放在和丰棉布号。丁方镇有了这笔雄厚的资金，一方面在和丰灵活运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等待机会，要在小东门开爿店与协大祥“别别苗头”。
l924年初的某日，丁方镇偶尔听说，协大祥所在地将要翻造房屋。一心欲在小东门开店的丁方镇认为机会来了，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租下了协大祥东邻房屋。店面落实，起何名呢？有人提议用大股东柴宝怀的“宝”如何？
“宝”是珍贵的东西称为宝，更有一层含义“押宝”，股东们都认为好，于是，集资24万银两，相信押这个“宝”，能与协大祥一比高下。房屋半年后翻造装修完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宝大祥绸布庄”诞生了。“宝大祥”这个词汇就此出现在上海滩。现在的人们当很有把握办成某件事的时候，少不了潇潇洒洒地说一声“宝大祥”，有保证能行的意思。
宝大祥开业后，生意尚称不恶。不到一星期，齐卢之战爆发，营业一落千丈。幸好时间短暂，一个月以后，逃难人陆陆续续回来，地方平靖，营业复振。
信大祥的由来
宝大祥的股东中有个年轻人，名叫丁大富，也是浙江镇海人，是丁方镇的族侄，1914年14岁时来沪，进协大祥拜孙琢璋为师。因他聪明，身体又强壮，深受孙的赏识。此时，孙琢璋托人传话：让丁大富离开宝大祥，回协大祥来，我准另眼相待。丁大富心里很矛盾，一边是族叔，一边是先生，非常难为。于是，他借口东渡，探望在日本做厨师的父亲，顺理提出退股要求，辞去宝大祥的职务，离开上海，在日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返沪，重新进了协大祥。孙琢璋没有食言，让他负责批发业务，因为他人头熟，老主顾多，生意上还顺手。每年分红，分公积金，丁大富这一份总是特别关照。
时间到了1928年底，年终分红过后，恰巧小东门陆家宅桥南首慎泰昌布店（小东门内，宝带路35号）有意出让。丁大富得知信息，联合全连卿、孙永贵、陈维贤等人集资买下店面，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开设属于自己的店，并取店名为“信大祥”。他们相信做生意与做人的道理一样，要讲“仁、义、礼、智、信”，有信誉才有顾客，守信用才有生意，有生意才能赚钱，其中“信”是根本。
股东们认为丁大富资望尚浅，如果自己单独开设，不与孙琢璋通气的话，恐怕日后将被挤跨，故让丁大富去请协大祥孙琢璋加入股份。此事初不为孙琢璋所喜，而信大祥的开设已成定局。孙了解自己的学生，已近而立之年，想起自己也是在这个年龄的时间，由业师提携的，便顺水推舟，提出协大祥必须占四分之一股份，成为信大祥的大股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择日，1929年7月18日信大祥绸布庄正式开张了。
此时，小东门商业街“三大祥”相继出现，为上海滩的棉布商业吹来了一阵清风。“三大祥”对于当时棉布店来讲，属于有一定规模，根据同业公所规章分别加入组织，在同业组织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话说两头，振华堂洋布公所主要会务是包捐抽厘。当时，洋布运入内地，须缴纳落地捐。业主一路捐来倍受敲诈。公所将落地捐承包下来，估算出所纳数额，每年一次或数次向官厅缴纳，并与官方协商，在捐内抽厘，充作公所经费。这样，同业不仅便利，也不受税卡的索诈，公所也得到利益。19世纪末，公所在新闸路桥堍、马浪路（马当路）置办了房地产，出租营利，并建有恤嫠会、长生会，专事慈善事业。辛亥革命前夕，公所还组建了商团投入反清革命。民国10年（1921年），在紫来街兴办起棉布交易所，进一步扩展市场，并推进行业的近代化。民国19年（1930年），在工商社团整顿过程中，依照《工商同业公会法》，与棉布公会合并改组成“上海棉布行业同业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