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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太平，太平》时，我想我在听一个说书人讲故事。每个故事都不长，而且它们的活动半径仅止于“太平区”。这很好，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触摸的意义空间。类似于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或冯骥才的“天津卫”。事实上，孔广钊也是按这个范儿写出来的。只不过他另有意图：他要在这个既现实又虚构的空间内，打量中国人的恒常生态。
恒常生态，是标准的书面语，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活法。中国人有自己的活法，那是对儒释道落实得最生动也最有烟火气的行动和生活。人的欲望、情感、利益、权力、地位、能量等自行组织并形成复杂的交换场。人在利用这个交换场，也被这个交换场所利用。但事情的关键还不在此，关键在中国人由此习得了一整套关于生活的无比实用的伦理。他们的生老病死、人情往来，以及对人生和命运的观念看法，都遵守并丰富着该伦理在历史时间中的合理性。
你看《太平中学》里的刘济南和大王，他们的得失感主要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去感受，去权衡，去认知。《状元居》中的吴状元五十好几了却执意要参加高考，还不是因为受了人家高学历能办成事的刺激？对呀，升斗小民处理人间事务，是非对错通常是要让位于成败得失的;日常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远比概念和规划更靠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广钊的小说严格地忠实于生活的常态。这是一种实然，而只有站在实然的基点上，某些乖戾和悖谬才成为小说中的可能。
《李子院》里的朱有才就是这方面的标本。别人是为能“好好儿活着”而生，他则是为能“好好儿死”而生。最终，他对死后能葬于“革命公墓”的執念，不仅葬送了亲情、友情，也葬送了他自己。朱有才的人生禁不住推敲之处在于：他对自我的认知建基于“离休干部”的身份带来的荣誉感。而一旦这种荣誉感的基础被抽离，他连同他的生活便轰然垮塌。
这是对朱有才人生观的讽刺，也是权力和等级观念如何作用于人的本土叙事。朱有才说：“区别大了，我死了以后进革命公墓，你死了以后进乱坟岗子。”刘济南也曾向批发市场的摊主自我介绍说：“我是总务处主任，正科级。”对此，我们必然报之以嘲笑，但我们却绝不能否认，他们的言行的确与我们意识深处的某个区域发生了重合。
这里，我不得不重提“讽刺”。现代小说的讽刺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诸多的讽刺小说曾经是中国人重塑民族意识的重要途径，可是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讽刺”的声音似乎被风起云涌的各种潮流淹没了。即使有，也极为衰弱。直观的感觉是，“讽刺”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宣告：讽刺已死。但谁都知道，这只是我们的臆断。反讽或讽刺从来都肩负着它之于文学的特殊职任。所以，《太平，太平》让我看到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担当。孔广钊不一定是要回应讽刺的缺席，但它确实是重建了讽刺的力量。
当然，讽刺的景观之上还盘旋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那就是中国人的生死观。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扼要地勾画出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关于生死之事的精神品貌。《太平公园》里穿梭往来的人和事无一不被这根细弱的游丝牵系着，推动着。吴晓菱、李有富、侯俊辉、郝主任……各有各的变故，各有各的“天凉好个秋”，他们的肉身和灵魂为此而频遭苦痛，但即便如此，他们的抗争也从没有超过约定俗成的限度。你可以说这是苟且偷生，但这何尝又不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某种意义和价值正是背靠这样的智慧得以显现。
区别于圣经似的罪与罚，中国人对人和世界秉持着一种生命的“悲感”。在《红楼梦》和《金瓶梅》中，姑嫂勃谿、阴谋权争到头来终是曲尽人散，草木凋零，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世界和人只是为这份悲感添加注解的修辞而已。经历现代启蒙后的民族意识，虽在时代和全球化的进程中持续更新，但那熔炼在民族血液里的基本认知和情感模式并没有消失，反而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指引着中国人的生活。红火热闹的俗世生活有它自然和命定的边界，那就是人无论如何也无法主宰的死。既然终归一死，活就成为入世和出世交相作用的生命“过客”，如自然节律般确凿。所以，在中国人的心里，始终弥漫着一种浩大的虚无之悲。它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它是卑微的，也是强劲的。
而《太平，太平》相当于是复活了这种看待世界和人生的眼光。不过，我们的作者孔广钊并不满足于此，当他将其置于“太平区”这个现代语境中考察时，中国人“悲感”壁面上的层层裂痕便渐次清晰起来。
在此，反讽或讽刺与之形成了有效的对接。那里遍布人生的偶然、现实的酷烈、命运的无情，被压榨的灵魂默默消殒。但故事在文本给定的叙述语调里却像是一个个忙不迭粉墨登场的笑话。“命运无常”一锤定音，说书人的故事讲完了，台下顿时满堂喝彩，掌声雷动。但有心人定会沉默。在他们沉默的间隙，或许会忆起果戈理和他那铭刻在人们心灵底部的“含泪的笑”。
作者简介：王朝军，笔名忆然。青年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第36期高研班学员。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第七届全委会委员。获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奖。曾任《名作欣赏》副主编，现供职于北岳文艺出版社。在《文艺报》《光明日报》《散文》《北京文学》《长江文艺评论》《小说林》《黄河》《山西文学》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随笔若干。出版有评论专著《又一种声音》。
恒常生态，是标准的书面语，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活法。中国人有自己的活法，那是对儒释道落实得最生动也最有烟火气的行动和生活。人的欲望、情感、利益、权力、地位、能量等自行组织并形成复杂的交换场。人在利用这个交换场，也被这个交换场所利用。但事情的关键还不在此，关键在中国人由此习得了一整套关于生活的无比实用的伦理。他们的生老病死、人情往来，以及对人生和命运的观念看法，都遵守并丰富着该伦理在历史时间中的合理性。
你看《太平中学》里的刘济南和大王，他们的得失感主要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去感受，去权衡，去认知。《状元居》中的吴状元五十好几了却执意要参加高考，还不是因为受了人家高学历能办成事的刺激？对呀，升斗小民处理人间事务，是非对错通常是要让位于成败得失的;日常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远比概念和规划更靠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广钊的小说严格地忠实于生活的常态。这是一种实然，而只有站在实然的基点上，某些乖戾和悖谬才成为小说中的可能。
《李子院》里的朱有才就是这方面的标本。别人是为能“好好儿活着”而生，他则是为能“好好儿死”而生。最终，他对死后能葬于“革命公墓”的執念，不仅葬送了亲情、友情，也葬送了他自己。朱有才的人生禁不住推敲之处在于：他对自我的认知建基于“离休干部”的身份带来的荣誉感。而一旦这种荣誉感的基础被抽离，他连同他的生活便轰然垮塌。
这是对朱有才人生观的讽刺，也是权力和等级观念如何作用于人的本土叙事。朱有才说：“区别大了，我死了以后进革命公墓，你死了以后进乱坟岗子。”刘济南也曾向批发市场的摊主自我介绍说：“我是总务处主任，正科级。”对此，我们必然报之以嘲笑，但我们却绝不能否认，他们的言行的确与我们意识深处的某个区域发生了重合。
这里，我不得不重提“讽刺”。现代小说的讽刺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诸多的讽刺小说曾经是中国人重塑民族意识的重要途径，可是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讽刺”的声音似乎被风起云涌的各种潮流淹没了。即使有，也极为衰弱。直观的感觉是，“讽刺”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宣告：讽刺已死。但谁都知道，这只是我们的臆断。反讽或讽刺从来都肩负着它之于文学的特殊职任。所以，《太平，太平》让我看到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担当。孔广钊不一定是要回应讽刺的缺席，但它确实是重建了讽刺的力量。
当然，讽刺的景观之上还盘旋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那就是中国人的生死观。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扼要地勾画出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关于生死之事的精神品貌。《太平公园》里穿梭往来的人和事无一不被这根细弱的游丝牵系着，推动着。吴晓菱、李有富、侯俊辉、郝主任……各有各的变故，各有各的“天凉好个秋”，他们的肉身和灵魂为此而频遭苦痛，但即便如此，他们的抗争也从没有超过约定俗成的限度。你可以说这是苟且偷生，但这何尝又不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某种意义和价值正是背靠这样的智慧得以显现。
区别于圣经似的罪与罚，中国人对人和世界秉持着一种生命的“悲感”。在《红楼梦》和《金瓶梅》中，姑嫂勃谿、阴谋权争到头来终是曲尽人散，草木凋零，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世界和人只是为这份悲感添加注解的修辞而已。经历现代启蒙后的民族意识，虽在时代和全球化的进程中持续更新，但那熔炼在民族血液里的基本认知和情感模式并没有消失，反而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指引着中国人的生活。红火热闹的俗世生活有它自然和命定的边界，那就是人无论如何也无法主宰的死。既然终归一死，活就成为入世和出世交相作用的生命“过客”，如自然节律般确凿。所以，在中国人的心里，始终弥漫着一种浩大的虚无之悲。它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它是卑微的，也是强劲的。
而《太平，太平》相当于是复活了这种看待世界和人生的眼光。不过，我们的作者孔广钊并不满足于此，当他将其置于“太平区”这个现代语境中考察时，中国人“悲感”壁面上的层层裂痕便渐次清晰起来。
在此，反讽或讽刺与之形成了有效的对接。那里遍布人生的偶然、现实的酷烈、命运的无情，被压榨的灵魂默默消殒。但故事在文本给定的叙述语调里却像是一个个忙不迭粉墨登场的笑话。“命运无常”一锤定音，说书人的故事讲完了，台下顿时满堂喝彩，掌声雷动。但有心人定会沉默。在他们沉默的间隙，或许会忆起果戈理和他那铭刻在人们心灵底部的“含泪的笑”。
作者简介：王朝军，笔名忆然。青年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第36期高研班学员。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第七届全委会委员。获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奖。曾任《名作欣赏》副主编，现供职于北岳文艺出版社。在《文艺报》《光明日报》《散文》《北京文学》《长江文艺评论》《小说林》《黄河》《山西文学》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随笔若干。出版有评论专著《又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