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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可以没有工厂,但绝不能没有商场
“人类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每个社会只选择它喜欢或容许的方式。”在齐格蒙德·鲍曼看来,这就是“社会”的真谛。不同的社会依据各自的伦理准则,会天然地接纳一部分人,并排斥另一部分人。而如今的消费社会排斥穷人——不合格的消费者。
穷人为什么不受欢迎
生于波兰、后来长期居于英国的鲍曼,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在世社会学家,著述等身,极具洞见。在这样一个惶然的世界上,他总是能够清晰并且及时地指明我们的现实处境。他的传记作者丹尼斯·史密斯曾有过一个比喻,说鲍曼好比“前天”到达新大陆的移民,能给“昨天”到达的人提供建议。
我喜欢这个比喻。中国更像是“今天”到达的旅行者,更需要耐心倾听,以早日判明这个奇幻而迥异于故乡的新世界。三十年前,我们曾经发誓献身四个现代化,而今“四化”既成,人们却发现自己时常陷入后现代的迷茫。在迈向现代化的波澜壮阔的惊险旅程上,我们渡尽一百年的惊涛骇浪,而今抵达,却又惊奇地发现,这旅程远未结束,却不再有清晰的路标,而且目的地不明。是的,我们正在和世界一起,踏上未知的后现代征程。在这条路上,再没有什么老大哥可供模仿或反鉴。
10月22日,鲍曼获得了2010年度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在答谢演说中,他借捷克裔法国小说家米兰·曼德拉所言之“帷幕”指出:“我们人类更乐于居住于一个有秩序、清洁和透明的世界,在其中,善与恶,美与丑,真理与谎言,均一清二白,从无混淆,如此一来,我们便可确认事物的面目,去向何方,以及如何前行;我们梦想着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无需费力思考,便可做出判断与决定。正是由于我们有此种梦想,才使各种意识形态从中诞生——它们如厚重的帷幕,让人视而不见。”
一个和谐的、一元的社会是人类共同的梦想,然而现实从来不会那么简单与洁静。在中产中坚们看来,穷人、或“底层社会”的存在,正如我们这个繁荣世界的伤疤,甚至是一种“罪孽”——在福利国家的阶级谱系上,穷人代表着依附,潜藏着种种不安全的因素。依附即不劳而获,即罪孽,而所有那些想象中的不安全感,则愈发让中上阶层的人们感到恐惧。
穷人即有缺陷的消费者
什么是穷人?依照鲍曼的分析,这要先从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个怎样的社会谈起。工业革命既已完成,大战不再,冷战终结,世界迈入全球化时代,消费社会至此取代了生产社会,消费成为消费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和至高的道德准则。在有钱人——亦即有能力不断消费之人的身上,处处体现着消费者的美德。而“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
因此,不富裕、没有钱已不足以定义今日的穷人。请注意,尽管对马克思主义有过很深入的研究,但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鲍曼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无产者”或“无产阶级”这样的词汇,后者指的是通过出卖劳动获取收入,从而任由资产阶级剥削其劳动所产生之剩余价值的工人。因而在前全球化时代的工业社会,穷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而消费社会甚至已不再需要穷人出卖劳动——生产完全可以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消费社会可以没有工厂,但绝不能没有商场。
穷人因此成为社会上不受欢迎的人。作为消费者的不适当,以及“无法尽消费者义务的不作为,转变成为被抛弃、被剥夺权利和以及被降格,被阻隔或者被驱逐出其他人得以享用的社会盛宴的痛苦。”在穷人的自我感受中,无力消费的痛苦与被拒斥的耻辱是紧密相连的。在福利国家的保障体系内,穷人的温饱已不再成为问题,但不具有丰富的消费选择这一事实,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的自我评价。
消费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成为一项义务。消费者信心指数成了社会景气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每当经济停滞,国家往往号召扩大内需,鼓励消费,此时越活跃的消费者便越光荣,而无信心或无能力的消费者则更加不受欢迎。
排斥新穷人的危险
消费是消费社会的通行证,不能消费是穷人的墓志铭。欲望是无止境的,各种各样新奇的消费品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欲望产生之前,不容你有片刻思考时间,社会时时时刻会自动勾起、怂恿、引领你的欲望,消费因此永无终结。即便穷人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他们经常要面对捉襟见肘的选择。在昂贵的iPhone4和一两百元的杂牌手机之间,有些人往往只能痛苦地购买后者,尽管其通话的功能丝毫不差。而未能实现的消费目的,其实早已不再是为了实际所需,而仅仅是为了满足社会加诸己身的欲望。
我绝无贬低之意。我本人便是个不合格的、有缺陷的消费者。我的手机已经用了十年不曾更换,从旁人惊诧的目光看来,它的样子必是丑恶无比。我有时会为这一微不足道的反抗行为沾沾自喜,可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卖弄呢?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放弃了这种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回家拥抱爱迪生好了。
阅读鲍曼的感受总是强烈的。他固然不像已故的让·波德里亚或年轻的娜奥米·克莱恩那样,对消费社会充满了无情的批判,但他明晰而深刻的阐释,始终在加重我们的不安。归根结底,对新穷人之处境的思考最终要进入到一个道德命题,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本文前端引用鲍曼受奖演说的原因所在。消费社会对穷人的排斥,正是千百年来人类要建设一个“有秩序、清洁和透明的世界”之欲望的自然结果。正如本书最后一部分所说:“清除风景上的污点,抹掉秩序良好的世界和一切正常的社会画布上的污斑,这些都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他再一次提及昆德拉《告别圆舞曲》中的一段话:“对秩序的渴求也是对死亡的渴望,因为生命就是对秩序的不断破坏。”
像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学家都会做的那样,鲍曼警告我们,如果任由这种新的消费歧视无止境地发展下去,便可能导致另一场可怕罪行的发生,前车之鉴便是世界对纳粹排犹视而不见,直到大屠杀之野蛮惨剧活生生地上演。这是危言耸听吗?消费社会多好啊!难道要我们退回到粮票、肉票、布票、电视票的时代?没错,商品无罪,真正让人不安的是社会的价值取向。
鲍曼的另一个让人欣赏之处,在于他从来不是一个彻底的愤世嫉俗者,尽管失望,但从不绝望。他用帕特里克·柯里的话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群体的自愿简朴正成为替代群体经济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选择。”我深以为然。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
“人类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每个社会只选择它喜欢或容许的方式。”在齐格蒙德·鲍曼看来,这就是“社会”的真谛。不同的社会依据各自的伦理准则,会天然地接纳一部分人,并排斥另一部分人。而如今的消费社会排斥穷人——不合格的消费者。
穷人为什么不受欢迎
生于波兰、后来长期居于英国的鲍曼,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在世社会学家,著述等身,极具洞见。在这样一个惶然的世界上,他总是能够清晰并且及时地指明我们的现实处境。他的传记作者丹尼斯·史密斯曾有过一个比喻,说鲍曼好比“前天”到达新大陆的移民,能给“昨天”到达的人提供建议。
我喜欢这个比喻。中国更像是“今天”到达的旅行者,更需要耐心倾听,以早日判明这个奇幻而迥异于故乡的新世界。三十年前,我们曾经发誓献身四个现代化,而今“四化”既成,人们却发现自己时常陷入后现代的迷茫。在迈向现代化的波澜壮阔的惊险旅程上,我们渡尽一百年的惊涛骇浪,而今抵达,却又惊奇地发现,这旅程远未结束,却不再有清晰的路标,而且目的地不明。是的,我们正在和世界一起,踏上未知的后现代征程。在这条路上,再没有什么老大哥可供模仿或反鉴。
10月22日,鲍曼获得了2010年度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在答谢演说中,他借捷克裔法国小说家米兰·曼德拉所言之“帷幕”指出:“我们人类更乐于居住于一个有秩序、清洁和透明的世界,在其中,善与恶,美与丑,真理与谎言,均一清二白,从无混淆,如此一来,我们便可确认事物的面目,去向何方,以及如何前行;我们梦想着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无需费力思考,便可做出判断与决定。正是由于我们有此种梦想,才使各种意识形态从中诞生——它们如厚重的帷幕,让人视而不见。”
一个和谐的、一元的社会是人类共同的梦想,然而现实从来不会那么简单与洁静。在中产中坚们看来,穷人、或“底层社会”的存在,正如我们这个繁荣世界的伤疤,甚至是一种“罪孽”——在福利国家的阶级谱系上,穷人代表着依附,潜藏着种种不安全的因素。依附即不劳而获,即罪孽,而所有那些想象中的不安全感,则愈发让中上阶层的人们感到恐惧。
穷人即有缺陷的消费者
什么是穷人?依照鲍曼的分析,这要先从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个怎样的社会谈起。工业革命既已完成,大战不再,冷战终结,世界迈入全球化时代,消费社会至此取代了生产社会,消费成为消费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和至高的道德准则。在有钱人——亦即有能力不断消费之人的身上,处处体现着消费者的美德。而“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
因此,不富裕、没有钱已不足以定义今日的穷人。请注意,尽管对马克思主义有过很深入的研究,但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鲍曼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无产者”或“无产阶级”这样的词汇,后者指的是通过出卖劳动获取收入,从而任由资产阶级剥削其劳动所产生之剩余价值的工人。因而在前全球化时代的工业社会,穷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而消费社会甚至已不再需要穷人出卖劳动——生产完全可以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消费社会可以没有工厂,但绝不能没有商场。
穷人因此成为社会上不受欢迎的人。作为消费者的不适当,以及“无法尽消费者义务的不作为,转变成为被抛弃、被剥夺权利和以及被降格,被阻隔或者被驱逐出其他人得以享用的社会盛宴的痛苦。”在穷人的自我感受中,无力消费的痛苦与被拒斥的耻辱是紧密相连的。在福利国家的保障体系内,穷人的温饱已不再成为问题,但不具有丰富的消费选择这一事实,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的自我评价。
消费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成为一项义务。消费者信心指数成了社会景气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每当经济停滞,国家往往号召扩大内需,鼓励消费,此时越活跃的消费者便越光荣,而无信心或无能力的消费者则更加不受欢迎。
排斥新穷人的危险
消费是消费社会的通行证,不能消费是穷人的墓志铭。欲望是无止境的,各种各样新奇的消费品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欲望产生之前,不容你有片刻思考时间,社会时时时刻会自动勾起、怂恿、引领你的欲望,消费因此永无终结。即便穷人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他们经常要面对捉襟见肘的选择。在昂贵的iPhone4和一两百元的杂牌手机之间,有些人往往只能痛苦地购买后者,尽管其通话的功能丝毫不差。而未能实现的消费目的,其实早已不再是为了实际所需,而仅仅是为了满足社会加诸己身的欲望。
我绝无贬低之意。我本人便是个不合格的、有缺陷的消费者。我的手机已经用了十年不曾更换,从旁人惊诧的目光看来,它的样子必是丑恶无比。我有时会为这一微不足道的反抗行为沾沾自喜,可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卖弄呢?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放弃了这种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回家拥抱爱迪生好了。
阅读鲍曼的感受总是强烈的。他固然不像已故的让·波德里亚或年轻的娜奥米·克莱恩那样,对消费社会充满了无情的批判,但他明晰而深刻的阐释,始终在加重我们的不安。归根结底,对新穷人之处境的思考最终要进入到一个道德命题,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本文前端引用鲍曼受奖演说的原因所在。消费社会对穷人的排斥,正是千百年来人类要建设一个“有秩序、清洁和透明的世界”之欲望的自然结果。正如本书最后一部分所说:“清除风景上的污点,抹掉秩序良好的世界和一切正常的社会画布上的污斑,这些都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他再一次提及昆德拉《告别圆舞曲》中的一段话:“对秩序的渴求也是对死亡的渴望,因为生命就是对秩序的不断破坏。”
像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学家都会做的那样,鲍曼警告我们,如果任由这种新的消费歧视无止境地发展下去,便可能导致另一场可怕罪行的发生,前车之鉴便是世界对纳粹排犹视而不见,直到大屠杀之野蛮惨剧活生生地上演。这是危言耸听吗?消费社会多好啊!难道要我们退回到粮票、肉票、布票、电视票的时代?没错,商品无罪,真正让人不安的是社会的价值取向。
鲍曼的另一个让人欣赏之处,在于他从来不是一个彻底的愤世嫉俗者,尽管失望,但从不绝望。他用帕特里克·柯里的话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群体的自愿简朴正成为替代群体经济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选择。”我深以为然。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