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曾像梁启超那样认为西方文明需要中国文明去拯救，也不同于胡适只承认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文化的民族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思想经历着大浪淘沙的时代选择。一些新文化运动中的精英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取向问题上，来不及找到正确的答案，而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否定一切的偏激态度。“打倒孔家店”一时间成为一句最响亮、最革命的口号。
　　在各种不同思潮的激烈碰撞中，郭沫若却没有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价值产生过怀疑。1923年，郭沫若在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起草的《一个宣言》中明确地向世人告白：“我们要把固有的创造精神恢復，我们要研究古代的精华，吸收古人的遗产。”同时又用诗化的语言指出：“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如今不是我们闭关自主的时候了，输入西方先觉诸邦的艺术也正是我们的急图。……借他山石，以资我们的攻错。”
　　通过东西方文化的互补，使传统文化在吸收和改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是郭沫若的一贯主张。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优良传统，印度的佛教、希腊的星历都被化为了中国固有的文化而加以充实。在他的自身学术生涯中，同样因循了，这样的规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上世纪30年代，旅居日本的郭沫若把《诗经》、《尚书》、《周易》等古籍文献和地下出土的甲骨金文的研究结合起来，他同时着手翻译德国学者的《美术考古一世纪》，从而成为最先把欧洲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最新知识和科学方法运用于古文字、古器物研究的探路人。
　　在金文的研究中，郭沫若受到摩尔根、恩格斯著述的启发，借鉴近代民俗学的知识，破解了青铜器上那些鸟兽鱼虫的远古之谜，断定这些图形文字正是西方学者所谓“图腾”的“孑遗或转变”，说明殷周时代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文化。郭沫若又参照西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把那些年代混沌的青铜器物按照器物形制、纹样的特点合并同类项，于是依次渐进的四个历史阶段被条理分明地划分出来。郭沫若终于在横亘八百年的周代社会中找到了儒家思想的源头。
　　与希腊、希伯来、印度的古代文明相比较，郭沫若认为，中国古代精神表现得最真切、最纯粹的时期“当得在周秦之际”，而周秦之际的儒家思想原本“是以个性为中心的”、“是进取的”。因而郭沫若始终对儒家文化、对孔子持肯定态度。他不曾像梁启超那样认为西方文明需要中国文明去拯救，也不同于胡适只承认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文化的民族性。运用西方的现代科学，对中国的传统加以“更确的观察与更新的解释”，是郭沫若有别于众多国学大师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