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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派遣红衣主教嘉乐来到北京,就“敬孔敬祖”问题与清朝政府进行谈判,即中国的天主教徒是否要敬拜、祭祀孔子和自己的祖先。康熙皇帝先后13次接见嘉乐,礼遇不可谓不隆重,但在“敬孔敬祖”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不肯做出任何妥协,并且向罗马教廷明确表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嘉乐无功而返,回到欧洲。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雍正皇帝正式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梵蒂冈的罗马教廷将此事称为“中国礼仪之争”,此事直接导致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被迫中断,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得以重新恢复。
康熙皇帝曾经特意在皇宫紫禁城内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嘉乐及其随行人员,在宴会上,康熙皇帝向嘉乐展示了数件内务府造办处刚刚制作完成的瓷胎画珐琅器物。这些制作精美的器物令嘉乐惊奇万分、赞叹不已。嘉乐返回梵蒂冈罗马教廷后,向接替克雷芒十一世的教皇英诺森十三世汇报了此次中国之行。在这份拉丁文本的报告中,就记载有嘉乐在清宫中所见到的瓷胎画珐琅器物。这份报告目前还保存在梵蒂冈罗马教廷的图书馆内,这也是西方文献对珐琅彩瓷器最早的记载。
千古瓷珍
珐琅彩瓷器出现在康熙年间,是仿铜胎画珐琅(即景泰蓝)的装饰,所以在清宫内的标签上称作“瓷胎画珐琅器”,习惯上又有“古月轩”之称。但清宫内并无古月轩之名,显系讹传。
珐琅实际上是覆盖于金属表面的玻璃质材料,人们使用珐琅的历史非常悠久,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古埃及就已经出现了用珐琅作装饰的器物。画珐琅技法起源于15世纪中叶的法国,即在玻璃料内加上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并用油调和后成为珐琅料,用来装饰金属器物,能够取得油画般的效果。
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法国传教士洪若将这种画珐琅器物进贡给清朝,康熙皇帝被深深吸引并决定把这种技法移植到瓷器上,成为“瓷胎画珐琅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康熙皇帝责令法国传教士马国贤、郎世宁在宫内督理试制,经过30多年的反复试烧,最终在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烧制成功。
珐琅彩瓷器既有铜胎画珐琅器的端庄秀丽,又有瓷器清雅明丽的风采,因此它在清宫内独领风骚近百年。据《清档》记载,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赐给暹罗(今泰国)国王各色官窑瓷器共146件,其中仅有一件是珐琅彩;内廷大臣中也只有年羹尧在多次恳请下,才赐给一件;乾隆皇帝甚至下旨规定“庶民弗得一窥”。
珐琅彩瓷器仅见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它的制作过程颇费周折,彩料从国外进口,由宫廷画师出具样稿,烧造分两地完成,先在景德镇烧成精细白瓷,然后解运至北京,再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由画师彩绘后,经过低温两次烧成。每件珐琅彩瓷器烧成后都要经皇帝过目品评,并且登记造册。
珐琅彩瓷器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精湛绝伦的画工,成为清代皇帝后妃们赏玩的御用瓷。但是它的烧制难度却极大,比如据《清档》记载,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四月,雍正皇帝传旨烧造一件珐琅彩小瓶,直到八月才烧成,其间历时4个多月。依照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优越条件,烧造一件珐琅彩小瓶尚需100余天,可见珐琅彩瓷器的烧制工艺要何等复杂。
经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进口的珐琅彩料与国产的传统彩料不同。首先,珐琅彩料中含有硼元素,而传统彩料不含硼;其次,珐琅彩料中含有砷元素,而传统彩料中只有粉彩含砷,其余的都不含砷;第三,珐琅彩料中的红彩是用金作为着色剂的,黄彩是用氧化锑与氧化锡作为着色剂的,所以,硼元素和砷元素以及金、锑、锡等金属元素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珐琅彩瓷器的色调。
三朝繁华
康熙珐琅彩瓷器是仿制铜胎画珐琅烧制而成的,在瓷胎上用各种珐琅彩料进行绘画,所以其釉色纹饰与同时期铜胎画珐琅器物非常相似,色调浓重艳丽,多以蓝色、黄色、红色、紫色等为地色,然后绘画纹饰,以花卉纹居多,如牡丹、芍药、莲花、梅花、菊花、月季、宝相花等,并常以开光技法绘画纹饰,使得纹饰更加鲜明,花蕊内还篆书“万”、“寿”、“长”、“春”等吉祥用语,寓意“万寿无疆”。造型以小件器物为主,主要为瓶、盒、盘、碗、杯、壶等,其中碗的数量较多,而瓶的数量则非常少见。款识多用胭脂色或蓝色珐琅料书写,个别器物底款为刻款,一般为四字楷书“康熙御制”,多写在方栏或双圈线内,字体结构严谨。 雍正珐琅彩瓷器与康熙珐琅彩瓷器的风格完全不同,逐渐摆脱了铜胎画珐琅的装饰特点,而是直接在白地上绘画,画面具有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风格。其胎体轻薄、细腻坚致,釉面晶莹洁白。呈色丰富、色彩明丽,在一件器物上可以同时使用二三十种不同色调的彩料,使得画面艳丽多姿。以小件器物为主,常见有盘、碗、杯、碟、花瓶等。画面写意、技法精湛,常见各种花鸟、山水、竹石、人物画等图案,还在画面旁配以书法精妙的相应题诗和落款,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具有非凡的艺术效果。款识多见“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四字或六字款。
乾隆珐琅彩瓷器基本上承袭雍正珐琅彩瓷器的风格,但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取材多样、装饰华美的艺术特色。釉面洁白莹润、色彩绚丽,器物种类丰富、造型典雅,仅瓶类就有蒜头瓶、双联瓶、葫芦瓶、双耳瓶、纸槌瓶等多种造型,茶壶、酒盅、方盒、盖碗、盘、碗、碟等数量也明显增多。画面构图更加繁复,在一件器物上往往组合数组图案,除传统的花卉、山水等图案外,以西洋油画为摹本绘画的图案亦有出现,甚至还有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西洋人物图案。更多地吸收了西洋绘画技法,注重远近透视和光线明暗的变化,对人物脸部的渲染具有西洋油画的装饰效果。在装饰工艺上集彩绘、描金、轧道、凸印、开光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充分反映出高超的制作水平。款识常见“乾隆年制”四字蓝料双方框楷书款,个别器物亦有用青花、金彩或墨彩书写款识。
由于烧制难度极大,再加上制作成本昂贵,到乾隆中期,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不得不停止烧制珐琅彩瓷器。所以,流传至今的珐琅彩瓷器总数不超过500余件,可谓弥足珍贵。
康熙皇帝曾经特意在皇宫紫禁城内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嘉乐及其随行人员,在宴会上,康熙皇帝向嘉乐展示了数件内务府造办处刚刚制作完成的瓷胎画珐琅器物。这些制作精美的器物令嘉乐惊奇万分、赞叹不已。嘉乐返回梵蒂冈罗马教廷后,向接替克雷芒十一世的教皇英诺森十三世汇报了此次中国之行。在这份拉丁文本的报告中,就记载有嘉乐在清宫中所见到的瓷胎画珐琅器物。这份报告目前还保存在梵蒂冈罗马教廷的图书馆内,这也是西方文献对珐琅彩瓷器最早的记载。
千古瓷珍
珐琅彩瓷器出现在康熙年间,是仿铜胎画珐琅(即景泰蓝)的装饰,所以在清宫内的标签上称作“瓷胎画珐琅器”,习惯上又有“古月轩”之称。但清宫内并无古月轩之名,显系讹传。
珐琅实际上是覆盖于金属表面的玻璃质材料,人们使用珐琅的历史非常悠久,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古埃及就已经出现了用珐琅作装饰的器物。画珐琅技法起源于15世纪中叶的法国,即在玻璃料内加上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并用油调和后成为珐琅料,用来装饰金属器物,能够取得油画般的效果。
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法国传教士洪若将这种画珐琅器物进贡给清朝,康熙皇帝被深深吸引并决定把这种技法移植到瓷器上,成为“瓷胎画珐琅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康熙皇帝责令法国传教士马国贤、郎世宁在宫内督理试制,经过30多年的反复试烧,最终在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烧制成功。
珐琅彩瓷器既有铜胎画珐琅器的端庄秀丽,又有瓷器清雅明丽的风采,因此它在清宫内独领风骚近百年。据《清档》记载,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赐给暹罗(今泰国)国王各色官窑瓷器共146件,其中仅有一件是珐琅彩;内廷大臣中也只有年羹尧在多次恳请下,才赐给一件;乾隆皇帝甚至下旨规定“庶民弗得一窥”。
珐琅彩瓷器仅见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它的制作过程颇费周折,彩料从国外进口,由宫廷画师出具样稿,烧造分两地完成,先在景德镇烧成精细白瓷,然后解运至北京,再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由画师彩绘后,经过低温两次烧成。每件珐琅彩瓷器烧成后都要经皇帝过目品评,并且登记造册。
珐琅彩瓷器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精湛绝伦的画工,成为清代皇帝后妃们赏玩的御用瓷。但是它的烧制难度却极大,比如据《清档》记载,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四月,雍正皇帝传旨烧造一件珐琅彩小瓶,直到八月才烧成,其间历时4个多月。依照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优越条件,烧造一件珐琅彩小瓶尚需100余天,可见珐琅彩瓷器的烧制工艺要何等复杂。
经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进口的珐琅彩料与国产的传统彩料不同。首先,珐琅彩料中含有硼元素,而传统彩料不含硼;其次,珐琅彩料中含有砷元素,而传统彩料中只有粉彩含砷,其余的都不含砷;第三,珐琅彩料中的红彩是用金作为着色剂的,黄彩是用氧化锑与氧化锡作为着色剂的,所以,硼元素和砷元素以及金、锑、锡等金属元素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珐琅彩瓷器的色调。
三朝繁华
康熙珐琅彩瓷器是仿制铜胎画珐琅烧制而成的,在瓷胎上用各种珐琅彩料进行绘画,所以其釉色纹饰与同时期铜胎画珐琅器物非常相似,色调浓重艳丽,多以蓝色、黄色、红色、紫色等为地色,然后绘画纹饰,以花卉纹居多,如牡丹、芍药、莲花、梅花、菊花、月季、宝相花等,并常以开光技法绘画纹饰,使得纹饰更加鲜明,花蕊内还篆书“万”、“寿”、“长”、“春”等吉祥用语,寓意“万寿无疆”。造型以小件器物为主,主要为瓶、盒、盘、碗、杯、壶等,其中碗的数量较多,而瓶的数量则非常少见。款识多用胭脂色或蓝色珐琅料书写,个别器物底款为刻款,一般为四字楷书“康熙御制”,多写在方栏或双圈线内,字体结构严谨。 雍正珐琅彩瓷器与康熙珐琅彩瓷器的风格完全不同,逐渐摆脱了铜胎画珐琅的装饰特点,而是直接在白地上绘画,画面具有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风格。其胎体轻薄、细腻坚致,釉面晶莹洁白。呈色丰富、色彩明丽,在一件器物上可以同时使用二三十种不同色调的彩料,使得画面艳丽多姿。以小件器物为主,常见有盘、碗、杯、碟、花瓶等。画面写意、技法精湛,常见各种花鸟、山水、竹石、人物画等图案,还在画面旁配以书法精妙的相应题诗和落款,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具有非凡的艺术效果。款识多见“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四字或六字款。
乾隆珐琅彩瓷器基本上承袭雍正珐琅彩瓷器的风格,但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取材多样、装饰华美的艺术特色。釉面洁白莹润、色彩绚丽,器物种类丰富、造型典雅,仅瓶类就有蒜头瓶、双联瓶、葫芦瓶、双耳瓶、纸槌瓶等多种造型,茶壶、酒盅、方盒、盖碗、盘、碗、碟等数量也明显增多。画面构图更加繁复,在一件器物上往往组合数组图案,除传统的花卉、山水等图案外,以西洋油画为摹本绘画的图案亦有出现,甚至还有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西洋人物图案。更多地吸收了西洋绘画技法,注重远近透视和光线明暗的变化,对人物脸部的渲染具有西洋油画的装饰效果。在装饰工艺上集彩绘、描金、轧道、凸印、开光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充分反映出高超的制作水平。款识常见“乾隆年制”四字蓝料双方框楷书款,个别器物亦有用青花、金彩或墨彩书写款识。
由于烧制难度极大,再加上制作成本昂贵,到乾隆中期,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不得不停止烧制珐琅彩瓷器。所以,流传至今的珐琅彩瓷器总数不超过500余件,可谓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