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与民争利坏了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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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专制王朝总是难以抑制向社会经济伸手的冲动,然而,当朝廷直接插手市场的时候,虽然汲取到大量的财富,解了燃眉之急,可是给社会留下的却是满地萧瑟,最终连他们的王朝也开始瑟瑟发抖
  “无为而治”造就繁荣
  公元前202年,经过惨烈的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战胜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但是面对的却是一片惨淡而严酷的现实。由于战争的破坏,民生凋敝,生灵涂炭,许多著名的大都市只剩下残垣断壁,变成废墟。全国人口锐减,大中城市的人口减少了70%。米价暴涨,人吃人,国家财政穷困到了极点,天子出行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文武百官上朝只能坐牛车。这种国力困窘的局面也是导致刘邦与匈奴首次交锋就遭受白登之围,铩羽而归的根本原因。
  然而60多年之后,到了汉武帝即位的时候,汉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城乡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京城粮仓里的粮食年年都吃不了,一层压一层,装不下,只好在外面堆着,以至于腐败变质。政府仓库里存了大量的剩余物资,国库里的钱累积亿万,串钱的绳子都朽了,铜钱散成一堆,没法清点有多少;大街小巷的马随处可见,田野间更是成群结队。人口也随之增长。刘邦开国之初(前206)全国人口1400万,到汉武帝前期(前120年前后)达到了4000万。八十余年间,人口增长了接近三倍。也正是在这样的国力基础之上,汉武帝才有能力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并且取得胜利。
  从汉高祖白登之围到汉武帝反击匈奴,汉朝的实力显然经历了一个卧薪尝胆、厚积薄发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历史学上所说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学”。所谓“黄老之学”是道家学说的一支。“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它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吸收儒、墨、名、法诸家的观点,融汇而成的一种新的学说体系,核心是“无为而治”,主张政府要清静无为,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少干预或不干预,允许其自由发展。
  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政府不去做扰民、伤民、害民的事,而是顺从民心,做民众喜欢的事。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西汉的最初62 年,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非常轻,税率一开始是十五税一,就是农民收入的十五分之一要交给政府,后来降到三十税一,最低的时候一度降到六十税一。汉文帝还曾经连续11 年免除全国田赋,农民完全不用交农业税了。地方上只要郡县的粮食储备足够一年所需了,也免收当地农民田租。
  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确保农业生产稳定,汉文帝鼓励有钱人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谁要是能捐献粮食,并且自己找人运送到边塞粮库的,赐予一定的爵位,以前犯了罪也可以赦免。这样,边塞的军粮储备充足了,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有钱人有了爵位社会地位提高了,也很高兴。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汉朝经济上非常自由。朝廷任凭地方因地制宜,发展经济。赵国故地铁矿多,就发展冶炼铸造业;齐国故地土地肥沃,又临近大海,主要发展纺织、渔业和海水煮盐;燕国故地主要发展畜牧业。而且这些产业都可以私人经营,自由开采创办,甚至还可以私人铸钱,你有铜,有工人,自己铸钱花都行。所以当时的富户豪强,经常聚集上千人,开矿山,办工场。农民也可以随意开荒,只要有空地就可以去开垦。
  全国各地的关卡很多都撤销了,剩下的也都可以畅通无阻,免征关税。为了便利商旅往来,甚至一度连进出关卡检查通行证的手续也取消了。对外的边关贸易业也开放自由,当时北方跟匈奴,南方跟南越都有固定的贸易市场,汉朝的商人可以出关经商,朝廷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这些政策的作用是什么呢?以现在的经济学眼光来看,降低租税,允许农民垦荒,有利于农民积累资本,扩大生产;开放自然资源,有利于人们开发利用,发展工商业;撤销关卡,减免手续,有利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允许私人铸钱,这对于一个国家的货币金融肯定是有害的,但是在当时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增加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等于是实行了金融自由政策,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西汉前期豪商巨贾周流天下,百货商品莫不流通,商业迅速发展。
  汉高祖刘邦不喜欢商人,实行贱商令,不许商人穿绸缎,不能占有田产,不能携带武器,不能当官,不能骑马。刘邦死了以后时,这个法令被取消了,虽然商人还是不能作官,在政治上受歧视,但是他们有了经营的自由,很多人发家致富。当时的侯爵,年收入也就二十万钱,很多商人都比侯爵有钱。例如,洛阳有位名叫师史的商人,靠长途贩运发了大财,拥有的车辆数以百计,全国没有他不去的地方,司马迁说他财产有七千万钱,班固说他有一亿,相当于500个侯爵。
  从经济学上讲,汉初的这种“无为而治”可以说是一种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持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是亚当 · 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让 · 巴蒂斯特 · 萨伊(Jean Baptise Say, 1767-1832)等人,他们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他们认为国家征的税越少越好,横征暴敛,只会使人民陷入贫困,而国家也不会因此而富裕。而每个人为了谋求私利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反而能够使社会财富有序地增长,斯密将这种现象比喻为“看不见的手”,就好像有一只手在无形之中调整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萨伊直接说:“最繁荣的社会,必定是不受形式拘束的社会。……干涉本身就是坏事,纵使有其利益。……一个仁慈的政府便应当尽量减少干预。”文景之治的繁荣正好证明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判断。
  禁榷导致萧条和动荡
  然而这种局面到了汉武帝时期便结束了。汉武帝即位以后,好大喜功,四处征伐,除了对北方的匈奴开战,在西域扩张之外,在东北还灭掉了燕国移民在朝鲜半岛建立的卫满朝鲜,在西南灭掉了秦朝地方军事长官在岭南建立的南越国。战争耗资无数,军械、衣甲、马匹、粮食、军功奖赏,开支大得惊人,国库都空了。又赶上连年严重水灾,黄河决口,无数百姓陷于饥荒,需要救济。国家财政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财政困难,汉武帝仍然不愿意放弃对外扩张的理想。怎么办?洛阳首富桑弘羊帮汉武帝出了个主意,从社会上挤出钱来,于是汉朝开始实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   一是颁布算缗令。
  算缗令就是对商人、高利贷者、手工业者征税,统计他们的资产,算出一个总额,然后按照总额多少征税。那么谁来统计商家有多少资产呢?没有工商局、税务局,要由商人和手工业者自己申报。那怎么保证如实申报呢?朝廷又颁布了一个告缗令,鼓励告发,一旦发现有谁隐匿财产不报,或者所报不实,就要被发配边疆,戍边一年,而且所有财产全部没收充公。勇于告发的人,没收的财产分给他一半。
  算缗令规定的商人、手工业者必须向国家缴纳的税率比过去一下子提高了五倍,而告缗令更是个陷阱。好多人难免都存有侥幸心理,不愿意如实申报,于是就有人告发。即使如实申报,也有人诬告,或者被官府有意陷害,结果朝廷没收了上亿的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土地更多,不少工商业者倾家荡产。而政府的收入却大大增加了,国库也充实起来,皇家上林苑里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汉武帝为此不得不专门设置一个官职来进行管理。
  二是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
  均输法就是在全国各地方设置均输官,把各地交给朝廷的贡奉或是钱,全部折算成当地出产最多最为便宜的土特产,然后再将这些土特产运送到价格最贵的地方去卖,政府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一年就能够赚五百万匹帛。一匹帛当时可能价值六百多文钱。平准法就是在京师长安和全国主要城市里设置平准官,负责监控市场,利用政府手里掌握的物资来平抑物价,市场价格上涨的时候,就低价抛售;价格下跌时,就平价收购。政府从中赚取差价。
  这两种办法对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当然有好处,但其实质是由政府直接插手经营物流运输和商业贸易,商业贸易的整个过程,收购、调运、储存和销售都被国家支配和掌握,这样一来民间私营商业势必受到排挤和限制。
  三是禁榷制度。
  禁榷制度就是把那些销路广、利润大、产量多的商品,就一律收归官营,不许私人涉足。最主要的就是盐铁专卖。铁是军事物资和生产工具,盐是生活必需品,市场广大,利润极高,可以说是最赚钱的行业,现在这块肥肉被国家垄断了,民间私自铸铁,私自制盐的,要没收一切相关财产和生产工具,还要在左脚上挂一个六斤重的大铁锁。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只要是国家垄断的行业,价格就会扭曲。汉武帝时期也不例外,国家垄断的后果,就是盐、铁价格贵,质量差,盐价高到普通百姓吃不起的地步。官方生产的农具,根本不适合农民使用,以致于农民用木犁耕地,用手拔草。除了盐和铁之外,还有酒,也实行国家专卖。汉武帝的这些政策在解决政府财政亏空方面收效显著。但是对商品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市场一片萧条。
  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盐铁专卖这些政策当时就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反对,董仲舒就说政府不应“与民争利”,但汉武帝对其不予理会。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朝廷召集官方和民间的学者,开了一次著名的盐铁会议,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很多人都极力抨击,但是政府难以抵抗利益的诱惑,这次会议以后,除了对酒的国家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国营被取消之外,其它的还是都延续了下来。后来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大都承袭了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并且不断地扩大禁榷的范围和规模。两千年来,大凡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比较巩固的王朝,无不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收为官营,通过各种经济和政治手段干预商品经济。古代中国之所以商业贸易没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产生,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汉武帝造成的恶劣影响还成为后世历朝历代社会动乱的根源。我们的历史书常常说某王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高度集中,大批农民破产变成流民,于是揭竿而起,最终导致王朝覆灭。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国家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手里攥着大把的钱无处投资,只好都去买地,结果加速了土地集中。大批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又无处可去,以前私营企业还可以吸收大量失去土地的劳动力。可是盐铁官营了以后,手工作坊里都是由囚犯和服劳役的农民无偿劳动,这个容纳失地农民的渠道也被堵塞了。西汉实行禁榷之后,仅铸铁行业就失去了10万个就业岗位,结果造成大量的劳动力失业。西汉末年社会上动不动出现数十万、上百万流民,也就是失业之后四处游荡的人口,成为严重的不稳定因素,而且恰恰是在禁榷搞得最厉害的河南山东最多,最终酿成了绿林赤眉起义。
  “向民间伸手”加速宋朝亡国
  在这些朝代中,宋朝是个特例。两宋319年,共发生各类农民起义400多起,可是只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算得上有点规模,其他的只能说是零星的小规模起义。即便这三次起义时间也都很短,钟杨起义最长为五年,另外两个才持续了一年而已。范围也小,王小波李顺起义不出四川,方腊局促东南一隅,钟相杨幺自始至终没离开洞庭湖。
  北宋禁榷的范围其实比以往的朝代还要广泛,凡是有利可图的商品都列入其中。但是朝廷不是完全垄断,而是将禁榷商品产运销中经营性强的环节交由商人代办,禁榷利润的一部分也交给这些商人。手工业和矿冶业也采取私人承买制,即将生产经营权转交私人管理,产品除官府无偿抽收一部分作为地租外其余归私人所得。可以说,北宋的官营工商业成了民间资本的合伙人,官民共同发家致富。以致民间广泛流行“要想富,守定行在卖酒醋”之民谣。正因为如此,宋朝的商业贸易极其发达。
  宋朝默许甚至是鼓励民间商业的发展,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而自卑。朱熹的母家新安祝氏“世以赀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祝家”,朱熹深以为豪,特意为外公立传。民间集市贸易也很自由,老百姓可以随便摆摊做小生意,而汉唐时期居民区是不允许做生意的,做生意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地方进行。两宋时期经商的风气冲击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高官到小吏再到市井小民,甚至庙里的和尚,无不热衷于经商赢利。
  商人所拥有的资本日渐雄厚。京城资产百万的豪富之家很多,十万以上者比比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非常富裕。当时工业企业的规模也很大,徐州是当时的冶铁中心,有三十六个冶炼基地,总计有5000到6000名工人。信州的铜铅矿有十几万人昼夜开采,每年的产量达数千万斤。   古代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本,历朝历代的赋税收入也是绝大部分来自农业。可是宋代的财政税收70%是来自高度发达的工商业。每年仅进口关税就可以达到2000到3000万贯,比从农民身上压榨轻松的多。宋朝灭亡以后,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的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因为政府财政主要靠的是商业税,所以宋朝对土地兼并是不太在意的。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这在是其它朝代难以承受的,因为封建王朝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源于土地上农民的人头税,土地被兼并之后,农民流失,政府收入也就大量减少。此外,农民变成流民,对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都是不安定因素。而宋朝就不在乎这一点,政府收入主要靠的是商业,农民离开了土地也能找到工作,做生意、当工人都行,根本不用操心。这就是宋朝的高明之处。
  但是朝廷总还是忍不住要向社会伸手。北宋真宗、仁宗、英宗在位期间,各方面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尤其是军费和官俸,政府出现大量财政赤字。于是宋神宗任用了一个叫王安石的人实行变法。王安石的多项变法举措在当时就被人指责为“与民争利”。
  以青苗法为例。所谓青苗法也就是政府以低于民间借贷的利率向农民发放贷款,农民以地里的还没收获的青苗为抵押。可是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达到了原先设定的35倍,比民间的高利贷还要高许多。王安石采取“一刀切”的做法,给下级官员定指标,要求各地在一定期限内必须贷出去限定数额的钱。这样,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为了政绩,强迫农民贷款,并且毫不通融地强迫还贷。在高的利息之下,农民只好变卖家当,严重得卖房子卖地,甚至卖儿卖女。很多原本富裕的人家也因此破产、出逃。青苗法因此变成了灾难。
  再以市易法为例。市易法即设置市易司作为专门机构,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表面上说是为了平抑物价,实质是限制一部分大商人的利润,收归国有。但是收购的那些滞销商品市场上本来就卖不出去,政府接手了之后就动用行政强制力量。于是,市易法发展到后来,许多商品都变成强买强卖,“凡商旅所有,必卖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导致物价上涨,消费下降。以酒为例,熙宁四年,开封每年卖180万斤,每斤价格200文。由于市易法的实行,酒价一再提升,至元丰二年,酒价升为每斤250文,而消费量亦降为120万斤。
  还有均输法。由朝廷任命一个称为“发运使”的采购员,哪里的东西便宜就在哪里收购,然后运到物价高的地区去卖,赚取差价,所得作为国家财政的一项收入。但这样,“发运使衙门”就变成了一家国营商贸企业,且是垄断企业。北宋政府派出的采购员实际上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人。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变成了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
  朝廷通过均输法从社会上搜刮了大笔财富,专门新建了五十二座仓库来存放钱财物资,可是对市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物价上涨,许多民间商人都无法经营下去,市场一时间相当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在王安石实施变法之后仅仅58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北宋令人遗憾地灭亡了。很多宋朝人都咬牙切齿地把亡国的责任归到了王安石的头上,说他的变法害人不浅。为什么?从根上说,王安石的思路就是由政府直接插手市场,与民争利。
  古代的专制王朝总是难以抑制向社会经济伸手的冲动,而且很多时候统治者会找出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汉武帝是为了继续开疆拓土,建立丰功伟业,王安石也是想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当他们直接插手市场的时候,汲取到大量的财富,的确解了燃眉之急,可是给社会留下的却是满地萧瑟,最终连他们的王朝也开始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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