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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站到自家阳台上看对面的楼、远处的楼,一栋栋的楼上住满了人。一个个小区旁边,是一条条大街小巷,路上总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大城市汇聚了各个地方,甚至各个国家的人,人们在城市里生存和发展。深圳是这样,北京是这样,可以想象伦敦、纽约、巴黎也是这样。地铁在地下运行,轮船在海中航行,飞机在天空中飞行,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从太空看,地球也不过是宇宙中一个小小的星体,而这蓝色星球上生活着数十亿有思想有感情,有梦想有追求,有七情六欲,也会生老病死的人。我仅仅是这庞大人类中小小的一员,是个喜欢阅读和写作的人。
我从唐诗宋词中寻觅古人的诗情画意,家国情怀,从中外名著中寻找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爱与恨。我从所要面对的现实中学习生活,感受生命,思考人生。三十岁之前的我漂泊着,努力着,前行着,清醒着,糊涂着,快乐着,忧伤着,三十岁之后的我从高处落到地面上来,像许多人那样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也渐渐成熟起来。四十后以后的我又如何看待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个大时代,如何说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这个日新月异变化着的世界?我的写作,或者说文学对于每一个人又有何意义?我思考着,试图寻求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十四岁那年,还是个少年的我喜欢下雨天冲进雨里,喜欢迎着风飞奔。那时的我立志想要成为一名作家,通过写作赞颂美善,鞭笞丑恶,希望人类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那是个美好的梦,为此我找来一切可以找来的文学书没日没夜地看,为此有些愚笨的我写下一些如今看来会哑然失笑的文字,为此我一次次贴了八分钱一张的邮票投稿,但稿件都如同泥牛入海没有消息。一直到十九岁那年,我的第一首诗才得以在《诗歌报》发表,而那时的我正在西藏高原当兵。那时因为热爱文学而显得单纯幼稚的我与战友们格格不入。退伍后走投无路继续求学的我,因为怀着文学梦在同学们中间也显得特立独行。工作了的我因为写作受到一些俗人的白眼与排挤,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一个不怎么现实的,不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我感受到自己的平凡也感受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我在谋求着自己的生存的同时也在简陋的出租房中继续着自己的写作梦。我发表了一些新闻稿、策划稿,也发表了少量的诗歌和散文,直到二十七岁那年才在《延河》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然后一发而不可收地在一些纯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小说。
我对小说创作的热爱不如对诗歌创作的热爱,然而较之那些国内外优秀的诗人,我又实在是个根基浅薄,也无甚才华的诗歌爱好者。我痴迷于写诗,想过要成为一个纯粹的诗人,除了诗什么都不写,后来却阴差阳错地转向了小说创作。写小说较之写诗容易出名,也容易得到些稿费,这是基于现实的思考与抉择。然而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诗,真正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去,名利都变得不再重要。表达或者说艺术地表达才是最为重要的。上周有位诗评家选了我几首诗,要在微信公号上评价后发出来,让我写一个诗观。当时正是中午,我随手就寫了一段:如果人人都能写诗,至少能欣赏诗,我相信人类的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人们也会生活得更加真实友爱,更加快乐和幸福。我认为诗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性的存在,是人与人之间真正有效的、深入的交流。诗是诗人灵魂的浅吟低唱,是诗人面对芸芸众生的自言自语。诗以及诗人值得每个与诗有距离的人深入关注,仔细寻味。如果换一个时间,换一种心境,我所要表达的“诗观”或许就有了别的说法。这正是个体的我基于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及对现实世界感受所能言说的一种可能,一种呈现。我不追求那种所谓的精准表达,我喜欢随机自由的表达。
不管在文学创作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都表现得有点儿理想主义,也并不忌惮于外界如何看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生命里有着一种诗性般的纯粹,我愿自己一直能葆有那种光一样的纯粹,只是后来那种纯粹离成熟后的我越来越有些远了。
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在谈起短篇小说创作的三个方面时其中一条说,好小说要有诗性。我的短篇小说多半也有意无意间是强调了诗性。我早期的西藏系列的小说,以及最近几年来所创作的十几篇系列的纯想象式的都市题材的小说,都体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纯粹。《诗人的任务》《安琪与莫高森》是其中的两篇。写作这两篇作品的已经是四十岁以后的,那个变得有些成熟也早已变得合群了的,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的我了。然而从这两篇作品中,读者仍然可以看出我骨子里的理想主义,与难以掩饰的对诗意地栖居的渴望,以及对现实的反叛。写作这些小说的时候我刻意绕开了更容易发表也更容易受欢迎的现实主义的路子——可以说写下这些小说,我相当于完成了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的写作任务,尤其这两篇纯想象式的小说,我前前后后写了不下六次。
我并非那类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作家,尤其是处在这种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我以有限的人生经验,单薄的生活积累,也并不丰厚的学养,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路子,写出让自己真正满意的作品。此外在工作与生活的烦难与琐碎中,我也很难真正安静下来,全副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也许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每位写作者,都有自身需要克服的一大堆问题。写作是我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我会持续地写下去。写下去,对于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对于也并不见得多的读者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我看来,写作本身是诗意的行为。
我从唐诗宋词中寻觅古人的诗情画意,家国情怀,从中外名著中寻找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爱与恨。我从所要面对的现实中学习生活,感受生命,思考人生。三十岁之前的我漂泊着,努力着,前行着,清醒着,糊涂着,快乐着,忧伤着,三十岁之后的我从高处落到地面上来,像许多人那样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也渐渐成熟起来。四十后以后的我又如何看待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个大时代,如何说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这个日新月异变化着的世界?我的写作,或者说文学对于每一个人又有何意义?我思考着,试图寻求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十四岁那年,还是个少年的我喜欢下雨天冲进雨里,喜欢迎着风飞奔。那时的我立志想要成为一名作家,通过写作赞颂美善,鞭笞丑恶,希望人类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那是个美好的梦,为此我找来一切可以找来的文学书没日没夜地看,为此有些愚笨的我写下一些如今看来会哑然失笑的文字,为此我一次次贴了八分钱一张的邮票投稿,但稿件都如同泥牛入海没有消息。一直到十九岁那年,我的第一首诗才得以在《诗歌报》发表,而那时的我正在西藏高原当兵。那时因为热爱文学而显得单纯幼稚的我与战友们格格不入。退伍后走投无路继续求学的我,因为怀着文学梦在同学们中间也显得特立独行。工作了的我因为写作受到一些俗人的白眼与排挤,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一个不怎么现实的,不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我感受到自己的平凡也感受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我在谋求着自己的生存的同时也在简陋的出租房中继续着自己的写作梦。我发表了一些新闻稿、策划稿,也发表了少量的诗歌和散文,直到二十七岁那年才在《延河》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然后一发而不可收地在一些纯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小说。
我对小说创作的热爱不如对诗歌创作的热爱,然而较之那些国内外优秀的诗人,我又实在是个根基浅薄,也无甚才华的诗歌爱好者。我痴迷于写诗,想过要成为一个纯粹的诗人,除了诗什么都不写,后来却阴差阳错地转向了小说创作。写小说较之写诗容易出名,也容易得到些稿费,这是基于现实的思考与抉择。然而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诗,真正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去,名利都变得不再重要。表达或者说艺术地表达才是最为重要的。上周有位诗评家选了我几首诗,要在微信公号上评价后发出来,让我写一个诗观。当时正是中午,我随手就寫了一段:如果人人都能写诗,至少能欣赏诗,我相信人类的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人们也会生活得更加真实友爱,更加快乐和幸福。我认为诗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性的存在,是人与人之间真正有效的、深入的交流。诗是诗人灵魂的浅吟低唱,是诗人面对芸芸众生的自言自语。诗以及诗人值得每个与诗有距离的人深入关注,仔细寻味。如果换一个时间,换一种心境,我所要表达的“诗观”或许就有了别的说法。这正是个体的我基于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及对现实世界感受所能言说的一种可能,一种呈现。我不追求那种所谓的精准表达,我喜欢随机自由的表达。
不管在文学创作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都表现得有点儿理想主义,也并不忌惮于外界如何看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生命里有着一种诗性般的纯粹,我愿自己一直能葆有那种光一样的纯粹,只是后来那种纯粹离成熟后的我越来越有些远了。
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在谈起短篇小说创作的三个方面时其中一条说,好小说要有诗性。我的短篇小说多半也有意无意间是强调了诗性。我早期的西藏系列的小说,以及最近几年来所创作的十几篇系列的纯想象式的都市题材的小说,都体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纯粹。《诗人的任务》《安琪与莫高森》是其中的两篇。写作这两篇作品的已经是四十岁以后的,那个变得有些成熟也早已变得合群了的,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的我了。然而从这两篇作品中,读者仍然可以看出我骨子里的理想主义,与难以掩饰的对诗意地栖居的渴望,以及对现实的反叛。写作这些小说的时候我刻意绕开了更容易发表也更容易受欢迎的现实主义的路子——可以说写下这些小说,我相当于完成了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的写作任务,尤其这两篇纯想象式的小说,我前前后后写了不下六次。
我并非那类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作家,尤其是处在这种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我以有限的人生经验,单薄的生活积累,也并不丰厚的学养,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路子,写出让自己真正满意的作品。此外在工作与生活的烦难与琐碎中,我也很难真正安静下来,全副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也许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每位写作者,都有自身需要克服的一大堆问题。写作是我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我会持续地写下去。写下去,对于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对于也并不见得多的读者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我看来,写作本身是诗意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