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八月，德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G·格拉斯(GünterGrass)发表了鸿篇巨著《说来话长》(“EinweitesFeld”)。该书长达七百八十一页，将一九九○年的德国统一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中，同一八七一年的第一次统一相比较，总结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并以荒诞讽刺的笔触对一九九○年统一带来的尖锐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书在出版前就已广受关注，问世后更是引发了德国文学界、文艺评论界、新闻界乃至政界的一场大论争，喧嚣之声甚至波及到法国等周边邻国。此书出后，一月再版三次，并即将译成五国文字。这般轰动效应在近年来的德国文坛是极其罕见的。透过这场喧嚣的表面，不难发现，它实际上反映了德国当前政治、文化面临的诸多问题，颇耐人寻味。
　　自成名作《铁皮鼓》起，格拉斯就钟情于流浪汉小说这一体裁，《说来话长》中的两位主人公也是一对类似堂·吉河德和桑丘的怪人。T.伍特克别名“冯提”，生于一九一九年，是十九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T.冯塔纳(TheodorFontane)的狂热崇拜者，或者说是冯塔纳在二十世纪的化身。书名“说来话长”就源于冯的名作《艾菲·布丽斯特》。冯提在二战期间服役于帝国空军部，战后住在前东德的普伦茨劳尔山麓，邻居多是受到前东德国家安全局严密监视的反叛艺术家。作为冯塔纳专家，他在全国各地为文化联盟作了大量关于冯塔纳研究的报告，其中不乏影射当时政局之辞。一九九○年统一以后，他受雇于Treuhand(这是统一后德国官方设立的专门机构，负责对前东德国有企业实行全盘私有化)，成了那里的信差。
　　书中的另一位虚构的主人公霍夫塔勒，是冯提“昼夜不离的影子”，生于一八一九年，是超越一切社会制度、一切时代的永远的密探的象征，先后为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前东德政权效力。早在十九世纪时就反对德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二战期间是盖世太保成员，后供职于前东德国安局，负责监视文化界动态，冯提就是他监视的对象之一。
　　就是在这两个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人物之间却滋生出一种奇怪而深厚的友谊，因为他们觉得“受害者和凶手，其实是陷在同一张网中的”。每当冯提有难，霍夫塔勒总能及时出现，帮他逢凶化吉，因此冯提称他为“保护神”和“值得信赖的老伙计”。两位老人还有一点共通之处：往事对于他们就像时事般触手可及。在短短的二十个月中，他们相伴漫步柏林城，以一种闲适的聊天口吻，回顾了自己以及冯塔纳的一生，追忆在前东德共度的时光，并将眼下的德国与旧普鲁士俾斯麦统治时期的德国做了对比，对德国再次统一及现状忧心仲忡。
　　交谈达成三方面的共识。首先，对于一九九○年的统一，他们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认为它不过是一八七一年统一的卷土重来。在“深渊”一章中，“十一月九日”，即拆毁柏林墙的日子，被视为“悲伤、阴暗、血腥、让人恶心并该受诅咒的日子”。正如冯提所说：“不管它(一九九○年统一)看上去如何错综复杂，历史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过去是普鲁士“对老麦尔克地区容克贵族的土地垂涎三尺”，现在则是“投机地产商们在原东德境内大捞油水”。历史在重演，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其次，目睹现状，他们认为，西德人显然正在扮演殖民统治者的角色。对西德人性格特点的归纳集中体现在两个短暂出场的人物身上，一个是冯提的西德女婿古隆德曼，另一个是他在西德长大的儿子弗里德，他们分别代表了伪善的虔信教徒和不择手段的地产投机商。正如古隆德曼所说：“我们会拿走一切能得到的东西，我们不是小块小声地啃，岳父大人，而是大口大口地吞。”而前东德则被描绘成了统一的受害者，是供西德人肆意瓜分的一块“里脊肉”，书中同时还暗示，前东德亦有可取之处，它的功绩不能被西德人一概抹杀。
　　冯提与霍夫塔勒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则是Treuhand这个机构的非人道性。原东德国有企业私有化，使成千上万人失业，带来的不仅是悲伤、绝望，还有仇恨。因此，冯提埋怨说：“现在一切问题都以暴力来解决，Treuhand首当其冲。”所以在Treuhand的主席霍维德被暗杀后，冯提对此深表理解，并认为科尔总理才真应遭此报应，因为是他把这“肮脏的工作”推给了霍维德。
　　对德国的历史与现状作了一番回顾和反思后，冯提和霍夫塔勒都觉得在德国“已无容身之地”，分别神秘地消失在两个不知名的国度。
　　《说来话长》是第一部详细论述两德统一主题的长篇小说，气势恢宏，颇具史诗性，况且又出自德国人现在寄予厚望的“民族作家”格拉斯之手，其成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格拉斯本人对成稿也甚是满意，认定它将是一部“成功之作”，开始时的迹象也表明的确如此。文评界的一片赞扬声，使第一次印刷的十万册书在八月首发式前已预订一空。
　　然而，当对此书的评论纷纷见诸报端之后，结果却令公众哗然：以德国“文评教皇”哈尼茨基(MarcelReich-Ranicky)为首的文评家开始了对此书的狂轰滥炸。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明镜》周刊以一张大幅拼贴画为封面，图中哈尼茨基正怒不可遏地将格拉斯的新作《说来话长》撕成了两半。同期内还刊登了他一篇名为《不得不说》的评论文章，认为此书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作”，从主题到结构，从书中的政治观点到语言，全都一无是处。紧接着，文评家I.哈迪施也在《时代》周刊上著文，指出“格拉斯试图写一部伟大的德国史诗的努力是失败的”，《说》书简直让人“无法卒读”。评论家G.赛普特，以及名作家F.R.福利斯也先后在《法兰克福汇报》及《新德国》上著文，对《说》书几乎给予了全盘否定。一时间，《说来话长》被批得体无完肤。
　　这些文章认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两次统一没有可比性。哈尼茨基指出：“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是以三次胜利为基础的，而这次统一是由于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的崩溃。”其次，书中将西德人贬为暴发户、东德人视为牺牲品，这种简单作法，让许多文评家都深表反感。再有，书中把东德企业私有化描绘成一种野蛮的进程，又称科尔是“撒谎者”和“竞选骗子”，这首先就触怒了德执政党基民盟主席彼得·辛策(PeterHintze)，他认为：“格拉斯(对Treuhand)的诋毁全无品味，令人难堪，而且全然无视现实。”《明镜》周刊的出版商R.奥克斯坦也认为书中关于Treu-hand的章节是“灾难性的”。
　　这一切的“喧嚣与愤怒”看似缘起于一部名家新作的失败，同时关涉政治话语在文评中统治“度”的问题，但细察之下，不难发现，该书的内容与所谓“政治化文评”的所指实则是一致的，即对一九九○年德国统一的评价。换言之，即德国当代文学应如何对待这段最年轻的德国历史，并以文学的形式将其载入史册
　　东、西德合并之后，德国作家在对待统一的态度上，明显地分为三大阵营。以M.瓦尔泽和G.库勒特为首的少数派坚决拥护统一。瓦尔泽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曾狂喜地写下：“在本世纪，德国的历史第一次开始了良性运转，……现在是该高兴的时候了，德国人终于也能够成功地创造历史。”一九八八年瓦尔泽就着手写小说《童年的辩护》，揭示了当时由于两个德国处于分裂状态而导致的种种问题，呼吁统一。而在统一实现之后，他似乎对“统一后的德国”这一主题却无甚兴趣。这部分作家的兴趣所在，似乎只是德国在政治形式上合二为一，而对这一历史性转折及其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并没有予以文化上的关注。
　　第二大阵营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前东德作家，他们对统一的态度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是持一种保守的观望态度。对他们来说，反思在前东德几十年的生活中形成的世界观、行为方式与自我意识，才是当务之急，而统一主题则被暂时搁置一旁。于他们而言，理清与前东德的各种纠葛与情结，便意味着，在统一的环境中，责无旁贷地为自己和东德人找到一种新的自我认同与价值。正如前东德著名作家克·沃尔夫所说：“这段四十年的历史该往何处去呢？它并非幽灵，但它的消失却留下了幽灵般的痛苦。如果大家都忙于改善物质生活，那谁来讲述这许多人都经历过的悲伤、耻辱和悔恨呢？”
　　人数最多的第三大阵营是以格拉斯为首的反统一派。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统一的进程过于仓促，缺乏意识形态与心理上的准备，这势必导致盲目的民族主义，让人不得不担心德国人重蹈历史的覆辙。
　　格拉斯一直将统一视为“玩笑的产物”，认为那个曾经统一过七十五年(一八七一——一九四五年)的德国带给世界人民与本民族的只有深重的灾难。它曾是反犹主义和奥斯维辛的温床。因此，悲剧决不能重演。如果说阿多诺的观点是“奥斯维辛以后，写诗就是野蛮”，那么格拉斯则是：奥斯维辛以后，谁让德国统一就是野蛮。他与大多数左翼作家认为，理想的是让东、西德以联邦的形式共处，即在拥有同一种文化的前提下，作为“文化民族”而不是政治形式来统一。他们认为这样一来，既改变了东、西德互为“外国”的局面，又可以消除周边邻国对有“前科”的德国重新统一和强大的不安。
　　如果说丹尼尔·约拿·戈特哈根在《希特勒自愿的刽子手》一书中把反犹主义归结于德国的民族性，在美国反响强烈，是因为统一后重新强大的德国令美国人感到不安，那么格拉斯的《说来话长》在德国的遭遇则说明德国人本身对统一的疑虑。过去那个统一的德国在历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让德国人至今背负着沉重的心灵十字架。难道这一次德国人又犯了一个错误，种下了新的隐患吗？新纳粹主义的抬头，不景气的经济状况，大幅度上升的失业率不容他们对前景乐观。
　　德国人都期盼着一本能成功反映两德统一的小说，这并非仅出于对文学的兴趣，更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德国文学界会为公众提供一份满意的答卷吗？我想会的。只是对于这样一个“说来话长”的问题，人们还得再多些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