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一个极好的朋友突然搬家了，全家搬到南洋去了，说是那边的亲戚有好门路，南洋多远，远在我的想象之外，对我们来说相当于虚无飘缈之地，我再没见过那个朋友，她似乎凭空消失了，她家老木门就那么锁着，再没有打开。那时候，我才懂得家是可以搬的，而且可以搬得那么远，在那之前，我以为家在某个地方就会永远在的。一个学期之后，我们家也搬了，搬至我从未去过的小县城，父亲母亲相信我们在县城会有更好的日子和前景。我立在自家竹篱笆围成的小院前，久久看着两间瓦房，瓦房中间没有盖顶的客厅，院里那棵高过屋子的木兰，篱笆边的花草，院右侧那片竹林，我们的日子变成某种气息，沾附在这一切东西上面，我们要走了，要把某些日子丢掉了，我有某种说不清的恐慌感。但对县城的向往很快掩盖了恐慌，我们相信会有更美的新家，有更好的日子。在县城里的日子一直有某种飘浮感，似乎被抽掉了重点，回乡乡已破败，寨里寨外一遍遍绕走，老屋里长时间地静坐，捕捉不到原先日子的半点气息。不知什么时候起，在故乡也找不到故乡了。
　　二十岁那年一个晚上，我和妹妹躺在大城市一个狭小的租房内，听她讲她曾怎样渴望一张床一场深沉的睡眠。失掉工作的她怎样在路边摊被骗去最后几百块钱，拉着箱子在城市的大街上无目的地走，在某个24小时超市找一张可以混过夜的桌子，在公园、绿化带找一个可以隐藏的角落，靠着箱子想象床的安宁。后来，妹妹自己开店，开了一家又一家，因为各种原因，不停地换店面，也不停地换住处，每换一家店面都想着怎样经营成属于自己事业，每换一个住处都用了心思去布置，似乎家终于扎下来了，但搬仍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如海的大城市中，妹妹有很多像她一样的朋友，或打工或开店或上班，顶着蓝领、白领、员工、主管、老板等各种身份，但似乎都走着同一条路，在不停地搬动中寻找稳定，在寻找中不停地失望着与希望着。
　　这样的寻找永远无法到达彼岸，便开始寻找某种落实点，房子是落实点最直接的物化形式，房子不是家，但安稳的家需要房子，我们追逐房子像夸父追逐太阳，可以用生活去交换，可以牺牲日子。“有能力”者将这种追逐发挥到极致，真正的房子仍要留在故乡的，在我们的认知里，故乡的房子最有资格担负起“家”这个称呼。老家偏僻的山区里有片别墅，修建得洋气甚至是豪华，配套齐全，错落在穷贫的山区中，显眼得有些怪异。山区赤贫，逼得人往外寻路求生，跑向遥远的城市甚至是国家，出息了，俗世里取得“成功”了，回乡建下这些豪华的房子，房子建了是不住的，俗世的东西还得在外面争取，只逢年过节回来，平日请个人做些清扫工作，偌大的房子由请来的工人享受着，似乎荒谬，但这房子很重要，证明与炫耀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家的确认，那房子成为某种力量，遥遥支撑着远方的游子，或许在赶路极累时，在梦中回到这故乡房中绕一绕，再醒来又有了往前的力气。
　　我们离开了乡村，因为很多乡村安不住我们的身也安不住我们的心，我们进入了城市，或许是逃离或许是期待，城带着我们跑，将我们带进更深的迷茫。这里的乡村与城市不单是客观意义上的，更是心灵意义上的，我们心灵属于乡村或属于城市，成为某种个人气息，不管走到何方，这种气息如影随形，这种气息或让我们自卑或让我们狂妄，自卑和狂妄都不是日子该有的面目，都让人失去安宁。
　　这是一个自由时代，无数的交通工具，对速度的追求没有止境，时间空间似乎被压缩了，我们可以用越来越少的时间穿越过越来越辽远的空间，但时间空间也越来越碎片化，我们没法真切地感受它们、把握它们，越行走越迷惑，行动的自由换来的似乎是心灵的禁锢。
　　我们走了那么多地方，看到碰到感受到那么多，但我们似乎在某种模板中行走，大同小异的城市样貌，相似的灯火辉煌，相似的拥挤匆忙，相似的生活方式，甚至有着相似的欲望与追求，那么多地方都有种熟悉感，可以那么迅速地走进去消失掉，但所有的熟悉都是陌生的，走进去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空间。
　　这是一个寄居时代，我们拥有更多的去处，但兜兜转转找不到心安处，我们很多人失去了邮票大的故乡，虽然出生地、成长地就在那个地方，但不是故乡。以往那种舒缓的、安然的自在消失了，我们很难再相信永恒，我们坐拥从未有过的丰厚物质供给，莫名地焦虑着。我经常立在城市的喧嚣中心发呆，想象穿越至远古时代，人类那段孩童时期，我們的祖先在大地上奔跑，无所安居但处处是安处，他们将自己放得那么低，低至尘埃，对万物皆敬畏，他们将自己抬到那么高，高到成为万物之一。
　　或许是我过分悲观了，或许这是人类的进步，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没有故乡，或是说我们对故乡的感受与定义正在改变，人类将更为强大，有更为安然的支撑点与心灵依归处，如今这种寄居的迷茫只是前进中的不适应与阵痛，悲观的我愿意抱着这样的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