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真的很奇妙。我们生活在此时此地，有现实，也有理想，其实都很朦胧，殊不知命运却在毫不相干的地方，为你安排了几年甚或几十年后的归宿，只有当你跨过了时间长河，来到彼岸，才猛然发现，此岸与彼岸之间，看似遥不可及，暗中早有牵系，一切好似命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与“小开本”的缘分大抵如是。
　　“小开本”如今成为图书收藏界用语，专指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1993年间出版的690x960三十二开本散文。“小开本”到底出了多少种？由于年代长，经手人多，样书散佚，没有留下完整的一套，只能说大约百种。其中同一种书，有普通开本改成小开本的，也有小开本改成普通开本的，流转至今，虽有不少人热心收藏，尚缺乏一个确切的总目，恐怕难窥全貌。严格地说，“小开本”的出生，没有那么隆重，甚至可以说是无奈之举。
　　195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建社，挂牌之初，创办者心中隐忧大于喜气。当时的文艺出版格局，北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南有上海文艺出版社，都是经营多年的名社大社，本就不多的作家资源，早已被瓜分殆尽。一个新社，虽然立足于三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毕竟水浅鱼少，难以施展。天津本地文化以戏曲见长，百花社最初几年出书，以评剧、河北梆子、相声本子最具规模，可以想见局面之难。虽然社领导开始就认定了出好书、出系列书的宗旨，运作起来还是要靠名家的书稿，特别是长篇小说打开局面。名家就那么几个，不要说手头正写的半成品，就连刚在构思的提纲，也多被抢着订了约稿合同。这是当时出版界盛行的“买青苗”。困境中，百花社领导独具慧眼，提出加强美术装帧力量，把每一本书当成艺术品去做。社长林呐多次呼吁，出版社为什么不能多养几个画家？我们要有自己的画家队伍，为了提高出版物质量，值得。当时的百花社文字编辑力量不算强，美术组有版画家陈新、吴燃，漫画家王治华，画家张德育、汪国风等强手加盟，全国都数得上。老百花图书上，装帧插图者署名显著，美术编辑外出写生作画有创作假，他们的作品，不论书籍装帧还是个人画作，都被视为艺术创作，同样受到尊重，屡屡在全国获奖。出版社为每位美编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营造了良好氛围。实践证明，这一战略举措深谋远虑。作家们出书，当然看重出版社的名气，名气就是影响，而作者更在乎把书出好，打扮得端庄漂亮，拿得出手，脸上有光，像自己的孩子。
　　1962年春节，孙犁由青年朋友冉淮舟协助，将50年代初写天津工人生活和50年代中期写天津郊区农民的散文编成《津门小集》，交百花出版，这是继《铁木前传》后，五六年来孙犁首次成书的作品。还在养病的孙犁格外珍惜这些旧作，给冉淮舟信中说，“病了几年，只字未写，想起它们来了，珍惜起它们来了，很有些像一个破落户对待残留的财产，也很有些像浪荡子情场失意之后对待家里的‘糟糠’的心情一般。”此前，百花社精心重版了孙犁的《铁木前传》，新添张德育画的四幅插图，令读书界眼前一亮。孙犁的书稿在百花从来不会被慢待。然而，《津门小集》全稿不到三万字，身体状况又不允许作者再做补充，如此篇幅即使按普通32开出书，恐怕40页都排不满，书脊薄得印不上书名，怎么是好？难题交到美术组长陈新手中。陈新刚届中年，版画在全国已小有名气，凭借版画家的精细，老陈书装设计简练隽巧而又不失大方，也许是艺术家的风度使然，注意力过度集中于画面，常挑不出封面上的错别字，加上额头早早谢顶，得了個绰号“陈老白”，全社上下老老少少叫得开心，偏是老白爱犯口吃，愈急愈讷，欲辩不得，只好咧着嘴笑笑摇摇头。陈老白可不是白吃干饭的，拿着孙犁稿子左思右量，反复琢磨，特地设计出一种比普通32开本小一些的开型，即在690x960mm印张上做32开。适度加大天头地脚，版心秀气了，看着反而匀称舒朗，排出来刚好80页，配上精心绘制的封面、题图、尾花，印成书就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1962年6月《津门小集》出版，作家读者交口称赞。那几年外出组稿，编辑每每碰到名家手中小说稿稀缺，倒是存下一些散文作品，字数不多，还没被其他出版社盯上，正好拿来编一套丛书。先出好散文集，拉上关系，让作家对百花有了好感，再约小说稿多少方便一些，可以人熟不讲理，也算是放长线钓大鱼。《津门小集》的问世启发了百花人，最初只是救急的“小开本”开出一条新路，社领导适时调整出版方针，有意识约一些特色鲜明的抒情散文书稿，一律采用“小开本”，版式设计、尾花题图以《津门小集》为范本。接续出版的《樱花赞》（冰心）、《倾吐不尽的感情》（巴金）、《两京散记》（叶君健）都收到良好效果，一些中青年作家主动和出版社联系。希望自己的散文向“小开本”努力。这就一发而不可收，1962-1965短短三四年间，“小开本”散文出书13种，封面设计由美编各逞所长，摆在一起灿若杂花生树，作者既有杜宣、碧野、袁鹰、闻捷等知名作家，也有韩映山、那家伦等文坛新秀。面对其他出版社编辑，作家们不讳言对“小开本”的钟爱。兄弟出版社也出现仿照“小开本”的出版物。我藏书中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版散文集《南天惊雷》（西虹），就是标准的“小开本”。一时间，出散文，找“百花”，读散文，看“百花”，风靡文坛，“小开本”成为百花社最抢眼的名片，其间不少故事，几十年后还在前辈编辑口中津津乐道。
　　几乎与《津门小集》问世的同时，1962年7月，我正在开往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的列车上，目的地是呼伦贝尔盟科右前旗一个小车站——索伦，那里一支总后勤部的工程部队，等待迎接我们这些天津入伍的新兵。1962年夏天我还在大学读书，河北工学院电力系企电专业，学校不理想，专业挺对胃口，按当时政策，在校大学生可以免除兵役，那一年，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国家破格征召大学生入伍。经过体检。全班只有我和另一位王姓同学合格，同座悄悄耳语，测视力时只消故意说错，就能躲过去。你真傻。我没有当回事。心想，服兵役不就两年吗，两年后回来接着读书，什么都不耽误。离津时，个人物品只带了一套大学教材，想着挤时间自修，免得将来跟不上。到部队才知道自己有多幼稚。连队深山施工，生活之紧张每天洗漱都显得奢侈，不要说复习功课，枕头边摆上本书，自己就会不好意思。一晃六年，虽然后期调到文工队，时间有了，心气儿却没了。那时年轻，吃苦不怕，读不成书心里空落落的，难得有机会到城里，总要逛逛书店。一次到乌兰浩特出差，一大堆书中唯独它特别：封面封底通开设计，黑绿黄三色对比强烈。满是异国情调，拿在手里开本又清秀可人，忍不住翻翻，正是百花出的新书《非洲夜会》（韩北屏）。那两年，散文成了我寂寥中的精神之友，进书店机会少，主要靠邮购，作家出版社出的一套，杨朔的《生命泉》、秦牧的《潮汐和船》、吴伯箫的《北极星》、刘白羽的《晨光集》，还有艾煊的《碧螺春讯》、碧野的《情满青山》都买来读过，各家出版社散文书的版本心中大体有数，借由《非洲夜会》结识了“小开本”，“百花”散文系列从此列入我的邮购清单。《五月鹃》（杜宣）、《一天云锦》（韩映山）、《月亮湖》（碧野）、《非洲的火炬》（闻捷、袁鹰），陆续来到我的案头。今天的读者很难想象当年这些散文的魅力，尤其对于身处大山坳军营中一个心理饥渴的普通士兵，即使时过境迁，只消把这一串书名和同时代《人民日报》头版的大字标题做个对比，那种硝火浓烟中渗出的温馨，一丝别样的感觉就出来了。作家们是敏感的。1964年《生命泉》出书前，杨朔似乎预感到这些文字与越来越左的“主旋律”不大协调，附记中不无小心地自我解脱：“读者也许会怪我说，从这本集子里，看不出斗争的尖锐化。说得对。但是，或许你能从字里行间。稍微听到一些儿声响吧？但愿有一天。写作条件能允许我弥补这种缺陷。暂时，恕我只能献出这本单薄的东西。”至今难以忘记，深夜帐篷里，一盏自制小油灯下，借助这些文字，心神驰骋八荒，物我两亡。它们助我走过一段艰难时刻，我从心底感谢、景仰它们的作者，试图从文字中推想他们的音容。谁能想得到，即将扑来的政治风暴改变了一切，在纸上呼风唤雨、“敢遣春温上笔端”的文人，各自的命运沉浮任谁都无从把握，被吞噬者只留文字遗人想念，有幸活下来的，大多成了我日后编辑生涯的师长。 　　复员回到天津，已是1968年春天，今非昔比，动乱中大学校园变作武斗战场，留下过美好向往的工学院我一次也没有回去。各行各业处于半停滞，唯独印刷厂扩大发展，经过短暂学习，我们200多复员军人被一股脑分到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做工人。一本书从手稿到成书须经过那么复杂程序，作为读者无法想象。打版房是排字到印刷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工艺尚停留在手打肩扛的原始状态，面临新旧交替，我饶有兴致地投身技术革新中，尝试用塑料版代替铅版，申请经费，跑北京、上海取经，组合造纸、塑料、胶带各行业专家攻关，日子天复一天，油墨混杂着铅版的气息已经习惯。当年协作攻关的一班老战友，现今都七老八十了，偶尔通个电话聚在一起，怀念的话头彼此还都能接上。时代翻过了一页，激光照排早已代替了铅版作业，还有谁记得我们绞尽脑汁、为之百般试验的“塑料版”？老战友都在各自行当里退休，唯有我，三年后从车间调进编辑部，命运突然转向，再一次推我走近“小开本”。
　　哈密道12号，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一座颇具沧桑感的二层小楼，在部队填写邮购单经常默念这个地址，“小开本”就是从这里诞生。心目中视为神圣的地方，真的出现在眼前却是一片凌乱，宛若废墟。百花社的牌子大批判中被砸烂，大字报从院子里一路贴进楼道，遮住了镂花的玻璃窗，图书、刊物、写满文字的纸张蓬头垢面满地狼藉，甚至被撕碎塞进垃圾箱，乍一走进去光线昏暗令人恍惚，像做梦，又像在凭吊。“文革”开始前“小开本”已名存实亡。我在垃圾箱里翻找到一本《南方来信的收信人》，一副末路相的“小开本”，1965年6月出版，封面通红，木刻勾勒出一个怒目持枪的越南女战士，封面扉页没有作者署名，装帧设计者名字也没有，只在版权页上署着“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部编”，这是八位作家访问越南的文章结集，“内容提要”开宗明义：“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开展一个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伟大斗争运动声中，我们编辑了这本散文集。”叠床架屋式粗糙语句透出捉笔者的小心和应付。没有题图，没有尾花，文字内容不可卒读，这哪里还是曾与我相伴如友的“小开本”？魂魄已失。粗具形骸而已。经过“清队”后留下的百花编辑，编入天津人民出版社文艺组，我被调进文艺组负责戏曲读物编辑工作。正式场合里，一切有关百花的话题成了禁忌，包括“小开本”。这样一套市场上曾经热销的书，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存了一个心眼儿，按照编辑部留下的书单，开始找补手里尚缺的“小开本”，垃圾箱，废纸堆，东翻西找，日积月累，终于配齐一套。这些弃儿脏兮兮的，衣装褴褛，清理平整，包上书皮，依然挺可爱。整件事做起来像地下工作，只能一个人悄悄进行。百花社的罪名是江青在群众大会上亲口宣布的，那样一个不需要证据就能定罪的年代，这无异于“御定钦案”。然而，禁忌管不住人心，私下里，熟人间，对百花的怀念时有流露。闲下来我喜欢到美术组串门，老百花气息这里最浓。陈老白的玩笑照旧可以开。落实政策后，老社长林呐喜欢来美术组聊天。老林身材瘦小。旧衣服穿在身上显得肥大，特别是衣袖，走起路来晃晃荡荡，老林晃到哪里，哪里顿时活跃起来，他却话不多，只是静静地倾听众人七嘴八舌，大家嘴上没挂着“百花”两个字，说的可都是陈情往事，听者心里明白。论起对百花的感情，谁能比林呐更深！这位18岁参加八路军、当过战地记者的老干部，平生最大心愿。就是办一家一流的文艺出版社。为创办百花，他放弃了大好什途，中断自己的创作，短短四五年，百花由默默无闻跻身全国出版第一梯队，每一部书，每一位编辑的成长，都含着老林的心血。我很幸运，很快就遇到机会，直接受老林指导编书。那个年代哪里容得下散文？《春满青藏线》《驼铃千里》《深山明珠》，幸亏是部队作家作品，早年文稿和创作班成果混在一起，打了个擦边球。我做责任编辑，申文钟二审，老林终审。幸亏有老林顶住压力执意坚持，三部散文集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牌子下，最终采用“小开本”形式成书上市，此中过程一波三折，我在《想起林呐》一文详细写过，不再赘述。直到北京一些行家，包括被出版界称为“范老板”的范用，看到样书，惊呼“百花”又回来了，我才意识到，外表瘦弱的老林，内心有着怎样的定力，他以自己的方式昭告，百花是打不倒的，对“四人帮”文化专制无异于一次成功的逆袭。
　　1979年百花复社，“小开本”真正迎来新生。积蓄已久的能量井喷一样，招牌还没挂出来，早就摩拳擦掌的百花人急于让“小开本”先亮相，叶圣陶的《小记十篇》（1958年），陈大远的《安徒生的故乡》（1960年），初版没赶上用“小开本”，正好改版救急，叶君健对1962年版《两京散记》做了调整，更名为《天安门之夜》，这三本书和“百花”的牌子一起照进读者视线，让人耳目一新。我当时受命筹备《散文》创刊，格外留心这一类文字，《人民日报》国际版连续刊发季羡林访问印度的游记，读着喜欢，打听到作者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贸然闯去组稿，不巧季先生到新疆考察。九月初才回来，见到我留的条子，写信来约，“我已于九日从新疆回京。何时有暇，请打电话给281242南亚所，通知我你来的时间，我在学校恭候。”南亚所与东语系在一座楼，北大六院，办公楼实在老旧。面前的书桌漆皮斑驳。季先生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制服隔桌相坐。人言俱简，和周遭环境很搭配，唯有宽宽的脑门印象最深。季先生说，这一组印度纪行写了十多篇，都交给《人民日报》，正在陆续刊发，《散文》约稿，容他日后写其他题目。我说这些游记交给百花出书吧。季先生迟疑了一下，只有五六万字。太单薄了吧？我心中有底，忙说，放心，我们的“小开本”正好。不久收到季先生寄来一叠剪报，整整齐齐贴在稿纸上，个别误植铅字一一改过。书名用了《天竺心影》四个字，正合百花风格。《天竺心影》1980年9月順利出版，这是我经手编的第一部百花版“小开本”。那时，社里编书和编刊分工很严格，我已经开始编辑《散文》月刊，组到的散文书稿按规矩都转给二编室。比如吴伯箫的《忘年》、姜德明的《南亚风情》等，唯独《天竺心影》由我善始善终做了责任编辑。具体缘由已记不太清，应该是我坚持的结果吧。2001年，社里报送参评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的一套“世界经典散文新编”，管事人嫌书价高译者多，出版后样书仅送各卷主编，没能同稿酬一起寄发每位译者，偏偏其中好几位被聘为当届评委，撞到了枪口上，尽管书的质量获得一致好评，授权存疑取消了参评资格。那一届图书奖由季羡林担任评委会主任，社里希望我出面沟通一下。20多年过去，季先生已非当年一介布衣学者，我也没再和他联系过。能否见面说上话，心里没底。同事打电话给季老秘书李玉洁女士，转天兴奋地告诉我，快去吧，季老说很想见你。同事还转述，季老很意外，说是只要谢大光到了，都好谈。在朗润园书房，见面第一句话，季老感慨地说，我们20年没见了。20年。季老竖起了两根手指。窗外湖水安静，书房阳光正好，望着老人头顶稀疏白发，我平复一下心情，问起先生每天的饮食起居。时间的确可以改变很多，而它力所不及的地方更值得珍惜。不远处大礼堂里。校方正在为季老的90华诞暨从事东方学研究66周年筹备庆贺活动，季老特意换了新衣服，隆重的气氛没有妨碍我们叙旧，我们聊的尽是些闲话。那一届图书评奖，我们拿了个提名奖。 　　放开手投入“小开本”编辑，是1983年离开《散文》月刊、调到二编室之后。二编室主任董延梅、老编辑李申，“文革”前就编散文，60年代推出的13部“小开本”都经过她们之手，称得上“小开本”的接生婆。百花复社，谁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散文，我到二编室编书，压力一开始就感到了，社长林呐、总编徐柏容隔三岔五就要来坐坐，聊选题，问进度，交流资讯，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怎样做好“小开本”后续开发。好在有两位大姐在前面做，她俩人一个沉静。一个爱说笑，偏又互相投脾气，外出组稿，提选题设想，议论作品短长，总能凑到一起，毫无避讳地共享资源，作者来信也常把她俩名字并列，室内气氛和《散文》月刊编辑室迥异。在这里我是新编辑，审稿意见都写不规范，该学习的东西太多，可心里自以为编过刊物，从助理编辑学起又不认头，有些无所适从。编书和编刊看似都是文字编辑，实际做起来大有不同。前者重在积累，吃功夫，后者重在发现，拼速度。客观上看我也有我的优势，《散文》三年编刊开发的人脉，沙里淘金，瓜熟蒂落，逐渐到了可望出书的地步。关键在于能否选准对象，和全社出书思路对上口。董、李两位大姐看在眼里。三两句话点拨到位，我很快进入状态，首先提出为吴岩的散文编一部“小开本”，受到鼓励。我并不认识吴岩，那一篇《在团城的时候》1980年刊发《人民日报》副刊，足足五干字，占了大半个版面。文字沉实又不拘泥，转折处不着痕迹，显然出自见过世面人的手笔，在虚浮夸饰的文场不可多得。我一口气读下来觉得过瘾，这才是真正的散文，开始留心起“吴岩”这个名字。通过报社朋友了解到，吴岩本名孙家晋。早年跟随郑振铎从事文物保护，现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我约他为《散文》写稿，寄来的纪游文字同样耐读。吴岩原在暨南大学攻读外国文学。他翻译的泰戈尔散文诗，和乃师倒有一比。那一代翻译家中文功底厚实，不少是学贯中西的。后来我编外国名家散文丛书，约老孙译了一本《纪伯伦散文诗选》，卖得很好。编自己的散文集。对“老出版”吴岩还是头一遭，斟酌篇目，整理初稿，认真又专业，让我这个责任编辑省了不少事。商定以《风云侧记》为书名，吴岩专门写来精练的短序，提到“集子里多少总有一些风云变幻的投影和折光。有一些有意无意间透露出来的、特定时期的气氛和情调；即使山明水秀，若非日丽中天。像我这样的人也是无缘领略的”。现在品品这两句话。倒觉得有意无意间暗示出散文写作的一点奥秘。
　　需要投入精力的，更多是年轻作者的书稿。1978年，初到上海组稿，人生地不熟，找到汉口路解放日报招待所，等在门口的是位高个子青年，白皙方正的脸膛，一头自来卷的黑发，嘴角漾着略带羞涩的微笑，自我介绍道，“你好，我是赵丽宏。”那时丽宏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读书，边在解放日报实习。经他和他的朋友介绍，很快，我和读中文的一批复旦大学、华东师大77、78级学生混熟了。这两个年级藏龙卧虎，工人、农民、战士、干部，边疆、山区、城市、军营，各人有各人的经历，各人有各人的心路，虽是同学，年龄相距十多、二十多岁，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拖家带口的大叔伯，同聚一间教室，聆听刚从牛棚解放出来的老教授讲世界文学，真真是一大奇观。“文革”结束，高考恢复，造就出这一代奇特多样的精英。他们中出了不少作家，可还没见谁好好写过这一段，有心人如果把他们之前的经历、之后的命运交织呈现出来，定是一部宏大的史诗。丽宏年龄不大，早有崇明插队、宜兴学木匠、当教师的经历，农村生活的寂寞推他走向文学，进大学已是青年诗人。我们志趣相投，相识那一年，丽宏正在尝试散文写作，他把热情无保留地投射到文字和朋友交往中，在《散文》月刊初创时期，给予我实实在在的帮助。1983年我去二编室，丽宏在《萌芽》杂志编诗歌，我们成了同行。他的写作重心渐渐转到散文，无论回顾、呼唤还是向往，始终向着美好的一面，以往的磨难没有结成世故，即使苦涩记忆，榨出的也有甜蜜。他的心态始终是个学生，写信来常念叨些生活琐事。他原住一栋石库门楼顶亭子间，我去过几次，进门要低头，最多容三个人，我去了只能再加一个第三者，罗达成或者刘征泰，二选一。后来单位房子分在浦东，来回一趟三个小时。“人也疲乏，创作大受影响。倘若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实在很可悲了，我将把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消耗在路上”。抱怨有快乐也有，“下次你来时，能到我的新居小叙了。只是要过黄浦江”。无锡朋友高瑞泉在华师大读研，托他关照过；写散文诗的桂兴华在上海不受重视，他托付我尽可能帮帮。我们的友谊一开始就超出了个人功利，感觉无拘无束。1984年初，丽宏把第二部散文书稿《诗魂》交给我。百花自1979年中兴以后，“小开本”出了一批新书，作者缺年轻的，先前只有贾平凹，丽宏算是第二个，我想借此打开面向青年作者的大门，选稿子比较挑剔，二三审要求也严，篇目几度调整，历经大半年才定稿。“内容提要”中我写下这样的话：“作者和他的同辈青年一样，在不长的生活岁月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由热爱生活进而热爱文学。”“这些作品像它们的作者一样年轻，虽还不够成熟，却洋溢着朝气，含一颗奋发进取之心。”等待出书哪个都会心焦，丽宏心里急写信从不催，只是念叨著，“建英分娩日已近。有孩子后。大概要狠狠搁一段时间笔了。”1985年新春，双喜临门，《诗魂》出版同时，丽宏来信，“建英已于前天（初二）上午九时一刻分娩，生下一个男孩。早产一个月，生得很突然，紧张了一阵，弄得手足无措，不过很顺利。特告。祝贺我们吧。我给孩子取了个最普通的名字——小凡。”
　　秦文玉的散文集出得就不那么顺当。文玉是江苏泰兴人，大学毕业援藏去了拉萨，《散文》创刊，他寄来《十万佛塔记》，题材新鲜，很快采用，并获得《散文》首届优秀作品奖。他的散文都是在西藏生活期间积累下的，得天独厚，就是写得急了些，缺乏沉淀，报刊发表容易，出书就难。听说我去编书，文玉写信坦陈他的心事，他同样喜欢“百花”，喜欢“小开本”，第一部散文集《十万佛塔记》曾投给百花社散文室，编辑认为不成熟，提些意见退了稿。他以三年时间换掉一半篇幅，更名为《云鸟西飞》，本已列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计划，因人事变动遭搁置，问我这边可否帮忙。涉及其他编辑退稿我也为难，当即请老董阅信，我想是文玉的坦诚感动了老董，答应寄稿来看看。没过几天，又接福建袁和平来信，和平还是老脾气，说话直奔主题，“顷闻秦文玉同志将自己多年撰写的一部散文稿交你处审，文玉是我的好友，此事我当替他美言几句。”我与和平相识于1978年，我到福建找郭风、何为组稿，和平刚从工厂调到筹建中的省作协。第一批接待的就是我们，彼此印象都深。父亲1949年从山东南下，和平就是那一年出生的，又到内蒙插过队，福建人的细密和山东人的豪爽都融在他的血脉中，他对郭风、何为、蔡其矫这些老作家关照如家人，对朋友更是没说的。他和文玉当时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后来改为鲁迅文学院）进修，和平是班长，文玉当书记，配合默契，那一届进修班从小关到北大，前后迁延四五年，我进京办事常去班上冒一头，大家都熟。在北京信息灵通，散文正酝酿全国评奖，参评者须有正式出版的散文集，这是和平信中透露的，应该也是文玉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文玉的稿子请徐迟看过，徐迟以诗人的语言写了篇序：“西藏是迷人的，关于它的这部书是迷人的。作者的散文风格是迷人的，主要是因为他写的是最迷人的西藏高原，读了它令人无限喜悦，读了它令人喜悦得至于战栗，使人心向往之。”如此评价自然增加了文玉的信心。我阅稿后判断，作者处于写作上升期，现有稿子基础不错，鉴于1984年选题计划已确定，请作者再下功夫磨一磨，补充些新作，建议列入1985年出版计划，成书效果更好。老董同意这样安排，可文玉等不及，把稿子抽了回去，由和平再一次“两肋插刀”，推荐到上海，结果无功而返，来回折腾半年，稿子还是交到我手中。趁着文玉在北京，我想当面交换意见谈得透彻一些，对谁来说出第一本书都不容易，尤其是散文集，多少年的心血，出书前沉一下是好事，少一些遗憾。这一回文玉听进去了，返回高原补写了《绿雪》等几篇新作，质量明显高于原稿。发排前我建议全书改以《绿雪》为名。几经周折《绿雪》终于在1986年下半年见到书。 　　1988年适逢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评奖（相当于后来的鲁迅文学奖），1976年以来第一次，盛况空前，评委以冰心领衔，多是著名学者，经过三轮淘汰，终评结果揭晓，《诗魂》与《绿雪》双双榜上有名。再见面时和平少不了打趣儿，“人家都说老兄专会编能获奖的散文。啥时候给咱也弄一本？”我笑笑，心里真动过这念头。和平爱到林区转，脑子聪明，思维超前，很早就关注生态课题，他写的森林故事被当作儿童文学，是挺不错的散文。可惜……1994年夏，和平约秦文玉到福建采风，山路上发生车祸，文玉伤重未醒，和平幸免于难。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硬是被无以宣泄的疚悔生生压垮，三年后，和平罹患口腔癌去世。
　　书和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命数。“小开本”随着时势起起伏伏，死而复生，走过轰轰烈烈的旺盛期，先后繁衍近百种，我在二编室三年多，经手责编“小开本”十种，它们是：《天竺心影》（季羡林），《风云侧记》（吴岩），《诗魂》（赵丽宏），《绿雪》（秦文玉），《干佛洞夜话》（王维洲），《野性的林》（柳嘉），《热河冷艳》（燕迅），《莫斯科笔记》（朱春雨），《彩虹升起的地方》（吴晴），《杏花集》（曹世欣）。可以说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位作者都丰富着我人生的阅历，每当拿起书，他们的音容就会浮现出来。随着80年代末文学退潮，“小开本”渐渐现出萎退之相。先是发行科提出，现今打包、入库都机械化标准化了，“小开本”开型特殊增加不少麻烦，书店也不愿给上架，最好不再用。美术室讲效率，“小开本”题图尾花要看完稿子才能画出，也不受待见。1992年我为孙犁编《如云集》，原本自1979年《晚华集》开始，孙犁每年在百花出一部耕堂随笔，都是“小开本”，《如云集》已是第七本，发行科坚持改成长32开，否则不开印，我怕耽误出书，妥协了，拿到样书，孙犁倒没说什么，我心里别扭了好久。以孙犁著作肇始的“小开本”，竟然不能善始善终，实在遗憾。最后终结“小开本”的。是市场的无情之手。从开始起印万册以上，还须重印，下滑到不足千册，进入90年代，发行科干脆报不出印数了。邵燕祥的《小蜂房随笔》1989年付印，先等“精神”，后等印数，干等了四年，直到1993年才勉强开印一千册，成了“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最可惜赵鑫珊、禾子（季红真）、卫建民三个人的散文集，我约来的稿子，已经列入计划，发排打出清样，因迟迟没有印数，时间过长，无法向作者交代，只好退稿。此事至今想起，仍觉心痛。虽然说事在人为，有些事真就是无可奈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两，市场看似人为，其走向哪里是个人所能把握！我所珍惜的，从一个普通读者到亲手参与编辑，从20岁到50岁，我生命最有活力的一段，有缘与“小开本”连在了一起。
　　到了2013年，我已退休十年，社里又动议照原样重印“小开本”。据说在另一个市场——旧书收藏市场上，“小开本”大热，越是原先印数少的，购求难度大，价格越高。孔夫子网上一本《小蜂房随笔》标价竟翻过书价百倍。真有些不可思议。虽然如此，重印之说我并不以为然。难道印书不为阅读只为收藏？心里打鼓，自己真的是落伍了。社里表示资金没问题，不用算经济账，至少有纪念意义。难题是时隔多年许多作者不知怎样联系，取得授权需要我帮忙，而且非君莫属。想想也是。当年经营“小开本”的编辑数我还年轻些。社里开出名单，尚无着落的占一多半。半个世纪过去，姓名后面的人还在不在？家属又该怎样联系？时间丢下的问号，需要一个一个寻找、解开。既然“非君莫属”，我只有暂时放下手头的事，试一试。暌违多年，没承想会以这种方式为“小开本”再尽些力。
　　借由“小开本”虽然结识过不少作家，大连的陈淼始终无缘谋面，只读过他的《春雨集》，1964年出版的“小开本”，后来这位作家几乎没有多少声息。大连的素素告诉我陈淼已经去世，劳烦她打听陈的家属，素素爽快答应，两个月过去没有回音，我猜想遇到难题，再问，回复的短信满是歉意，“呵呵，别提了。我让文联办公室主任去联系，说他夫人学佛去了，不知所向。”又问孩子呢？说是“有两个孩子，一个出国，另一个不知住处，也无联系方式，让我等一下查找消息，直到现在也找不到，你看怎么办？”这样的结果我有预料，只好在名单上打了个“×”。当年认识的作者应该好找一些吧？《乡土情》1986年列入“小开本”出版，作者王曼时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同行，我去广州见过几面，个子不高，挺精干，嗓门大，一口东江口音不好懂，算起来该有八十好几了。向花城的朋友打听，说王曼离休后身体不好，犯过脑梗，偏瘫在床，失去语言能力，头脑也不清醒，身边有女儿在照顾，并告诉了王曼女儿的手机号。电话拨过去，半天没人接，又拨了一次，突然传过来一串短促的质问，“你是谁？你要干什么？谁告诉你这个电话？”对方高度戒备，好在说的是普通话。我赶忙自报家门，确认对方身份，尽量简短地说清重版书的事情。电话里仍未放松警惕，“什么书？我们不出书！”只好拣重点重复一遍，你父亲以前出过的书，我们准备再版，需要签一个合同。对方缓和一些，还有疑虑，“什么合同？出书要多少钱？不签合同行不行？”我笑了，“不但不收费，还要付你们稿酬呢。”对方连着“哦”了几声，不再说话。好在联系渠道确认，我松下一口气，终于可以打个钩。岁月无情，人事难测，我心中百味杂陈，不知道继续找下去还会遇到什么，无形中多了一份小心。“小开本”名单中有一对夫妻，《冰花集》作者丁宁、《涛声集》作者江波，两口子都是胶东老区出来的干部，丁宁长期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和老一辈作家熟稔，“文革”后连续发表怀念被迫害作家的散文，郭小川、杨朔、邵荃麟……读者心目中原本熟知的名字，通过她的文字丰满生动起来，丁宁这样一个不算年轻的新作家也得到了读者认可。江波在解放军总政治部长期做新闻、秘书工作，虽说和文字打交道，与文学稍隔一些，1980年以后才拾起年轻时的爱好，毕竟阅历见识不一般，散文一出手就有大将风度，《散文》月刊那几年，江波的来稿总是重头戏。因为都吃过军人饭，我和他们见面就熟，在一起感到舒服，后来各自都忙，断了音信。通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程步涛，联系到他们的女儿江宛柳，小江原在解放军文艺社当编辑，后来到军报做记者，父母的熏陶，也是一支硬笔杆。小江说，父亲晚年患阿尔兹海默病，已在医院卧床七八年了，她们姐妹两家轮流去医院值守；母亲身体还好，明年九十了，我可以打电话给她，老太太喜欢和人聊天。我心中大喜，赶忙打电话过去，刚一报出名字，对方响起一串笑声，连说太好了，听到你的声音真好。丁老太说话还是那么爽朗，语音清脆，反应机敏，可不像这么大岁数。三十多年前我到北京黄寺家中拜访，当时情景老人都记得，还说，江波在《散文》月刊发表第一篇作品，熟人看了反响不一样，你打电话说，这是真正的散文，给了他信心，坚持写下去，重新找回年轻时的梦想。聊到“小开本”重印，丁老太问起董延梅，又问李申，百花老编辑名字她随口说出，“那些年百花真厉害，有功于散文。常怀念天津的老编辑，那么认真。”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我说，“您老多保重。明年九十大寿，您是老寿星。提前给您祝寿！”老人又大笑起来。后来听小江说，那天通电话，老太太高兴了好几天。没多久，收到丁老太寄来的三本书，两部江波的，一部自己的，厚厚的，像是一生的总结。2015年，我有一段时间在欧洲，回来翻看积下的信，竟然有丁老太过世消息，江宛柳发来的唁函上刻一束兰花，印着她母亲的遗嘱；“不要麻烦组织，惊动他人，让我们平平静静地离去。”谁能想到，在医院久卧病床、人事不省的江波似乎心有感应。没过多久也跟着老伴走了。孩子们办完后事才发出唁函，“父亲当是不愿母亲独自上路，故追随其后，相伴而行。”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发信给小江，“你们的父母相约而去，令人闻之痛惜又钦佩。两位老人是我们的榜样。我会永远记得他们。”江宛柳很快回了短信，“老父母忽然间一起走了，很是心痛，但想到他们相伴而行，也是一份安慰吧。非常感谢您曾经为他们散文编辑出书，帮助留下了永为后人了解他们的精神财产，并且始终给予二老真挚的关爱与友谊。再谢！”
　　这就是文字的缘分吧。我想。要说感谢，我们都应该感谢散文，感谢“小开本”，它把这么多人的心聚在一起，什么时候念起来都觉得温暖。几十年里，“小开本”无形中惠予我的远远超过了文字本身。以后的日子，在生活的某个拐角处，也许还会和“小開本”不期而遇，那将是怎样一番机缘，说不好。而这样的相遇肯定会有。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