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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忠实信奉者，他的许多著名小说精确地描绘了女性在本能的情欲冲动支配下所产生的“出轨”行为和心理活动，表达个体独特的生命感受，其详尽而真实的程度宛如弗洛伊德的医案，茨威格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令人惊叹。但是，茨威格对这些女性的“出轨”行为表现出太多的同情和谅解，甚至认为值得赞赏和崇敬，这表明茨威格还不了解道德行为的情境模式，而且在对道德行为的价值判断上陷入迷误。这种价值判断的迷误或者说叙事伦理的偏失有久远的传统，在现今社会上仍有普遍的影响，因而有深入辨析之必要。本文评述的重点是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热带癫狂症患者》及《夜色朦胧》四篇小说。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写的是“我”在旅游度假期间亲历亲闻的风流故事。工厂主夫人、年轻的亨丽哀太太一向秀丽纤弱，声誉清白，偶然遇上了一位风流年少的美男子，竟然就“一夜之间变了心，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跟一个素不相识的登徒子远走天涯”。在小说中，亨丽哀太太的故事只是一个引子，由此引出了女主人公英国贵族C太太亲口讲述的自己当年“私奔未遂”的一段往事。
这两个惊人相似的故事精确而形象地演绎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两个平日里一向品德高尚的女性，在突然爆发的原始情欲的支配下，竟会肆无忌惮地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来。茨威格在小说中对整个事件的过程、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可信，令人叹服，但是他对这类事件的评价却令人无法认同。茨威格假借小说中的“我”之口，反复表达对这两个女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一生中确有许多时刻，会使她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之下，不但违背本来的心意，又不知其所以然”；“一个女人会完全无辜地被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做出一个小时前还认为自己绝对不可能做出，也无法负责的事情来”。“我”还明确地表示，对这类女人“过去的（通奸与私奔）行为只当并无其事”，“到现在还对她怀有同样的敬意”。茨威格的这种看法实在令人难以赞同。这两个女人的行为尽管是她们始料未及，但确实是她们自己亲身所为，即便是被强烈的情欲所驱使，这情欲也正是她们自身的情欲（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表达，即“本我”），怎么会是“违背本来的心意”？还说她自己“无法负责”，那该由谁负责？或者说，这两个女人的行为当真可以“只当并无其事”，只是她们特定时期的生命感受和直觉冲动，与她们自身的道德品质无关？显然茨威格的价值判断或者叙事伦理上存在很大的迷误，这表明他对人的道德行为的情境模式缺乏了解。
人的道德行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除了少数圣贤能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之外，一般人的道德行为并非只有一种状态，而往往因情境而异。例如，在某种情境中说真话，而在另一种情境中则可能说假话。但是，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又有相对的稳定性，即在同类情境中，他们的行为方式大体相同。所谓道德行为的情境模式，就是指一个人在某种道德情境中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道德行为的情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常态情境，一类是特殊情境。所谓特殊，是指这种情境中某些因素有异于常态，例如“私密性”（不为人知）和诱惑的强度超常。一个人在常态情境和特殊情境中的道德行为常常有很大的差异，因而评价一个人的道德面貌与道德水平，应当对这个人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模式加以综合考察，不能取其一面而不及其余。
小说中英国贵族C太太的身上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在度假期间的各种公众场合，C太太娴静高雅，受人尊敬，这是C太太在常态情境中的行为方式和道德面貌。然而在那“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C太太则完全置身于另一种情境。百无聊赖的C太太在赌场遇见了一位青年赌客，那是一个美貌绝伦的男青年，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诱惑一下子激起了她的情欲，她“心荡意迷”，“痴痴发怔”，当这个青年赌徒输得精光离开赌场之后，C太太紧随其后，及时阻止了他的自杀冲动，并在一个无人知晓的下等旅馆里与之春风一度。第二天早晨醒来，身为贵妇的C太太面对眼前的一切，羞愧至极，恨不能立即死去。她一边故作镇静地资助一笔钱财让他返回家乡，一边暗自翻腾着强烈的欲望，只要他愿意，她就可以放弃一切与之私奔到海角天涯。
然而C太太那个美艳情人其实是个不可救药的赌徒，拿到C太太接济的钱财之后又直奔赌场狂赌不已，并对着尾追前来意欲劝阻的C太太大声狂吼，如同斥责一名纠缠自己的妓女。C太太再一次回到常态情境之中，她又悔恨交加。“我脑子里别无他念……离开！离开！离开！”“回到过去，回到自己生活里去！”此后的C太太自然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和面貌，但是人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假如那天C太太的情人愿意与她私奔，那结果又将如何？假如下一次C太太又遇上一位同样美貌绝伦的男青年，她会不会故态复萌，故伎重演？我们要对C太太的道德面貌和道德水平做出判断，显然不能如茨威格那样，仅凭她在常态情境中的行为来做结论，而无视她在特殊情境中的所作所为。
茨威格对亨丽哀太太和C太太这两个女人“出轨”行为的辩护，其实是源自他对女性这种“顺从本能、放纵情欲”的行为的欣赏乃至推崇。在小说中，茨威格假借叙述人“我”之口，评说亨丽哀太太抛夫弃子与人私奔的行为：“我对她多少怀着敬意，那是因为她勇敢地随顺了自己的意愿”，“按照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与其像一般常见的那样，偎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撒谎，不如光明磊落地顺从自己的本能，那倒诚实得多”。茨威格的这种叙事伦理在他的另外两篇小说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热带癫狂症患者》讲述的是一位荷兰富商太太与人偷情、怀孕、流产致死的故事。在这个女人身上，明显地存在着道德行为的两种不同的情境模式。在公众场合中，她是一位富商之妻，身出英国名门，容貌冷艳，举止娴雅。在上流社会的舞会上她庄重高贵，镇定自若。可是就在丈夫离家外出的五个月里，她暗中与一个英俊动人的年轻军官私通并因之怀孕。她不愿将这消息告诉她的情人，并背着他冒险堕胎，表现出对这个“半大孩子”式的情人的无限爱怜。不料堕胎失败，生命垂危，这时她又竭力掩盖真相，请求那位知情的医生发誓为她保守秘密，以维持她生前死后的贞节名声。在小说中，茨威格还运用他天才的艺术想象力构思出一段奇特的故事情节，让那位医生被这位太太的痴情所感动，拼死将她的棺材撞入大海，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这位太太的秘密和声誉。当然，这也正是作者茨威格的心愿。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全部内容是一个身染时疫即将离世的年轻女性“我”写给她的情人的一封长信。这篇小说的构思显然受到弗洛伊德的著名医案《少女杜拉的故事》的影响。女主人公“我”十三岁时就狂热地暗恋上青年作家R先生，一个风流放荡的花花公子。十八岁的“我”成长为一个美艳女郎，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R先生禁不住为这位陌生女子的美貌所吸引，两人共度了如胶似漆的三个夜晚，“我”由此怀孕并生下一个男孩。尽管这位“情人”三夜风流之后便将她“无情无义地掷进无边无际的遗忘的大海中去了”，而“我”却下定决心独自将这“爱的结晶”抚养成人，为此她不惜卖淫为生，而且始终不愿向他吐露实情，为的是不给他风流自在的生活增添累赘。直到孩子染病死去、她自己也不久人世的时候，这才寄上这封长信，诉说了自己对他至死不渝的爱恋和痴迷。在小说中，茨威格充分施展他的文学才华，把这个故事描写得如泣如诉、凄婉欲绝，让无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感动不已，而全然不会去想一想，这个女子的行为是否应当肯定，爱一个人是否应该这等爱法。
茨威格对其笔下的这几位女主人公顺从本能、放纵情欲的行为的赞赏，也是来自弗洛伊德的理论主张。弗洛伊德在他著名的论文《文明及其不满》中认为，文化的成就要用人类幸福的程度予以测量，我们不能“忽视文化的建立有赖于满足本能的牺牲的程度和文化的存在有赖于强烈的本能要求的不满足（克制、压抑或其他）为先决条件的程度”；“爱与文化的利益相反，文化的严酷限制威胁着爱”。“我们的痛苦要由我们的所谓文明负责，如果我们背弃了它，复返于原始的情境，我们将远较幸福了。”但是，人们的“性本能”和其他本能欲望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必须受到限制，不可能肆无忌惮地要求满足，如果连弑父娶母这样的“俄狄浦斯情结”都要满足，那么人类社会必然崩溃。当然，人类社会确实存在过度压抑人性的现象，例如中国古代对女性“三从四德”的要求，欧洲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盛行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弗洛伊德反对“文化的严酷限制”，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反对过度的压抑并不能因之主张对人的自然本性不加限制，用原始文明否定现代文明，用叙事伦理否定理性伦理，过分强调每一个个体生命感觉的特殊性和合理性。况且原始文明也是文明，只要是文明就必然要对人的自然本能加以限制。禁止亲子之间的“乱伦”，限制兄弟姊妹之间的“血亲婚”而实行“族外婚”，就是原始文明对人类本能性行为的限制，违禁者将受到严厉惩处。由此可见，即使在原始文明时代，人的本能欲望包括性欲望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得到满足。茨威格小说中三个女主人公的“通奸”、“私奔”行为，则是为任何一个有婚姻形式存在的社会道德所不容。古希腊文明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景仰和向往，可是却也由于那一对男女的通奸与私奔而引发过一场惨烈的“特洛伊战争”，这恐怕不能说是古希腊“文化的严酷限制威胁着爱”，不能因而批判或贬低古希腊文明。弗洛伊德这种明显偏激的观点，早已被他同时代的心理学家乃至他的学生所否定，而茨威格却在他的小说中加以充分的肯定和形象的阐释，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然而，茨威格毕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尽管我们对他的道德价值判断不尽认同，但是也不得不赞叹他的文学才华和艺术表现力。在这几篇小说中，他对女性的情欲活动和性心理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而又准确真实，为我们深入认识人的自然本性尤其是女性情欲活动的特征提供了一份很有价值的样本。
在茨威格笔下，女性的情欲活动具有明显的狂热性和突发性。表现为她们的情欲一旦被激发起来，常常如同飞蛾扑火一般，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工厂主夫人亨丽哀本是一位极有身份的太太，与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女儿悠闲度假，可是一旦遇上那位风流年少的法国美男子，“认识了不过两个小时，听到一声呼哨立刻相随情奔”。身为英国贵族的C太太也是几小时之内就被一个美男子迷得神魂颠倒，下定决心与之私奔，“为了这个人，我会将我的钱、我的姓氏、我的财产、我的名誉全部牺牲”，“一般人所谓的廉耻和顾虑，我可以完全抛在一边”。那位荷兰富商太太本来十分看重自己的婚姻家庭和个人声誉，可是丈夫刚一离家，便不顾风险与一个年轻军官私通，其后又冒险去找一个巫医老太婆强行堕胎，枉自断送了性命。十三岁的小姑娘“我”，第一眼见到R先生，仅仅因为他“多么年轻、多么漂亮、多么修长笔挺、多么标致潇洒”，“从这秒钟起，我就爱上了你（他）”，并且由此暗恋终生。再如他的另一名篇《夜色朦胧》写的是朦胧夜色中一个神秘少女突然地、主动地和“我”—一个不谙世事的英俊少年度过了几个销魂的夏日夜晚，而“我”始终无法断定这个向我奉献了一切的迷人女神到底是“我”三个表姐中的哪一个。问题在于，这是“我”随家人第一次外出度假，此前我从未与她们有任何接触，何况表姐们白天都极其稳重审慎，“神情高傲、外表上无懈可击”，“都像往常一样冷淡，沉默，庄重，不可侵犯”，晚上却卸去白天骄矜的面具变得激情似火，主动投怀送抱，常常与“我”共燃“神秘肉感的狂焰”。这些女性的情欲活动之所以具有狂热性和突发性，冷静地来看，是由于她们缺乏足够的理智或理性，不能有效地控制自身情欲的强烈冲动。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她们的心理中的“自我”、“超我”不能有效地把守“闸门”，以致“本我”即自然本能常常会轻易地冲破限制，支配了自身的行为，这确是茨威格的小说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精确而形象的诠释。
在茨威格笔下，女性的情欲活动还具有强烈的自恋倾向，对自己的恋情与痴情，对自己为“爱”而付出的代价，充满强烈的自我欣赏、自我赞叹、自我陶醉，甚至为了满足这种自恋心理而自虐。那位C太太在与美貌的青年赌徒一夜欢愉之后，本已后悔不迭，决意逃走，但是一见到那个如婴儿般熟睡的情人，顿时为自己的行为所感动，“如果不是由于我的牺牲，他一定会跌得粉碎……是我挽救了他”，她“有了这样的想法不禁欣欣自喜，不禁骄傲起来了”，甚至有了“置身教堂的感觉，奇迹降临，圣灵荫庇的福乐感觉”，这种强烈的自恋使她产生俨然如同圣母哺育圣子般的主观幻象。那个少女“我”与她暗恋的情人分开以后，执意自我封闭。在生下孩子以后，她执意不告诉她的情人，为的是“我要让你一辈子想起我的时候没有一丝忧虑。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也不让你背上这个包袱”。她生孩子的医院如同地狱，但是她却“假如由于那些时刻我还得再进一次地狱，而且事先知道我将受的苦，那么我还愿意再进一次，我亲爱的，愿意再进一次，再进一千次！”再如茨威格的另一著名短篇小说《普拉特尔的春天》中，一个年轻貌美的妓女，仅仅因为裁缝没有把她的漂亮礼服准时送到而影响了她的出行，她为自己只能待在家里而不能招摇过市、博取诸多异性爱慕者的殷勤谄媚而懊恼不已，并在自己所谓的痛苦悲伤中体会到别样的快感：“现在她不得不待在家里。她渐渐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她不幸极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女人像她这样不幸。可是悲伤给了她一种快感，她无意中发现，在悲哀中自我折磨有它独特的魅力。”这些个女孩的自恋与自虐其实已经是一种心理疾病或者是精神疾病了，可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 无独有偶。女性自恋与自虐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来自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为了保护她的恋人阿尔芒而无怨无悔倾尽自身所有，甘愿蒙受来自对方的一切羞辱伤害，甚至还从对方施加的羞辱中体会到快乐和满足，直至在贫病交加中悲惨死去。下面这则玛格丽特给阿尔芒的日记片段，充分体现了她的自虐自恋心理：
在那些日子里你每天都要想出点新花样来侮辱我，这些侮辱可以说我都愉快地接受了，因为除了这种侮辱是你始终爱我的证据以外，我似乎觉得你越是折磨我，等到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你的眼里也就会显得愈加崇高。
女性的这种自恋情绪是一种十分有害的心理倾向，它使得女性沉溺在自身的情欲活动和主观幻觉之中，而且这种自我欣赏、自我迷恋会不断强化自身的情欲指向和主观幻觉，使得这种境况中的女性完全丧失了自我反省的可能，日益沉浸于其中而不能自拔。
尽管冷静地研读茨威格的小说，会被其笔下描写的女性情欲活动及其特点所震惊和警醒，但是大多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并不都能那么冷静。一般读者阅读小说并不是为了研究社会认识人生，而是为了欣赏它的情节和人物，为了娱乐和消遣，因此一般读者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作品的情感倾向所左右。茨威格的这几篇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以女性情欲活动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一样，如詹姆斯·沃勒的《廊桥遗梦》、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贾平凹的《废都》等，对女性被本能情欲所支配而产生的“出轨”行为十分赞赏，认为这是人性的回归与解放，是叙事伦理的价值所在，因而对女性在情欲活动中的激情翻腾、云雨交欢和身心的极度满足加以浓墨重彩的描绘和渲染，确实具有相当的感染力。中国当代的女性文学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一些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由“身体写作”发展到“下半身写作”，刻意张扬女性情欲，“反道德”、“性放纵”成为女性文学的一种时尚，这种文学风气可说与茨威格的思想倾向同出一源。当代中国社会，太多人以放纵情欲为荣。女明星们频频制造“走光”和绯闻以自我炒作，男歌星在台上演唱，女“粉丝”常常冲上台去又抱又吻。虽然我们不能说当代中国的情欲放纵、道德滑坡的现象就是女性文学所导致的结果，更不能说这与茨威格的小说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如茨威格的小说，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不可低估。《热带癫狂症患者》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就被拍成电影广为流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本文才对茨威格的这几篇堪称文学经典的作品，从道德价值判断和理性伦理的角度提出批评，但这并不妨碍笔者对茨威格本人及其作品的应有的尊敬。
一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写的是“我”在旅游度假期间亲历亲闻的风流故事。工厂主夫人、年轻的亨丽哀太太一向秀丽纤弱，声誉清白，偶然遇上了一位风流年少的美男子，竟然就“一夜之间变了心，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跟一个素不相识的登徒子远走天涯”。在小说中，亨丽哀太太的故事只是一个引子，由此引出了女主人公英国贵族C太太亲口讲述的自己当年“私奔未遂”的一段往事。
这两个惊人相似的故事精确而形象地演绎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两个平日里一向品德高尚的女性，在突然爆发的原始情欲的支配下，竟会肆无忌惮地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来。茨威格在小说中对整个事件的过程、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可信，令人叹服，但是他对这类事件的评价却令人无法认同。茨威格假借小说中的“我”之口，反复表达对这两个女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一生中确有许多时刻，会使她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之下，不但违背本来的心意，又不知其所以然”；“一个女人会完全无辜地被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做出一个小时前还认为自己绝对不可能做出，也无法负责的事情来”。“我”还明确地表示，对这类女人“过去的（通奸与私奔）行为只当并无其事”，“到现在还对她怀有同样的敬意”。茨威格的这种看法实在令人难以赞同。这两个女人的行为尽管是她们始料未及，但确实是她们自己亲身所为，即便是被强烈的情欲所驱使，这情欲也正是她们自身的情欲（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表达，即“本我”），怎么会是“违背本来的心意”？还说她自己“无法负责”，那该由谁负责？或者说，这两个女人的行为当真可以“只当并无其事”，只是她们特定时期的生命感受和直觉冲动，与她们自身的道德品质无关？显然茨威格的价值判断或者叙事伦理上存在很大的迷误，这表明他对人的道德行为的情境模式缺乏了解。
人的道德行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除了少数圣贤能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之外，一般人的道德行为并非只有一种状态，而往往因情境而异。例如，在某种情境中说真话，而在另一种情境中则可能说假话。但是，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又有相对的稳定性，即在同类情境中，他们的行为方式大体相同。所谓道德行为的情境模式，就是指一个人在某种道德情境中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道德行为的情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常态情境，一类是特殊情境。所谓特殊，是指这种情境中某些因素有异于常态，例如“私密性”（不为人知）和诱惑的强度超常。一个人在常态情境和特殊情境中的道德行为常常有很大的差异，因而评价一个人的道德面貌与道德水平，应当对这个人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模式加以综合考察，不能取其一面而不及其余。
小说中英国贵族C太太的身上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在度假期间的各种公众场合，C太太娴静高雅，受人尊敬，这是C太太在常态情境中的行为方式和道德面貌。然而在那“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C太太则完全置身于另一种情境。百无聊赖的C太太在赌场遇见了一位青年赌客，那是一个美貌绝伦的男青年，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诱惑一下子激起了她的情欲，她“心荡意迷”，“痴痴发怔”，当这个青年赌徒输得精光离开赌场之后，C太太紧随其后，及时阻止了他的自杀冲动，并在一个无人知晓的下等旅馆里与之春风一度。第二天早晨醒来，身为贵妇的C太太面对眼前的一切，羞愧至极，恨不能立即死去。她一边故作镇静地资助一笔钱财让他返回家乡，一边暗自翻腾着强烈的欲望，只要他愿意，她就可以放弃一切与之私奔到海角天涯。
然而C太太那个美艳情人其实是个不可救药的赌徒，拿到C太太接济的钱财之后又直奔赌场狂赌不已，并对着尾追前来意欲劝阻的C太太大声狂吼，如同斥责一名纠缠自己的妓女。C太太再一次回到常态情境之中，她又悔恨交加。“我脑子里别无他念……离开！离开！离开！”“回到过去，回到自己生活里去！”此后的C太太自然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和面貌，但是人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假如那天C太太的情人愿意与她私奔，那结果又将如何？假如下一次C太太又遇上一位同样美貌绝伦的男青年，她会不会故态复萌，故伎重演？我们要对C太太的道德面貌和道德水平做出判断，显然不能如茨威格那样，仅凭她在常态情境中的行为来做结论，而无视她在特殊情境中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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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对亨丽哀太太和C太太这两个女人“出轨”行为的辩护，其实是源自他对女性这种“顺从本能、放纵情欲”的行为的欣赏乃至推崇。在小说中，茨威格假借叙述人“我”之口，评说亨丽哀太太抛夫弃子与人私奔的行为：“我对她多少怀着敬意，那是因为她勇敢地随顺了自己的意愿”，“按照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与其像一般常见的那样，偎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撒谎，不如光明磊落地顺从自己的本能，那倒诚实得多”。茨威格的这种叙事伦理在他的另外两篇小说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热带癫狂症患者》讲述的是一位荷兰富商太太与人偷情、怀孕、流产致死的故事。在这个女人身上，明显地存在着道德行为的两种不同的情境模式。在公众场合中，她是一位富商之妻，身出英国名门，容貌冷艳，举止娴雅。在上流社会的舞会上她庄重高贵，镇定自若。可是就在丈夫离家外出的五个月里，她暗中与一个英俊动人的年轻军官私通并因之怀孕。她不愿将这消息告诉她的情人，并背着他冒险堕胎，表现出对这个“半大孩子”式的情人的无限爱怜。不料堕胎失败，生命垂危，这时她又竭力掩盖真相，请求那位知情的医生发誓为她保守秘密，以维持她生前死后的贞节名声。在小说中，茨威格还运用他天才的艺术想象力构思出一段奇特的故事情节，让那位医生被这位太太的痴情所感动，拼死将她的棺材撞入大海，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这位太太的秘密和声誉。当然，这也正是作者茨威格的心愿。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全部内容是一个身染时疫即将离世的年轻女性“我”写给她的情人的一封长信。这篇小说的构思显然受到弗洛伊德的著名医案《少女杜拉的故事》的影响。女主人公“我”十三岁时就狂热地暗恋上青年作家R先生，一个风流放荡的花花公子。十八岁的“我”成长为一个美艳女郎，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R先生禁不住为这位陌生女子的美貌所吸引，两人共度了如胶似漆的三个夜晚，“我”由此怀孕并生下一个男孩。尽管这位“情人”三夜风流之后便将她“无情无义地掷进无边无际的遗忘的大海中去了”，而“我”却下定决心独自将这“爱的结晶”抚养成人，为此她不惜卖淫为生，而且始终不愿向他吐露实情，为的是不给他风流自在的生活增添累赘。直到孩子染病死去、她自己也不久人世的时候，这才寄上这封长信，诉说了自己对他至死不渝的爱恋和痴迷。在小说中，茨威格充分施展他的文学才华，把这个故事描写得如泣如诉、凄婉欲绝，让无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感动不已，而全然不会去想一想，这个女子的行为是否应当肯定，爱一个人是否应该这等爱法。
茨威格对其笔下的这几位女主人公顺从本能、放纵情欲的行为的赞赏，也是来自弗洛伊德的理论主张。弗洛伊德在他著名的论文《文明及其不满》中认为，文化的成就要用人类幸福的程度予以测量，我们不能“忽视文化的建立有赖于满足本能的牺牲的程度和文化的存在有赖于强烈的本能要求的不满足（克制、压抑或其他）为先决条件的程度”；“爱与文化的利益相反，文化的严酷限制威胁着爱”。“我们的痛苦要由我们的所谓文明负责，如果我们背弃了它，复返于原始的情境，我们将远较幸福了。”但是，人们的“性本能”和其他本能欲望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必须受到限制，不可能肆无忌惮地要求满足，如果连弑父娶母这样的“俄狄浦斯情结”都要满足，那么人类社会必然崩溃。当然，人类社会确实存在过度压抑人性的现象，例如中国古代对女性“三从四德”的要求，欧洲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盛行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弗洛伊德反对“文化的严酷限制”，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反对过度的压抑并不能因之主张对人的自然本性不加限制，用原始文明否定现代文明，用叙事伦理否定理性伦理，过分强调每一个个体生命感觉的特殊性和合理性。况且原始文明也是文明，只要是文明就必然要对人的自然本能加以限制。禁止亲子之间的“乱伦”，限制兄弟姊妹之间的“血亲婚”而实行“族外婚”，就是原始文明对人类本能性行为的限制，违禁者将受到严厉惩处。由此可见，即使在原始文明时代，人的本能欲望包括性欲望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得到满足。茨威格小说中三个女主人公的“通奸”、“私奔”行为，则是为任何一个有婚姻形式存在的社会道德所不容。古希腊文明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景仰和向往，可是却也由于那一对男女的通奸与私奔而引发过一场惨烈的“特洛伊战争”，这恐怕不能说是古希腊“文化的严酷限制威胁着爱”，不能因而批判或贬低古希腊文明。弗洛伊德这种明显偏激的观点，早已被他同时代的心理学家乃至他的学生所否定，而茨威格却在他的小说中加以充分的肯定和形象的阐释，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三
然而，茨威格毕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尽管我们对他的道德价值判断不尽认同，但是也不得不赞叹他的文学才华和艺术表现力。在这几篇小说中，他对女性的情欲活动和性心理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而又准确真实，为我们深入认识人的自然本性尤其是女性情欲活动的特征提供了一份很有价值的样本。
在茨威格笔下，女性的情欲活动具有明显的狂热性和突发性。表现为她们的情欲一旦被激发起来，常常如同飞蛾扑火一般，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工厂主夫人亨丽哀本是一位极有身份的太太，与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女儿悠闲度假，可是一旦遇上那位风流年少的法国美男子，“认识了不过两个小时，听到一声呼哨立刻相随情奔”。身为英国贵族的C太太也是几小时之内就被一个美男子迷得神魂颠倒，下定决心与之私奔，“为了这个人，我会将我的钱、我的姓氏、我的财产、我的名誉全部牺牲”，“一般人所谓的廉耻和顾虑，我可以完全抛在一边”。那位荷兰富商太太本来十分看重自己的婚姻家庭和个人声誉，可是丈夫刚一离家，便不顾风险与一个年轻军官私通，其后又冒险去找一个巫医老太婆强行堕胎，枉自断送了性命。十三岁的小姑娘“我”，第一眼见到R先生，仅仅因为他“多么年轻、多么漂亮、多么修长笔挺、多么标致潇洒”，“从这秒钟起，我就爱上了你（他）”，并且由此暗恋终生。再如他的另一名篇《夜色朦胧》写的是朦胧夜色中一个神秘少女突然地、主动地和“我”—一个不谙世事的英俊少年度过了几个销魂的夏日夜晚，而“我”始终无法断定这个向我奉献了一切的迷人女神到底是“我”三个表姐中的哪一个。问题在于，这是“我”随家人第一次外出度假，此前我从未与她们有任何接触，何况表姐们白天都极其稳重审慎，“神情高傲、外表上无懈可击”，“都像往常一样冷淡，沉默，庄重，不可侵犯”，晚上却卸去白天骄矜的面具变得激情似火，主动投怀送抱，常常与“我”共燃“神秘肉感的狂焰”。这些女性的情欲活动之所以具有狂热性和突发性，冷静地来看，是由于她们缺乏足够的理智或理性，不能有效地控制自身情欲的强烈冲动。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她们的心理中的“自我”、“超我”不能有效地把守“闸门”，以致“本我”即自然本能常常会轻易地冲破限制，支配了自身的行为，这确是茨威格的小说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精确而形象的诠释。
在茨威格笔下，女性的情欲活动还具有强烈的自恋倾向，对自己的恋情与痴情，对自己为“爱”而付出的代价，充满强烈的自我欣赏、自我赞叹、自我陶醉，甚至为了满足这种自恋心理而自虐。那位C太太在与美貌的青年赌徒一夜欢愉之后，本已后悔不迭，决意逃走，但是一见到那个如婴儿般熟睡的情人，顿时为自己的行为所感动，“如果不是由于我的牺牲，他一定会跌得粉碎……是我挽救了他”，她“有了这样的想法不禁欣欣自喜，不禁骄傲起来了”，甚至有了“置身教堂的感觉，奇迹降临，圣灵荫庇的福乐感觉”，这种强烈的自恋使她产生俨然如同圣母哺育圣子般的主观幻象。那个少女“我”与她暗恋的情人分开以后，执意自我封闭。在生下孩子以后，她执意不告诉她的情人，为的是“我要让你一辈子想起我的时候没有一丝忧虑。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也不让你背上这个包袱”。她生孩子的医院如同地狱，但是她却“假如由于那些时刻我还得再进一次地狱，而且事先知道我将受的苦，那么我还愿意再进一次，我亲爱的，愿意再进一次，再进一千次！”再如茨威格的另一著名短篇小说《普拉特尔的春天》中，一个年轻貌美的妓女，仅仅因为裁缝没有把她的漂亮礼服准时送到而影响了她的出行，她为自己只能待在家里而不能招摇过市、博取诸多异性爱慕者的殷勤谄媚而懊恼不已，并在自己所谓的痛苦悲伤中体会到别样的快感：“现在她不得不待在家里。她渐渐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她不幸极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女人像她这样不幸。可是悲伤给了她一种快感，她无意中发现，在悲哀中自我折磨有它独特的魅力。”这些个女孩的自恋与自虐其实已经是一种心理疾病或者是精神疾病了，可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 无独有偶。女性自恋与自虐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来自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为了保护她的恋人阿尔芒而无怨无悔倾尽自身所有，甘愿蒙受来自对方的一切羞辱伤害，甚至还从对方施加的羞辱中体会到快乐和满足，直至在贫病交加中悲惨死去。下面这则玛格丽特给阿尔芒的日记片段，充分体现了她的自虐自恋心理：
在那些日子里你每天都要想出点新花样来侮辱我，这些侮辱可以说我都愉快地接受了，因为除了这种侮辱是你始终爱我的证据以外，我似乎觉得你越是折磨我，等到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你的眼里也就会显得愈加崇高。
女性的这种自恋情绪是一种十分有害的心理倾向，它使得女性沉溺在自身的情欲活动和主观幻觉之中，而且这种自我欣赏、自我迷恋会不断强化自身的情欲指向和主观幻觉，使得这种境况中的女性完全丧失了自我反省的可能，日益沉浸于其中而不能自拔。
尽管冷静地研读茨威格的小说，会被其笔下描写的女性情欲活动及其特点所震惊和警醒，但是大多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并不都能那么冷静。一般读者阅读小说并不是为了研究社会认识人生，而是为了欣赏它的情节和人物，为了娱乐和消遣，因此一般读者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作品的情感倾向所左右。茨威格的这几篇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以女性情欲活动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一样，如詹姆斯·沃勒的《廊桥遗梦》、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贾平凹的《废都》等，对女性被本能情欲所支配而产生的“出轨”行为十分赞赏，认为这是人性的回归与解放，是叙事伦理的价值所在，因而对女性在情欲活动中的激情翻腾、云雨交欢和身心的极度满足加以浓墨重彩的描绘和渲染，确实具有相当的感染力。中国当代的女性文学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一些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由“身体写作”发展到“下半身写作”，刻意张扬女性情欲，“反道德”、“性放纵”成为女性文学的一种时尚，这种文学风气可说与茨威格的思想倾向同出一源。当代中国社会，太多人以放纵情欲为荣。女明星们频频制造“走光”和绯闻以自我炒作，男歌星在台上演唱，女“粉丝”常常冲上台去又抱又吻。虽然我们不能说当代中国的情欲放纵、道德滑坡的现象就是女性文学所导致的结果，更不能说这与茨威格的小说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如茨威格的小说，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不可低估。《热带癫狂症患者》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就被拍成电影广为流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本文才对茨威格的这几篇堪称文学经典的作品，从道德价值判断和理性伦理的角度提出批评，但这并不妨碍笔者对茨威格本人及其作品的应有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