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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3日下午，“纪念郑可先生诞辰110周年研讨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参加研讨会活动的有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相关领导、专家，郑可先生之女郑方女士、郑可先生教过的学生，以及来自文化、美术、建筑、科技、教育等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汇聚一堂，共同回顾和缅怀郑可先生走过的艺术生命历程，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事业和中国的艺术设计做出的杰出贡献。以下文字是讨论会上的部分发言内容。
范伟民：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郑可先生诞辰110周年，到场的宾客中，都是郑先生的亲授弟子并聆听过郑先生讲课的学生，大家为纪念郑先生举办的这个活动而聚到一起，在此我对大家的到来深表感谢。
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先生的为人处世以及他的教育思想在我的切身工作实践中，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感受特别的深刻。先生的教学方式和授课理念卓尔不群，哪怕只是听他一次课，所受到的启发都弥足珍贵，他从国外学成归来，带回来的东西太多了。像先生这样全面的艺术教育家在现在看来也是极少见的。2012年，在《雕塑》杂志上，曾发表过78班郗海飞记录的先生的上课的教学笔记，连续刊登四期。每每读到这个笔记，先生的言谈举止任然历历在目。可以说，毕业至今在我的工作实践中一直受益先生的教诲，我想在座的各位也是深有体会的。
先生不仅艺术修养很高，在材料、工艺等方面都很有研究。从思想、教学方面，他的创作观念和实践方式直到现在都可视为前卫。我们受益于先生的东西不是言语所能完全表达的，由衷感谢郑先生对我们的培养。
郗海飞：适逢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能为郑先生做点什么是我的荣幸。我们特艺78班的同学可以说与郑可先生4年来朝夕相处，因此，我们在回顾先生艺术教育思想时，应该是鲜活而中肯的。在这里我不想说郑先生在中国当代美术发展史中的学术地位应该处在什么位置。看看那张老照片，上面有徐悲鸿、常书鸿等等，他在巴黎还和冼星海住一个阁楼，那么大家就自然知道他应该排在哪个位置了。
今天我的发言主题是谈他的教学思想，但我觉得我没这个资格，我只不过是根据郑先生讲课的原话，整理了两万多字的课堂笔记。简言之，郑先生教学方法的目标就是把学理弄懂。他教给我们的是一个开放的思路，只要把艺术创作的规律搞清楚了，以后做什么都可以触类旁通。现在看来，他的学术思想是与当代艺术发展规律同步的。郑先生的教学思想大致包括：一、学科间应互相依赖、互相渗透。认为描绘是基础的基础，要着重锻炼我们的描绘能力；二、是他的教学方法：航海教学，多路思考，狼牙棒思路；三、是造型原理和创作方法：如万花筒般的变化思路，点、线、面的基本意义及其构成，注意科学和艺术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齿轮与齿轮的关系等；四、是关于“装饰”概念的问题，郑先生曾说“装饰是可有可无的”，具体我就不展开说了，只是抛砖引玉，还需要大家各抒己见，共同讨论和总结。
吴少湘：刚才郗海飞已经向大家介绍了郑可先生的教学理念，这与我对先生的感受是相吻合的。作为郑先生的研究生，我与先生最后几年相触密切，通过对先生几十年来的回顾，现在谈谈我的看法。我对先生有个认识，从前纪念郑可先生诞辰110周年，主要是设计领域的成就与贡献，这仅仅是先生卓越人生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谈，他的身份更应该被定义为一位艺术家。他是最早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介绍给国人的留法艺术家。与他同期其他艺术家不同，郑先生兴趣广泛，对视觉审美的认识有前瞻性。他在留法期间的一个重要学习科目就是装饰设计，他先读了两年的工艺美术学校，后来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雕塑的同时，他还在另外一所装饰美术学院学习设计。郑先生童年的经历很特殊，他父亲是西餐厨师，使他从小就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和艺术作品并对西方的工艺技术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这种经历是同时代很多留学生所不具备的。他在国内没有专门学习美术基础，他自学美术，出国前专门拜过象牙雕刻师等工艺师傅学习民间雕刻技艺，他的艺术成长经历与他同一代人的人不同，他没有受到徐悲鸿同时代古典写实主义风格的影响。在其他留法同学研究写实风格的时候，他已经对包豪斯的设计理念感兴趣了。拥有这种前瞻性的艺术眼光，使他的艺术理念比同代人超前了近半个世纪。由于回国遇上战乱，因此他的很多构想无法实现。上世纪50年代郑先生从香港回到国内，在中央美院工作一年多，然而他的雕塑设计理念在那个时候的央美是不能得到认可，于是他放弃了那里的教学工作主动要求离开。在那个时期郑先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但他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不随从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主动避开意识形态控制，在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中，他可谓是独树一帜的一位雕塑家，也是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早期传播与推广者。
姜沛然：今天我见到了几十年不见的特艺系老同学，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以至大洋彼岸，不远万里到这里参加郑可先生诞辰活动，让我感动和高兴。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筹建时，我和郑先生同在美院。1973年学院从河北获鹿返校，成立特艺系时就和郑先生同在一个系，朝夕相处，每天他都乘公交来学院，每次在路上都和我谈教学，谈教学改革等等，我劝他年龄大了，最好把自己的作品整理出版，但郑先生仍坚持教学、办班，关心同学成长，如改变素描课学院派教学，要求学生一天画50张速写，凡做到的都成功。他教学认真严格，还要下厂搞创作。郑先生8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没为自己整理出版作品，而是对国家教育工艺美术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郑先生的高贵忘我品德值得我们学习、发扬。郑先生对我也有恩，我也要感谢。他桃李满天下，大家仍怀念他，令人欣慰。一个人能有这么多人想着他，就值得。
朱军山：郑可先生身处香港优越的条件，他变卖了家产，临行前在与黄永玉先生告别时说他要回国了，要带所有的设备、工具回国了。回国的时候他的女儿郑方还年少，我是当时的学生会主席，郑先生在学校担任的工会主席，可是1957年郑可先生就被打成了右派！大家不禁要问，这么一位爱国敬业的老先生怎么可能被划成了右派？
郑可先生尊重生命，他虽然对政治运动感到糊涂，但始终从他口中没说一句反党言论，没有怨言，也没有灰心。他不但自己埋头工作，还鼓励我们一起受到打击的学生，用积极的态度对待不公的待遇。他的言行激励着我，逆境中，他以活生生的灵魂在召唤另外一个疲倦的灵魂的行动将我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帮助救助了一个个失去生活方向的学生懂得学会面对现实，以乐观的态度处理各种人生问题。郑先生为祖国奉献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把全部的精力，全心全意地投入在艺术生命中。郑先生曾是布德尔的学生，布德尔的雕塑艺术风格就是概括的，而郑先生的浮雕风格就是从他那里受到的启发发展而来的。我们不仅要继承发扬先生的艺术创作风格，更要将先生那种不畏艰苦、不计名利、真诚待人的高尚精神继承下来，这才是纪念郑先生的最终目的。 孙嘉英：第一次听到郑可先生的名字是在1978年，当时我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郑先生指导我们的素描和速写课程。郑先生的素描教学倡导“整体观察、放笔直取、反复比较、一气呵成”。他的素描指导重在强调线与面的交融，要求绘画练习从速写出发，反对长期素描，主张短期速写。他认为速写是硬功夫，速写用线来表现，要求我们用炭笔来画。 运用“中线蠕动”的方法，以很短的时间达到很好的效果，解决造型的问题。在定大形、抓特点方面，他严格要求我们每天都要画速写，利用速写的办法加强对形象的记忆，以默写加强对形象的理解。郑可先生的浮雕教学被称为“纳光纳阴”塑造法，速写与浮雕交替进行。郑可先生的教学方法目的是为了解决一个造型的问题，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创作打下扎实的造型基础。这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
杜宏宇：陶瓷雕塑是郑先生的主课，是他贯彻教学思想与创作教学的一个重要手段。因陶瓷雕塑制作完成周期很快，在短时间内能够达到锻炼能力的目的，所以，郑先生选择陶瓷作为贯彻他教学思想的手段，它的教学思想具有完整的体系。课程丰富，层次多样。每门课独立完备又互相衔接，整体多元统一。教学效果显著。所以带出来的学生在各自的岗位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郑先生带学生到全国多个瓷区，无论到哪里永远是乐观、积极的。从1972年到1979年，郑先生每年都去邯郸彭城搞陶瓷创作实践。1976年开始，每次去彭城都组织培训班，他和在学校一样为我们五六个人讲授素描、速写、浮雕、画效果图、设计基础、形式基础、创造性思维以及翻制工艺与工具使用制作等等课程。从早到晚的辅导我们创作，对每个人的雕塑进行剖析动手改动辅导。他对教育的责任心非常强，不论是校内还是校外，为各瓷区培养了很多人才。他的人格境界决定了他的教学成就。在瓷厂带我们创作的时候，不辞辛苦，无论白天黑夜、下雨暴晒，开窑、考察。如在宜兴每天步行十多公里去看望、辅导分散在四五个瓷厂的同学。郑先生在创作中强调设计意识，如有的同学做他设计的烟灰缸的时候，他手把手地辅导同学徒造型作对称，他不仅手把手地辅导，同时强调说烟缸是桌面上的垃圾箱，要考虑到封闭空间，不能让人看到烟灰，还要便于清洗。并且郑先生很早就接触艺术与科学的关联体系，注重相关学科平行领域的研究。在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他带领我们参观冶金研究院，接触粉末冶金、金属陶瓷领域的研发。他是中国艺术设计创作的学术开拓者与教育家，我们清华学子们要记住我们的郑先生。
任世民：郑可先生自巴黎学艺归来，举办浮雕（雕塑）艺术展览，搞抗日题材的纪念碑，制作了大型浮雕，前后大概有四五年的艺术创作实践。第二回高潮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四五年时间，回国做了不少工作。在雕塑界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情况下，郑可先生虽然教授浮雕课程，教过不少美院的学生，由于建设新的工艺美术学院，还没有机会来得及表达自己的关于浮雕独特的学术观点，就赶上“反右运动”。改革开放伊始，郑可先生焕发出又一个艺术生涯的春天。在郑可先生一生中的最后十年，他给了我们思想，他的艺术作品应该是活生生的我们。从“造型艺术”概念认识和理论“浮雕”先生在给我们教授雕塑和浮雕的研究生课程中，他不愿意使用“雕塑”这个词汇，他一直在强调“立体造型”的概念。要求我们从“造型艺术”的观念中，通过“立体造型艺术”和“平面造型艺术”空间关系的认识去览读“雕塑”“浮雕”“绘画”的概念。他和别的艺术教育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有自己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自己的观点。由于历史原因郑先生一生艺术大件作品较少，大部分是小件作品。但他丰富的教学理论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给我们留下丰富的艺术财富。
张锠：郑可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最著名的艺术教育家、雕塑家、艺术设计家。是我的恩师、严师。正是有了先生的严格、严谨的教学才有了我们今天点滴的艺术成就。
我与郑先生相识、并拜在先生门下，得其真传，虽仅两年的时间，但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终身，让我无论是学术视野、艺术理念、创作水平、理论修养，还是综合素质都得到质的提升。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思想具有前瞻性。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强调素质教育，希望学生专某一方面并兼顾其它的“通才”教育。先生注重“教学、科研、生产一条龙”，倡导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教学重视以创作带基础，认为素描是手段，是要服从创作为目的。先生在工艺美院雕塑专业的课程设置上，添加色彩和透视课，这是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他认为雕塑是环境的艺术，在设计中一定要考虑透视与色彩因素。素描教学先生不强调光影，而注重素描的结构，是因为先生认为结构是雕塑造型中非常重要的节点。总之将先生的教学理念进行学术性分析、研究以应用是会提升学生的设计思维想象力和艺术实践的表现能力。另外先生培育学生的能力要具有，小到首饰设计，大到设计创作公共环境的城市建筑雕塑。
作为泥人张的后代，我在教学和艺术创作中都牢记先生的教诲，传承先生的学术理念，并在实践中得以体现，这是学院老先生的精神遗产。我会在题材、形式、材料、空间的多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使其在继承与创新中得以更好地传承、弘扬与发展。
刘景生：我们班是76级的，属于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学员，郑先生还未恢复课程。我们很多同学想看教师图书馆，有些学生请郑先生给我们上课。郑先生的教学过程中涉及材料，他自己掏钱买材料。学生在邯郸搞创作时生病了，郑先生给买药。他学术渊博，非常有人格魅力，使我在教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受益。郑先生的教学思想更加体系化，具有现实意义。
郑先生的授课是独到的，从素描到浮雕到圆雕，先生一一都教会我们，先生独到的教学魅力很快使我们全班的学习面貌焕然一新，先生的教学方法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体现。他的作品创作得非常漂亮，注重作品的抽象形态。有一次他拿给我看一块禽类的骨头，告诉我说：“你看，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块形状啊！”他为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教学遗产。
罗永辉：中国造币行业有许多人都得到过郑先生的栽培，他是我的启蒙老师。第一次见到先生做浮雕，我只有一种感受，浮雕还能这么做，他的浮雕迸发出智慧，力度与气魄。1977年5月，办浮雕学习班要用油泥，先生就带着我们自己做。在我眼里，先生就是穿着腿色中山装有着白胡子的老头。因为知道他是法国留学的教授，才觉得与一般人不同，9月财政部造币学习班结束，我带着学习笔记和临别赠言回到了上海。国庆节后第一天，厂里通知我到北京学习，进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后，才知道是郑先生到财政部印制局专门要的我，后来郑先生接受76届那个班后，我也就跟着进了这个班。后来我就把郑先生的家当成了我北京的家。对于名利，对于个人境遇和得失先生从未计较过。我们常常对于某些事物上升到思想境界去评价，而对于先生我觉得都没有必要，他根本就是这么一个人，骨子里就是。我们都爱听郑先生讲课，它生动地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不由得你不笑，你不想，先生在100周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纪念章，正面是他的肖像，是用郑先生的笔调去做的。今天，先生110周年，我带来了这块浮雕送给先生的女儿郑方。
中国造币的发展，最早把设计带回来的是郑先生，先生常说，艺术家的道德良心就是政治。郑先生一生没有做大的作品，但人才是他最大的作品。
林齐：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的金属模具班在郑先生在世时就在院派雕塑界有很大名声，郑先生逝世后，刘开渠大师写文章悼念，评价郑先生把毕生所学传授于德胜门外北沙滩的金属模具班。模具班在开学时，郑先生就强调了模具班就是培养工艺美术设计制作人才，在教学期间，郑先生就带领学生完成了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电铸造大浮雕的制作，还亲自逐一指导学生完成了企业低熔金属首饰定货会样品设计制作，当年就为企业争取到一百万定货合同。模具班学生毕业后，用失蜡铸造工艺制作了徐悲鸿，宋庆龄头像，并为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曹春生制作了访问美国所携带的雕塑作品，在美引起轰动。郑可先生把西方雕塑带来中国，填补了美术教育与工艺美术制作实践相结合的这一空白，至今还是世界美术教育的奇迹。
路盛章：我的感受刚才大家都说到了，我只想补充一点：全面正确地认识郑可先生，对于当今我国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领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当今的中国艺术领域缺少真正的大师，而我们的老师郑可先生就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先生仅凭他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新加坡抗战纪念碑》，就足以永垂中国美术的青史之中！尤其是先生最早将西方现代设计思想引入中国，他总是激情四射，意识超前。先生的高度至今难于企及，那是因为先生的人格魅力散发出来的是悲心大爱与智慧的结晶，非一般常人能为之。
范伟民：今天的研讨会开得很有意义。郑可先生不仅是教了我们如何做雕塑创作，更重要的是他教给我们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无论你是进入到哪一 种行业里面，他的这种思维理念都是能够拿来灵活运用的。非常感谢大家配合把这个纪念活动搞起来，特别感谢郑先生的女儿郑方女士的大力支持与配合，辛苦地整理出郑先生的宝贵的艺术资料，协助王培波把画册编出来。
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不仅仅是缅怀先生的人格魅力与事业成就，更重要的是把先生做人的精神追求和工作思维方式传达出来，这包括他的爱国精神、敬业精神、推动改造教育事业的执著精神。我们要将他的教学精神，通过实践与运用，传递给每一位热爱艺术的同行，让更多的人都能从先生那里有所感悟、有所获益。研讨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范伟民：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郑可先生诞辰110周年，到场的宾客中，都是郑先生的亲授弟子并聆听过郑先生讲课的学生，大家为纪念郑先生举办的这个活动而聚到一起，在此我对大家的到来深表感谢。
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先生的为人处世以及他的教育思想在我的切身工作实践中，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感受特别的深刻。先生的教学方式和授课理念卓尔不群，哪怕只是听他一次课，所受到的启发都弥足珍贵，他从国外学成归来，带回来的东西太多了。像先生这样全面的艺术教育家在现在看来也是极少见的。2012年，在《雕塑》杂志上，曾发表过78班郗海飞记录的先生的上课的教学笔记，连续刊登四期。每每读到这个笔记，先生的言谈举止任然历历在目。可以说，毕业至今在我的工作实践中一直受益先生的教诲，我想在座的各位也是深有体会的。
先生不仅艺术修养很高，在材料、工艺等方面都很有研究。从思想、教学方面，他的创作观念和实践方式直到现在都可视为前卫。我们受益于先生的东西不是言语所能完全表达的，由衷感谢郑先生对我们的培养。
郗海飞：适逢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能为郑先生做点什么是我的荣幸。我们特艺78班的同学可以说与郑可先生4年来朝夕相处，因此，我们在回顾先生艺术教育思想时，应该是鲜活而中肯的。在这里我不想说郑先生在中国当代美术发展史中的学术地位应该处在什么位置。看看那张老照片，上面有徐悲鸿、常书鸿等等，他在巴黎还和冼星海住一个阁楼，那么大家就自然知道他应该排在哪个位置了。
今天我的发言主题是谈他的教学思想，但我觉得我没这个资格，我只不过是根据郑先生讲课的原话，整理了两万多字的课堂笔记。简言之，郑先生教学方法的目标就是把学理弄懂。他教给我们的是一个开放的思路，只要把艺术创作的规律搞清楚了，以后做什么都可以触类旁通。现在看来，他的学术思想是与当代艺术发展规律同步的。郑先生的教学思想大致包括：一、学科间应互相依赖、互相渗透。认为描绘是基础的基础，要着重锻炼我们的描绘能力；二、是他的教学方法：航海教学，多路思考，狼牙棒思路；三、是造型原理和创作方法：如万花筒般的变化思路，点、线、面的基本意义及其构成，注意科学和艺术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齿轮与齿轮的关系等；四、是关于“装饰”概念的问题，郑先生曾说“装饰是可有可无的”，具体我就不展开说了，只是抛砖引玉，还需要大家各抒己见，共同讨论和总结。
吴少湘：刚才郗海飞已经向大家介绍了郑可先生的教学理念，这与我对先生的感受是相吻合的。作为郑先生的研究生，我与先生最后几年相触密切，通过对先生几十年来的回顾，现在谈谈我的看法。我对先生有个认识，从前纪念郑可先生诞辰110周年，主要是设计领域的成就与贡献，这仅仅是先生卓越人生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谈，他的身份更应该被定义为一位艺术家。他是最早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介绍给国人的留法艺术家。与他同期其他艺术家不同，郑先生兴趣广泛，对视觉审美的认识有前瞻性。他在留法期间的一个重要学习科目就是装饰设计，他先读了两年的工艺美术学校，后来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雕塑的同时，他还在另外一所装饰美术学院学习设计。郑先生童年的经历很特殊，他父亲是西餐厨师，使他从小就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和艺术作品并对西方的工艺技术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这种经历是同时代很多留学生所不具备的。他在国内没有专门学习美术基础，他自学美术，出国前专门拜过象牙雕刻师等工艺师傅学习民间雕刻技艺，他的艺术成长经历与他同一代人的人不同，他没有受到徐悲鸿同时代古典写实主义风格的影响。在其他留法同学研究写实风格的时候，他已经对包豪斯的设计理念感兴趣了。拥有这种前瞻性的艺术眼光，使他的艺术理念比同代人超前了近半个世纪。由于回国遇上战乱，因此他的很多构想无法实现。上世纪50年代郑先生从香港回到国内，在中央美院工作一年多，然而他的雕塑设计理念在那个时候的央美是不能得到认可，于是他放弃了那里的教学工作主动要求离开。在那个时期郑先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但他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不随从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主动避开意识形态控制，在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中，他可谓是独树一帜的一位雕塑家，也是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早期传播与推广者。
姜沛然：今天我见到了几十年不见的特艺系老同学，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以至大洋彼岸，不远万里到这里参加郑可先生诞辰活动，让我感动和高兴。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筹建时，我和郑先生同在美院。1973年学院从河北获鹿返校，成立特艺系时就和郑先生同在一个系，朝夕相处，每天他都乘公交来学院，每次在路上都和我谈教学，谈教学改革等等，我劝他年龄大了，最好把自己的作品整理出版，但郑先生仍坚持教学、办班，关心同学成长，如改变素描课学院派教学，要求学生一天画50张速写，凡做到的都成功。他教学认真严格，还要下厂搞创作。郑先生8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没为自己整理出版作品，而是对国家教育工艺美术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郑先生的高贵忘我品德值得我们学习、发扬。郑先生对我也有恩，我也要感谢。他桃李满天下，大家仍怀念他，令人欣慰。一个人能有这么多人想着他，就值得。
朱军山：郑可先生身处香港优越的条件，他变卖了家产，临行前在与黄永玉先生告别时说他要回国了，要带所有的设备、工具回国了。回国的时候他的女儿郑方还年少，我是当时的学生会主席，郑先生在学校担任的工会主席，可是1957年郑可先生就被打成了右派！大家不禁要问，这么一位爱国敬业的老先生怎么可能被划成了右派？
郑可先生尊重生命，他虽然对政治运动感到糊涂，但始终从他口中没说一句反党言论，没有怨言，也没有灰心。他不但自己埋头工作，还鼓励我们一起受到打击的学生，用积极的态度对待不公的待遇。他的言行激励着我，逆境中，他以活生生的灵魂在召唤另外一个疲倦的灵魂的行动将我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帮助救助了一个个失去生活方向的学生懂得学会面对现实，以乐观的态度处理各种人生问题。郑先生为祖国奉献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把全部的精力，全心全意地投入在艺术生命中。郑先生曾是布德尔的学生，布德尔的雕塑艺术风格就是概括的，而郑先生的浮雕风格就是从他那里受到的启发发展而来的。我们不仅要继承发扬先生的艺术创作风格，更要将先生那种不畏艰苦、不计名利、真诚待人的高尚精神继承下来，这才是纪念郑先生的最终目的。 孙嘉英：第一次听到郑可先生的名字是在1978年，当时我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郑先生指导我们的素描和速写课程。郑先生的素描教学倡导“整体观察、放笔直取、反复比较、一气呵成”。他的素描指导重在强调线与面的交融，要求绘画练习从速写出发，反对长期素描，主张短期速写。他认为速写是硬功夫，速写用线来表现，要求我们用炭笔来画。 运用“中线蠕动”的方法，以很短的时间达到很好的效果，解决造型的问题。在定大形、抓特点方面，他严格要求我们每天都要画速写，利用速写的办法加强对形象的记忆，以默写加强对形象的理解。郑可先生的浮雕教学被称为“纳光纳阴”塑造法，速写与浮雕交替进行。郑可先生的教学方法目的是为了解决一个造型的问题，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创作打下扎实的造型基础。这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
杜宏宇：陶瓷雕塑是郑先生的主课，是他贯彻教学思想与创作教学的一个重要手段。因陶瓷雕塑制作完成周期很快，在短时间内能够达到锻炼能力的目的，所以，郑先生选择陶瓷作为贯彻他教学思想的手段，它的教学思想具有完整的体系。课程丰富，层次多样。每门课独立完备又互相衔接，整体多元统一。教学效果显著。所以带出来的学生在各自的岗位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郑先生带学生到全国多个瓷区，无论到哪里永远是乐观、积极的。从1972年到1979年，郑先生每年都去邯郸彭城搞陶瓷创作实践。1976年开始，每次去彭城都组织培训班，他和在学校一样为我们五六个人讲授素描、速写、浮雕、画效果图、设计基础、形式基础、创造性思维以及翻制工艺与工具使用制作等等课程。从早到晚的辅导我们创作，对每个人的雕塑进行剖析动手改动辅导。他对教育的责任心非常强，不论是校内还是校外，为各瓷区培养了很多人才。他的人格境界决定了他的教学成就。在瓷厂带我们创作的时候，不辞辛苦，无论白天黑夜、下雨暴晒，开窑、考察。如在宜兴每天步行十多公里去看望、辅导分散在四五个瓷厂的同学。郑先生在创作中强调设计意识，如有的同学做他设计的烟灰缸的时候，他手把手地辅导同学徒造型作对称，他不仅手把手地辅导，同时强调说烟缸是桌面上的垃圾箱，要考虑到封闭空间，不能让人看到烟灰，还要便于清洗。并且郑先生很早就接触艺术与科学的关联体系，注重相关学科平行领域的研究。在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他带领我们参观冶金研究院，接触粉末冶金、金属陶瓷领域的研发。他是中国艺术设计创作的学术开拓者与教育家，我们清华学子们要记住我们的郑先生。
任世民：郑可先生自巴黎学艺归来，举办浮雕（雕塑）艺术展览，搞抗日题材的纪念碑，制作了大型浮雕，前后大概有四五年的艺术创作实践。第二回高潮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四五年时间，回国做了不少工作。在雕塑界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情况下，郑可先生虽然教授浮雕课程，教过不少美院的学生，由于建设新的工艺美术学院，还没有机会来得及表达自己的关于浮雕独特的学术观点，就赶上“反右运动”。改革开放伊始，郑可先生焕发出又一个艺术生涯的春天。在郑可先生一生中的最后十年，他给了我们思想，他的艺术作品应该是活生生的我们。从“造型艺术”概念认识和理论“浮雕”先生在给我们教授雕塑和浮雕的研究生课程中，他不愿意使用“雕塑”这个词汇，他一直在强调“立体造型”的概念。要求我们从“造型艺术”的观念中，通过“立体造型艺术”和“平面造型艺术”空间关系的认识去览读“雕塑”“浮雕”“绘画”的概念。他和别的艺术教育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有自己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自己的观点。由于历史原因郑先生一生艺术大件作品较少，大部分是小件作品。但他丰富的教学理论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给我们留下丰富的艺术财富。
张锠：郑可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最著名的艺术教育家、雕塑家、艺术设计家。是我的恩师、严师。正是有了先生的严格、严谨的教学才有了我们今天点滴的艺术成就。
我与郑先生相识、并拜在先生门下，得其真传，虽仅两年的时间，但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终身，让我无论是学术视野、艺术理念、创作水平、理论修养，还是综合素质都得到质的提升。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思想具有前瞻性。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强调素质教育，希望学生专某一方面并兼顾其它的“通才”教育。先生注重“教学、科研、生产一条龙”，倡导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教学重视以创作带基础，认为素描是手段，是要服从创作为目的。先生在工艺美院雕塑专业的课程设置上，添加色彩和透视课，这是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他认为雕塑是环境的艺术，在设计中一定要考虑透视与色彩因素。素描教学先生不强调光影，而注重素描的结构，是因为先生认为结构是雕塑造型中非常重要的节点。总之将先生的教学理念进行学术性分析、研究以应用是会提升学生的设计思维想象力和艺术实践的表现能力。另外先生培育学生的能力要具有，小到首饰设计，大到设计创作公共环境的城市建筑雕塑。
作为泥人张的后代，我在教学和艺术创作中都牢记先生的教诲，传承先生的学术理念，并在实践中得以体现，这是学院老先生的精神遗产。我会在题材、形式、材料、空间的多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使其在继承与创新中得以更好地传承、弘扬与发展。
刘景生：我们班是76级的，属于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学员，郑先生还未恢复课程。我们很多同学想看教师图书馆，有些学生请郑先生给我们上课。郑先生的教学过程中涉及材料，他自己掏钱买材料。学生在邯郸搞创作时生病了，郑先生给买药。他学术渊博，非常有人格魅力，使我在教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受益。郑先生的教学思想更加体系化，具有现实意义。
郑先生的授课是独到的，从素描到浮雕到圆雕，先生一一都教会我们，先生独到的教学魅力很快使我们全班的学习面貌焕然一新，先生的教学方法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体现。他的作品创作得非常漂亮，注重作品的抽象形态。有一次他拿给我看一块禽类的骨头，告诉我说：“你看，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块形状啊！”他为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教学遗产。
罗永辉：中国造币行业有许多人都得到过郑先生的栽培，他是我的启蒙老师。第一次见到先生做浮雕，我只有一种感受，浮雕还能这么做，他的浮雕迸发出智慧，力度与气魄。1977年5月，办浮雕学习班要用油泥，先生就带着我们自己做。在我眼里，先生就是穿着腿色中山装有着白胡子的老头。因为知道他是法国留学的教授，才觉得与一般人不同，9月财政部造币学习班结束，我带着学习笔记和临别赠言回到了上海。国庆节后第一天，厂里通知我到北京学习，进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后，才知道是郑先生到财政部印制局专门要的我，后来郑先生接受76届那个班后，我也就跟着进了这个班。后来我就把郑先生的家当成了我北京的家。对于名利，对于个人境遇和得失先生从未计较过。我们常常对于某些事物上升到思想境界去评价，而对于先生我觉得都没有必要，他根本就是这么一个人，骨子里就是。我们都爱听郑先生讲课，它生动地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不由得你不笑，你不想，先生在100周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纪念章，正面是他的肖像，是用郑先生的笔调去做的。今天，先生110周年，我带来了这块浮雕送给先生的女儿郑方。
中国造币的发展，最早把设计带回来的是郑先生，先生常说，艺术家的道德良心就是政治。郑先生一生没有做大的作品，但人才是他最大的作品。
林齐：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的金属模具班在郑先生在世时就在院派雕塑界有很大名声，郑先生逝世后，刘开渠大师写文章悼念，评价郑先生把毕生所学传授于德胜门外北沙滩的金属模具班。模具班在开学时，郑先生就强调了模具班就是培养工艺美术设计制作人才，在教学期间，郑先生就带领学生完成了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电铸造大浮雕的制作，还亲自逐一指导学生完成了企业低熔金属首饰定货会样品设计制作，当年就为企业争取到一百万定货合同。模具班学生毕业后，用失蜡铸造工艺制作了徐悲鸿，宋庆龄头像，并为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曹春生制作了访问美国所携带的雕塑作品，在美引起轰动。郑可先生把西方雕塑带来中国，填补了美术教育与工艺美术制作实践相结合的这一空白，至今还是世界美术教育的奇迹。
路盛章：我的感受刚才大家都说到了，我只想补充一点：全面正确地认识郑可先生，对于当今我国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领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当今的中国艺术领域缺少真正的大师，而我们的老师郑可先生就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先生仅凭他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新加坡抗战纪念碑》，就足以永垂中国美术的青史之中！尤其是先生最早将西方现代设计思想引入中国，他总是激情四射，意识超前。先生的高度至今难于企及，那是因为先生的人格魅力散发出来的是悲心大爱与智慧的结晶，非一般常人能为之。
范伟民：今天的研讨会开得很有意义。郑可先生不仅是教了我们如何做雕塑创作，更重要的是他教给我们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无论你是进入到哪一 种行业里面，他的这种思维理念都是能够拿来灵活运用的。非常感谢大家配合把这个纪念活动搞起来，特别感谢郑先生的女儿郑方女士的大力支持与配合，辛苦地整理出郑先生的宝贵的艺术资料，协助王培波把画册编出来。
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不仅仅是缅怀先生的人格魅力与事业成就，更重要的是把先生做人的精神追求和工作思维方式传达出来，这包括他的爱国精神、敬业精神、推动改造教育事业的执著精神。我们要将他的教学精神，通过实践与运用，传递给每一位热爱艺术的同行，让更多的人都能从先生那里有所感悟、有所获益。研讨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