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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有勇气为整个环境之福祉而将我们自己当成负责任的个体，将我们自己的后院当成这个世界，将这个世界当成我们的后院。
——1970，《圣巴巴拉环境与权利宣言》
1969年1月28日，美国加州南部海域一石油钻井平台爆炸，令圣巴巴拉海滩布满油污并使多种海洋生物遭殃，这即是著名的圣巴巴拉泄油事件。它在20世纪60年代与凯霍加河大火及伊利湖生态灾难一起，催生了地球日和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事件发生后，美国联合石油公司总裁弗雷德·哈特利漫不经心地说：“又没有死人，所以我不愿称它为一场灾难。不就死了几只鸟吗，因此沸沸扬扬，我感到不可思议。”哈特利的态度和看法如实反映了当时美国企业界和政界许多人对这一事件后果及其影响的认识；事发17年后白宫的一份报告也坦承，“联邦政府曾大大忽视了保护该地区商业、娱乐、审美和生态价值的需要”。
令人欣喜的是，事发后当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到清除油污、保护海鸟的行列之中，一个名为“滚开石油”（Get Oil Out， GOO）的圣巴巴拉草根环境组织也由此兴起；它曾在一份禁止海上钻探的请愿书上征集到10万人的签名，并鼓舞着一代代环保者反对石油污染和石油依赖，为呵护生存家园而斗争。
一份宣言：历史教师的“环境启蒙”
在这场民众行动中，有一个人的反响和作为特别值得一书。这个人即是作为历史教师和学者的罗德里克·纳什。
1969年，正值而立之年的纳什还是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历史系的一名助理教授。在石油泄露事件发生后，纳什像当地大多数居民一样，走向那片自己在工作之余常与家人、朋友一起嬉戏的海滩，观看扑打而来的黑色潮汐。而与一般居民不一样的是，纳什观潮的时候，还带着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当时，他端坐在一位朋友的帆船的船尾，靠近被溢油层层覆盖的海峡岛屿。面对此番情景，他回想起自己在60年代后期一直研究并讲授的那些思想，于是奋笔疾书《圣巴巴拉环境权利宣言》（the Santa Barbara Decla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s）。一年后的1月28日，即泄油事件一周年纪念日，纳什应邀在一间可远眺事件发生地的会议室，对着电视摄像机，铿锵有力地宣读了这份宣言：
人人享有可养育生命并促进幸福的环境的权利。如果经年累月的行为损害了这一权利，今日活着的人享有为将来福祉而匡正过去的进一步权利。有一点不证自明：世世代代对环境的无意疏忽，已将人类带到了十字路口。我们的生活质量被降低，我们对自然界的滥用威胁着我们的生存。
圣巴巴拉海滩环境灾难促使我们从民族和世界方面思考、行动，为此提出如下控诉：
我们将垃圾乱扔在地上；
我们侵占了上天赋予的空地和荒野；
我们砍光了森林、剥落了草皮，使大地退化为荒芜尘土；
我们污染了生而呼吸的空气；
我们弄脏了河湖海洋连同海岸带；
我们将致命毒素排入土壤、空气和水体，危及一切生命；
我们灭绝了各种鸟类、动物，并使其他物种岌岌可危；
我们使地球上人口过剩；
我们将自然界搞得丑陋不堪、喧嚣不已，剥夺了人们享用的美景，打破了滋养其精神的静谧。
我们深知，最终要消除这些基本问题，关键在于人心，而非机械。因此，我们呼吁社会和政府承认下述原则并贯彻执行：
我们需要一种生态意识，承认人是与其共享环境的生物共同体的成员而非主人；
我们必须将伦理规范扩展到社会关系之外，用以支配人与所有生命形态及环境本身的联系；
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塑造都市环境的共同体观念，这个环境是为人类的所有需求服务的；
我们必须有勇气为整个环境的福祉而将我们自己当成负责任的个体，将我们自己的后院当成这个世界，将这个世界当成我们的后院；
我们必须拓展视野，要明白，私人和企业的所有权在事关自然世界时应受到限制，以确保社会利益和环境完整；
我们需要充分意识到我们拥有的巨大力量、地球的脆弱性，以及人类和政府为保护地球应尽的责任；
我们必须重新界定“进步”，要强调长时段的质，而非眼前的量。
因此，我们决心采取行动。环境正在向我们发起反扑；有鉴于此，我们倡导一场针对环境的行为革命。当然，由来已久的观念和制度难以轻易改变，而今天是我们在这颗星球上度过余生的第一天。我们将重新开始。
纳什起草和宣读的这份宣言，被认为深得托马斯·杰斐逊的权利思想以及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环境伦理思想之精髓，是他们二者思想的结晶。它不啻一份主张人与环境相互依存的宣言，对20世纪60年代许多人关于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认识做了很好的总结。如果依照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定义，来看待纳什在全部听众面前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宣讲环境权的行为，我们或许可称之为一场历史学者的“环境启蒙”。它虽不如之前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那样感染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但也在促使一些人进一步走向环境觉醒，并改变对环境的态度和举止上，适时地发挥了一个历史学者的作用。
一门历史：人类与其整个栖息地的故事
“我们将重新开始”，这自然要从“我”做起，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做起。于是，纳什本人在宣读宣言之后践行了自己的理想，尽到了作为教师和学者应尽的责任。1970年，他与本校其他院系的几名教师一起，组织并领导了一个委员会，开启了被称为“环境研究”的新的跨学科专业。注册这一专业的研究生，从1972年之初的12名，后来发展到300个不同专业的4000名之多。这一年的春季学期，纳什还在学校的教务主任那里列上了一门新课，课程名称为“美国环境史”。纳什的美国环境史，作为在美国最早开设的环境史课程之一，就这样被列入了美国大学的课程目录，并成了美国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后来纳什将自己开课的经验写成文章发表。他在文中回忆到，他在教务处注册这门新课之后回去的路上一直忐忑不安，因为他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学这门课。后来当他得知注册选修这门新课的学生有450人时，他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再一次坐卧不宁，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讲好这门新课。什么是环境史？当时，不仅其他人对此很陌生，他自己也没有一幅清晰的蓝图。后来，他基于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开设其他课程的经验，设计了“美国环境史”课程。当时，正值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社会维权运动开展的时候，同时也是环保运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开展的时候，因此，在课堂上，他提请同学要关注受压迫的少数派，这包括自然环境。在他看来，自然也是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派；野生自然生物所遭受的压迫之深重，是无可比拟的。同时，在这一课程教学中，纳什还引导学生质疑“发展等同于进步”之类的美国历史教条。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思想无疑是鲜活而富有警世意义的。 除了有关环境的教学和跨专业人才培养外，作为学者的纳什在这一领域还笔耕不辍。早在上述泄油事件发生前两年，他就出版了博士学位论文《荒野与美国精神》（1967）。这部著作因其就美国人对荒野态度的变化所做的经典研究，一直被视为美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同时也被誉为“为环保主义者所做的创世之书”，在推动人们关注自然、理解美国人的自然观念如何变化上产生过强有力的影响。这本书再版四次，发行了几十万册，被列为二战以来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百部著作之一，是“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10部著作”之一。而泄油事件造成的污染及其危害，则促使他在上文提及的宣言中明确地表达并宣扬环境权利和环境伦理思想。此后，他聚焦于环境伦理这一主题，终于在该事件发生后20年出版了多年潜心研究之作《大自然的权利》（1989）。这不仅是一部环境史力作，而且被称作是“环境伦理学这一新学科的发展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它通过追述“新环境主义”而提出，“在哲学和法律的特定意义上，大自然或其中的一部分具有人类应予以尊重的内在价值”；它们存在，这本身就是我们不得侵犯它们的理由。这种思想，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无疑具有超越民族和国界的巨大价值。因此该书被译成多种语言，行销世界达百万册，由此产生了波及全球的广泛的影响。
在涉及环境主题的著述和思考中，纳什的最广为人知的贡献，莫过于他对工作领域的冠名和率先界定，因而在环境史兴起和发展的学术之旅中留下了其独特的印迹。
1969年，纳什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会议上所做的演讲中，首次使用“环境史”这一用语；翌年，其演讲稿以“环境史的状况”为题，被收入赫伯特·巴斯主编的《美国历史的状况》一书予以发表。按照环境史的另一奠基人和领军人物、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的说法，纳什在这篇文章中最早试图为其工作领域下定义，他“建议把我们整个的环境看成一种历史档案，在其上，美国人书写着他们自身及其思想。”人们通常则将1972年视为“环境史”术语首次得到界定的年份。这一年，纳什在《美国环境史：新的教学前沿》一文中，率先对环境史作了这样的表达：“环境史将涉及人类与其整个栖息地的历史联系。这一定义……超越了人类维度，包含了一切生命，并且从根本上说，它包括环境本身。”由此可见，纳什在思想认识上，适时地突破了学科界限，将历史和环境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因其相关研究和环境史冠名与界定工作，而成为环境史的一位开拓者，并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称为环境史学家。
就这样，在圣巴巴拉泄油事件激发了当地民众关注环境的热情之后，纳什作为其中的一员，则因其早就研读、关注荒野，而从一般参与的民众中脱颖而出。他在最初的热情高涨过后，进一步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自觉而持续地开展有关环境的教研活动，从而将“我们重新开始”的誓言落到了实处。一方面，他充分利用第一课堂，讲授环境问题和环境史，努力宣讲他在《圣巴巴拉环境权利宣言》中表达的那些思想，由此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学子，使他们积极投身于环境研究和环保事业。另一方面，他不断深化自己的思想，并撰述成公开出版的书，在其中尽可能完整而准确地讲述人类如何与其整个栖息地相关联的故事。他的著作成了服务于环保活动家并指导他自己参与相关活动的有益工具。1971年，纳什因为出色的社区工作而被授予杰出青年奖；1974年，美国科学院授予他“环境质量，特别是荒野和环境教育的一流代言人”的荣誉；1975年，纳什当选为美国的杰出教育家；2000年，美国环境史学会给他颁发了终生成就奖。
一种声音：为什么环境史对今天很重要
纳什在圣巴巴拉泄油事件后的种种作为，很好地诠释一个从事环境史研究之学者的抱负。作为对这一抱负的理解，沃斯特在《从事环境史》一文中的总结具有指导意义。他说道：“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兴趣大起大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在问题自身变得越来越复杂、缺乏轻而易举的解决方法的同时，学术界的兴趣却在不断增长，并且越发地练达起来。因此，环境史源自一种道德目的，肩负强烈的政治使命；但是，随着它的成熟，它又变成一项学术事业，这是不能靠任何一个简单的或单一的道德或政治议程来促进的。它的宗旨则是要深化我们的一种认识：人类是如何一直受制于自然环境，反过来，他们又如何影响着环境，并且有着怎样的效果。”可以想见，沃斯特若勾勒环境史如何从“肩负强烈的政治使命”开始，进而发展为有着明确宗旨的学术事业的历程，肯定会突出罗德里克·纳什所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激情与理性交织的一笔。因为这一笔，不仅古老的历史学自身得以新生，而且历史学与当代社会的需要更加紧密相连。
实际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危机大背景之下，奋起思考并积极将自己掌握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努力唤醒民众环境觉醒的史学书生，又岂止纳什一人。我们看到，与纳什同时或前后，还有不少美国历史教师和学者开始讲授虽不叫环境史但大都涉及环境史内容的课程。并且，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来自不同领域但共同关注环境并从事环境问题和环境史教研的学者日益汇聚起来。他们不仅活跃于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美国研究协会和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等组织，而且进一步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由于早期开拓和从事环境史研究的这群人抱有远大的志向，不仅要“帮助其他历史学家突破狭窄的框框”，而且要使环保活动家、环境决策者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获得从环境历史中汲取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智慧，并为之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因此，当一代代环境史学者在他们的直接指导和间接影响下茁壮成长时，环境史学术事业也在这个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时代里，在经济社会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资鉴作用。
或许，环境史学者并不能直接提供一套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但是他们的思考和分析，无疑可以帮助与环境相关的实际工作者更好、更充分地理解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因为环境史叙述本身即是围绕人与自然之关系及其变迁，来解释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述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的影响及其对人类自身的反作用。环境史研究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早已结成并不断延续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从环境史的主题研究中看到了与现代工业文明相伴随的人与自然的疏离和异化，包括大地沙尘滚滚、天空青烟袅袅、河流越流越脏的情景。另一方面，很多环境史的著述让我们看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少到一个人，多到一群人，他们表达了对自然的关爱与呵护，或者某一种文化或生活方式，它们体现了与自然友好相处的可能。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人类在面对生态灾难时，如何更好地认识自身的行为及其影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对待的自然的态度。
因此，一个环境史学者所揭示的历史运动，就不应仅仅局限于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的问题，而且要包含一个土地共同体在何处、何时所共同经历的矛盾、挫折、失落，抑或还有成功，以及人类尝试解决矛盾的努力和教益。这样说来，环境史是最能给人类社会和这颗星球带来希望的一门历史。就此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纳什为代表的一群美国历史学者，在面对环境危机时的所作所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更好地定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能做什么”“我该怎么做”，都会有所启迪。毕竟，“最终要消除这些基本问题，关键在于人心，而非机械”。纳什的这种声音，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而像他那样的一群美国历史学者将环境史的教育践行到公共领域和工作中的行为，更值得我们仿效。
——1970，《圣巴巴拉环境与权利宣言》
1969年1月28日，美国加州南部海域一石油钻井平台爆炸，令圣巴巴拉海滩布满油污并使多种海洋生物遭殃，这即是著名的圣巴巴拉泄油事件。它在20世纪60年代与凯霍加河大火及伊利湖生态灾难一起，催生了地球日和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事件发生后，美国联合石油公司总裁弗雷德·哈特利漫不经心地说：“又没有死人，所以我不愿称它为一场灾难。不就死了几只鸟吗，因此沸沸扬扬，我感到不可思议。”哈特利的态度和看法如实反映了当时美国企业界和政界许多人对这一事件后果及其影响的认识；事发17年后白宫的一份报告也坦承，“联邦政府曾大大忽视了保护该地区商业、娱乐、审美和生态价值的需要”。
令人欣喜的是，事发后当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到清除油污、保护海鸟的行列之中，一个名为“滚开石油”（Get Oil Out， GOO）的圣巴巴拉草根环境组织也由此兴起；它曾在一份禁止海上钻探的请愿书上征集到10万人的签名，并鼓舞着一代代环保者反对石油污染和石油依赖，为呵护生存家园而斗争。
一份宣言：历史教师的“环境启蒙”
在这场民众行动中，有一个人的反响和作为特别值得一书。这个人即是作为历史教师和学者的罗德里克·纳什。
1969年，正值而立之年的纳什还是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历史系的一名助理教授。在石油泄露事件发生后，纳什像当地大多数居民一样，走向那片自己在工作之余常与家人、朋友一起嬉戏的海滩，观看扑打而来的黑色潮汐。而与一般居民不一样的是，纳什观潮的时候，还带着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当时，他端坐在一位朋友的帆船的船尾，靠近被溢油层层覆盖的海峡岛屿。面对此番情景，他回想起自己在60年代后期一直研究并讲授的那些思想，于是奋笔疾书《圣巴巴拉环境权利宣言》（the Santa Barbara Decla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s）。一年后的1月28日，即泄油事件一周年纪念日，纳什应邀在一间可远眺事件发生地的会议室，对着电视摄像机，铿锵有力地宣读了这份宣言：
人人享有可养育生命并促进幸福的环境的权利。如果经年累月的行为损害了这一权利，今日活着的人享有为将来福祉而匡正过去的进一步权利。有一点不证自明：世世代代对环境的无意疏忽，已将人类带到了十字路口。我们的生活质量被降低，我们对自然界的滥用威胁着我们的生存。
圣巴巴拉海滩环境灾难促使我们从民族和世界方面思考、行动，为此提出如下控诉：
我们将垃圾乱扔在地上；
我们侵占了上天赋予的空地和荒野；
我们砍光了森林、剥落了草皮，使大地退化为荒芜尘土；
我们污染了生而呼吸的空气；
我们弄脏了河湖海洋连同海岸带；
我们将致命毒素排入土壤、空气和水体，危及一切生命；
我们灭绝了各种鸟类、动物，并使其他物种岌岌可危；
我们使地球上人口过剩；
我们将自然界搞得丑陋不堪、喧嚣不已，剥夺了人们享用的美景，打破了滋养其精神的静谧。
我们深知，最终要消除这些基本问题，关键在于人心，而非机械。因此，我们呼吁社会和政府承认下述原则并贯彻执行：
我们需要一种生态意识，承认人是与其共享环境的生物共同体的成员而非主人；
我们必须将伦理规范扩展到社会关系之外，用以支配人与所有生命形态及环境本身的联系；
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塑造都市环境的共同体观念，这个环境是为人类的所有需求服务的；
我们必须有勇气为整个环境的福祉而将我们自己当成负责任的个体，将我们自己的后院当成这个世界，将这个世界当成我们的后院；
我们必须拓展视野，要明白，私人和企业的所有权在事关自然世界时应受到限制，以确保社会利益和环境完整；
我们需要充分意识到我们拥有的巨大力量、地球的脆弱性，以及人类和政府为保护地球应尽的责任；
我们必须重新界定“进步”，要强调长时段的质，而非眼前的量。
因此，我们决心采取行动。环境正在向我们发起反扑；有鉴于此，我们倡导一场针对环境的行为革命。当然，由来已久的观念和制度难以轻易改变，而今天是我们在这颗星球上度过余生的第一天。我们将重新开始。
纳什起草和宣读的这份宣言，被认为深得托马斯·杰斐逊的权利思想以及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环境伦理思想之精髓，是他们二者思想的结晶。它不啻一份主张人与环境相互依存的宣言，对20世纪60年代许多人关于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认识做了很好的总结。如果依照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定义，来看待纳什在全部听众面前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宣讲环境权的行为，我们或许可称之为一场历史学者的“环境启蒙”。它虽不如之前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那样感染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但也在促使一些人进一步走向环境觉醒，并改变对环境的态度和举止上，适时地发挥了一个历史学者的作用。
一门历史：人类与其整个栖息地的故事
“我们将重新开始”，这自然要从“我”做起，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做起。于是，纳什本人在宣读宣言之后践行了自己的理想，尽到了作为教师和学者应尽的责任。1970年，他与本校其他院系的几名教师一起，组织并领导了一个委员会，开启了被称为“环境研究”的新的跨学科专业。注册这一专业的研究生，从1972年之初的12名，后来发展到300个不同专业的4000名之多。这一年的春季学期，纳什还在学校的教务主任那里列上了一门新课，课程名称为“美国环境史”。纳什的美国环境史，作为在美国最早开设的环境史课程之一，就这样被列入了美国大学的课程目录，并成了美国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后来纳什将自己开课的经验写成文章发表。他在文中回忆到，他在教务处注册这门新课之后回去的路上一直忐忑不安，因为他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学这门课。后来当他得知注册选修这门新课的学生有450人时，他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再一次坐卧不宁，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讲好这门新课。什么是环境史？当时，不仅其他人对此很陌生，他自己也没有一幅清晰的蓝图。后来，他基于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开设其他课程的经验，设计了“美国环境史”课程。当时，正值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社会维权运动开展的时候，同时也是环保运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开展的时候，因此，在课堂上，他提请同学要关注受压迫的少数派，这包括自然环境。在他看来，自然也是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派；野生自然生物所遭受的压迫之深重，是无可比拟的。同时，在这一课程教学中，纳什还引导学生质疑“发展等同于进步”之类的美国历史教条。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思想无疑是鲜活而富有警世意义的。 除了有关环境的教学和跨专业人才培养外，作为学者的纳什在这一领域还笔耕不辍。早在上述泄油事件发生前两年，他就出版了博士学位论文《荒野与美国精神》（1967）。这部著作因其就美国人对荒野态度的变化所做的经典研究，一直被视为美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同时也被誉为“为环保主义者所做的创世之书”，在推动人们关注自然、理解美国人的自然观念如何变化上产生过强有力的影响。这本书再版四次，发行了几十万册，被列为二战以来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百部著作之一，是“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10部著作”之一。而泄油事件造成的污染及其危害，则促使他在上文提及的宣言中明确地表达并宣扬环境权利和环境伦理思想。此后，他聚焦于环境伦理这一主题，终于在该事件发生后20年出版了多年潜心研究之作《大自然的权利》（1989）。这不仅是一部环境史力作，而且被称作是“环境伦理学这一新学科的发展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它通过追述“新环境主义”而提出，“在哲学和法律的特定意义上，大自然或其中的一部分具有人类应予以尊重的内在价值”；它们存在，这本身就是我们不得侵犯它们的理由。这种思想，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无疑具有超越民族和国界的巨大价值。因此该书被译成多种语言，行销世界达百万册，由此产生了波及全球的广泛的影响。
在涉及环境主题的著述和思考中，纳什的最广为人知的贡献，莫过于他对工作领域的冠名和率先界定，因而在环境史兴起和发展的学术之旅中留下了其独特的印迹。
1969年，纳什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会议上所做的演讲中，首次使用“环境史”这一用语；翌年，其演讲稿以“环境史的状况”为题，被收入赫伯特·巴斯主编的《美国历史的状况》一书予以发表。按照环境史的另一奠基人和领军人物、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的说法，纳什在这篇文章中最早试图为其工作领域下定义，他“建议把我们整个的环境看成一种历史档案，在其上，美国人书写着他们自身及其思想。”人们通常则将1972年视为“环境史”术语首次得到界定的年份。这一年，纳什在《美国环境史：新的教学前沿》一文中，率先对环境史作了这样的表达：“环境史将涉及人类与其整个栖息地的历史联系。这一定义……超越了人类维度，包含了一切生命，并且从根本上说，它包括环境本身。”由此可见，纳什在思想认识上，适时地突破了学科界限，将历史和环境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因其相关研究和环境史冠名与界定工作，而成为环境史的一位开拓者，并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称为环境史学家。
就这样，在圣巴巴拉泄油事件激发了当地民众关注环境的热情之后，纳什作为其中的一员，则因其早就研读、关注荒野，而从一般参与的民众中脱颖而出。他在最初的热情高涨过后，进一步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自觉而持续地开展有关环境的教研活动，从而将“我们重新开始”的誓言落到了实处。一方面，他充分利用第一课堂，讲授环境问题和环境史，努力宣讲他在《圣巴巴拉环境权利宣言》中表达的那些思想，由此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学子，使他们积极投身于环境研究和环保事业。另一方面，他不断深化自己的思想，并撰述成公开出版的书，在其中尽可能完整而准确地讲述人类如何与其整个栖息地相关联的故事。他的著作成了服务于环保活动家并指导他自己参与相关活动的有益工具。1971年，纳什因为出色的社区工作而被授予杰出青年奖；1974年，美国科学院授予他“环境质量，特别是荒野和环境教育的一流代言人”的荣誉；1975年，纳什当选为美国的杰出教育家；2000年，美国环境史学会给他颁发了终生成就奖。
一种声音：为什么环境史对今天很重要
纳什在圣巴巴拉泄油事件后的种种作为，很好地诠释一个从事环境史研究之学者的抱负。作为对这一抱负的理解，沃斯特在《从事环境史》一文中的总结具有指导意义。他说道：“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兴趣大起大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在问题自身变得越来越复杂、缺乏轻而易举的解决方法的同时，学术界的兴趣却在不断增长，并且越发地练达起来。因此，环境史源自一种道德目的，肩负强烈的政治使命；但是，随着它的成熟，它又变成一项学术事业，这是不能靠任何一个简单的或单一的道德或政治议程来促进的。它的宗旨则是要深化我们的一种认识：人类是如何一直受制于自然环境，反过来，他们又如何影响着环境，并且有着怎样的效果。”可以想见，沃斯特若勾勒环境史如何从“肩负强烈的政治使命”开始，进而发展为有着明确宗旨的学术事业的历程，肯定会突出罗德里克·纳什所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激情与理性交织的一笔。因为这一笔，不仅古老的历史学自身得以新生，而且历史学与当代社会的需要更加紧密相连。
实际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危机大背景之下，奋起思考并积极将自己掌握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努力唤醒民众环境觉醒的史学书生，又岂止纳什一人。我们看到，与纳什同时或前后，还有不少美国历史教师和学者开始讲授虽不叫环境史但大都涉及环境史内容的课程。并且，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来自不同领域但共同关注环境并从事环境问题和环境史教研的学者日益汇聚起来。他们不仅活跃于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美国研究协会和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等组织，而且进一步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由于早期开拓和从事环境史研究的这群人抱有远大的志向，不仅要“帮助其他历史学家突破狭窄的框框”，而且要使环保活动家、环境决策者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获得从环境历史中汲取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智慧，并为之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因此，当一代代环境史学者在他们的直接指导和间接影响下茁壮成长时，环境史学术事业也在这个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时代里，在经济社会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资鉴作用。
或许，环境史学者并不能直接提供一套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但是他们的思考和分析，无疑可以帮助与环境相关的实际工作者更好、更充分地理解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因为环境史叙述本身即是围绕人与自然之关系及其变迁，来解释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述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的影响及其对人类自身的反作用。环境史研究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早已结成并不断延续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从环境史的主题研究中看到了与现代工业文明相伴随的人与自然的疏离和异化，包括大地沙尘滚滚、天空青烟袅袅、河流越流越脏的情景。另一方面，很多环境史的著述让我们看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少到一个人，多到一群人，他们表达了对自然的关爱与呵护，或者某一种文化或生活方式，它们体现了与自然友好相处的可能。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人类在面对生态灾难时，如何更好地认识自身的行为及其影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对待的自然的态度。
因此，一个环境史学者所揭示的历史运动，就不应仅仅局限于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的问题，而且要包含一个土地共同体在何处、何时所共同经历的矛盾、挫折、失落，抑或还有成功，以及人类尝试解决矛盾的努力和教益。这样说来，环境史是最能给人类社会和这颗星球带来希望的一门历史。就此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纳什为代表的一群美国历史学者，在面对环境危机时的所作所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更好地定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能做什么”“我该怎么做”，都会有所启迪。毕竟，“最终要消除这些基本问题，关键在于人心，而非机械”。纳什的这种声音，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而像他那样的一群美国历史学者将环境史的教育践行到公共领域和工作中的行为，更值得我们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