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世界知识》复刊，世界知识出版社也恢复了业务，而且创建了《世界博览》、《世界知识画报》等新的刊物，并出版了大量的国际问题图书，使整个出版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我就是在这期间有幸于1978年9月来到《世界知识》杂志工作的。
　　忆及当年到《世界知识》编辑部报到后开始工作的情景，一幕幕往事如在目前。报到后我接的第一个任务是修改一篇介绍拉美某国（我已忘记哪一国）的文章。当时编辑部的两位领导许鲁野和朱烈同志令我先写一份修改提纲，经他们审批后再动笔修改。我交上去了一页纸的提纲，主要是建议调整文章结构，适当增加一点内容。提纲顺利通过，他们说就按这个提纲修改。我心想这可能是考我，我认真完成了任务。出乎意料的是，稿子交上去竟得到了出版社社长郑森禹颇为正面的批语。这让我很高兴，于是我又接连写了三篇文章。这几篇文章都得到了萧扬同志耐心而具体的指导。后来我每年都要写几篇时评文章，例如介绍美国卡特政府派特种部队去伊朗解救人质的行动失败的整个过程、波兰团结工会罢工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影响，以及在“纵横谈”栏目中评介美国的政治经济等等。有时也会写些豆腐块儿的短文以填充版面。后来领导又安排王泰平同志和我在杨学纯和王克勤两位老编辑的带领下学习如何做发稿编辑。他们二位非常耐心细致地手把手教我们怎样出选题、设计栏目、编排文章、画版式、选图片等等，每半个月我们老少一起开一次夜车。我们基本熟悉了这些业务之后就开始独立工作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整个出版社和编辑部真是朝气蓬勃，大家团结奋进，都有一种使命感。
　　我还记得那时社领导经常召开选题会，选题会常常也就是形势研讨会和期刊改进的研讨会，会前要做好准备。在这样的会上，通过交流讨论，会加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对提高业务素质很有帮助。选题定下后大家就分头约稿。我经常联系的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庄去病、黄素庵，外交部的梅兆荣，还有别的部委的一些专家。有一段时期专门讨论《世界知识》杂志的办刊宗旨和方向：是坚持传统、把《世界知识》办成雅俗共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时政刊物，还是办成娱乐消闲性的刊物，争论很大，大家在会上各抒己见，讨论非常热烈，那种认真执着的精神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还有一件值得追忆的事情是《世界知识》在1981年把当时刚刚流行于西方的“魔方”这个智力玩具引进到中国，在杂志上连载魔方解法，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这反映了《世界知识》对新鲜事物的敏感。这是时任社长朱烈同志和时任总编辑萧扬同志首倡并亲自操办的，他们亲自翻译资料在《世界知识》上连载，后来还正式出了书。我记得“魔方”一词就是他们两位研究而确定的中文名称，这一名称如今已是家喻户晓。有意思的是，魔方解法连载以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要求购买魔方，他们以为我们生产魔方，甚至还有工厂来人要求与我们合作生产魔方。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连庆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创办了两本新刊《世界知识画报》和《世界博览》。这两份杂志办得很成功，图文并茂，很受读者欢迎，订户踊跃。这说明，这两份杂志适应了社会的需求，也反映了编辑们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获得了回报。更重要的是这种成功的推动力——勇于开拓和创新的精神——成为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世界知识》杂志的灵魂。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又有几种杂志诞生以及《世界知识》杂志的面貌不断更新的原因。
　　（作者为《世界知识》前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