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桓帝刘志自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登基，至永康元年（公元167年）驾崩，在位21年;灵帝刘宏自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登基，至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驾崩，在位22年。东汉桓灵时期，从建和元年至中平六年，历11个年号，计43年。时值东汉文化繁荣期，仅洛阳太学生就有三万人。而桓帝本人则爱好艺术，《后汉书》卷七载：“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存世实物表明，东汉桓灵时期变形四叶兽首纹与环状乳神兽纹的纪年镜，形制精美，制作精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仅就两汉三国西晋纪年铜镜的存世量而言，上世纪40年代时，据梁上椿先生的统计数字不足50面。70年过去了，迄今所知的存世数量应在300面以内【2012年冈村秀典《汉三国西晋纪年镜铭集释》刊录157面（缺图片资料），2014拙著《汉镜铭文图集》附表一刊录210面】。
　　据最新的不完全统计，东汉桓灵时期的纪年镜约为33面。应该承认，这个数字实在是不大，而在其中再有署“广汉”之纪地铭文者仅11面，恰占总数之三分之一。纪地称谓虽稍有区别，事实上皆可归纳在“广汉西蜀”的统一称谓之中。对此有两种观点：其一，“广汉西蜀”的理解应是“西蜀之广汉”;其二，“广汉”系地名，“西蜀”乃作坊名。笔者的观点倾向于前者。
　　东汉之广汉在今四川省广汉市北，古称雒县，曾为益州剌史部与所属广汉郡的治所之地。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早期蜀文化遗存——三星堆遗址，即在今广汉市的南兴镇三星村。东汉的此类镜与三星堆文化究竟有什么关联，还需深入研究。毋庸置疑，西蜀广汉地区从人文之初直至东汉魏晋，始终是华夏青铜器（包括铜镜在内）的一个铸造重镇。
　　存世最早的纪地广汉西蜀之纪年镜，当数南阳市博物馆所藏“元兴元年（公元105年）”铭变形四叶兽首镜（窄素缘），比桓灵之初要早半个世纪。存世最迟的纪地广汉西蜀之纪年镜，当数《岩窟藏镜·汉式镜》第10页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铭对凤镜，比桓灵之末要晚一个多世纪。由此可知，纪地“广汉西蜀”之问世长达203年。
　　


　　现将存世所见桓灵时期的11面署“广汉”地名之纪年镜归纳成表，详见表1。
　　


　　


　　由表一数据，再结合实物观察，可以知道以下概念，并比较出图1与图2之差异。
　　1. 历时区间：从元嘉三年（公元153年）至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东汉桓灵时期，纪地广汉之纪年镜历时30年。
　　2. 尺寸范围：11面镜之直径，最小在汉尺5寸（即今11.55厘米），最大在汉尺8寸（即今18.48厘米）。
　　3. 镜面锐角：这是一个寻找两类镜差异的重要指标，图2镜可称小锐角，图1镜可谓大锐角。小锐角多在35°至45°，且边缘较宽，其断面呈三角形状，可称“三角缘”（如图2）。大锐角多在60°至80°，且边缘较窄，其断面呈半梯形状，可谓“窄素缘”（如图1）。统计可知，在非纪年铭的变形四叶兽首镜中，存世器物似以“三角缘”为多;在纪年铭的变形四叶兽首镜中，存世器物似以“窄素缘”为多。图2镜乃是一个例，署有“广汉”地名，既是纪年镜，却为“三角缘”。
　　4. m值（用铜量）：数字告诉我们，“三角缘”兽首镜（图2）之用铜量比“窄素缘”兽首镜（图1）之用铜量要小。
　　5. 曲率半径：表示照容效果的缩小倍率。无论是图1镜的“窄素缘”，还是图2镜的“三角缘”，这两类变形四叶兽首镜皆有较凸的照容面，统计数据表明，它们的曲率半径多在汉尺3尺（即今69.3厘米）左右。这既可说是当时的成俗约定，也可算是当时的普遍习俗：人们都希望或要求，在用汉尺7寸（即今16.17厘米）的铜镜进行照容与整装时，将脸部和整个上半身都纳入镜中。
　　6. 兽首特征：“窄素缘”镜多为正面虎首，“三角缘”镜常是侧面龙首。
　　7. 叶铭书体：叶铭主要出现在桓帝时期，“窄素缘”镜多为粗线美术体，“三角缘”镜常是细线悬针篆，灵帝时期有将叶铭改成兽首的情况出现。
　　8. 连弧数字：似无规律可循，应是工匠各取所需。多见22、24，少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