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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在建国初面临相似的问题：人口多、工业化程度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教育普及度较低，相对而言印度在基础设施、财政平衡等方面要好于当时的中国，而中国在国家凝聚力等方面则好于印度。
印度是1948年独立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在一年后宣布成立，“印度象”和“中国龙”几乎在第一时间便当起伙伴、做起生意（中国入藏部队的军需一度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从印度购买），“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度中国是兄弟）的口号曾经在两国间家喻户晓，但不过十几年功夫，两国关系便“热转冷”，并打了一场短暂而血腥，至今令两国社会难以忘怀的边界战争。近20多年来，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分别被看作新兴国家两种发展模式的代表，并不时被国际间出于各种目的加以比较，本世纪初以来更双双入列“金砖”，开启了象与龙既频繁密切、又踉踉跄跄的“天作之合”。
“印度捷径”是否走得通
50-70年代，两国不约而同踏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目的自然是集中国家资源，发挥所谓“后发优势”，尽快补上“欠课”。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两国都取得了一些发展成绩，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也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但这种僵化经济模式的弱点也同样在两国发展过程中暴露无遗。70年代末，当时情况更糟的中国率先走上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所遵循的模式是“自上而下”，先解放农村生产力，再进行国企改革，通过发展制造业和工业品出口解决市场和就业的“两难”，最终让“中国制造”强行挤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带动了各行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面貌的现代化。
印度则直到1991年才在当时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领导下开始市场化改革，1994年国大党在选举中获胜，辛格出任总理，印度经济改革开始提速，并迅速获得了显著成就，在当时盖过了中国的经济表现，至1999年印度GDP增速达到8.8%，自两国都有GDP统计以来首次超过中国（7.6%），在当时不仅印度朝野扬眉吐气，世界各国许多主流经济传媒、评论家都认为，印度经济前景远较中国光明。
印度之所以在经济改革之初后来居上，在当时的分析家看来，是走了一条“印度捷径”。
所谓“印度捷径”，是指当时辛格为代表的国大党经济决策层鉴于印度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短缺，若亦步亦趋地像中国那样走按部就班、先农业后工业、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道路，就会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总也赶不上一直想赶上的中国。但印度社会分化明显，在人口比例中只占不到1/3、但绝对人数却已上亿的精英阶层英语能力强，教育程度高，印度的国际环境和与国际市场接轨度也远好于中国，如果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升级”到信息化、金融化等“无烟工业”领域，就可以获得所谓“代差优势”，从而占据“龙象竞争”的经济制高点。
在这种思路下印度首先开放了本国金融市场，并绕过投资大、见效慢的基础产业和工农业，直接发展“两头在外”的电脑外包、高端服务业和“多快好省”的仿制药等产业，并果然在短时间内收到奇效。反观上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改革“闯关”、国企改制的最艰难阶段，国际环境微妙，“入世”久拖不决，社会上充斥着怨声载道的下岗工人，城市里则到处看得见奄奄一息的国企——这或许是“印度超越论”和“中国崩溃论”最热销的一段时间。
但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后不久，稳步发展、循序渐进的“中国模式”开始进入“丰收季节”，而“跨越式发展”却让印度开始尝到下盘虚浮、后继乏力的苦果。由于“跨越”了农村现代化和工业化阶段，将“法宝”完全押在只占人口30%的中产阶级，和回报快但受上下游产业影响大，且难以吸附大量低端就业人口的“无烟工业”上，导致印度近10亿人口游离于经济“快车道”之外，非但无法如某些预言家所言，成为印度经济最大助力，反倒成为经济和改革的包袱。辛格曾在2012-2013年多次推动零售业开放和减少补贴，但都受制于这一包袱，因为“跨越”所导致的制造业岗位匮乏，迫使印度不得不依靠多达1200万多个小商店和超过2500万个流动商贩来消化低端就业人口，而“被忽视的大多数”生计无着，又让他们更加依赖导致印度巨额赤字的财政补贴。
更麻烦的是，“跨越式发展”、即跳过工业化，直接发展新兴产业思想导致印度对包括交通、电力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发展掉以轻心。2013年，印度经济增速只有4.7%，连续两年低于5%，通胀率却达到15%以上，赤字也迭创新高，就连一些一贯高喊“印度经济模式优于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开始看衰印度投资环境。
莫迪经济学的横空出世
正是在这种尴尬中“莫迪经济学”横空出世了。
2014年5月12日，印度人民党大爆冷门，在全部543个直选议席中拿下282个，比上次大选多出166席，占总议席51.9%，成为继1984年拉吉夫甘地国大党政府后，印度首次出现的单一政党多数政府。
这次胜利被国际社会普遍称之为“莫迪经济学”的胜利，认为印度选民对国大党的“辛格式改革”普遍失望，对“莫迪经济学”寄托厚望，导致了“取舍效应”和纳伦德拉.莫迪及其印度人民党的脱颖而出。
所谓“莫迪经济学”，即莫迪2001-2013年在古吉拉特邦任首席部长期间于该邦推行经济发展模式的放大。
有人说“任何印度经济发展模式都不可能忽略中国因素”，莫迪也不能免俗：中国提出“中国梦”，莫迪也强调“印度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莫迪则提出“季风计划”（Project
印度是1948年独立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在一年后宣布成立，“印度象”和“中国龙”几乎在第一时间便当起伙伴、做起生意（中国入藏部队的军需一度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从印度购买），“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度中国是兄弟）的口号曾经在两国间家喻户晓，但不过十几年功夫，两国关系便“热转冷”，并打了一场短暂而血腥，至今令两国社会难以忘怀的边界战争。近20多年来，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分别被看作新兴国家两种发展模式的代表，并不时被国际间出于各种目的加以比较，本世纪初以来更双双入列“金砖”，开启了象与龙既频繁密切、又踉踉跄跄的“天作之合”。
“印度捷径”是否走得通
50-70年代，两国不约而同踏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目的自然是集中国家资源，发挥所谓“后发优势”，尽快补上“欠课”。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两国都取得了一些发展成绩，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也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但这种僵化经济模式的弱点也同样在两国发展过程中暴露无遗。70年代末，当时情况更糟的中国率先走上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所遵循的模式是“自上而下”，先解放农村生产力，再进行国企改革，通过发展制造业和工业品出口解决市场和就业的“两难”，最终让“中国制造”强行挤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带动了各行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面貌的现代化。
印度则直到1991年才在当时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领导下开始市场化改革，1994年国大党在选举中获胜，辛格出任总理，印度经济改革开始提速，并迅速获得了显著成就，在当时盖过了中国的经济表现，至1999年印度GDP增速达到8.8%，自两国都有GDP统计以来首次超过中国（7.6%），在当时不仅印度朝野扬眉吐气，世界各国许多主流经济传媒、评论家都认为，印度经济前景远较中国光明。
印度之所以在经济改革之初后来居上，在当时的分析家看来，是走了一条“印度捷径”。
所谓“印度捷径”，是指当时辛格为代表的国大党经济决策层鉴于印度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短缺，若亦步亦趋地像中国那样走按部就班、先农业后工业、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道路，就会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总也赶不上一直想赶上的中国。但印度社会分化明显，在人口比例中只占不到1/3、但绝对人数却已上亿的精英阶层英语能力强，教育程度高，印度的国际环境和与国际市场接轨度也远好于中国，如果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升级”到信息化、金融化等“无烟工业”领域，就可以获得所谓“代差优势”，从而占据“龙象竞争”的经济制高点。
在这种思路下印度首先开放了本国金融市场，并绕过投资大、见效慢的基础产业和工农业，直接发展“两头在外”的电脑外包、高端服务业和“多快好省”的仿制药等产业，并果然在短时间内收到奇效。反观上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改革“闯关”、国企改制的最艰难阶段，国际环境微妙，“入世”久拖不决，社会上充斥着怨声载道的下岗工人，城市里则到处看得见奄奄一息的国企——这或许是“印度超越论”和“中国崩溃论”最热销的一段时间。
但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后不久，稳步发展、循序渐进的“中国模式”开始进入“丰收季节”，而“跨越式发展”却让印度开始尝到下盘虚浮、后继乏力的苦果。由于“跨越”了农村现代化和工业化阶段，将“法宝”完全押在只占人口30%的中产阶级，和回报快但受上下游产业影响大，且难以吸附大量低端就业人口的“无烟工业”上，导致印度近10亿人口游离于经济“快车道”之外，非但无法如某些预言家所言，成为印度经济最大助力，反倒成为经济和改革的包袱。辛格曾在2012-2013年多次推动零售业开放和减少补贴，但都受制于这一包袱，因为“跨越”所导致的制造业岗位匮乏，迫使印度不得不依靠多达1200万多个小商店和超过2500万个流动商贩来消化低端就业人口，而“被忽视的大多数”生计无着，又让他们更加依赖导致印度巨额赤字的财政补贴。
更麻烦的是，“跨越式发展”、即跳过工业化，直接发展新兴产业思想导致印度对包括交通、电力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发展掉以轻心。2013年，印度经济增速只有4.7%，连续两年低于5%，通胀率却达到15%以上，赤字也迭创新高，就连一些一贯高喊“印度经济模式优于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开始看衰印度投资环境。
莫迪经济学的横空出世
正是在这种尴尬中“莫迪经济学”横空出世了。
2014年5月12日，印度人民党大爆冷门，在全部543个直选议席中拿下282个，比上次大选多出166席，占总议席51.9%，成为继1984年拉吉夫甘地国大党政府后，印度首次出现的单一政党多数政府。
这次胜利被国际社会普遍称之为“莫迪经济学”的胜利，认为印度选民对国大党的“辛格式改革”普遍失望，对“莫迪经济学”寄托厚望，导致了“取舍效应”和纳伦德拉.莫迪及其印度人民党的脱颖而出。
所谓“莫迪经济学”，即莫迪2001-2013年在古吉拉特邦任首席部长期间于该邦推行经济发展模式的放大。
有人说“任何印度经济发展模式都不可能忽略中国因素”，莫迪也不能免俗：中国提出“中国梦”，莫迪也强调“印度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莫迪则提出“季风计划”（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