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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历史主义小说是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对它的概念一直未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但它试图构建时空破碎的历史图景，书写浓缩的个人史，重建个人话语、身份体系。虽然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对于重新认识历史与小说方面却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小说；人物身份体系变化；历史破碎
[中图分类号]1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1-0124-1
二战之后西方社会中出现了一个范围广泛的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它于20世纪70-80年代达到高潮。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更关注个人尤其是小人物的内心欲望和生存的合理性。其中新历史主义小说经历了诞生、命名、发展壮大并形成成熟的“历史诗学”、“文化诗学”，在20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经典性的文本，成为新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什么是新历史主义小说?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颜敏认为可取的做法是，在同“以往及同时代的历史小说的比较中辨别它的新质和特质”。这种新质和特质，颜敏认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指涉的对象是生活的世界，它们的历史世界是作家根据历史流传性而想象出来的、虚构的世界；新历史小说是个人性记忆的写作历史”。张清华则认为：新历史小说“它们应当分为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中心’与‘边缘’的两个部分，其边缘部分是与‘旧历史小说’相对立的‘新历史小说’，其‘中心部分则是与旧的历史方法和历史观对立的具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小说”。针对张清华对“新”、“旧”历史小说的区别，刘圣宇指出：“实际上，当时革命题材是相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题材而提出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从来就没有被作为历史小说看待过，在小说类别上，它只是一般的虚构小说。”尽管，他们对“新历史主义小说”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但是不难发现他们的共同点：新历史主义小说是以革命历史小说为“前文本”产生的，从历史观、文学观和叙事话语等多层面上“解构”了有关历史和有关历史写作的观念，试图为历史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真实的佐证。
同革命历史主义小说相比，新历史主义小说构造了时空破碎的历史图景，一改之前小说对历史图说的历时性，变宏大的单线的大历史为浓缩的复杂的小历史，从个人视角观察历史，对历史背景做淡化处理，突出小人物生存的酸甜苦辣，试图给历史一个新的定位。这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的进化论观点，没有英雄或者英雄“已经死亡”。以李洱的《花腔》为例，对于葛任的处理，更像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对这个“英雄”的生死，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分别给了不同的叙事版本，三者都从自身出发选择性记忆与遗忘，对葛任的人生、生死做成一个定义，但是葛任的结局究竟如何，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当然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模式，对于历史，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历史——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就一定是真实的么?也许这才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本意。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只是相对的真实，是“打上我的个性烙印的历史”，如果说之前的历史观点是大片段的历史拼接，那么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就是零散的碎片，即“野史”、“民族的秘史”(陈忠实)，由一个个被遗忘、被忽略的个体组合成的历史。对人物的情节化的处理，也由喜剧变成一出闹剧、讽刺剧或者悲剧，避免了传统的“大团圆”的结局，采取狂欢化的解构方式。狂欢是解构的特殊形式，它“充满了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巴赫金)历史被“去魅”，揭开了崇高化、神秘化的面纱，也就解构了历史的理性，确立了新的历史观：虚无主义的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小说书写浓缩的历史，着重展现历史的破碎化、个人化。它重新解构了反映论的方式，淡化处理历史情景、书写欲望化的历史景观、“悬置”政治话语判断等方式。不同于之前的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淡化处理历史情境，规避宏大的历史图景，将恢宏壮阔的历史缩小到一个人。对应着新历史主义对于历史的理解——“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人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掌握着更多的主观性、人为性，呈现出一种“去欲望化”的趋势，在社会大欲望面前，无限放大了个人的小欲望，对于权力尤其是个人权力的狂热追求，以至不惜采取以暴制暴的暴力手段。在此，作者“悬置”、“中立”了政治话语判断，采取冷眼观照的视角，更多的是从文化的、审美的、民间的立场出发，纠缠于人性编织的命运之网。但在政治这样的敏感问题上，新历史主义小说多采取冷眼观望的视角，作者及人物对政治失去了敏感度，只展现人物自身的生存状态，间接地表述当时的历史图景。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人物身份体系的变化。通过解构集体话语体系，新历史主义小说变为“我”的写作，明显区别于之前的写作模式。但对照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一直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对于历史题材的书写经历了一个“我”的写作－“我们”的写作－“我”的写作的过程。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学现象。如果单单从政治的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三种主体模式的写作，可以简单概括为“政治”写作与“文化”写作，其实也是对应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无论是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的“我”的写作还是后来的“我们”的写作，立足点都是从政治的立场出发，通过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展现当时政治的波澜壮阔的场景，借以表达出作者及人物的政治态度。在文本中，人物无法摆脱社会主矛盾的洪流，个人之间的矛盾、个人欲望必须服从于主流的政治需要。人物的形象是伟大的、崇高的，为了政治理想可以付出一切，哪怕是自己的生命。当然在一些革命历史主义小说的书写中，也会展现人物的不足，主人公也有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也有表现主流之外的个人追求。以“革命+恋爱”的模式为例，在那风云变幻的时代主人公积极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战线，为了革命事业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内心是伟大的、崇高的，不含有太多的个人欲望。虽然与之前相比，革命题材文本中加入了个人的欲望——爱情，可当爱情与革命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主人公尽管会经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最后还是服从于政治的大洪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而新历史主义小说，避开了主流的社会矛盾，把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无限后推或者做淡化处理，将视野更多地放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生存、死亡等层面，渲染人物的人性色彩。
新历史主义小说迄今为止仍在发展，对于历史的这种书写模式也已经扩展到影视等领域。尽管学术界对新历史主义小说仍有不少分歧，但它已成为近二十年来显赫的创作现象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它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及许多值得注意的艺术教训，这需要我们在一个开放的时空坐标中加以深入探寻。
[参考文献]
[1]颜敏，破碎与重构[J]，创作评谭，1997(3)
[2]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J]，钟山，1998(4)
[3]刘圣宇，历史与小说写作[J]，艺术广角，1998(2)
[4]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小说；人物身份体系变化；历史破碎
[中图分类号]1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1-0124-1
二战之后西方社会中出现了一个范围广泛的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它于20世纪70-80年代达到高潮。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更关注个人尤其是小人物的内心欲望和生存的合理性。其中新历史主义小说经历了诞生、命名、发展壮大并形成成熟的“历史诗学”、“文化诗学”，在20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经典性的文本，成为新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什么是新历史主义小说?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颜敏认为可取的做法是，在同“以往及同时代的历史小说的比较中辨别它的新质和特质”。这种新质和特质，颜敏认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指涉的对象是生活的世界，它们的历史世界是作家根据历史流传性而想象出来的、虚构的世界；新历史小说是个人性记忆的写作历史”。张清华则认为：新历史小说“它们应当分为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中心’与‘边缘’的两个部分，其边缘部分是与‘旧历史小说’相对立的‘新历史小说’，其‘中心部分则是与旧的历史方法和历史观对立的具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小说”。针对张清华对“新”、“旧”历史小说的区别，刘圣宇指出：“实际上，当时革命题材是相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题材而提出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从来就没有被作为历史小说看待过，在小说类别上，它只是一般的虚构小说。”尽管，他们对“新历史主义小说”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但是不难发现他们的共同点：新历史主义小说是以革命历史小说为“前文本”产生的，从历史观、文学观和叙事话语等多层面上“解构”了有关历史和有关历史写作的观念，试图为历史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真实的佐证。
同革命历史主义小说相比，新历史主义小说构造了时空破碎的历史图景，一改之前小说对历史图说的历时性，变宏大的单线的大历史为浓缩的复杂的小历史，从个人视角观察历史，对历史背景做淡化处理，突出小人物生存的酸甜苦辣，试图给历史一个新的定位。这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的进化论观点，没有英雄或者英雄“已经死亡”。以李洱的《花腔》为例，对于葛任的处理，更像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对这个“英雄”的生死，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分别给了不同的叙事版本，三者都从自身出发选择性记忆与遗忘，对葛任的人生、生死做成一个定义，但是葛任的结局究竟如何，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当然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模式，对于历史，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历史——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就一定是真实的么?也许这才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本意。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只是相对的真实，是“打上我的个性烙印的历史”，如果说之前的历史观点是大片段的历史拼接，那么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就是零散的碎片，即“野史”、“民族的秘史”(陈忠实)，由一个个被遗忘、被忽略的个体组合成的历史。对人物的情节化的处理，也由喜剧变成一出闹剧、讽刺剧或者悲剧，避免了传统的“大团圆”的结局，采取狂欢化的解构方式。狂欢是解构的特殊形式，它“充满了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巴赫金)历史被“去魅”，揭开了崇高化、神秘化的面纱，也就解构了历史的理性，确立了新的历史观：虚无主义的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小说书写浓缩的历史，着重展现历史的破碎化、个人化。它重新解构了反映论的方式，淡化处理历史情景、书写欲望化的历史景观、“悬置”政治话语判断等方式。不同于之前的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淡化处理历史情境，规避宏大的历史图景，将恢宏壮阔的历史缩小到一个人。对应着新历史主义对于历史的理解——“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人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掌握着更多的主观性、人为性，呈现出一种“去欲望化”的趋势，在社会大欲望面前，无限放大了个人的小欲望，对于权力尤其是个人权力的狂热追求，以至不惜采取以暴制暴的暴力手段。在此，作者“悬置”、“中立”了政治话语判断，采取冷眼观照的视角，更多的是从文化的、审美的、民间的立场出发，纠缠于人性编织的命运之网。但在政治这样的敏感问题上，新历史主义小说多采取冷眼观望的视角，作者及人物对政治失去了敏感度，只展现人物自身的生存状态，间接地表述当时的历史图景。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人物身份体系的变化。通过解构集体话语体系，新历史主义小说变为“我”的写作，明显区别于之前的写作模式。但对照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一直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对于历史题材的书写经历了一个“我”的写作－“我们”的写作－“我”的写作的过程。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学现象。如果单单从政治的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三种主体模式的写作，可以简单概括为“政治”写作与“文化”写作，其实也是对应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无论是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的“我”的写作还是后来的“我们”的写作，立足点都是从政治的立场出发，通过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展现当时政治的波澜壮阔的场景，借以表达出作者及人物的政治态度。在文本中，人物无法摆脱社会主矛盾的洪流，个人之间的矛盾、个人欲望必须服从于主流的政治需要。人物的形象是伟大的、崇高的，为了政治理想可以付出一切，哪怕是自己的生命。当然在一些革命历史主义小说的书写中，也会展现人物的不足，主人公也有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也有表现主流之外的个人追求。以“革命+恋爱”的模式为例，在那风云变幻的时代主人公积极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战线，为了革命事业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内心是伟大的、崇高的，不含有太多的个人欲望。虽然与之前相比，革命题材文本中加入了个人的欲望——爱情，可当爱情与革命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主人公尽管会经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最后还是服从于政治的大洪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而新历史主义小说，避开了主流的社会矛盾，把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无限后推或者做淡化处理，将视野更多地放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生存、死亡等层面，渲染人物的人性色彩。
新历史主义小说迄今为止仍在发展，对于历史的这种书写模式也已经扩展到影视等领域。尽管学术界对新历史主义小说仍有不少分歧，但它已成为近二十年来显赫的创作现象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它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及许多值得注意的艺术教训，这需要我们在一个开放的时空坐标中加以深入探寻。
[参考文献]
[1]颜敏，破碎与重构[J]，创作评谭，1997(3)
[2]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J]，钟山，1998(4)
[3]刘圣宇，历史与小说写作[J]，艺术广角，1998(2)
[4]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