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福运：“中国只是在主张她应得的权利”
1921年11月12日，世人瞩目的华盛顿会议开幕。
10点30分，各国代表全部落座，东道主美国总统哈定走上讲坛，开始致开幕词：“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良好的秩序，恢复全世界的安宁……”
在多达130人的庞大中国代表团中，张福运只是担任一个秘书的小角色，但却是“第一次真正使用他所学到的西方法律知识”，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当然，与他今后几十年里致力于中国海关的改革和关税自主相较，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人到晚景，在接受校友、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采访时，张福运淡淡地表示：“很简单，中国只是在主张她应得的权利。”
外交史上的虎口夺食
张福运终于明白：面对“强权即是真理”的游戏规则，弱国的外交官们是多么无奈。
1921年10月初的一天，中国代表团自上海港出发，参加以“限制海军军备”为主题的华盛顿会议。与十年前赴美求学相较，张福运少了一份雀跃的心情，一种天降大任的感觉，让他觉得身上沉甸甸的，对他这辈人来说，对华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无疑是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座大山。
张福运自1917年从哈佛法学院学成归国后，起初供职外交部并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要教授国际法。民国初年，这样的海归实在是凤毛麟角，于是，接下来被中国代表团相中，成为一名编撰（秘书）。
从本质上说，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但两年前的五虎上将，只剩下驻美公使顾维钧和驻英公使施肇基。尤其是年仅33岁、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驻外使节顾维钧，在另一位拒签英雄陆徴祥心灰意懒后，仍作为中华民国的“脸面”，为使中国摆除列强欺凌而不知疲倦地打拼。
那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情怀，令年轻两岁、同样毕业于国际法专业的张福运感佩不已。
如今，能有机会和偶像一起，凭借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服务国家，通过一次次艰辛的谈判，力图把早年丧失的国权收回来，幸何如哉！
经美国斡旋，在毗邻国会山的泛美协会大厦，中日两国关于山东问题的“边缘”会谈从12月1日拉开战幕，经过两个多月三十多轮的艰苦拉锯，中国利用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及列强之间矛盾，在国内强大民意的支持下，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 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撤出山东，赎回胶济铁路，收回青岛海关。至此，历时八年之久悬而未决的“鲁案”尘埃落定。
2月6日，出席会议的9国代表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确认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列强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
山东门户洞开，由日本独占变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
张福运终于明白：面对“强权即是真理”的游戏规则，弱国的外交官们是多么无奈。
不管怎么说，这次虎口夺食，实乃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且争回一些民族权利的国际交涉”，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胜利！
新官上任遭遇绊脚石
对于哈佛高材生张福运来说，修订引水章程这种技术活实在是小菜一碟，但列强不请自来的插手干涉，让原本简单的事变得步履维艰。
华盛顿会议曲终人散，张福运于1922年2月启程返国。中国外交的胜利也是张福运的胜利，已过而立之年的他，觉得应该担当更大的使命。
在回北京向外交部述职前，张福运在上海拜访了同乡高恩洪。这位直系健将此时的身份为驻扎洛阳的直系总司令吴佩孚顾问。他告诉张福运，吴大帅正雄心勃勃地计划重建北京政府，建议张去洛阳拜访，并向其通报有关华盛顿会议的情况。
盘桓三日后张福运回到北京，但洛阳之行也不是没有收获。不久，直奉大战吴佩孚胜出，北京政府重新组阁。朋友高恩洪出任交通部长，任命张福运为交通部海事司司长。
真是因缘际会，在主掌海关之前，张福运终于有机会涉足“海事”，开始和赫德以及他留下的海关帝国打交道了。
港口水道也和海关一样，等同于国家“门户”，在一定程度上，引水员就是国家的“守门员”。
事关国家主权。
欧洲国家规定由本国公民担任引水员，并要求外籍船舶接受强制引水服务。但现行的《中国引水总章》，却是1868年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制定的，沿用至今。以海关为代表的外国势力，一直牢牢掌握着引水管理的大权。
引水权的丧失，不仅侵害了中国引水员和航运业的利益，也严重威胁中国的国防安全。最典型的莫过于中法战争。1884年8月，上海港的英籍引水员托马斯（J. Thomas）引领法国军舰，长驱直入，畅通无阻，抵达闽江参加中法马尾海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最终，赫德凭借着他最擅长的“业余外交”，促成了《中法和约》的签订。
托马斯的助敌行为让清政府无可奈何。而问题的可怕还在于，不仅广大民众，就是许多政府官员也连引水为何物都一无所知。
好在北京政府有许多像张福运这样喝过洋墨水的技术官僚，他们深知，引水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尤其是“五四”以后，国家主权意识空前高涨，引水业操于外人之手的宿疾，不得不治了。
对于哈佛高材生张福运来说，修订引水章程这种技术活实在是小菜一碟，但列强不请自来的插手干涉，让原本简单的事变得步履维艰。总税务司安格联在这件事情上的傲慢与偏见，令张福运印象深刻。他那丝毫不比赫德逊色的手腕，成为中国政府收回引水权道路上的绊脚石。
捍卫主权的权宜之计
但又有一个问题摆在了面前，那就是如何在国民政府的辖境内体现其对海关的主权？
张福运在1923年初辞去海事司司长一职后，出任北京交通大学第一任校长。4年后，宋子文邀请他出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长。
就在张福运到汉口领命的当口，发生了震动内外的安格联事件，北京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允安休假，让易纨士代行其职。 易纨士虽然担任了代理总税务司，但他是北洋政府大总统任命的，南京国民政府怎么可能承认呢？
因此，易纨士寻机南下，名为与宋子文讨论召开南北联合关税会议，“实为争夺总税务司职位”。
张福运觉得宋子文本应断然回绝易纨士的建议，他不知道宋子文也是情非得已，中央每月收入不足300万，支出高达1100万，还要为蒋介石筹措二次北伐的军费，如此严峻的财政状况，迫使宋子文写下这样的便条，让张福运转交给南京海关税务司约翰斯顿：
如果约翰斯顿先生能电告易纨士先生，让他速来上海以商讨所建议的会议的筹备事宜的话，宋先生将不胜高兴。
无奈之下，已是南京国民政府关务署长的张福运只能执行宋部长的指令。他知道易先生将更高兴！
所幸的是，在大方向上，宋子文同意了他的观点，那就是在北伐胜利之前，鉴于中国的长远利益而不是眼前的财政好处，暂不宜打破海关的正常运行，等北京政府寿终正寝之后，再对这一系统进行整体变革。
但又有一个问题摆在了面前，那就是如何在国民政府的辖境内体现其对海关的主权？
2月8日，易纨士在上海王府饭店致函张署长请求晤面，讨论国府辖区内海关人事变动事宜，此时张福运已经胸有成竹。
按照张的想法，如果总税务司要任命或改派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海关职员，必须将名单递交江海关税务司，由其送交关务署，关务署则予以照准。通过这一方式，关务署象征性地将海关总税务司置于其掌控之下，同时又不扰及总税务司的正常运转。
这个权宜之计既没有否定总税务司的合法性，又捍卫了中国海关的完整性。
因此，张福运正告与他第一次谋面的易纨士，你可以通知上海税务司来转呈经其署名的人员变动拟议名单，如此，海关的正常运转或一体化将得以保持。
7天后，张福运收到了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转交的海关税务司变动拟议名单。
我的地盘我做主
随着《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的签订，自鸦片战争以来丧失了80多年的关税自主权，全部收回。
易纨士南下的幕后推手之一，是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
关税特别会议瓦解后，海关税收江河日下，“若不急谋挽救方法，行见各外债之担保者，永无着落”。蓝普森不仅怂恿，更是说服南京政府收回“易（纨士）如南下将予拘留”的陈命，亲自保驾护航。
安格联事件是一个重要信号，协定关税的壁垒被打开缺口，中国已迈出了关税自主的第一步，这可不是两位英国绅士所乐见的。
在拜会张福运之前，易纨士已经往访财政部长宋子文，陈述关税问题大略，并在上海和国民政府其他要人亲密接触。返京后，他得意地声称南下取得了超出预想之成果，南京政府默认他为代理总税务司，并主动出击，频频与宋子文纠缠，单方面否决他与张福运达成的有关处理海关事务的默契。
一切努力的终极目的，无非是想赢得总税务司身份。然而，时局的飞速发展，让易纨士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1928年6月6日，北伐军占领北京城；6月15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不平等条约之应废，平等互尊主权之新约应速缔结”；6月18日，张福运奉宋子文之命北上接管税务处，派员接收税务学堂。
就在他弄到易纨士“私下接济奉张，其中黑幕重重”的机密情报和“运动英日使反对梅君（指梅乐和）”的准确消息时，英国公使馆的晚宴邀请函翩翩而来。
张福运听到蓝普森关于任命易纨士为总税务司的话后，他毫不客气，直言易纨士在国民政府方面有着不良记录，如果大英帝国站在易纨士一边，那么它就要辜负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
蓝普森兀自强调“海关是在英国的照顾下成长起来的”。
这不是张福运要的答案，他的理解是，海关“不是在英国的提携下而是在中国政府任命的某位英国人的掌管下成长起来的。英国的‘提携’就是英国势力对中国的行政权威进行侵蚀”！
一个月后的7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用法律形式肯定了中国关税自主。此乃南京国民政府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关税新约，中国修约运动终于修成正果。
美国人的率先垂范以及大势所趋，促使蓝普森成为一个识时务者，在向蒋介石递交国书之前，他在《中英关税条约》上签下了大名。
直至1928年底，各主要缔约国陆续废除旧约，在新约中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张福运领导的“国定税则委员会”在艰苦的关税税率谈判中居功至伟。但此刻仍有一只最大的拦路虎横亘在面前，那就是日本。
日本人对中国的关税自主一再刁难，拒不理会南京政府“重订新约”的频频照会。为此，张福运协助宋子文与日方进行了艰难的交涉，他提出一个给日本三年缓冲期的方案，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就此展开。在这场马拉松式的漫长交涉里，张福运耗尽了心血。
1930年5月6日，张福运终于可以歇口气了，随着《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的签订，自鸦片战争以来丧失了80多年的关税自主权，全部收回。
给海关动手术
赫德留下的海关帝国，必须动手术了！
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大部分开支都依赖海关关税，因此海关的正常秩序应该维护，毕竟它还是一个对中国很有价值的体系。简单地把洋人从海关打发走并不切合实际，但赫德留下的海关帝国，必须要动手术，祛除其不合理和不平等之处，使其成为政府的一个现代行政机构。
总税务司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恢复对海关的控制，而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充当总税务司，一切都将变得简单。
在张福运的心目中，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便是这个理想人选。并不因为他是赫德的外甥，也不因为他曾供职于张署长的家乡——烟台海关，打动张福运的，是他的“以往表现及其对海关问题的态度”。
1929年1月10日，张福运主持了梅乐和的就职宣誓仪式。
梅乐和的誓词，用的是中文。
酝酿已久的改革方案出炉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海关改革委员会”横空出世，其中3人由张福运亲自任命，而另2人由梅乐和圈定。
张福运不是一个独裁者，除了命令梅乐和，总税务司秘书必须是中国人以外，只要梅氏认为适当，他可以放手来提拔、调动和惩戒他的雇员。但要以易纨士为鉴，千万别忘记在任命各地海关税务司时，须将有关人名提交给关务署，关务署会最终将这些名单报呈财政部长审批。
不知是否为了还历史旧账，这个委员会效率惊人，仅在就职仪式八天后，便拿出了一个堪称“海关大宪章”的12条“军规”。其中有3项被奉为圭臬：
1.停止聘用外国人为海关职员，只有在找不到合格的中国人的情况下，总税务司方可呈请关务署批准聘用外国专家；
2.所有的高层岗位都必须对中国人敞开大门；
3.中方和外方雇员均同工同酬，但外方雇员可以享受居外补贴。
宋子文很快批准了方案，将其于2月25日上书行政院备案，收回海关行政管理权的法律基础于此奠定。
第一板斧效果不错，接下来就是斧正海关存在的陋规。
除了由总税务司掌管的海关基金、预算和退休金，所有海关收入要求存入中央银行而非英国的汇丰银行。
此乃易纨士的滑铁卢，他被免的导火索，正是因为抗拒南京政府把国内公债基金由汇丰银行改存中央银行的命令。
真是利令智昏，他也不想想宋子文的另一个身份——中央银行总裁。
第三板斧事关队伍建设，张福运将海关税务学堂升格为一所四年制大学，增设航海、估价等课程。还亲自主持口语考试，招考大学毕业生和选拔华员出国考察。
在所有这些变革中，梅乐和“真诚合作，并愉快地实施改革，没有丝毫拖沓。尽管有这些变革，而且在1929年实行了针对奢侈品的最高税率达12.5%的新修关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关收入还是呈跳跃式增长，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商人，都没有抱怨”。
1921年11月12日，世人瞩目的华盛顿会议开幕。
10点30分，各国代表全部落座，东道主美国总统哈定走上讲坛，开始致开幕词：“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良好的秩序，恢复全世界的安宁……”
在多达130人的庞大中国代表团中，张福运只是担任一个秘书的小角色，但却是“第一次真正使用他所学到的西方法律知识”，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当然，与他今后几十年里致力于中国海关的改革和关税自主相较，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人到晚景，在接受校友、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采访时，张福运淡淡地表示：“很简单，中国只是在主张她应得的权利。”
外交史上的虎口夺食
张福运终于明白：面对“强权即是真理”的游戏规则，弱国的外交官们是多么无奈。
1921年10月初的一天，中国代表团自上海港出发，参加以“限制海军军备”为主题的华盛顿会议。与十年前赴美求学相较，张福运少了一份雀跃的心情，一种天降大任的感觉，让他觉得身上沉甸甸的，对他这辈人来说，对华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无疑是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座大山。
张福运自1917年从哈佛法学院学成归国后，起初供职外交部并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要教授国际法。民国初年，这样的海归实在是凤毛麟角，于是，接下来被中国代表团相中，成为一名编撰（秘书）。
从本质上说，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但两年前的五虎上将，只剩下驻美公使顾维钧和驻英公使施肇基。尤其是年仅33岁、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驻外使节顾维钧，在另一位拒签英雄陆徴祥心灰意懒后，仍作为中华民国的“脸面”，为使中国摆除列强欺凌而不知疲倦地打拼。
那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情怀，令年轻两岁、同样毕业于国际法专业的张福运感佩不已。
如今，能有机会和偶像一起，凭借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服务国家，通过一次次艰辛的谈判，力图把早年丧失的国权收回来，幸何如哉！
经美国斡旋，在毗邻国会山的泛美协会大厦，中日两国关于山东问题的“边缘”会谈从12月1日拉开战幕，经过两个多月三十多轮的艰苦拉锯，中国利用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及列强之间矛盾，在国内强大民意的支持下，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 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撤出山东，赎回胶济铁路，收回青岛海关。至此，历时八年之久悬而未决的“鲁案”尘埃落定。
2月6日，出席会议的9国代表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确认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列强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
山东门户洞开，由日本独占变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
张福运终于明白：面对“强权即是真理”的游戏规则，弱国的外交官们是多么无奈。
不管怎么说，这次虎口夺食，实乃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且争回一些民族权利的国际交涉”，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胜利！
新官上任遭遇绊脚石
对于哈佛高材生张福运来说，修订引水章程这种技术活实在是小菜一碟，但列强不请自来的插手干涉，让原本简单的事变得步履维艰。
华盛顿会议曲终人散，张福运于1922年2月启程返国。中国外交的胜利也是张福运的胜利，已过而立之年的他，觉得应该担当更大的使命。
在回北京向外交部述职前，张福运在上海拜访了同乡高恩洪。这位直系健将此时的身份为驻扎洛阳的直系总司令吴佩孚顾问。他告诉张福运，吴大帅正雄心勃勃地计划重建北京政府，建议张去洛阳拜访，并向其通报有关华盛顿会议的情况。
盘桓三日后张福运回到北京，但洛阳之行也不是没有收获。不久，直奉大战吴佩孚胜出，北京政府重新组阁。朋友高恩洪出任交通部长，任命张福运为交通部海事司司长。
真是因缘际会，在主掌海关之前，张福运终于有机会涉足“海事”，开始和赫德以及他留下的海关帝国打交道了。
港口水道也和海关一样，等同于国家“门户”，在一定程度上，引水员就是国家的“守门员”。
事关国家主权。
欧洲国家规定由本国公民担任引水员，并要求外籍船舶接受强制引水服务。但现行的《中国引水总章》，却是1868年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制定的，沿用至今。以海关为代表的外国势力，一直牢牢掌握着引水管理的大权。
引水权的丧失，不仅侵害了中国引水员和航运业的利益，也严重威胁中国的国防安全。最典型的莫过于中法战争。1884年8月，上海港的英籍引水员托马斯（J. Thomas）引领法国军舰，长驱直入，畅通无阻，抵达闽江参加中法马尾海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最终，赫德凭借着他最擅长的“业余外交”，促成了《中法和约》的签订。
托马斯的助敌行为让清政府无可奈何。而问题的可怕还在于，不仅广大民众，就是许多政府官员也连引水为何物都一无所知。
好在北京政府有许多像张福运这样喝过洋墨水的技术官僚，他们深知，引水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尤其是“五四”以后，国家主权意识空前高涨，引水业操于外人之手的宿疾，不得不治了。
对于哈佛高材生张福运来说，修订引水章程这种技术活实在是小菜一碟，但列强不请自来的插手干涉，让原本简单的事变得步履维艰。总税务司安格联在这件事情上的傲慢与偏见，令张福运印象深刻。他那丝毫不比赫德逊色的手腕，成为中国政府收回引水权道路上的绊脚石。
捍卫主权的权宜之计
但又有一个问题摆在了面前，那就是如何在国民政府的辖境内体现其对海关的主权？
张福运在1923年初辞去海事司司长一职后，出任北京交通大学第一任校长。4年后，宋子文邀请他出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长。
就在张福运到汉口领命的当口，发生了震动内外的安格联事件，北京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允安休假，让易纨士代行其职。 易纨士虽然担任了代理总税务司，但他是北洋政府大总统任命的，南京国民政府怎么可能承认呢？
因此，易纨士寻机南下，名为与宋子文讨论召开南北联合关税会议，“实为争夺总税务司职位”。
张福运觉得宋子文本应断然回绝易纨士的建议，他不知道宋子文也是情非得已，中央每月收入不足300万，支出高达1100万，还要为蒋介石筹措二次北伐的军费，如此严峻的财政状况，迫使宋子文写下这样的便条，让张福运转交给南京海关税务司约翰斯顿：
如果约翰斯顿先生能电告易纨士先生，让他速来上海以商讨所建议的会议的筹备事宜的话，宋先生将不胜高兴。
无奈之下，已是南京国民政府关务署长的张福运只能执行宋部长的指令。他知道易先生将更高兴！
所幸的是，在大方向上，宋子文同意了他的观点，那就是在北伐胜利之前，鉴于中国的长远利益而不是眼前的财政好处，暂不宜打破海关的正常运行，等北京政府寿终正寝之后，再对这一系统进行整体变革。
但又有一个问题摆在了面前，那就是如何在国民政府的辖境内体现其对海关的主权？
2月8日，易纨士在上海王府饭店致函张署长请求晤面，讨论国府辖区内海关人事变动事宜，此时张福运已经胸有成竹。
按照张的想法，如果总税务司要任命或改派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海关职员，必须将名单递交江海关税务司，由其送交关务署，关务署则予以照准。通过这一方式，关务署象征性地将海关总税务司置于其掌控之下，同时又不扰及总税务司的正常运转。
这个权宜之计既没有否定总税务司的合法性，又捍卫了中国海关的完整性。
因此，张福运正告与他第一次谋面的易纨士，你可以通知上海税务司来转呈经其署名的人员变动拟议名单，如此，海关的正常运转或一体化将得以保持。
7天后，张福运收到了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转交的海关税务司变动拟议名单。
我的地盘我做主
随着《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的签订，自鸦片战争以来丧失了80多年的关税自主权，全部收回。
易纨士南下的幕后推手之一，是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
关税特别会议瓦解后，海关税收江河日下，“若不急谋挽救方法，行见各外债之担保者，永无着落”。蓝普森不仅怂恿，更是说服南京政府收回“易（纨士）如南下将予拘留”的陈命，亲自保驾护航。
安格联事件是一个重要信号，协定关税的壁垒被打开缺口，中国已迈出了关税自主的第一步，这可不是两位英国绅士所乐见的。
在拜会张福运之前，易纨士已经往访财政部长宋子文，陈述关税问题大略，并在上海和国民政府其他要人亲密接触。返京后，他得意地声称南下取得了超出预想之成果，南京政府默认他为代理总税务司，并主动出击，频频与宋子文纠缠，单方面否决他与张福运达成的有关处理海关事务的默契。
一切努力的终极目的，无非是想赢得总税务司身份。然而，时局的飞速发展，让易纨士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1928年6月6日，北伐军占领北京城；6月15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不平等条约之应废，平等互尊主权之新约应速缔结”；6月18日，张福运奉宋子文之命北上接管税务处，派员接收税务学堂。
就在他弄到易纨士“私下接济奉张，其中黑幕重重”的机密情报和“运动英日使反对梅君（指梅乐和）”的准确消息时，英国公使馆的晚宴邀请函翩翩而来。
张福运听到蓝普森关于任命易纨士为总税务司的话后，他毫不客气，直言易纨士在国民政府方面有着不良记录，如果大英帝国站在易纨士一边，那么它就要辜负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
蓝普森兀自强调“海关是在英国的照顾下成长起来的”。
这不是张福运要的答案，他的理解是，海关“不是在英国的提携下而是在中国政府任命的某位英国人的掌管下成长起来的。英国的‘提携’就是英国势力对中国的行政权威进行侵蚀”！
一个月后的7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用法律形式肯定了中国关税自主。此乃南京国民政府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关税新约，中国修约运动终于修成正果。
美国人的率先垂范以及大势所趋，促使蓝普森成为一个识时务者，在向蒋介石递交国书之前，他在《中英关税条约》上签下了大名。
直至1928年底，各主要缔约国陆续废除旧约，在新约中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张福运领导的“国定税则委员会”在艰苦的关税税率谈判中居功至伟。但此刻仍有一只最大的拦路虎横亘在面前，那就是日本。
日本人对中国的关税自主一再刁难，拒不理会南京政府“重订新约”的频频照会。为此，张福运协助宋子文与日方进行了艰难的交涉，他提出一个给日本三年缓冲期的方案，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就此展开。在这场马拉松式的漫长交涉里，张福运耗尽了心血。
1930年5月6日，张福运终于可以歇口气了，随着《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的签订，自鸦片战争以来丧失了80多年的关税自主权，全部收回。
给海关动手术
赫德留下的海关帝国，必须动手术了！
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大部分开支都依赖海关关税，因此海关的正常秩序应该维护，毕竟它还是一个对中国很有价值的体系。简单地把洋人从海关打发走并不切合实际，但赫德留下的海关帝国，必须要动手术，祛除其不合理和不平等之处，使其成为政府的一个现代行政机构。
总税务司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恢复对海关的控制，而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充当总税务司，一切都将变得简单。
在张福运的心目中，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便是这个理想人选。并不因为他是赫德的外甥，也不因为他曾供职于张署长的家乡——烟台海关，打动张福运的，是他的“以往表现及其对海关问题的态度”。
1929年1月10日，张福运主持了梅乐和的就职宣誓仪式。
梅乐和的誓词，用的是中文。
酝酿已久的改革方案出炉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海关改革委员会”横空出世，其中3人由张福运亲自任命，而另2人由梅乐和圈定。
张福运不是一个独裁者，除了命令梅乐和，总税务司秘书必须是中国人以外，只要梅氏认为适当，他可以放手来提拔、调动和惩戒他的雇员。但要以易纨士为鉴，千万别忘记在任命各地海关税务司时，须将有关人名提交给关务署，关务署会最终将这些名单报呈财政部长审批。
不知是否为了还历史旧账，这个委员会效率惊人，仅在就职仪式八天后，便拿出了一个堪称“海关大宪章”的12条“军规”。其中有3项被奉为圭臬：
1.停止聘用外国人为海关职员，只有在找不到合格的中国人的情况下，总税务司方可呈请关务署批准聘用外国专家；
2.所有的高层岗位都必须对中国人敞开大门；
3.中方和外方雇员均同工同酬，但外方雇员可以享受居外补贴。
宋子文很快批准了方案，将其于2月25日上书行政院备案，收回海关行政管理权的法律基础于此奠定。
第一板斧效果不错，接下来就是斧正海关存在的陋规。
除了由总税务司掌管的海关基金、预算和退休金，所有海关收入要求存入中央银行而非英国的汇丰银行。
此乃易纨士的滑铁卢，他被免的导火索，正是因为抗拒南京政府把国内公债基金由汇丰银行改存中央银行的命令。
真是利令智昏，他也不想想宋子文的另一个身份——中央银行总裁。
第三板斧事关队伍建设，张福运将海关税务学堂升格为一所四年制大学，增设航海、估价等课程。还亲自主持口语考试，招考大学毕业生和选拔华员出国考察。
在所有这些变革中，梅乐和“真诚合作，并愉快地实施改革，没有丝毫拖沓。尽管有这些变革，而且在1929年实行了针对奢侈品的最高税率达12.5%的新修关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关收入还是呈跳跃式增长，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商人，都没有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