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196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集中力量，抓紧时间，建设三线，加强国防，进行备战”的战略决策。陕西是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之一，并在1965年正式开始进行“三线”建设。1966年1月11日，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和组织西北的“三线”建设。1968年8月14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生产组下设置了内地建设办公室，12月1日决定将内地建设办公室交省革委会“三线”建设指挥部领导。为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省革委会又于12月5日成立了基本建设指挥部，负责陕西省的基本建设（1971年11月撤销了省基建指挥部，成立了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从1966年至1979年长达15年的时间，国家在陕西投入建设资金208.38亿元，建成投产工业企业2400个。经过这场大规模的建设，不仅使陕西形成了工业新格局，更对陕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记者: “三线”建设程序复杂，一般是按什么程序进行的，建设过程都遇到什么问题？
　　任钧：“三线”建设总的来说是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的。比如说修一个工厂，首先要“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土地平整）。要修铁路，先得通公路，必须得按基本建设的程序来。但由于当时特定的环境、条件，所以有些工程也不是完全按程序来，比如建设襄渝铁路，即湖北襄樊到重庆（当时属四川省）的这条铁路，修的时候公路并没有通，所以当时就是公路、铁路一起上。我从安康到紫阳，在修建襄渝线的这段走了个来回，所经之处到处都是施工队，人山人海。
　　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生活物资供应跟不上。不要说没有菜吃，粮食供应都困难，有些地方甚至连食盐都断供了。我们有几个同志长期在安康工作，说买盐困难，所以我们去安康时，就给他们带一些盐过去。陕西的“三线”建设，当时即使按照建设程序办，也是全面开花、全面建设的，所以物资供应相当紧张。汉中有个别国防工厂，在建设时因砖供应不上，用火车由外省运砖。我记得有些地方，我们去了以后必须按时到饭馆去吃饭，因为人家卖饭是有固定时间的，过了这个时间就吃不上饭了。当时从安康到紫阳这段路上，有些地方就没有卖饭的，我们只能到机关单位或者去施工队吃饭。你想，那么多人进行建设，粮食的供应是个大问题。铁道兵（在襄渝线施工）就组织民工从四川背粮，这样就对人力、财力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记者：“三线”建设的主要时期，正好是我们国家十年内乱期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非常不安定。请您谈谈在当时的状况下，“三线”建设是如何排除干扰开展各项工作的。
　　任钧：“三线”建设时期，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因此，它们是搅在一起的。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三线”如何进行建设呢？这里先谈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停课，学生全国大串连，只要通火车的地方都可以乘坐火车随便去，因为“造反”是“革命”行动，所以许多人也是坐着火车到处游逛。单位普遍被“造反派”夺权，不管你是不是“走资派”，都得夺权。当时的社会秩序大乱，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精神的伤害，对生产的破坏、教育的破坏、文化的破坏是很大的。但即使是在这样混乱情况下，“三线”建设依然坚持着，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进行“三线”建设是为了备战，是为准备打仗而进行的建设。只要是负责“三线”建设，就好比得到了上方宝剑，不管你是什么人，有什么理由，“三线”建设是谁也不能破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三线”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原因。从陕西来讲，陕西省建委是执行“三线”建设的单位，我当时是建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在建委，我平时和机关的干部、工人关系相处得比较好；再一个，因为要抓“三线”，有“三线”建设这个上方宝剑，所以当时建委的情况比较好，相对稳定。1967年2月，建委机关全体人员开大会夺权，对我宣布：从今天夺权以后，你应该在“造反派”监督之下工作。至于如何监督则没有说明。对我来说，我的责任就更轻了，因为党组工作没有了，机关事务性工作也不用我去管，这样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搞“三线”建设，有更多的时间去建设现场看。但这样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觉得你建委是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只是出了些大字报，各处室工作照常进行，不像别的单位在开批斗会、揪斗会，你们怎么没有大的动静呢？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西安交通大学就派了名为“炮战队”的小组进驻了建委机关。为什么叫“炮战队”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建委是个顽固堡垒，仅用机枪是攻打不下来的，必须要用大炮来轰，所以他们就起名为“炮战队”，意即要用炮来摧毁“顽固堡垒”。来了以后，他们想从机关内部挑起斗争，结果怎么也挑不起来，驻了一个月后，就悄无声息地走了。虽然“炮战队”走了，但这不等于没有事情了。
　　随即，陕西省建筑工程局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指责省建委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当时工程局下属有5个建筑公司，还有许多工厂，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力量比较强大，就想煽动群众，把火烧向建委，进而整垮建委。就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从1967年开始，陕西省军区派出了“支左”部队进驻建委。当时的建委机关干部也就有50多人，而“支左”部队的干部来了20多人，在进驻建委的“支左”队伍中，有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学廉、副政委陈效真、咸阳军分区的司令员以及许多团职干部，这个阵容是相当强大的。如果说他们单纯是支持“左派”闹革命的话，建委才多少人，他们来两三个人也就够了，这里面另有深意。虽然他们名义上是支持“左派”闹革命，但实质上真正目的是来保护“三线”建设的正常进行的。那时，有一些“造反派”又来省建委造反，解放军就出面解决问题，他们名义上是“支左”部队，是来支持“左派”闹革命的，“造反派”再来客观上就多此一举，这样就把来的“造反派”挡回去了。我不了解别的单位的“支左”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能说所有的“支左”部队都和建委的情况一样，但来建委“支左”的解放军，和我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长，我是了解他们的。在“支左”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是全心全意地维护“三线”建设的，除了保护建委的工作不受干扰外，有些同志还到“三线”建设的工地上去看，了解情况，碰到问题还会提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说到建委来的这些“支左”干部，在保证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讲这些，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到处都是造反派，批斗、揪人，乱哄哄的，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三线”建设怎么搞嘛。所以说在当时进行正常的建设确实是很困难的。我到各个工地去，有的工地有“造反派”，他们持棍在门口站岗，我们经过说明情况，一般都是畅通无阻，可以进去的。有一天，我到一个运载火箭试验基地去。这个试验基地当时秩序比较好，里边没有贴大字报、揪斗这些事，完全是集中精力搞建设。但在它的附近有“造反派”。一天，“造反派”来到单位，在门口遇到哨兵的阻拦。单位告诉这些“造反派”，现在省里有搞“三线”建设的人正在这里，需要问一下他们的意见。单位的同志来问我，我说你们单位的工作属于国家的重要机密，你告诉他们，他们谁能够对暴露国家机密敢负责任，谁就进来，如果不敢负这个责任，那就不要进来。“造反派”一听这话，感觉事关重大，最后还是走了。所以在当时，“三线”建设是上方宝剑，只要说破坏“三线”建设，他就担不起这个责任。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动乱的年代中，“三线”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我在汉中时还碰到过一件事，因为要备战，所以当时北京大学在汉中褒城成立了一个分校，正在打一个大的山洞，以便备战时把它作为研究试验基地。有一天，我去看，去了以后，他们正要开批斗大会。当时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派过来的人都是搞“三线”建设的，“走资派”是不会来的，那他们批谁呢？当时领导北大分校建设的是北大校长周培源，他是全国知名人士。我看见他坐在一个藤椅上，坐在那里挨批。我想，周培源也不是“走资派”，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是“走资派”，是不可能让他那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开这个批斗会，大概是因为北京大学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带头的，到汉中来后，他们也想表现一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吧。不管怎么样，周培源也属于“当权派”，“当权派”会受“走资派”影响，这个问题伸缩余地就比较大了。周培源也很合作，他要批就批吧，批完以后也就没什么事了，照样搞建设！
　　
　　记者：“三线”建设在陕西取得的成就是比较大的，建设规模也是空前的，在建设过程中有哪些突出的矛盾？另外，您认为“三线”建设对陕西的经济、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
　　任钧：“三线”建设开始后，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要进行建设，交通、建筑材料等问题就必须解决。当时陕西的建筑队伍没有那么大，大量的建设工程怎么办？国家就从东北等地调来建设队伍，主要是技工队伍，普工队伍就从当地农民中招募，砖、瓦、灰、沙、石等材料就地取材，这就促进了地方建筑队伍和建材工业的发展。大的工厂企业来了以后，需要有相关的保障机构，比如学校、医院等，这样就带动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农民也失去了土地。“三线”建设项目选址时，一般都是以“山、散、洞”为原则，靠山隐蔽的地方土地本来就比较少，经过征地，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失去了土地。虽然没有土地以后，一部分年轻人可以招聘到企业里去，但是年龄大一些的人，企业就不要，所以造成了一部分失地农民的困难。
　　当时从各地区来看，一般来说大家对“三线”建设项目都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一方面这是全局问题、备战的问题，这是大家所能理解的；另外一方面，从陕西自身来说，陕西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大家希望能趁这个机会，推动陕西各个方面的发展。但是这就又涉及到了土地问题。比如，当汉中火车通了以后，铁道部想在汉中建立一个编组站，汉中地委书记罗铭因为汉中土地少，农民耕地占有量很少而一直不同意。后来我也考虑，铁路是个网状，回旋余地比较大，这样就否定了这个项目。农民就是靠种地为生的，如果被侵占了耕地，他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对一些不能安排工作的农民，就造成了困难。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甚至现在，也是这个问题。现在国家提出必须保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证他们今后的社会保障问题，过去没有这一点，而且补偿较少，所以这个矛盾就特别突出，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就是依靠当地各级政府做农民的工作，离开当地政府就没有办法，我们无法直接去找农民要地，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补偿得太少，这不仅是那个时候，多年以来一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国家现在采取的措施是非常好的，不仅要保障失地农民当前的生活问题，更要保证他们今后的生活保障，这是个好政策。
　　总的来说，“三线”建设对整个陕西来讲，影响很大。“三线”企业在各地的建设，促进了当地服务业、建筑材料等行业的发展。从陕西全省来讲，不管是科研基地建设、教育建设，还是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三线”建设对陕西地方工业、科技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