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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阜蒙县，大大的造林史，放之于辽西北，放之于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历史之浮沉，命运之轮转，尽在眼前。
代 表
说起辽西北的风沙，可谓历史悠久、举世闻名。而处于风沙之眼的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简称阜蒙县），水患沙患凶如猛兽，成为刚刚建立的人民政府必须面对的民生难题。
1950年春，辽西省（现辽宁省内）劳模大会隆重召开。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嘹亮歌声中，一个农民打扮的代表亮出一封写给人民政府的信，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阜蒙县一个叫塔子沟的地方。那里的人傲视风沙，世代植树，生生不息已近百年。虽不能大规模抗击沙敌，但宽12里、长1里的杨柳林，已有了几分阵势。沙来人不退了，大片耕地也在它的保护下，得以休养生息。
这次大会的亲历者们，已经渐行渐远了，但这位代表的故事，却在官方材料中得到完整保存——崔景明，共产党员，全国林业系统劳动模范，塔子沟村护林员。在劳模大会上上书人民政府，直抒植树治河情怀，得到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一个以塔子沟村为起点，东临彰武，西接北票，北连内蒙的库伦旗和奈曼旗的植树造林路线图浮出了水面。
第二年春，东北人民政府制定了改造辽西北大自然的规划，《关于营造东北西部防护林带的决定》正式颁布，阜蒙县委、县政府随即向全县人民发出向荒山进军的号令。1952年，阜蒙县八家子林业训练班成立，旨在从农民中培养林业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同年9月，阜蒙县第一家专业苗圃育苗队成立。1958年，林业专业队伍纷纷成立，机械化国营林场也在大跃进的旗帜下隆重登台。一时间，由国营林场职工、人民公社社员、国家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学生，甚至当地驻军组成的庞大队伍，高举红旗，高唱战歌，用不间歇、地毯式栽种的方式，向着荒山沙海进军了。
而这时的崔景明，眉头却紧锁起来。大规模造林好是好，但上哪去淘弄那么多树苗？突然，他想到一个人。此人叫郑国清，土生土长的育苗人，国营林场育苗队的队长，远近闻名的技术大拿。如果把他请到塔子沟，他一个人就能解决树苗大问题！
苗 子
1963年春，冰开水响，大地泛绿，郑国清携家带口来到崔景明所在的蜘蛛山公社大庙大队塔子沟队，在乡林业站当技术员。风沙里生，治沙里长，一个是劳动模范，一个是育苗能手，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白天，一起在苗圃育苗；晚上，又一起巡林护林。落日余辉把西边的大青山染成金色，苗圃里的小苗也穿上了嫩嫩的绿衣。这一年，郑国清的大儿子郑庆山年满7岁，7岁童孩的记忆里装不下什么事，但奇怪的是，现年58岁的郑庆山，对儿时的一个念想却清晰如昨：爸爸是个育苗人，埋下一粒种子就能长成大树。要是埋下一粒苞米呢？想必一定会结出面馍饽饽……
就在崔景明、郑国清们在苗圃勤奋耕耘时，在离他们不远的彰武县，一批掌握着现代林业技术的知识分子，正在章古台镇的大一间房村，埋头于流动沙丘的固定技术研究。从1953年到1962年，9年间他们进行了无数次试验，总结出的“以灌木固沙为主，人工沙障为辅，前挡后拉，顺风推进，分批治理”的一整套综合治沙方法，被誉为中国三大治沙方法之一。
这批人是辽宁省固沙造林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当时的所长，也是该所的第一任所长叫刘斌，中国著名的治沙专家。同为育苗，崔景明们偏爱杨树、柳树，而刘斌团队则主攻樟子松苗。樟子松天然分布在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沙地。1953年春，固沙所的科研人员从呼伦贝尔的红花尔基带回了种子，随即展开试验。1955年春，樟子松在章古台沙地上引种成功，成为中国第一片樟子松引种固沙林的源头，也成为新中国防沙固沙事业的起点。
现在，辽宁省固沙造林研究所是辽宁省林业厅的事业单位，长期致力于辽宁省风沙地区的林业应用研究和开发，基地就在彰武县的章古台镇，总经营面积高达2620公顷，现任所长叫宋晓东，是中国新一代的治沙专家。“优质树苗的培育，是一项漫长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前赴后继。我们研究樟子松，花了近60年的时间。现在，这项工作还没画上句号。”站在固沙所现代化的多功能展览厅里，宋晓东回顾历史，百感交集。
今日章古台，黄沙已成林海。固沙所每年要向三北地区提供近千万株樟子松苗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固沙造林技术，已推广至新疆、甘肃、陕西等14个省（区），造林面积已达40万公顷。几代知识分子的卓越贡献，与阜蒙县的优质苗木栽种成果交相辉映，让风沙之眼的绿色之梦充满沧桑，壮阔跌宕。
十 年
从小跟育苗父亲搬了33次家的郑庆山，却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阜蒙县。造了一辈子林的郑国清，文革期间被打成“破坏抓革命的黑手”，黑帽子一戴就是十年。1977年，郑庆山以优异成绩考上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但政审没通过，资格被取消，大学梦失之交臂。“命运这东西，怎么说呢，想想也没什么可惜的。我生于沙、长于沙，早已跟这块土地一体了，离开未见得就是好事情。再说，造林是个试验性技术，田野比课堂其实更有实效性。”回首当年，这位赤脸大汉憨然一笑。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进入快车道。全国的国有林场有一通病，辽西北的问题更为突出。一是管理体制，林场既不属于企业，也不算事业；二是分配体制，林场职工既务工又务农，工无工资，农无田地。归林场所有的一些土地，又都被周边农户“霸种”了。
怎么才能走出困境？省委省政府的总原则是放权，激活基层组织的创新能力。于是，各林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推行“低产林改造”，有的搞“商业一条街”，有的建立了“生态模式户”，有的实行林木种子自主经营……
当时在县林业局做国有林场管理工作的郑庆山，把工作重点放到为各林场争取防沙治沙贴息贷款上。几番努力，在农业银行贷到了1000多万，又通过诉讼，帮着几家林场清回了自己的土地。“那阵子叫全员出击，不管是林场管理者，还是坐机关的干部，大家有招出招，有人出人，实践的热情非常高。”
中国的林业建设，从一开始就由国家主导。从1950年代的大规模造林，到“文革”时期的政治造林，再到现在的科学造林，步步都离不开国家的政策引领和资金投入。1991年到2001年这十年，是国家政策最活跃、最开放的时期。在国有林场，允许职工承包土地，允许职工把自己的苗木直接投放市场。渐渐的，小作坊式的个人苗圃，发展成有一定规模的苗木基地，林场再用“以地顶资”的方法进行调控，一线造林人由此快速脱贫，开始向小康挺进。 2002年3月，阜蒙县争取到国家“退耕还林”工程、“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生态县工程等五六个大项目的实施和几千万资金，县委县政府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从生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项目工程布局这三方面入手，制定了6年林业发展规划。与此同时，辽宁省大规模造林工程也全面展开，朝阳500万亩荒山绿化工程、辽西北边界防护式体系建设工程、沿海经济带绿化工程、辽宁省1700万亩大规模造林绿化工程……项目加资金，资金加措施细则，可谓倾囊而出，不遗余力。
作为全省大格局下的小县城，阜蒙搭上了绿色辽宁的顺风车。“那阵子真是兴奋啊！为了让老百姓既了解国家政策，又掌握造林技术，县林业技术指导站成立了，组织上让我当站长。从搞管理回归业务老本行，我全听上级安排，上任第一天就面向全县的林农、果农搞培训，老百姓特别欢迎。”郑庆山回忆说。
在世代贫脊、封闭的土地上，进行现代化的改革，弯路在所难免。郑庆山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突然冒出的“欧美杨”神树。顾名思义，欧美杨就是在欧美地区生长的一种杨树，它挺拔高大，既美观又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但它喜水喜肥，适宜在丰饶的土壤里生长。阜新地区十年九旱，土瘦地薄，适合欧美杨生长的地块不足20%。
老百姓不懂这个，借“炒种”发财的人，说欧美杨山顶都能栽，大家被这些人蛊惑得晕头转向，神树被大面积栽种。郑庆山带领指导站的同事紧急出动，走乡串户给头脑发热的林农降温，有时一夜要走六七个村屯，讲适地适树，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坡度，不同的小气候要栽植不同的树种。
这件事让郑庆山深刻感受到，作为全县林业发展的智囊团和指挥所，指导站责任重大，不但要告诉林农们种什么，还要在制度层面做建设性的工作。建立种苗经济人协会；搭建惠及全县林农、果农的信息共享平台；把散在的个体苗木基地，向规模化、产业化靠拢、推进；呼吁政府尽快出台苗木技术规程细则，把苗木的栽种、定价、市场投放、用工标准、工资标准和政府采购等，用政府令的形式，使之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思考，摆在了政府和林业局的工作日程里，而郑庆山们则开始了摸石头过河的行动。
林三代
2008年，世界著名企业瑞典SKF集团准备在中国的四省六县进行赠款造林。考察组来到某县，接待他们的是西装革履的县长和林业局局长，是高档酒店里满桌子的山珍海味。瑞典人摇头了，“这个地方不行啊，如果把钱投进去，用不了几天，就得挥霍一空。”
考察组来到了阜蒙县，林业局赶紧把郑庆山从田间地头叫过来搞接待。看着满身尘土、赤红脸膛的郑庆山，瑞典人来了兴趣。由郑庆山作向导，考察组聆听了林业局的林业发展体系报告，参观了全县林业发展布局展示，还到现场考察了容器育苗、机械化整地、乔灌草混交和针灌混交技术。他们用了一年时间，四到阜蒙，考察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2010年2月，SKF集团和县政府、县林业局达成意向协议。5月，瑞典国王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签署了实施项目框架协议，与阜蒙县的具体实施协议，最后在9月中旬完成。
与世界顶级企业的这次合作，让阜蒙县造林工程信息化管理来了个跳跃式的发展。全县35个乡镇的林业站，配齐了电脑、摩托车、GPS定位仪和管理软件，国家也把阜蒙县确定为“三北工程造林信息化管理试点县”。“搞好林业技能培训和再教育，推进林业向现代化、产业化、科学化、信息化、机械化、专业化上发展，缺人才呀！”郑庆山，这位建国初期育苗技术大拿的后代，这位在造林一线苦战30多年的林业通，却在时光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面前，发出了深深的慨叹：“我快60岁了，儿时栽下种子就能成树、成馍的念想已经实现。但用现代科技再造河山的梦，不行了，实现不了了，希望寄托在女儿那代了。”
郑庆山说女儿是命中注定的“林三代”，她是新疆农业大学森林培育专业的硕士生，现在在省林业厅工作。“我一直都跟她说，你人在省城，心要在阜蒙。这里不仅是养育你的地方，也深埋着你爷爷和你爸爸的梦想。她很懂得，我们这里的林三代都很懂得。苗子、小树、大树、参天树，人有生死，树有年轮，从风沙里走出来的阜蒙人，个个都不忘自己的根。”
赤脸汉子的眼眶湿润了。小小的阜蒙县，大大的造林史，放之于辽西北，放之于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历史之浮沉，命运之轮转，如画如镜，如诉如歌，如不远处的大青山，林涛依旧、夕阳正红……
代 表
说起辽西北的风沙，可谓历史悠久、举世闻名。而处于风沙之眼的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简称阜蒙县），水患沙患凶如猛兽，成为刚刚建立的人民政府必须面对的民生难题。
1950年春，辽西省（现辽宁省内）劳模大会隆重召开。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嘹亮歌声中，一个农民打扮的代表亮出一封写给人民政府的信，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阜蒙县一个叫塔子沟的地方。那里的人傲视风沙，世代植树，生生不息已近百年。虽不能大规模抗击沙敌，但宽12里、长1里的杨柳林，已有了几分阵势。沙来人不退了，大片耕地也在它的保护下，得以休养生息。
这次大会的亲历者们，已经渐行渐远了，但这位代表的故事，却在官方材料中得到完整保存——崔景明，共产党员，全国林业系统劳动模范，塔子沟村护林员。在劳模大会上上书人民政府，直抒植树治河情怀，得到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一个以塔子沟村为起点，东临彰武，西接北票，北连内蒙的库伦旗和奈曼旗的植树造林路线图浮出了水面。
第二年春，东北人民政府制定了改造辽西北大自然的规划，《关于营造东北西部防护林带的决定》正式颁布，阜蒙县委、县政府随即向全县人民发出向荒山进军的号令。1952年，阜蒙县八家子林业训练班成立，旨在从农民中培养林业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同年9月，阜蒙县第一家专业苗圃育苗队成立。1958年，林业专业队伍纷纷成立，机械化国营林场也在大跃进的旗帜下隆重登台。一时间，由国营林场职工、人民公社社员、国家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学生，甚至当地驻军组成的庞大队伍，高举红旗，高唱战歌，用不间歇、地毯式栽种的方式，向着荒山沙海进军了。
而这时的崔景明，眉头却紧锁起来。大规模造林好是好，但上哪去淘弄那么多树苗？突然，他想到一个人。此人叫郑国清，土生土长的育苗人，国营林场育苗队的队长，远近闻名的技术大拿。如果把他请到塔子沟，他一个人就能解决树苗大问题！
苗 子
1963年春，冰开水响，大地泛绿，郑国清携家带口来到崔景明所在的蜘蛛山公社大庙大队塔子沟队，在乡林业站当技术员。风沙里生，治沙里长，一个是劳动模范，一个是育苗能手，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白天，一起在苗圃育苗；晚上，又一起巡林护林。落日余辉把西边的大青山染成金色，苗圃里的小苗也穿上了嫩嫩的绿衣。这一年，郑国清的大儿子郑庆山年满7岁，7岁童孩的记忆里装不下什么事，但奇怪的是，现年58岁的郑庆山，对儿时的一个念想却清晰如昨：爸爸是个育苗人，埋下一粒种子就能长成大树。要是埋下一粒苞米呢？想必一定会结出面馍饽饽……
就在崔景明、郑国清们在苗圃勤奋耕耘时，在离他们不远的彰武县，一批掌握着现代林业技术的知识分子，正在章古台镇的大一间房村，埋头于流动沙丘的固定技术研究。从1953年到1962年，9年间他们进行了无数次试验，总结出的“以灌木固沙为主，人工沙障为辅，前挡后拉，顺风推进，分批治理”的一整套综合治沙方法，被誉为中国三大治沙方法之一。
这批人是辽宁省固沙造林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当时的所长，也是该所的第一任所长叫刘斌，中国著名的治沙专家。同为育苗，崔景明们偏爱杨树、柳树，而刘斌团队则主攻樟子松苗。樟子松天然分布在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沙地。1953年春，固沙所的科研人员从呼伦贝尔的红花尔基带回了种子，随即展开试验。1955年春，樟子松在章古台沙地上引种成功，成为中国第一片樟子松引种固沙林的源头，也成为新中国防沙固沙事业的起点。
现在，辽宁省固沙造林研究所是辽宁省林业厅的事业单位，长期致力于辽宁省风沙地区的林业应用研究和开发，基地就在彰武县的章古台镇，总经营面积高达2620公顷，现任所长叫宋晓东，是中国新一代的治沙专家。“优质树苗的培育，是一项漫长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前赴后继。我们研究樟子松，花了近60年的时间。现在，这项工作还没画上句号。”站在固沙所现代化的多功能展览厅里，宋晓东回顾历史，百感交集。
今日章古台，黄沙已成林海。固沙所每年要向三北地区提供近千万株樟子松苗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固沙造林技术，已推广至新疆、甘肃、陕西等14个省（区），造林面积已达40万公顷。几代知识分子的卓越贡献，与阜蒙县的优质苗木栽种成果交相辉映，让风沙之眼的绿色之梦充满沧桑，壮阔跌宕。
十 年
从小跟育苗父亲搬了33次家的郑庆山，却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阜蒙县。造了一辈子林的郑国清，文革期间被打成“破坏抓革命的黑手”，黑帽子一戴就是十年。1977年，郑庆山以优异成绩考上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但政审没通过，资格被取消，大学梦失之交臂。“命运这东西，怎么说呢，想想也没什么可惜的。我生于沙、长于沙，早已跟这块土地一体了，离开未见得就是好事情。再说，造林是个试验性技术，田野比课堂其实更有实效性。”回首当年，这位赤脸大汉憨然一笑。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进入快车道。全国的国有林场有一通病，辽西北的问题更为突出。一是管理体制，林场既不属于企业，也不算事业；二是分配体制，林场职工既务工又务农，工无工资，农无田地。归林场所有的一些土地，又都被周边农户“霸种”了。
怎么才能走出困境？省委省政府的总原则是放权，激活基层组织的创新能力。于是，各林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推行“低产林改造”，有的搞“商业一条街”，有的建立了“生态模式户”，有的实行林木种子自主经营……
当时在县林业局做国有林场管理工作的郑庆山，把工作重点放到为各林场争取防沙治沙贴息贷款上。几番努力，在农业银行贷到了1000多万，又通过诉讼，帮着几家林场清回了自己的土地。“那阵子叫全员出击，不管是林场管理者，还是坐机关的干部，大家有招出招，有人出人，实践的热情非常高。”
中国的林业建设，从一开始就由国家主导。从1950年代的大规模造林，到“文革”时期的政治造林，再到现在的科学造林，步步都离不开国家的政策引领和资金投入。1991年到2001年这十年，是国家政策最活跃、最开放的时期。在国有林场，允许职工承包土地，允许职工把自己的苗木直接投放市场。渐渐的，小作坊式的个人苗圃，发展成有一定规模的苗木基地，林场再用“以地顶资”的方法进行调控，一线造林人由此快速脱贫，开始向小康挺进。 2002年3月，阜蒙县争取到国家“退耕还林”工程、“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生态县工程等五六个大项目的实施和几千万资金，县委县政府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从生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项目工程布局这三方面入手，制定了6年林业发展规划。与此同时，辽宁省大规模造林工程也全面展开，朝阳500万亩荒山绿化工程、辽西北边界防护式体系建设工程、沿海经济带绿化工程、辽宁省1700万亩大规模造林绿化工程……项目加资金，资金加措施细则，可谓倾囊而出，不遗余力。
作为全省大格局下的小县城，阜蒙搭上了绿色辽宁的顺风车。“那阵子真是兴奋啊！为了让老百姓既了解国家政策，又掌握造林技术，县林业技术指导站成立了，组织上让我当站长。从搞管理回归业务老本行，我全听上级安排，上任第一天就面向全县的林农、果农搞培训，老百姓特别欢迎。”郑庆山回忆说。
在世代贫脊、封闭的土地上，进行现代化的改革，弯路在所难免。郑庆山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突然冒出的“欧美杨”神树。顾名思义，欧美杨就是在欧美地区生长的一种杨树，它挺拔高大，既美观又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但它喜水喜肥，适宜在丰饶的土壤里生长。阜新地区十年九旱，土瘦地薄，适合欧美杨生长的地块不足20%。
老百姓不懂这个，借“炒种”发财的人，说欧美杨山顶都能栽，大家被这些人蛊惑得晕头转向，神树被大面积栽种。郑庆山带领指导站的同事紧急出动，走乡串户给头脑发热的林农降温，有时一夜要走六七个村屯，讲适地适树，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坡度，不同的小气候要栽植不同的树种。
这件事让郑庆山深刻感受到，作为全县林业发展的智囊团和指挥所，指导站责任重大，不但要告诉林农们种什么，还要在制度层面做建设性的工作。建立种苗经济人协会；搭建惠及全县林农、果农的信息共享平台；把散在的个体苗木基地，向规模化、产业化靠拢、推进；呼吁政府尽快出台苗木技术规程细则，把苗木的栽种、定价、市场投放、用工标准、工资标准和政府采购等，用政府令的形式，使之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思考，摆在了政府和林业局的工作日程里，而郑庆山们则开始了摸石头过河的行动。
林三代
2008年，世界著名企业瑞典SKF集团准备在中国的四省六县进行赠款造林。考察组来到某县，接待他们的是西装革履的县长和林业局局长，是高档酒店里满桌子的山珍海味。瑞典人摇头了，“这个地方不行啊，如果把钱投进去，用不了几天，就得挥霍一空。”
考察组来到了阜蒙县，林业局赶紧把郑庆山从田间地头叫过来搞接待。看着满身尘土、赤红脸膛的郑庆山，瑞典人来了兴趣。由郑庆山作向导，考察组聆听了林业局的林业发展体系报告，参观了全县林业发展布局展示，还到现场考察了容器育苗、机械化整地、乔灌草混交和针灌混交技术。他们用了一年时间，四到阜蒙，考察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2010年2月，SKF集团和县政府、县林业局达成意向协议。5月，瑞典国王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签署了实施项目框架协议，与阜蒙县的具体实施协议，最后在9月中旬完成。
与世界顶级企业的这次合作，让阜蒙县造林工程信息化管理来了个跳跃式的发展。全县35个乡镇的林业站，配齐了电脑、摩托车、GPS定位仪和管理软件，国家也把阜蒙县确定为“三北工程造林信息化管理试点县”。“搞好林业技能培训和再教育，推进林业向现代化、产业化、科学化、信息化、机械化、专业化上发展，缺人才呀！”郑庆山，这位建国初期育苗技术大拿的后代，这位在造林一线苦战30多年的林业通，却在时光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面前，发出了深深的慨叹：“我快60岁了，儿时栽下种子就能成树、成馍的念想已经实现。但用现代科技再造河山的梦，不行了，实现不了了，希望寄托在女儿那代了。”
郑庆山说女儿是命中注定的“林三代”，她是新疆农业大学森林培育专业的硕士生，现在在省林业厅工作。“我一直都跟她说，你人在省城，心要在阜蒙。这里不仅是养育你的地方，也深埋着你爷爷和你爸爸的梦想。她很懂得，我们这里的林三代都很懂得。苗子、小树、大树、参天树，人有生死，树有年轮，从风沙里走出来的阜蒙人，个个都不忘自己的根。”
赤脸汉子的眼眶湿润了。小小的阜蒙县，大大的造林史，放之于辽西北，放之于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历史之浮沉，命运之轮转，如画如镜，如诉如歌，如不远处的大青山，林涛依旧、夕阳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