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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恐怖袭击事件报道隶属突发性的灾难新闻报道，受新闻价值要素影响，常获得广泛关注。媒体的议程设置及对恐怖主义的表现方式可以作为衡量媒体偏见的重要指标。《南德意志报》和《纽约时报》两家主流媒体在对“2020年维也纳恐怖袭击事件”报道时，两份报纸整体上落实了和平导向的框架，但报道在“态度”“行为”“矛盾”维度均呈现出了显著差异和偏向：多元化的奥地利国家形象在冲突话语中得以产生并与媒体对法国恐怖主义事件的印象紧密关联，伊斯兰与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也始终呈现出高度的在场性。
【关键词】和平新闻 冲突理论 恐怖袭击 话语分析
和平新闻学（Peace Journalism）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挪威社会学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的国际新闻结构研究。作为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建设性新闻”的分支，和平新闻学重新定义和建构了专门报道冲突事件记者的角色。①国内外学界以和平新闻学作为理论视阈，关照具体冲突新闻语篇的实践少之又少，大多为理论的总结归纳与拓展。西方现有的冲突语篇实证性研究集中在军事案例，战争的表现形式最为典型。而事实上和平新闻既可以涵盖显性的大规模战争类冲突，也可以指涉经济、文化、环境和民生等领域的隐性矛盾，这也使得发展和平新闻学具有更普遍的现实需要。②
一、和平新闻与冲突理论的研究框架
约翰·加尔通的“和平新闻”概念首先建立在“战争新闻”与“和平新闻”的二分法上：“和平新闻是指编辑和记者选择报道什么故事和如何报道这些故事，从而为整个社会创造机会以考虑和重视对冲突的非暴力反应。”③和平新闻学与战争新闻学各具有四重导向：战争新闻是暴力/宣传/精英/胜利导向的，而和平新闻是以和平/真相/人文/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约翰·加尔通指出，战争新闻存在的潜在后果是通过复制宣传助长冲突的升级并最终推动战争。④
“冲突”是人际互动的一种形式，可以被看作由于行为者之间目标状态不一致而产生的小型社会系统。⑤20世纪60年代，冲突理论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由卡尔·马克思（Karl H. Marx）、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等德国思想家、社会学家所奠基的学说是现代冲突论的思想基础。尽管冲突所在场域包罗万象，但都具有类似的产生结构和升降级机制。最能描述所有冲突类型的结构是由和平新闻奠基人约翰·加尔通提出的冲突形成三角形结构，包括了冲突行为者的态度（A）、行为（B）、矛盾（C）三个顶点。⑥值得注意的是，约翰·加尔通并没有把态度和行为看作是矛盾的结果，而是认为这三个因素间可以引发相互作用，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成为冲突的起点。任何冲突都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体现在“行为”，隐性寓于“态度”和“矛盾”。
美国政治学家谢茨施耐德（Schattschneider）最早于1960年开始对冲突的动力学过程进行“传染型”的模型化描述：处于冲突的两个主要对象对彼此不产生直接影响，而是专注于与所处环境进行沟通，并通过吸引其他各方与之联手来巩固自身的地位。因此，冲突的扩大或缩小取决于能否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冲突。⑦
和平新闻作为冲突方的观点传声筒和争夺对象，有可能对外部介入冲突的范围和方向产生有利的影响。通过呈现动态平衡、消息灵通的画面，和平新闻向旁观者提供充足的证据和机会来干预和缓和冲突，由此利用冲突的动态机制来推进和平议程。在敦促冲突降级的过程中，倡导和平新闻的媒体是沟通的渠道和冲突张力场之外的背景环境，承载着竞争双方传递的信息。
研究表明，如果将和平新闻有所区别于战争新闻的四个维度及其微观要素与冲突三角形的“矛盾”“态度”“行为”联系起来，可以获得以和平新闻视角评估冲突报道的方向和标准。⑧本文选择的冲突理论聚焦于冲突形成的结构和升（降）级的动态过程，涉及了冲突如何被参与者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所理解的策略，而将和平新闻的四重维度锚定在每一个顶点可以将冲突的本质从社会文化的抽象语境提取出来，转而落实到文本与话语层面，从而进行对具体媒介事件的新闻话语分析。
二、恐怖袭击报道的冲突话语呈现
《南德意志报》和《纽约时报》是德美两国颇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两家主流媒体，可以代表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环境下的媒体特色。《纽约时报》的国际地位不言而喻，而《南德意志报》也在由德国新闻记者进行的两次精英报纸票选中始终位列前二。⑨本研究将含有“维也纳恐怖袭击”关键词的全部长篇文字报道作为语料库：在2020年11月2日至12月2日一个月的时限內，《纽约时报》有8篇符合条件的报道，《南德意志报》有13篇。
（一）态度维度
在该维度，本研究试图对冲突各方的心理感受进行分类，不仅集中于双方冲突中的敌对情绪和张力关系，还强调恐惧、关切、不安全、不信任、误解和无知等深层次的感知。研究发现恐怖袭击报道中还时常含有对立与分割群体的态度，塑造着“我者”与“他者”的对立。
1.多元复杂的奥地利国家形象。在对本次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国奥地利的评价中，《纽约时报》和《南德意志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纽约时报》描述该国及其首都长期遭受恐怖袭击，危险性高，认为该国“多年来一直是恐怖袭击的目标，经常造成致命的后果。宗教和政治上的紧张局势，有时与奥地利没有明显的联系，但仍然导致了暴力的事件”。⑩而《南德意志报》的报道中没有使用主观描述和模糊参考来描述维也纳的安全指数，而是描述本次事件是该城“40多年来的第三次”11针对犹太教堂的恐怖袭击。根据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的资料，过去十年奥地利发生过6起恐怖主义事件；德国汉堡数据统计资源网站（Statista）关于奥地利在1972年至2017年间受恐怖袭击次数的统计表明，该国自2000年来共发生恐怖袭击18次，在欧洲属于较少受恐怖袭击威胁的国家，这与《纽约时报》的描述和判定存在出入。 首脑形象与国家形象密不可分。由专业性、可信度、冷静、活力、友善度等指标构建的国家首脑公信力形象，如若变化会转而波及到民众对该国国家形象和其国际影响力的评价。12德美两国媒体对奥地利总理库尔茨的评价褒贬不一：两份报纸对政府所采取的疏散平民、封锁现场的紧急举措表示了认可；也有记者针砭时弊，批评库尔茨对特定群体的偏见使得奥地利人民党和绿党结盟初期成立的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政治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在几周后就衍变成了单纯的政治伊斯兰化文献中心。
袭击发生后，奥地利政府立刻关闭了一些清真寺。而早在两年前，库尔茨已宣布关闭7座清真寺，并驱逐了60名由土耳其资助的宗教祈祷领袖及其家属，进一步加剧了与土耳其的外交危机。虽然在对土耳其关系上，德国和奥地利都保持了强硬方针，但《南德意志报》对利害关系的描寫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战争新闻框架（只关注冲突双方零和博弈的困境），而是使用了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冲突历史和社会背景思考的新闻写作手法。
2.对法国独树一帜的批判性表达。通过词频分析可知，“马克龙”与“法国”为《纽约时报》的高频词。从时间发展来看，在袭击发生的前几天，法国尼斯的一名乡村教师因在教室展示穆罕默德漫画被斩首。从新闻实践的角度分析可知，阻碍和平新闻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三个层面：个人、媒介组织和意识形态。13由于和平新闻进程至少在短期内相比战争和暴力框架无法为商业媒体创造更多收益，14激烈竞争的加持下，对部分新闻价值的取舍和媒体利益的经济结构使媒介集团敏锐地发现了奥地利临近国家——法国更大的报道潜力和国际影响力，因此，同时讨论两个连续的事件必然会吸引更多受众关注。
据《纽约时报》，马克龙对斩首事件的相关言论模糊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的界限，由此煽动了来自宗教团体的浓厚敌意：“马克龙总统的反应疏远了许多法国穆斯林，并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引发了愤怒。”“34岁的库尔茨先生和42岁的马克龙先生，都是雄心勃勃、不折不扣的政治变色龙，他们让人看到了一个易燃的欧洲，特别在恐怖主义和移民方面。”15
《纽约时报》以奥地利恐怖袭击为由头，意在连带法国袭击、指向欧洲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应接不暇，由此彰显了法国与美国政府立场的鲜明区分，客观上不利于冲突的降维与解决。《南德意志报》的报道则只顺带提及了法国的遭遇，大多集中在马克龙推特或声援奥地利的演讲，表达法国政府正试图“与奥地利合作来对抗恐怖袭击”的立场，16因而形成了欧洲联合和欧洲中心的基调，正如“欧盟”一词在该报中被反复提及，这一点与美媒对马克龙的负面评价有所差异。
3.官方渠道主导的信源分配。“警方”和“当局”均为两家媒体最广泛引用的信源。由于恐怖袭击事件属于人为因素和政治意味浓厚的突发性灾难事件，新闻引语的权威性通过官方的视角能够得到保证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抚慰民心、控制舆论，但这也有可能造成对政府话语的过度依赖，产生具有明显政治偏向的战争新闻宣传导向。
微观上，《纽约时报》信源更为分散，其政府信源占比为38.6%，其他直接或间接引语还来自于奥利地伊斯兰团体领导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生前聘请的律师等多方引语。《南德意志报》则相对单一，政府信源占比高达76%，容易使得恐怖袭击报道的政治意味过强，和平新闻学多方发声的人文主义原则也因此有所流失。
（二）行为维度
大多数冲突都是以战斗或侵略为导向的，因此相关报道常用竞争性的语言风格表述，并以（被）征服的形象来进行强调，但暴力并非冲突中唯一的显现行为。谈判、哀悼、缅怀、建立联系、尝试解决的努力均可与关于冲突的描述一并存在。常见的冲突行为报道框架有受难框架、救援框架、对抗框架以及哀悼框架。17
1.冲突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冲突的解决和降级策略。解决冲突的环节属于对抗框架。《南德意志报》尤其关注马克龙、默克尔、冯德莱恩等欧洲领导人对此事件的表态，他们提出的反恐措施也被进一步描述为“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派，反恐立法和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都是首要议题。
冲突行为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隶属于受难框架的视觉冲击画面，《南德意志报》为防止冲突恶化和升级，呼吁减少暴力信息传播，采用长篇幅报道维也纳警方禁止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暴力画面的通知，批判了脸书对暴力视频的泄露；《纽约时报》则没有提及冲突行为的视觉影响。
《纽约时报》在冲突行为层面也结合了关注法国的一贯作风。将马克龙在维也纳恐怖袭击事件后的行动解读为“寻找盟友”的尝试。18至于奥地利政府在袭击后采取的行动，用“大同小异”“鹦鹉学舌”来描述，19讽刺其与法国类似，努力收效甚微。《纽约时报》还报道了法国对伊斯兰教徒和一些穆斯林组织展开了大范围的打击，指出政府相关表述与“伊斯兰主义”的混淆（伊斯兰教内部的宗教政治运动，有时会导致暴力的意识形态）。对此，马克龙在发布会上也曾表达谴责，讽刺英语媒体报道有煽风点火、激化矛盾的嫌疑，加速着“暴力的合法化”。20
2.冲突中的个体叙事：平民英雄和极端分子的关切视角。媒体对恐怖分子行为的报道是完全负面的，但在具体方式上却有耐人寻味的差异。《纽约时报》对袭击者的行为全过程进行了白描：“跑到一个人面前，用长枪近距离射击他，然后跑开，几秒钟后又回来用手枪向他开了两枪。”而《南德意志报》则简单地描述为“行凶者在维也纳内城留下了一串血迹”，21强调了受害框架的危险性并引发与血腥相关的联想。
《纽约时报》的深度报告风格使其还介绍了极端分子的早年经历，恐怖分子这一在传统冲突语篇中无法拥有发言权的个体透过媒体获得了更全面的展示。今日的恐怖分子在最初“移民到欧洲”也只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22虽然曾因越境斯洛伐克购买违法枪支器械而被扣留，但在过去的一年里，“（恐怖分子）变得更加严肃，开始学着祈祷”，连家人和朋友都说他“没有激进的迹象”。23通过对冲突各方行为的全方位展现，《纽约时报》体现了和平新闻关注冲突多方群体的原则，这点在既往忽视恐怖分子个体性和独立性的恐怖袭击报道中尤为稀缺。 就报道量看，《纽约时报》明显少于《南德意志报》，但其在有限的篇数内捕捉到了普通人作为和平缔造者的新闻要素：28岁的维也纳警察中枪倒地，路过的多名年轻人冒着枪林弹雨把他拖回了安全地带，由此展现的军民景观在后者的报道中是缺失的。哀悼行为的叙事框架也被《纽约时报》广泛应用，试图在暴力冲突中启动和解的话语往往困难重重，而对哀悼的强调可以看作是对和平新闻实践有方向性的努力，《南德意志报》亦有所欠缺。
（三）矛盾维度
矛盾以背景的方式叙述最初的利益与目标的相互争夺，以期披露冲突各方所处的全部情况、环境条件、可利用范围和历史社会背景。
1.传媒语境的冲突：媒体对伊斯兰去污名化的探索。大众传媒在对伊斯兰的报道中总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着社会认同和身份区分。虽然社会认同是个体在内部所维持的，但媒体强化主流观点的作用可以通过报道中的偏见增强公众对群体差异的认知。纷繁复杂的原因造成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当今西方公众中的不和谐形象，但许多学者认为媒体的影响最大。24
媒体作为最强烈影响公众认知的机构，对伊斯兰教去污名化的报道需要厘清袭击事件的两种方向关系。25伊斯兰性质的恐怖主义通常是一种“向上的犯罪”，即实力较低的犯罪者攻击实力较高的目标。这种情况下，公众会将这种攻击视为更严重的行为，对其的惩罚性反应更强烈。相反，伊斯兰教仇恨犯罪通常是“向下的犯罪”，即实力较高的犯罪者攻击实力较低的受害者。公众会将其视为比恐怖主义轻微的行为，对其的惩罚性反应也更弱。
诚然，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由来已久。《纽约时报》试图秉承中立，三次引用库尔茨的话间接表达了无意营造二者对立的初心：“这不是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斗争，也不是奥地利人和移民之间的斗争，这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斗争。”26由此明确伊斯兰教对本次恐怖袭击没有责任，恐怖袭击作为“向上的犯罪”乃是极端分子的个人行为，其后蕴含着更深刻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对冲突形成阶段的解释并没有将冲突双方塑造为贪婪竞争者的形象，而是呈现了一个由多个参与者构成的复杂舞台，客观上减少了冲突双方（西方、伊斯兰）的二元对立。
2.社会群体的分裂：恐怖袭击报道中的穆斯林身份认同。如今的“伊斯兰教”一词已然成为了一个象征意识形态的标签和有关宗教族群的暗示。欧洲范围内恐怖袭击的实施者多为移民或难民，他们相对难以适应当地社会，这是欧洲环境的特殊性所在。《南德意志报》委婉指出，这种局势会进一步激发群体冲突，因此，“犹太社区的保安人员建议他们（穆斯林）留在公寓”。然而，“欧洲数百万穆斯林最初只是想平等地被接纳。谁公开接受他们，谁就能在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中赢得最亲密的盟友”。27
《南德意志报》对穆斯林群体的自我效能感进行了反思，彰显了力争让冲突各方平等发声的态度和努力。据统计，“穆斯林”是《纽约时报》上的高频词之一，在报道中多被正面区分：“区分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宗教是非常重要的。”28恐怖主义的邪恶在于它会与抽象的宗教、政治理念挂钩，不顾历史脉络与基本理智。《纽约时报》曾经援引奧地利文化部长维尔纳·科格勒的话，声称反制措施针对的是反对“我们的价值观”、想“分裂我们社会”29的人，而不是伊斯兰教或和平信奉伊斯兰教的众多穆斯林。
在地缘政治背景下，由于穆斯林人口在欧洲与美国客观上均呈上升趋势，伊斯兰教已达到了形态繁多的层次，成为有形的、可认知的实体。30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穆斯林社群化的问题日益严重，以宗教需要和承认穆斯林作为平等公民的权利为由，出现了各种穆斯林社区。31这些穆斯林社区发挥着管理和监督作用，使得欧洲穆斯林移民看似分散，实际上紧密地形成了与主流社会和世俗文化相异的“平行社会”。32当警方在调查恐怖分子的人际关系网络时，《纽约时报》的相关称谓削减了被调查人员与恐怖分子的直接相关性，而意在使其与广大穆斯林群体形成联系，营造了官方对该群体的针对性敌意：“周一时，奥地利警察已经对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成员进行了数十次突袭。内政部长表示，有数十人因涉嫌组建、资助恐怖主义网络和洗钱而被捕或审讯。”33
《南德意志报》表达了对奥地利政府关闭清真寺以打击伊斯兰化的支持。清真寺是穆斯林礼拜的场所，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有着绵延1400年冲突对抗的历史。在西方媒体看来，欧洲社会中清真寺的与日俱增会对基督教主导的文化环境施加潜移默化的心理压力。在这些背景因素综合作用下，在恐怖袭击报道中看似隐身的穆斯林群体被反复提及，在冲突中逐渐与平民群体形成断裂。
三、结语
德美这两家媒体的新闻实践基本符合和平新闻的报道取向，但也存在着某些易引发冲突升级的媒体偏见。在态度维度上，《南德意志报》与奥地利均处于欧洲联合战线；而《纽约时报》十分善于将奥地利与法国进行“捆绑”分析，这也使其报道将许多对法国的负面评价嫁接到了奥地利国家形象上。在行为维度，《南德意志报》更多关注解决框架与哀悼框架，通过对灾后重建议题的关切，设置了如反恐、高层会晤等议程，体现了和平新闻的解决导向；而《纽约时报》捕捉到了平民的英雄行为，突出了人文叙事。在矛盾维度，两国媒体虽都考虑了冲突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引语的精英导向及“我者”与“穆斯林”的潜在分化会导致冲突的两极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团体伊斯兰看似与恐怖主义并不相关，却始终在显性和隐性的环境下保持了高度的在场性（Anwesenheit）。
本文系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数字媒介技术视域下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探索”（项目编号：2019THZWJC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谢铠璠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一鸣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吴璟薇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
「注释」
①Peleg S.“，Peace Journalism through the Lens of Conflict Theory： Analysis and Practice”， Conflict & Communication online， vol. 5， No. 2， 2006， pp.17； pp. 5 ②陈俊妮、陈俊峰：《“战争新闻”还是“和平新闻”？》，《新闻学研究》2010年第3期。
③Lynch J. & McGoldrick A.， Peace Journalism， Stroud： Hawthorn Press， 2005， pp.197.
④Galtung J.“，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6， No. 3， 1969， pp.167； pp.191.
⑤Galtung J.， Theories of conflict， Transcen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22.
⑥同⑤，第123页。
⑦Schattschneider， E. E. & Adamany D.，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1st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1975，pp.2-4.
⑧同①，第5页。
⑨Weischenberg V. S.， Malik M. & Scholl A.“，Journalismus in Deutschland”， Media Perspektiven， 2005， pp. 16.
⑩Katrin Bennhold， Melissa Eddy， Christopher F. Schuetze & Megan Specia，“Vienna Terrorist Attack： What We Know”， The New York Times， Nov. 3， 2020.
11Cathrin Kahlweit，“？sterreich： Schüsse in der Wiener Innenstadt”， Süddeutsche Zeitung， Nov. 2， 2020.
12鐘新：《公信力视野下国家首脑国际形象建构》，《对外传播》2014年第4期。
13ⅰrvan S.，“Peace Journalism as a Normative Theory： Premises and Obstacles”， GMJ： Mediterranean Edition， vol. 1， No. 2， 2006， pp. 34-39.
14同②，第4页。
15Adam Nossiter & Katrin Bennhold，“The Politics of Terrorism in a Combustible Europe”， The New York Times， Nov. 9， 2020.
16Dirk Waem“， Nach dem Terror： Was tun in Europa？ ”， Süddeutsche Zeitung， Nov. 10， 2020.
17董媛媛、王鑫：《恐怖袭击事件报道中新闻图片视觉框架构建与视觉语法解析——以〈人民日报〉为例》，《中国出版》2020年第6期。
18Melissa Eddy， Katrin Bennhold & Christopher F. Schuetze，“Vienna Terrorist Attack Leaves at Least 4 Dead and Many Wounded”，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 2020.
19同18。
20同18。
21同18。
22同18。
23同18。
24Alghamdi E.“，The Representation of Islam in Western Media： The Coverage of Norway Terrorist Attac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English Literature， vol. 4， No. 3， 2015， pp.198.
25Ghazi-Tehrani A. & Kearns E. M.“，Biased Coverage of Bias Crime： Examining Differences in Media Coverage of Hate Crimes and Terror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43， No.12， 2020， pp.1-21.
26Katrin Bennhold， Melissa Eddy & Christopher F. Schuetze，“Vienna Reels From a Rare Terrorist Attack”， The New York Times， Nov. 3， 2020.
27Stefan Braun“，Bekenntnisse reichen nicht”， Süddeutsche Zeitung， Nov. 10， 2020.
28同27。
29同18。
30[美]萨伊德·爱德华：《报道伊斯兰》，阎纪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31Peucker M. & Akbarzadeh S.， Muslim Active Citizenship in the West， Oxfordshire： Routledge， 2014， PP.147.
32汪波：《欧洲穆斯林问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7年，第285页。
33同15。
责编：荆江
【关键词】和平新闻 冲突理论 恐怖袭击 话语分析
和平新闻学（Peace Journalism）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挪威社会学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的国际新闻结构研究。作为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建设性新闻”的分支，和平新闻学重新定义和建构了专门报道冲突事件记者的角色。①国内外学界以和平新闻学作为理论视阈，关照具体冲突新闻语篇的实践少之又少，大多为理论的总结归纳与拓展。西方现有的冲突语篇实证性研究集中在军事案例，战争的表现形式最为典型。而事实上和平新闻既可以涵盖显性的大规模战争类冲突，也可以指涉经济、文化、环境和民生等领域的隐性矛盾，这也使得发展和平新闻学具有更普遍的现实需要。②
一、和平新闻与冲突理论的研究框架
约翰·加尔通的“和平新闻”概念首先建立在“战争新闻”与“和平新闻”的二分法上：“和平新闻是指编辑和记者选择报道什么故事和如何报道这些故事，从而为整个社会创造机会以考虑和重视对冲突的非暴力反应。”③和平新闻学与战争新闻学各具有四重导向：战争新闻是暴力/宣传/精英/胜利导向的，而和平新闻是以和平/真相/人文/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约翰·加尔通指出，战争新闻存在的潜在后果是通过复制宣传助长冲突的升级并最终推动战争。④
“冲突”是人际互动的一种形式，可以被看作由于行为者之间目标状态不一致而产生的小型社会系统。⑤20世纪60年代，冲突理论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由卡尔·马克思（Karl H. Marx）、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等德国思想家、社会学家所奠基的学说是现代冲突论的思想基础。尽管冲突所在场域包罗万象，但都具有类似的产生结构和升降级机制。最能描述所有冲突类型的结构是由和平新闻奠基人约翰·加尔通提出的冲突形成三角形结构，包括了冲突行为者的态度（A）、行为（B）、矛盾（C）三个顶点。⑥值得注意的是，约翰·加尔通并没有把态度和行为看作是矛盾的结果，而是认为这三个因素间可以引发相互作用，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成为冲突的起点。任何冲突都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体现在“行为”，隐性寓于“态度”和“矛盾”。
美国政治学家谢茨施耐德（Schattschneider）最早于1960年开始对冲突的动力学过程进行“传染型”的模型化描述：处于冲突的两个主要对象对彼此不产生直接影响，而是专注于与所处环境进行沟通，并通过吸引其他各方与之联手来巩固自身的地位。因此，冲突的扩大或缩小取决于能否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冲突。⑦
和平新闻作为冲突方的观点传声筒和争夺对象，有可能对外部介入冲突的范围和方向产生有利的影响。通过呈现动态平衡、消息灵通的画面，和平新闻向旁观者提供充足的证据和机会来干预和缓和冲突，由此利用冲突的动态机制来推进和平议程。在敦促冲突降级的过程中，倡导和平新闻的媒体是沟通的渠道和冲突张力场之外的背景环境，承载着竞争双方传递的信息。
研究表明，如果将和平新闻有所区别于战争新闻的四个维度及其微观要素与冲突三角形的“矛盾”“态度”“行为”联系起来，可以获得以和平新闻视角评估冲突报道的方向和标准。⑧本文选择的冲突理论聚焦于冲突形成的结构和升（降）级的动态过程，涉及了冲突如何被参与者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所理解的策略，而将和平新闻的四重维度锚定在每一个顶点可以将冲突的本质从社会文化的抽象语境提取出来，转而落实到文本与话语层面，从而进行对具体媒介事件的新闻话语分析。
二、恐怖袭击报道的冲突话语呈现
《南德意志报》和《纽约时报》是德美两国颇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两家主流媒体，可以代表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环境下的媒体特色。《纽约时报》的国际地位不言而喻，而《南德意志报》也在由德国新闻记者进行的两次精英报纸票选中始终位列前二。⑨本研究将含有“维也纳恐怖袭击”关键词的全部长篇文字报道作为语料库：在2020年11月2日至12月2日一个月的时限內，《纽约时报》有8篇符合条件的报道，《南德意志报》有13篇。
（一）态度维度
在该维度，本研究试图对冲突各方的心理感受进行分类，不仅集中于双方冲突中的敌对情绪和张力关系，还强调恐惧、关切、不安全、不信任、误解和无知等深层次的感知。研究发现恐怖袭击报道中还时常含有对立与分割群体的态度，塑造着“我者”与“他者”的对立。
1.多元复杂的奥地利国家形象。在对本次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国奥地利的评价中，《纽约时报》和《南德意志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纽约时报》描述该国及其首都长期遭受恐怖袭击，危险性高，认为该国“多年来一直是恐怖袭击的目标，经常造成致命的后果。宗教和政治上的紧张局势，有时与奥地利没有明显的联系，但仍然导致了暴力的事件”。⑩而《南德意志报》的报道中没有使用主观描述和模糊参考来描述维也纳的安全指数，而是描述本次事件是该城“40多年来的第三次”11针对犹太教堂的恐怖袭击。根据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的资料，过去十年奥地利发生过6起恐怖主义事件；德国汉堡数据统计资源网站（Statista）关于奥地利在1972年至2017年间受恐怖袭击次数的统计表明，该国自2000年来共发生恐怖袭击18次，在欧洲属于较少受恐怖袭击威胁的国家，这与《纽约时报》的描述和判定存在出入。 首脑形象与国家形象密不可分。由专业性、可信度、冷静、活力、友善度等指标构建的国家首脑公信力形象，如若变化会转而波及到民众对该国国家形象和其国际影响力的评价。12德美两国媒体对奥地利总理库尔茨的评价褒贬不一：两份报纸对政府所采取的疏散平民、封锁现场的紧急举措表示了认可；也有记者针砭时弊，批评库尔茨对特定群体的偏见使得奥地利人民党和绿党结盟初期成立的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政治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在几周后就衍变成了单纯的政治伊斯兰化文献中心。
袭击发生后，奥地利政府立刻关闭了一些清真寺。而早在两年前，库尔茨已宣布关闭7座清真寺，并驱逐了60名由土耳其资助的宗教祈祷领袖及其家属，进一步加剧了与土耳其的外交危机。虽然在对土耳其关系上，德国和奥地利都保持了强硬方针，但《南德意志报》对利害关系的描寫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战争新闻框架（只关注冲突双方零和博弈的困境），而是使用了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冲突历史和社会背景思考的新闻写作手法。
2.对法国独树一帜的批判性表达。通过词频分析可知，“马克龙”与“法国”为《纽约时报》的高频词。从时间发展来看，在袭击发生的前几天，法国尼斯的一名乡村教师因在教室展示穆罕默德漫画被斩首。从新闻实践的角度分析可知，阻碍和平新闻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三个层面：个人、媒介组织和意识形态。13由于和平新闻进程至少在短期内相比战争和暴力框架无法为商业媒体创造更多收益，14激烈竞争的加持下，对部分新闻价值的取舍和媒体利益的经济结构使媒介集团敏锐地发现了奥地利临近国家——法国更大的报道潜力和国际影响力，因此，同时讨论两个连续的事件必然会吸引更多受众关注。
据《纽约时报》，马克龙对斩首事件的相关言论模糊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的界限，由此煽动了来自宗教团体的浓厚敌意：“马克龙总统的反应疏远了许多法国穆斯林，并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引发了愤怒。”“34岁的库尔茨先生和42岁的马克龙先生，都是雄心勃勃、不折不扣的政治变色龙，他们让人看到了一个易燃的欧洲，特别在恐怖主义和移民方面。”15
《纽约时报》以奥地利恐怖袭击为由头，意在连带法国袭击、指向欧洲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应接不暇，由此彰显了法国与美国政府立场的鲜明区分，客观上不利于冲突的降维与解决。《南德意志报》的报道则只顺带提及了法国的遭遇，大多集中在马克龙推特或声援奥地利的演讲，表达法国政府正试图“与奥地利合作来对抗恐怖袭击”的立场，16因而形成了欧洲联合和欧洲中心的基调，正如“欧盟”一词在该报中被反复提及，这一点与美媒对马克龙的负面评价有所差异。
3.官方渠道主导的信源分配。“警方”和“当局”均为两家媒体最广泛引用的信源。由于恐怖袭击事件属于人为因素和政治意味浓厚的突发性灾难事件，新闻引语的权威性通过官方的视角能够得到保证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抚慰民心、控制舆论，但这也有可能造成对政府话语的过度依赖，产生具有明显政治偏向的战争新闻宣传导向。
微观上，《纽约时报》信源更为分散，其政府信源占比为38.6%，其他直接或间接引语还来自于奥利地伊斯兰团体领导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生前聘请的律师等多方引语。《南德意志报》则相对单一，政府信源占比高达76%，容易使得恐怖袭击报道的政治意味过强，和平新闻学多方发声的人文主义原则也因此有所流失。
（二）行为维度
大多数冲突都是以战斗或侵略为导向的，因此相关报道常用竞争性的语言风格表述，并以（被）征服的形象来进行强调，但暴力并非冲突中唯一的显现行为。谈判、哀悼、缅怀、建立联系、尝试解决的努力均可与关于冲突的描述一并存在。常见的冲突行为报道框架有受难框架、救援框架、对抗框架以及哀悼框架。17
1.冲突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冲突的解决和降级策略。解决冲突的环节属于对抗框架。《南德意志报》尤其关注马克龙、默克尔、冯德莱恩等欧洲领导人对此事件的表态，他们提出的反恐措施也被进一步描述为“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派，反恐立法和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都是首要议题。
冲突行为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隶属于受难框架的视觉冲击画面，《南德意志报》为防止冲突恶化和升级，呼吁减少暴力信息传播，采用长篇幅报道维也纳警方禁止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暴力画面的通知，批判了脸书对暴力视频的泄露；《纽约时报》则没有提及冲突行为的视觉影响。
《纽约时报》在冲突行为层面也结合了关注法国的一贯作风。将马克龙在维也纳恐怖袭击事件后的行动解读为“寻找盟友”的尝试。18至于奥地利政府在袭击后采取的行动，用“大同小异”“鹦鹉学舌”来描述，19讽刺其与法国类似，努力收效甚微。《纽约时报》还报道了法国对伊斯兰教徒和一些穆斯林组织展开了大范围的打击，指出政府相关表述与“伊斯兰主义”的混淆（伊斯兰教内部的宗教政治运动，有时会导致暴力的意识形态）。对此，马克龙在发布会上也曾表达谴责，讽刺英语媒体报道有煽风点火、激化矛盾的嫌疑，加速着“暴力的合法化”。20
2.冲突中的个体叙事：平民英雄和极端分子的关切视角。媒体对恐怖分子行为的报道是完全负面的，但在具体方式上却有耐人寻味的差异。《纽约时报》对袭击者的行为全过程进行了白描：“跑到一个人面前，用长枪近距离射击他，然后跑开，几秒钟后又回来用手枪向他开了两枪。”而《南德意志报》则简单地描述为“行凶者在维也纳内城留下了一串血迹”，21强调了受害框架的危险性并引发与血腥相关的联想。
《纽约时报》的深度报告风格使其还介绍了极端分子的早年经历，恐怖分子这一在传统冲突语篇中无法拥有发言权的个体透过媒体获得了更全面的展示。今日的恐怖分子在最初“移民到欧洲”也只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22虽然曾因越境斯洛伐克购买违法枪支器械而被扣留，但在过去的一年里，“（恐怖分子）变得更加严肃，开始学着祈祷”，连家人和朋友都说他“没有激进的迹象”。23通过对冲突各方行为的全方位展现，《纽约时报》体现了和平新闻关注冲突多方群体的原则，这点在既往忽视恐怖分子个体性和独立性的恐怖袭击报道中尤为稀缺。 就报道量看，《纽约时报》明显少于《南德意志报》，但其在有限的篇数内捕捉到了普通人作为和平缔造者的新闻要素：28岁的维也纳警察中枪倒地，路过的多名年轻人冒着枪林弹雨把他拖回了安全地带，由此展现的军民景观在后者的报道中是缺失的。哀悼行为的叙事框架也被《纽约时报》广泛应用，试图在暴力冲突中启动和解的话语往往困难重重，而对哀悼的强调可以看作是对和平新闻实践有方向性的努力，《南德意志报》亦有所欠缺。
（三）矛盾维度
矛盾以背景的方式叙述最初的利益与目标的相互争夺，以期披露冲突各方所处的全部情况、环境条件、可利用范围和历史社会背景。
1.传媒语境的冲突：媒体对伊斯兰去污名化的探索。大众传媒在对伊斯兰的报道中总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着社会认同和身份区分。虽然社会认同是个体在内部所维持的，但媒体强化主流观点的作用可以通过报道中的偏见增强公众对群体差异的认知。纷繁复杂的原因造成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当今西方公众中的不和谐形象，但许多学者认为媒体的影响最大。24
媒体作为最强烈影响公众认知的机构，对伊斯兰教去污名化的报道需要厘清袭击事件的两种方向关系。25伊斯兰性质的恐怖主义通常是一种“向上的犯罪”，即实力较低的犯罪者攻击实力较高的目标。这种情况下，公众会将这种攻击视为更严重的行为，对其的惩罚性反应更强烈。相反，伊斯兰教仇恨犯罪通常是“向下的犯罪”，即实力较高的犯罪者攻击实力较低的受害者。公众会将其视为比恐怖主义轻微的行为，对其的惩罚性反应也更弱。
诚然，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由来已久。《纽约时报》试图秉承中立，三次引用库尔茨的话间接表达了无意营造二者对立的初心：“这不是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斗争，也不是奥地利人和移民之间的斗争，这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斗争。”26由此明确伊斯兰教对本次恐怖袭击没有责任，恐怖袭击作为“向上的犯罪”乃是极端分子的个人行为，其后蕴含着更深刻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对冲突形成阶段的解释并没有将冲突双方塑造为贪婪竞争者的形象，而是呈现了一个由多个参与者构成的复杂舞台，客观上减少了冲突双方（西方、伊斯兰）的二元对立。
2.社会群体的分裂：恐怖袭击报道中的穆斯林身份认同。如今的“伊斯兰教”一词已然成为了一个象征意识形态的标签和有关宗教族群的暗示。欧洲范围内恐怖袭击的实施者多为移民或难民，他们相对难以适应当地社会，这是欧洲环境的特殊性所在。《南德意志报》委婉指出，这种局势会进一步激发群体冲突，因此，“犹太社区的保安人员建议他们（穆斯林）留在公寓”。然而，“欧洲数百万穆斯林最初只是想平等地被接纳。谁公开接受他们，谁就能在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中赢得最亲密的盟友”。27
《南德意志报》对穆斯林群体的自我效能感进行了反思，彰显了力争让冲突各方平等发声的态度和努力。据统计，“穆斯林”是《纽约时报》上的高频词之一，在报道中多被正面区分：“区分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宗教是非常重要的。”28恐怖主义的邪恶在于它会与抽象的宗教、政治理念挂钩，不顾历史脉络与基本理智。《纽约时报》曾经援引奧地利文化部长维尔纳·科格勒的话，声称反制措施针对的是反对“我们的价值观”、想“分裂我们社会”29的人，而不是伊斯兰教或和平信奉伊斯兰教的众多穆斯林。
在地缘政治背景下，由于穆斯林人口在欧洲与美国客观上均呈上升趋势，伊斯兰教已达到了形态繁多的层次，成为有形的、可认知的实体。30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穆斯林社群化的问题日益严重，以宗教需要和承认穆斯林作为平等公民的权利为由，出现了各种穆斯林社区。31这些穆斯林社区发挥着管理和监督作用，使得欧洲穆斯林移民看似分散，实际上紧密地形成了与主流社会和世俗文化相异的“平行社会”。32当警方在调查恐怖分子的人际关系网络时，《纽约时报》的相关称谓削减了被调查人员与恐怖分子的直接相关性，而意在使其与广大穆斯林群体形成联系，营造了官方对该群体的针对性敌意：“周一时，奥地利警察已经对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成员进行了数十次突袭。内政部长表示，有数十人因涉嫌组建、资助恐怖主义网络和洗钱而被捕或审讯。”33
《南德意志报》表达了对奥地利政府关闭清真寺以打击伊斯兰化的支持。清真寺是穆斯林礼拜的场所，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有着绵延1400年冲突对抗的历史。在西方媒体看来，欧洲社会中清真寺的与日俱增会对基督教主导的文化环境施加潜移默化的心理压力。在这些背景因素综合作用下，在恐怖袭击报道中看似隐身的穆斯林群体被反复提及，在冲突中逐渐与平民群体形成断裂。
三、结语
德美这两家媒体的新闻实践基本符合和平新闻的报道取向，但也存在着某些易引发冲突升级的媒体偏见。在态度维度上，《南德意志报》与奥地利均处于欧洲联合战线；而《纽约时报》十分善于将奥地利与法国进行“捆绑”分析，这也使其报道将许多对法国的负面评价嫁接到了奥地利国家形象上。在行为维度，《南德意志报》更多关注解决框架与哀悼框架，通过对灾后重建议题的关切，设置了如反恐、高层会晤等议程，体现了和平新闻的解决导向；而《纽约时报》捕捉到了平民的英雄行为，突出了人文叙事。在矛盾维度，两国媒体虽都考虑了冲突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引语的精英导向及“我者”与“穆斯林”的潜在分化会导致冲突的两极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团体伊斯兰看似与恐怖主义并不相关，却始终在显性和隐性的环境下保持了高度的在场性（Anwesenheit）。
本文系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数字媒介技术视域下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探索”（项目编号：2019THZWJC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谢铠璠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一鸣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吴璟薇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
「注释」
①Peleg S.“，Peace Journalism through the Lens of Conflict Theory： Analysis and Practice”， Conflict & Communication online， vol. 5， No. 2， 2006， pp.17； pp. 5 ②陈俊妮、陈俊峰：《“战争新闻”还是“和平新闻”？》，《新闻学研究》2010年第3期。
③Lynch J. & McGoldrick A.， Peace Journalism， Stroud： Hawthorn Press， 2005， pp.197.
④Galtung J.“，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6， No. 3， 1969， pp.167； pp.191.
⑤Galtung J.， Theories of conflict， Transcen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22.
⑥同⑤，第123页。
⑦Schattschneider， E. E. & Adamany D.，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1st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1975，pp.2-4.
⑧同①，第5页。
⑨Weischenberg V. S.， Malik M. & Scholl A.“，Journalismus in Deutschland”， Media Perspektiven， 2005， pp. 16.
⑩Katrin Bennhold， Melissa Eddy， Christopher F. Schuetze & Megan Specia，“Vienna Terrorist Attack： What We Know”， The New York Times， Nov. 3， 2020.
11Cathrin Kahlweit，“？sterreich： Schüsse in der Wiener Innenstadt”， Süddeutsche Zeitung， Nov. 2， 2020.
12鐘新：《公信力视野下国家首脑国际形象建构》，《对外传播》2014年第4期。
13ⅰrvan S.，“Peace Journalism as a Normative Theory： Premises and Obstacles”， GMJ： Mediterranean Edition， vol. 1， No. 2， 2006， pp. 34-39.
14同②，第4页。
15Adam Nossiter & Katrin Bennhold，“The Politics of Terrorism in a Combustible Europe”， The New York Times， Nov. 9， 2020.
16Dirk Waem“， Nach dem Terror： Was tun in Europa？ ”， Süddeutsche Zeitung， Nov. 10， 2020.
17董媛媛、王鑫：《恐怖袭击事件报道中新闻图片视觉框架构建与视觉语法解析——以〈人民日报〉为例》，《中国出版》2020年第6期。
18Melissa Eddy， Katrin Bennhold & Christopher F. Schuetze，“Vienna Terrorist Attack Leaves at Least 4 Dead and Many Wounded”，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 2020.
19同18。
20同18。
21同18。
22同18。
23同18。
24Alghamdi E.“，The Representation of Islam in Western Media： The Coverage of Norway Terrorist Attac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English Literature， vol. 4， No. 3， 2015， pp.198.
25Ghazi-Tehrani A. & Kearns E. M.“，Biased Coverage of Bias Crime： Examining Differences in Media Coverage of Hate Crimes and Terror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43， No.12， 2020， pp.1-21.
26Katrin Bennhold， Melissa Eddy & Christopher F. Schuetze，“Vienna Reels From a Rare Terrorist Attack”， The New York Times， Nov. 3， 2020.
27Stefan Braun“，Bekenntnisse reichen nicht”， Süddeutsche Zeitung， Nov. 10， 2020.
28同27。
29同18。
30[美]萨伊德·爱德华：《报道伊斯兰》，阎纪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31Peucker M. & Akbarzadeh S.， Muslim Active Citizenship in the West， Oxfordshire： Routledge， 2014， PP.147.
32汪波：《欧洲穆斯林问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7年，第285页。
33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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