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中，有这样的36字官箴碑，至今仍对为官者产生着影响。这则官箴的大致意思是说：官吏不害怕我严厉，而害怕我廉洁;百姓不服我的才能，而服我的公正。办事公正，百姓就不敢怠慢;居官清廉，属下就不敢有所欺瞒。为官公平公正，才能使政治清明;做官清正廉明，才能树立威信。
　　这块石碑由来颇为曲折，它能代代相传，由此亦可窥见，官箴作为官员从政道德思想的承载体，自古以来就扮演着教化官员、反映政治生态的重要作用。

36字官箴的流传践行

　　清朝乾隆年间，一名叫颜希深的24岁年轻新官，出任山东泰安府知府。一到泰安，他就主持创建了泰安试院，之后，周围的文人士子纷纷从济南改道泰安来考试。一时，泰安文人荟萃，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突飞猛进。
　　有一天，刚刚办完公的颜希深在府衙活动筋骨，偶然在墙壁上看到前泰安知州顾景祥于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刻下的一块“官箴碑”，碑上刻着的，正是那36字的官箴。
　　读罢碑文，颜希深感慨万千，觉得此箴“言约意深”，精准地概括出了做官的要领和道德标准。于是，他命人将36字刻于碑上，并附以跋文，立于府衙的西厢房旁边，当作座右铭。颜希深先后出任贵州巡抚、云南巡抚，为官一任，体察吏治弊端，勤政之心有口皆碑。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颜希深的儿子颜检从京师调任山东盐运使，彼时的泰安知府名叫汪汝弼，他将36字官箴的石刻拓下来寄给了颜检。颜检阅后，深深敬服父亲为官清廉、造福于民的品质，并立志继承先父的家训，先后在浙江巡抚、贵州巡抚等任上多有为官建树。
　　调任山东盐运使的同一年，颜检又赴任浙江巡抚一职。这时，他的儿子颜伯焘于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颜伯焘到浙江省亲，颜检拿出父亲颜希深任泰安知府时所刻官箴的拓本，告诫儿子：“你即将进入波诡云谲的官场，一定要懂得做官为人的原则，这是你爷爷生前的座右铭，也是我们家祖传的教诲。你以后管理属下、调解民事，要以這段箴词勉励自己，不能松懈。”颜伯焘郑重地接过官箴拓本，也将箴词铭记于心，践之于行。
　　道光四年（1824年），颜伯焘到陕西任延榆绥道，他请托长安知县张聪贤照着拓本摹刻，张聪贤遵嘱刻字立碑，这块碑文也就是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36字官箴碑。36字官箴的诞生与流传，生动地演绎了官箴在古代官僚系统的正面效应。

政治生态的记录载体

　　回溯历史，“箴”这种警示、劝诫、规谏的文体，在夏商周时代已经出现。《说文解字·竹部》解释“箴”字说：“箴，缀衣箴也。”也就是说，箴是裁缝衣服的工具，跟“针”同义。远古时期没有金属，插、刺之类的裁缝工具是竹子做的，所以箴言体就如同针一样的文字，刺人疼痛，催人警醒。
　　《尚书》的《虞箴》被视为最早的官箴之一，说后羿身居帝位，贪恋打猎游乐，忘记了国家的忧患，心里只有飞鸟走兽，该被批判。到春秋时期，官箴经历了由君王、百官到私人的发散式嬗变，比如《左传》中常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劝诫之词。
　　汉代文豪扬雄曾模仿《虞箴》作《州箴》，他所作的十二州牧箴和二十五官箴，经过后人补充续作为《百官箴》，小到县令，大到九卿，无不被拳拳戒规，认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
　　不过，两汉以后，规诫君王的官箴随着封建集权的强化愈加减少。有学者统计，与西晋潘尼的《乘舆箴》，唐代张蕴古的《大宝箴》，宋代陈亮的《上光宗皇帝鉴成箴》等屈指可数的劝诫皇帝的官箴相比，规诫百官的官箴却多如牛毛。皇帝甚至亲自出马，牵头负责官箴的创作。武则天曾主持编撰了《臣轨》，唐玄宗创制了《令长新戒》，五代十国的后蜀王孟昶“著《官箴》颁于郡国”。
　　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一来是因为皇帝也是人，是人都不想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而对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权力在皇权稳固后，几乎成为皇帝捍卫皇族和权贵既得利益的特权。另一方面，封建官僚体系的腐败实在太严重，强调清廉谨勤的官德本分，确立为民谋利的为政基础，在上层眼中显得尤为重要。
　　因而，官箴的泛滥，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王朝的政治生态出了大问题。拿理学的鼎盛时期宋朝来说，经过元末大动荡，仁义的儒学根基受动摇，官僚体系德道支柱亟需重建，官箴于是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当时的基层官员为官手册《州县提纲》提到，向县官呈交供词时，胥吏让“甲乙对竞，甲之赂厚，则吏具甲之词必详;乙之词虽紧要者且节去”。看来，这种两头吃的现象当时比较普遍。
　　《州县提纲》还称，狱吏须派有经验的老油条担当，因为愣头下手不知轻重，会把犯人打死在狱中。管理罪犯时，狱吏收取贿赂，钱给够了，在放任重囚活动时，故意让犯人去喝水，犯人心领神会，“以饮水为名，将水潠壁，浸渍泥湿”，晚上钻开墙壁，越狱成功。
　　从官箴书中可以看出，宋朝狱讼系统几乎腐败到根子了，那些劝诫的话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值得怀疑。
　　不少贪官污吏巧借官箴对自己进行道德裱糊。有史料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元末嘉兴总管凌师德贪婪成性，却以清廉自居。他用“竹本无心，外面自生枝节”的箴言标榜自己，结果有人将其作为上联对了一句：“藕因有窍，中间抽出丝毫。”凌师德听后哑口无言，像吞了苍蝇一样难受，是贪是廉，民众心里有杆秤。
　　古代官箴文化包含了不少为官准则和政治智慧，对社会的风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在宋朝，誓不杀大臣、言官的祖训，极大鼓励了群臣进谏进言的行为，促进了官箴文化的发展。
　　然而，官箴文化强调君臣官民的德治内敛，并与祖宗家法相得益彰，构成了封建社会特有的个人修养、仁爱百姓与报效国家“三位一体”的道德门楣。但这并不妨碍今人欣赏官箴文化的历史、艺术价值并汲取其正面劝诫。当然，厘清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在现代政治文明中也尤为重要。
　　至清朝，如颜氏那样扼守先贤箴言的官员不在少数，也正是他们，见证了清王朝在腐败中日益凋敝，不少体制捍卫者由此对制度变革路转粉。魏源的《默觚》，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孙中山倡导的“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开启了官箴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