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是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思想的先锋，柏拉图是西方古典政治思想的开拓者。本文通过对他们政治思想中的“礼”与“正义”、政治制度、政治主体以及政治理想的框架性比较，概括出他们政治思想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总结他们对中西政治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中国哲学；古希腊哲学；孔子；柏拉图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4-0057-03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人有关思维本身的问题包括：真理是什么？真实是什么？世界由什么组成？简而言之：这是什么？在希腊人参与的西方世界中，真理被理解为知识，追寻的是事物之永恒及实体所在。中国哲学家提的问题却是关于“哪儿”：道在哪儿？中国人早就接受世事的变幻才是永恒的观念，因此以寻道来适应这个变幻的现象或表面真实。对中国人来说知识非抽象而是具体的；不是表象式，而是作为道或途径的知识，是一种实际技能。
　　古希腊人想要寻根究底，最终构成事物存在的事实、原理和理论。而中国先秦思想家则旨在寻觅那些促进社会和谐的行为模式，对于他们而言，真理最重要的培植人的品性，而非推论的命题。他们并不执着于对运动变化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而是孜孜以求地去体验世界而非理解世界。对孔子而言，思维不是抽象推理的过程，而是彻头彻尾的一种语言学上的述行过程，即行为的直接结果是达成某一实际效果，及所谓的“经世致用”。先秦的思想家并不把思维视作跳离经验世界以成就客观性的手段，而是一种基本上讲求综合、具体而微的行为，以便充分发挥现存的一切可能性及有利条件。中国哲学没有提出本体论主张，这意味着“万象”之后无“存有”，“多”之后无“一”，“现象”之后无“真实”。有的只是恒常变化，周而复始的过程，令世界多少显得连贯而确定，但由于世界固有的不確定性，又多少变得新奇及出人意表。真实是个不言而喻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建基于具体观察及经验之上。中国思想家的真实是内在的，不会受制于绝对客观的原则。他们不用规范来促使人们产生恰当的行为反应，而会用形象、典范、类比、比喻去进行交流，进而建立人际关系。他们一般不会区分真实和事实，因为他们相信，原则是否有效，只能通过实际事件来检验。
　　对于柏拉图来说，世界的运行、天体的转动、四季循环，这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一种秩序规律，这正好支持了他所相信的道德与理性心灵方是宇宙主宰的主张。他在为伦理准则寻求普遍定义过程中，形成了他的“理念论”，并以此作为所有知识之基础。苏格拉底为普遍永恒的伦理准则寻求定义，是为了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柏拉图却把老师的追求转变为一种本体论的要求。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分类项目必须具有一个根植于超越物件或“理念/形式”的参考点。不仅是道德真理的知识需要服从这样的“理念”，所有自称为知识的主张都必须服从。柏拉图声称最高级的知识必须符合两个主要条件：普遍性（客观性）和永恒性（不变性）。换言之，知识不可因观点不同而对立，真正的知识从任何角度看都应该是真实的；知识不会因时间而变。古希腊哲学家追求真理与知识的热忱令人钦佩，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他们立下决心，要在思考时做到寻根究底、分析微细、逻辑明确，同时极力排斥那些根据感官经验获得的知识，认为都是虚妄的，既不够恒常，也不够真实。正是希腊哲学家这种坚持，人类才得以受惠于他们在逻辑、数学、科学、哲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贡献。由于早期希腊哲学家排斥实际的感官经验，轻视因果，这种态度也对西方世界造成持久恶果。只有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才重新采取更加包容的思考方式。即使这样，几个世纪以来，二元对立思维仍在影响着他们。
　　中西哲学方面的差异还体现在个人、社会、国家的关系上。例如，霍布斯相信人本恶，所有人处在困乏的生活环境中，都受制于正直公平的自然法则。他认为这种生存状态十分可怕，人不得不团结起来，拥立一位领袖，并受其管制。霍布斯认为，政府的正统地位来自受管制人民的权利，而非来自皇帝和神权，也非统治者天生优越，社会由契约而产生。社会契约根植于于一个根本假设：个体为了维护大自然最基本的权利，即保存肉体的生命，同意放弃非分欲望、妄自尊大和贪慕虚荣。此外，公民社会不仅应确保人民有权享受治安环境，更要通过私有财产的制订和保护，保障那些既勤奋又明理的人有权为所有人创造财富。自由社会除了订立这些规则保障彼此的基本权利之外，不会考虑为公民制定任何正面的保障，或某种较为优越、值得大家向往愿景。正是基于这种人性理由，20世纪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包括杜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约翰·罗尔等，才把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其中个体既相互关联，也与整体社会息息相关，一如细胞组成的器官，器官再组成有机体。杜威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提出了一套有别于我们先前讨论的社会观。杜威集中研究个体交往时的特色，而非探讨如何保持社会各独立存在的实体如何分界，他阐释了是社会如何由人类组成的，靠的是组织。在此，“社会”与“社群”之意义汇合成为能培育个人与社会成长的共同生活方式。杜威说的社群并无严格界限，也非一成不变，因为令社群凝聚的不是类同成分，而是不同成员的沟通。好像每个人都具备“神的眼界”，创造并深化着无限的视野。这种兼收并蓄的社群不会容纳不下歧见，反而更需要千差万别的人群，才能发展兴旺。杜威对社群、社会和个体的见解，跟早期儒家思想有某种契合。
　　中国哲学与西方发展背景不同，因而于西方有很多差别。儒家的德行以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实用倾向为中心，强调人与人相交、合作、互容、互惠互利、彼此尊重，也注重人民和睦相处，使万物融洽共存，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家著书立说的重要依据。在西方哲学中，由于相信宇宙之单一秩序，他们更追求自然和社会连贯统一，亦即理性或逻辑秩序。相反，中国哲学追求的美感秩序，在万物和谐中寻找构成宇宙的无数独异之物，包括人类自身。和而不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论语》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再三申明，要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务必在歧异多样之中追求协调。和而不同也是中国历来的政治主张。《论语》中提到“君子不党”，即反对从政的人朋比营私。孔子提倡社会要达到和谐，需考虑各参与者的不同意见。容忍异己，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务求每一个体显现其独特之处。最佳的和谐状态是社会所有成员各安其位，所有人不受干扰，这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和谐。在个人权利和个人义务上，儒家也与西方哲学取向不同。儒家不注重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所强调的个人权利，而强调个体对国家社会的义务或责任，至少在理论上，这种责任要求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一样的，主张在社会交往中忠诚待人，在遵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徒关系的基础上和睦相处。孔子与老子都主张政府不可以惩戒为施政手段，国君需戒奢靡，慎防权力欲太盛，任意妄为，刚愎自用，自满自大。儒家和道家也强调克己，尽管对克己的理解上有出入，因为儒家视现实为天意的表现，而老子则把现实看成天道或自然之道。由于孔子及其弟子很清楚政治权力的真正基础，所以从不会忽视人民的力量，总要为民请命；也从不把政治权力看做目标，只视之为手段。儒道传统以及中国文化均带有反战色彩，看重预防而非攻击。如在《大学》就写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以利民为念，因此对中国人民来说，民主也不过是手段，而非目标。
　　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创造了“乌托邦”一词，他还设想在美洲一个子虚乌有的岛上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这与儒家的科层制福利国家、道家的小国寡民如出一辙。《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是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儒家理想的社会，它也是古代中国人所向往的一种人人平等的福利社会。孟子后来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大同理想，提出井田制。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则描绘了中国道家世外桃源式的理想社会。许倬云认为这个故事中的社会是另一种理想社会，完全与外界隔断，无需缴税，没有政府，连知识也不需要，这个道家的乌托邦正好为儒家的大同社会提供了另一条路径。许倬云所说的第三个乌托邦式的自足的社会，是儒道两家乌托邦的折中，它不是桃花源那种无政府社会，靠善意维系，而是一种需要自我管制的社会，只不过这个自治是在社群的层面实施的。许倬云的三个模式都有别于西方的乌托邦理想。西方的乌托邦通常是一个城邦，而中国的则往往是个单纯朴素的小农村，代表着中国人对质朴自然的向往。此外，中国的乌托邦如果不是一个为实现公正社会的蓝图，就是一个处于与世隔绝的隐地，人民可以自行掌握命运，是人民对自由平等的一种渴望。
　　在历史上，由于东方农业经济形态与西方游牧经济形态的不同，造成了两者文化哲学与思维倾向的差异。尽管存在诸多不同，但作为人类优秀文化，两者都极具价值，都是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中西方应该相互学习，尤其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吴大品.中西文化互补与前瞻——从思维、哲学、历史比较出发[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3〕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
　　〔4〕王晓朝.柏拉图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