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9年，雍正七年夏季。中华帝国的庞大兵团，正讨伐准噶尔部。作为最高领导核心的雍正皇帝下令，在隆宗门外设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供大臣允祥、张廷玉、蒋廷锡密办军事之用。这就叫“军机处”，一个在今后的中国历史中权力最大的机构。从“三无机构”到“权力核心”
　　尽管在1732年军机处成为正式机构，但军机处自始至终都是“三无”机构——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所有的干部都是兼职。无独有偶的是，1861年在英法联军炮口下成立的“总理各国实务衙门”（总理衙门），自始至终都是“三无”的机构，所有干部也都是兼职。作为“三无”机构的军机处，长期扮演实质上的最高行政当局角色，同样的总理衙门，也长期扮演着外交部和发改委的角色。这体现的或许正是大清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
　　一、在正规的行政机器难以有效施政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这类临时机构，提高行政效率、至少提高最高当局的行政效率；
　　二、这种“三无”临时机构的设立和撤销，绕开了复杂的流程，不涉及对整个行政架构的高难度调整，便于进退；
　　三、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不会过度增加行政成本；
　　四、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便于最高领导人绕开固有的行政流程、实现其在人事组织上的各种意图。在需要的时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官僚体系的冲击，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加对现有官僚体系的打击，攻防兼备，矛、盾并举，相当趁手。
　　西北战事结束后，雍正皇帝进一步壮大军机处，迅速成为“威命所寄”的权力核心。
　　“威命所寄”与皇权强化
　　自从有了军机处，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化。
　　中国传统中对皇权最具制衡效果的相权，也在军机处的设立后受到史无前例的压制，内阁彻底演变为一个日常行政部门，而丧失了决策权。
　　历史上困扰皇权的其他因素，比如外戚、宦官等问题，终清一朝，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实际上，自从建立了军机处，清帝国对于无序的权力斗争的唯一风险，就在于如何控制军机处本身。
　　其实，内阁虽然蜕变为纯粹的行政机构，但依然与军机处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格局：军机处有实无名，内阁有名无实，一个动口而不动手，另一个动手而不动口，口与手的分离，有效地避免形成新的权力垄断。
　　此外，与军机处相互制衡的，还有“御前大臣”。根据清制，“军机大臣及御前大臣彼此不令相兼，所以杜专擅而防雍蔽”（庆桂《国朝官史续编》）。
　　对军机处本身的钳制手段，还有其“三无”特性：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兼差，所有人的任免都由皇帝一人裁决，这导致其内部结党的难度大大增加。
　　光绪朝御史张瑞荫对军机处做出了相当中肯的总结：“自设军机处，名臣贤相不胜指屈，类皆小心敬慎，奉公守法。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
　　工作作风“勤、速、密”
　　军机处的高效，不仅来自于结构上的扁平，而且还来自于迥异于常规官场的工作作风，那就是“勤、速、密”。
　　军机处的工作要求，是当日事、当日毕。“勤”是工作强度，而“速”则是工作效率。除了“当日事当日毕”之外，军机处要求时刻有人值班。军机处所拟的谕旨，直接密封发给各地督抚的“廷寄”，都要由兵部限时专递。
　　这种“快递”的时限要求，都由军机章京们在公文信封上注明每日必须完成的里程数，所谓“四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乃至最高等级的“八百里加急”之类。实行这样严格的“数字化管理”，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这既是对军机处的效率要求，也是对整个国家机器政令畅通程度的严峻考验。
　　“密”，则是军机处工作的最大特点。军机处的一切公文，都必须在办公室内完成，不得带回家。
　　军机处的保密工作，在乾隆晚年倦勤时曾被破坏，俨然成了打探各种政治小道消息的集市。嘉庆整垮和砷后，立即重申了军机处的保密纪律，他甚至派出御史，进驻军机处，这既是对军机处的监督，也是对其他官员违反军机处保密条例的监督，这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纪检干部上门办公的先例。军机处的“民主
　　集中制”
　　美国当代汉学家白彬菊在其名著《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中，对军机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她看来，军机处的设立并非加强了皇帝独裁，相反倒是大臣们融入了皇帝的最高决策过程，实际上削弱了这种独裁，自雍正之后，皇帝独裁的情况就比较少了。军机处的功绩，在于建立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府。
　　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清帝国的军机处是近代政制上的一大创举，其在权力制衡方面的诸多设计，迄今依然有着丰富的现实价值。
　　在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方面，清代的军机处或许创下了封建时代中国历史之最，成为中国五千年来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只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层，有官无吏，“其制无公署，大小无专官”，甚至连办公场所都不称衙署，只叫“值庐”或“公所”。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