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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四年、五年一轮循环的过程,有一个经济过热,然后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将经济重新拉动起来,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泡沫化,然后再进行调控,进入到大萧条的过程。
(本文根据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吴晓波日前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新亚洲价值系列”论坛上所作的题为《中国改革史上的2010年》的演讲编辑整理而成,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非常扑朔迷离的时刻。我们现在的经济很迷茫,大概是1978年以来经济形势最复杂的一个时间段,产业经济、与美国的汇率问题、房地产问题、资本市场问题,每一个好像都是患上了疑难杂症。
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很像是一幅巨大的画卷,平时我们凑得很近,谁知道贴得越近越看不清楚。如果我们退后五步、十步、十五步,远一点,用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是不是会有一些与眼前来看不同的感觉?各位知道我是研究公司案例和商业历史的,我们今天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将今年这个时间段放在32年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将它放在1949年建国以来的历史上,甚至更长一些,放在中国本轮现代化进程上,来看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段。历史有自己的存在,它有自己的逻辑。
历史上中国经济逢“8”就遭殃
2008年之前我采访过很多企业家,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经济的波动是有春夏秋冬的。他们说在中国做企业时,如果冬天来了你马上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不要乱跑将能量消耗了,等春天来了,将皮鞋脱了到处抢资源。怎么知道有春夏秋冬呢?这几个老爷子晚上七点钟都会看新闻联播,到现在为止你找这些老爷子,晚上七点还在看新闻联播。
但到了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时,研究这段历史,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长期的波动。1978年搞改革开放,1981年经济就过热了,就开始打击投机倒把的民营企业,到1984年价格出现大的波动,实现双轨制,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1989年动乱,1993年整顿金融秩序,江苏枪毙了邓斌,北京是枪毙了长城的沈太福,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市场趋冷,2004年针对重化工业的宏观调控,然后是2008年。
我认为今年在中国宏观经济历史上不是特别关键的年份,虽然大家看到现在关于房产税的问题等等的争论很多,但是如果从长期规律来说,今年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不会有太大的好事,也不会有太大的坏事,2008年经济大萧条实行的经济刺激政策制造了一些泡沫,这些泡沫会有阶段性的成长、破灭、再成长、再破灭的过程,泡沫会不断地增大,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税务政策压制下去。
中国经济最最困难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逢“8”的年份,这些年份都是中国经济大萧条的年份。“四人帮”是1976年10月被抓起来的,为什么两年之后中国才开始搞改革开放呢?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是中央政府主动谋划的结果,而是因为那一年是中国天文数据最差的,中国两大粮仓——四川盆地和江淮平原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先是旱后是涝,没有办法,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说我们明天将田分了,分田这个事抓起来是要枪毙的,因为1958年之后是人民公社,如果谁被枪毙了我们大家要将他的儿子养到18岁,然后按了血手印。当时安徽的省委书记是万里。
1958年是建国以来最悲惨的一年,搞大跃进,砸锅卖铁,直接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1948年也很差,1948年是近10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内战,三大战役基本上在那时爆发,300万中国军人死在了内战。1938年是日本攻占上海,南京大屠杀,抗战的开始。1928年也很差,蒋介石从广州开始北伐,重新建立了专制国家,国共决裂,共产党被逼上井冈山,开始武装割据。我估计2018年也很差。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规律,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四年、五年一轮循环的过程,有一个经济过热,然后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将经济重新拉动起来,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泡沫化,然后再进行调控,进入到大萧条。其实中国经济最麻烦的是萧条的年份,2008年的经济当年是非常的紧张,中国经济一旦萧条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中国现在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是600万-700万之间,十年之前中国大学毕业生才是8万人,这是十多年来扩招的结果。然后每年还有1500万左右的农民工要进城,一旦实体经济崩塌,经济问题会转化为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迅速会转化为政治问题。
宏观调控的年份是民营经济大崩溃的时候
只要是宏观调控的年份,就一定是民营经济大崩溃的年份,今年不是大的宏观调控的年份。1998年,十多年前东亚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国内经济的萧条。在1998年之前做企业的中国人,大脑里没有一个字是叫失败的,根本不知道做企业怎么可能失败了。但是1998年那一轮的宏观调控,亚洲金融风暴直接导致了当时中国几乎最好的一些民营企业,在高速公路上开150码、180码的那些,当然他坐的是桑塔纳了,还不系安全带,一个急刹车,车毁人亡。最大的酒厂、南方最好的高科技公司、所谓的中国首富、最大的保健品公司、最大的连锁企业、最早的保健品、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全部死在那一年,所以我2000年写了《大败局》,10个企业,有7家是死在1998年。2001年我写了第二本大败局,写了9个企业,5家死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里,还有另外几家死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的国有企业产权化改造运动,就是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破裂,包括广东的三九、健力宝等,全部是因为政商关系破裂。这5家如果在2004年5月份不倒的话,可能全部是全国企业的前10位,可能就没有黄光裕什么事了。
两年前的那次经济萧条,导致了黄光裕的被捕,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的被国营化,从航空公司出局、乳制品的国营化、荣智健出局,联想、TCL巨亏等。广东和浙江的企业在2008年大面积的倒闭、转移,这是1978年以来第一次发生。2008年以前几乎每一次宏观调控,所有的企业都倒光了,最后站在那里的只有两个人,就是浙江、广东的。但是这次先倒的就是浙江和广东的,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这两个省的外贸依赖度最大,第二我们这两个地方的民营企业规模是最大的,每一次的宏观调控措施全部是非常严酷的信贷断贷,就不给你贷款了,身体越好需要的氧气也就越多,现在突然就没有了。这两个地方也是民营地下金融钱庄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地下钱庄因为是地下老鼠,规模发展的速度已经跟不上地面上民营企业发展的速度了,1998年、2004年还大概能够跟上,2004年已经非常累了,2008年已经跟不上这个规模,一下子要贷十个亿,地下钱庄的利率越来越高,挡也挡不住,中国金融的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2008年股市蒸发20万亿元市值。
2008年9月至今中国经济在坐过山车
从2008年的9月份到现在,我将中国经济发展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9月到2009年的6月,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最危险的那一天是2008年9月15日,美国的雷曼兄弟倒闭了,然后已经一年半的次贷危机转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紧接着,央行周小川宣布降息。这之前的48小时,周小川在公开场合都是说要继续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央行在短期内是不可能降息的。而且在2008年6月份之前,央行连续升息五次,从这一天以后,下半年到12月连续降息五次,所以那一年我们的周小川行长黑头发全部变白头发,我们的血压也是变化很大,升五次降五次。
为什么那天出现降息?中国在1998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是所谓的三驾马车,一个是外贸,第二是以房地产为主的内部需求,第三是政府性的投资,但是到了2008年9月15日这三驾马车基本上都塌掉了,国内从2008年3月份以后地方政府就没有卖出过一块土地,房地产全部都萧条,土地卖不掉地方政府就没有钱搞城市化、搞开发了,政府投资也停摆了。当时整个这三驾马车全部都停掉了,中国经济处在很危险的时候,2008年初国家又出台了劳动合同法的修改案,然后导致了东南沿海地区大量的外向型企业的劳动成本提高。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国际市场是乌云一片,国内三驾马车全部都停掉了。这一轮的调控,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用三种办法,一个是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推出了4万亿的计划,股票也跌,股票2008年11月6日跌到1440点,当时应该说整个是乌云一片。然后开始拯救,接下来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铁路、公路、基础设施4万亿的投资计划,2008年11月放贷开始增加,最高的额度是3月份,效果很明显,2009年上半年就出现中国股市涨幅全球第二,第一名是俄罗斯,其实俄罗斯的股市6月份狂跌,1月份到7月份中国股市是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我们是全球倒数第二。然后从2009年的春节前后开始,一二线城市市中心二手房的交易迅速开始活跃,三四月份房价开始非常明显地涨,当时我计算了一下全国排名前20名的城市全部出现了地王,一年之前卖不掉的土地开始乘以2、乘以3卖给开发商,房价飙升。
6月份国内舆论出现很奇怪的声音,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将要拯救全世界了,我们的经济迅速地恢复,什么都开始涨,开始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然后讲社会主义好。这时其实在中央内部出现了巨大的争议,我知道的情况是6月份中南海几次总理级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各部门是拍着桌子吵,开始争论。当时就开始讨论了经济的一个现状,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央行认为货币投放已经过多,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和财政的预期性亏损。“铁公基”的投资对下一届政府是非常大的压力,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很多的企业、政府给我打电话,说一年前、两年前压在发改委的投资项目,突然间发改委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你来拿吧,突然间倒逼放项目了。
在东南沿海地区,能修的高速公路、赚钱的铁路,在2000年朱基总理那一届基本就全部修完了。这次的投资基本上是中西部地区。现在有一个干部调到新疆了,原来是湖南的,去湖南之前湖南省的高速公路只有1500公里,他走的时候5000公里了。现在全中国36个城市在修地铁,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地铁能够微利的大概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香港,几乎所有的地铁都是亏损的。还有很多是在修高速铁路。今年全国“两会”还有一个人大代表提了一个提案,希望修一条北京到伦敦的高铁,48小时到伦敦。
现在的政府投资会对未来财政形成倒逼
现在钱全部砸下去了,修地铁、修高铁基本上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基本上就是本届政府结束的时候。现在的信贷那么紧,5月份的放贷6000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项目其实对未来一年、二年、三年的整个财政形成了一个倒逼机制,2008、2009年启动这些项目之后,这些钱就掉不下来了,一条高铁一公里十个亿,是停不下来的。所以对2012年的财政形成了巨大的倒逼,有眼界的人或者十八大要执政的人,当然可以看到你在花我的钱,所以就开始要紧急刹车。
到了1月上旬就是二手房交易巨幅下跌,到2月份时中央政府基本上认为这一轮的调控基本完成,所以温总理在“两会”上信誓旦旦地说本届政府有信心控制住房价,讲完这句话,全国两会结束是在3月14日,结果3月15日北京市一天出现了三个地王,当中国兵器成为地王之后,老百姓认为卖军火来钱已经不如造房子来得多了,所以举国舆论一片哗然,所以国资委不得不出来讲了一大堆事,让78家央企从房地产中退出。北京一天出三个地王的时候,一个景象已经非常清楚了,什么景象呢?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开发商,没有一个人愿意房价以这样的方式上涨了。
所以到了4月份的时候,据我所知,这次操刀管房地产的是李克强副总理,然后就开始一轮一轮地调控,一次一次逼,手段严酷。大概未来两年内本届政府会变成一个看守政府,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改革,因为金融领域已经被剥夺了,如果产业领域被剥夺的话,本届政府其实就变成了看守政府,这是政经方面的情况。
陷入集权与放权的循环圈
我认为,现在大概是我们从1949年以来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刻。现在我们社会矛盾的尖锐度甚至超过1976到1978年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国贫民穷的时候。为什么呢?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第一,中央政府内部的政策冲突非常严重,过去20个月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先是在金融政策里出现重大的分歧,接着是在产业政策里出现重大的分歧,因为这些分歧都不是通过讲坛、讨论的方式来进行,不是在国会争辩的方式进行,而是以内阴谋的方式进行,造成有产阶级、媒体、学者全部都是云里雾里,我们的财富就在这样的不确定政策里突然间暴涨,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暴涨,突然间暴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暴跌。中央政府内部的争论非常严重,而且这个争论因为到了要换届的时期了,所以本届政府已经没有改革和出台新政策的时间窗口,很多官员都开始换了,开始新一轮的谋篇布局,未来几个月内中国经济其实蛮危险的,一方面客观形势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第二个方面是人事方面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中央政府内部政策冲突。
第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冲突也非常厉害。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咸阳为中心,全中国所有的马路一样宽,马路的宽度就是军车的宽度,任何地方造反两个月之内中央军队一定到达。到现在为止,各个地方的首长都是中央委派的。但是2000多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怎么处理是历代皇帝治国者最头疼的事。今天为止,中国是唯一一个中央集权超过2000年的国家,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国家,要么是小国、要么是联邦,要么是邦联。建国以后到今天,中央权力变大了,地方就没有积极性,从积极开始萧条、开始萎缩,接着就开始放,地方权力开始变大,这样一来好的是大家开始有活力发展经济,坏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央财政低落,中央没有钱了,第二个情况就是以零为和,出现诸侯经济,2000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没有变过。
改革不能再回避矛盾
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讲过,在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就在想一件事,即我们走哪一条路。在1978年之前,全世界搞社会主义运动的就是两条路好走,第一条路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我们走了30年走不通,第二条路是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所有的资产都是国家的,私人不能办厂,而且全部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情况,企业与企业的交换要符合价值规律,这就是当年孙冶方的思路,这是市场社会主义。当时中国就请了东欧最好的两个经济学家,一个是捷克的副总理,一个是波兰经济部的计划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布鲁斯,这两个人当年都已经叛国了,我们偷偷将他们请来,这两个人到了中国说了一句话,斯大林的那条路、列宁那条路走不通,告诉中国的同志说,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道路也走不通,中国开始搞第三条道路,苏联后来走了第四条道路,直接将国有企业封了。
当时布鲁斯离开中国时,跟中国的同志说了一句话,东欧搞了20多年的改革,结论是什么呢?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到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的问题。讲这句话时吴敬琏在现场,我问他什么时候又想起这句话的,吴敬琏跟我说是2000年,中国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是经济改革的难度太大了,动不动太热、太冷,矛盾太多,所以我们的精力都在经济领域。2000年想起这句话,因为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有一句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真正确立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地位。
1998年开始到2002年这一段时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产权改革。所以在某种意义来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能够在经济领域里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完了,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要在更大的改革范围内才能解决。大家突然就想起了布鲁斯在1981年说的这句话,我们现在就是要在更大的范围解决这个问题。2000年到现在,10年过去了,我们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没有太大的进步,还在惯性中进步,因为你不解决矛盾,所以矛盾越积越多,还好现在我们还有改革的时间。
(本文根据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吴晓波日前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新亚洲价值系列”论坛上所作的题为《中国改革史上的2010年》的演讲编辑整理而成,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非常扑朔迷离的时刻。我们现在的经济很迷茫,大概是1978年以来经济形势最复杂的一个时间段,产业经济、与美国的汇率问题、房地产问题、资本市场问题,每一个好像都是患上了疑难杂症。
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很像是一幅巨大的画卷,平时我们凑得很近,谁知道贴得越近越看不清楚。如果我们退后五步、十步、十五步,远一点,用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是不是会有一些与眼前来看不同的感觉?各位知道我是研究公司案例和商业历史的,我们今天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将今年这个时间段放在32年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将它放在1949年建国以来的历史上,甚至更长一些,放在中国本轮现代化进程上,来看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段。历史有自己的存在,它有自己的逻辑。
历史上中国经济逢“8”就遭殃
2008年之前我采访过很多企业家,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经济的波动是有春夏秋冬的。他们说在中国做企业时,如果冬天来了你马上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不要乱跑将能量消耗了,等春天来了,将皮鞋脱了到处抢资源。怎么知道有春夏秋冬呢?这几个老爷子晚上七点钟都会看新闻联播,到现在为止你找这些老爷子,晚上七点还在看新闻联播。
但到了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时,研究这段历史,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长期的波动。1978年搞改革开放,1981年经济就过热了,就开始打击投机倒把的民营企业,到1984年价格出现大的波动,实现双轨制,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1989年动乱,1993年整顿金融秩序,江苏枪毙了邓斌,北京是枪毙了长城的沈太福,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市场趋冷,2004年针对重化工业的宏观调控,然后是2008年。
我认为今年在中国宏观经济历史上不是特别关键的年份,虽然大家看到现在关于房产税的问题等等的争论很多,但是如果从长期规律来说,今年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不会有太大的好事,也不会有太大的坏事,2008年经济大萧条实行的经济刺激政策制造了一些泡沫,这些泡沫会有阶段性的成长、破灭、再成长、再破灭的过程,泡沫会不断地增大,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税务政策压制下去。
中国经济最最困难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逢“8”的年份,这些年份都是中国经济大萧条的年份。“四人帮”是1976年10月被抓起来的,为什么两年之后中国才开始搞改革开放呢?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是中央政府主动谋划的结果,而是因为那一年是中国天文数据最差的,中国两大粮仓——四川盆地和江淮平原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先是旱后是涝,没有办法,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说我们明天将田分了,分田这个事抓起来是要枪毙的,因为1958年之后是人民公社,如果谁被枪毙了我们大家要将他的儿子养到18岁,然后按了血手印。当时安徽的省委书记是万里。
1958年是建国以来最悲惨的一年,搞大跃进,砸锅卖铁,直接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1948年也很差,1948年是近10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内战,三大战役基本上在那时爆发,300万中国军人死在了内战。1938年是日本攻占上海,南京大屠杀,抗战的开始。1928年也很差,蒋介石从广州开始北伐,重新建立了专制国家,国共决裂,共产党被逼上井冈山,开始武装割据。我估计2018年也很差。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规律,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四年、五年一轮循环的过程,有一个经济过热,然后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将经济重新拉动起来,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泡沫化,然后再进行调控,进入到大萧条。其实中国经济最麻烦的是萧条的年份,2008年的经济当年是非常的紧张,中国经济一旦萧条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中国现在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是600万-700万之间,十年之前中国大学毕业生才是8万人,这是十多年来扩招的结果。然后每年还有1500万左右的农民工要进城,一旦实体经济崩塌,经济问题会转化为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迅速会转化为政治问题。
宏观调控的年份是民营经济大崩溃的时候
只要是宏观调控的年份,就一定是民营经济大崩溃的年份,今年不是大的宏观调控的年份。1998年,十多年前东亚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国内经济的萧条。在1998年之前做企业的中国人,大脑里没有一个字是叫失败的,根本不知道做企业怎么可能失败了。但是1998年那一轮的宏观调控,亚洲金融风暴直接导致了当时中国几乎最好的一些民营企业,在高速公路上开150码、180码的那些,当然他坐的是桑塔纳了,还不系安全带,一个急刹车,车毁人亡。最大的酒厂、南方最好的高科技公司、所谓的中国首富、最大的保健品公司、最大的连锁企业、最早的保健品、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全部死在那一年,所以我2000年写了《大败局》,10个企业,有7家是死在1998年。2001年我写了第二本大败局,写了9个企业,5家死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里,还有另外几家死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的国有企业产权化改造运动,就是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破裂,包括广东的三九、健力宝等,全部是因为政商关系破裂。这5家如果在2004年5月份不倒的话,可能全部是全国企业的前10位,可能就没有黄光裕什么事了。
两年前的那次经济萧条,导致了黄光裕的被捕,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的被国营化,从航空公司出局、乳制品的国营化、荣智健出局,联想、TCL巨亏等。广东和浙江的企业在2008年大面积的倒闭、转移,这是1978年以来第一次发生。2008年以前几乎每一次宏观调控,所有的企业都倒光了,最后站在那里的只有两个人,就是浙江、广东的。但是这次先倒的就是浙江和广东的,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这两个省的外贸依赖度最大,第二我们这两个地方的民营企业规模是最大的,每一次的宏观调控措施全部是非常严酷的信贷断贷,就不给你贷款了,身体越好需要的氧气也就越多,现在突然就没有了。这两个地方也是民营地下金融钱庄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地下钱庄因为是地下老鼠,规模发展的速度已经跟不上地面上民营企业发展的速度了,1998年、2004年还大概能够跟上,2004年已经非常累了,2008年已经跟不上这个规模,一下子要贷十个亿,地下钱庄的利率越来越高,挡也挡不住,中国金融的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2008年股市蒸发20万亿元市值。
2008年9月至今中国经济在坐过山车
从2008年的9月份到现在,我将中国经济发展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9月到2009年的6月,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最危险的那一天是2008年9月15日,美国的雷曼兄弟倒闭了,然后已经一年半的次贷危机转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紧接着,央行周小川宣布降息。这之前的48小时,周小川在公开场合都是说要继续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央行在短期内是不可能降息的。而且在2008年6月份之前,央行连续升息五次,从这一天以后,下半年到12月连续降息五次,所以那一年我们的周小川行长黑头发全部变白头发,我们的血压也是变化很大,升五次降五次。
为什么那天出现降息?中国在1998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是所谓的三驾马车,一个是外贸,第二是以房地产为主的内部需求,第三是政府性的投资,但是到了2008年9月15日这三驾马车基本上都塌掉了,国内从2008年3月份以后地方政府就没有卖出过一块土地,房地产全部都萧条,土地卖不掉地方政府就没有钱搞城市化、搞开发了,政府投资也停摆了。当时整个这三驾马车全部都停掉了,中国经济处在很危险的时候,2008年初国家又出台了劳动合同法的修改案,然后导致了东南沿海地区大量的外向型企业的劳动成本提高。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国际市场是乌云一片,国内三驾马车全部都停掉了。这一轮的调控,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用三种办法,一个是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推出了4万亿的计划,股票也跌,股票2008年11月6日跌到1440点,当时应该说整个是乌云一片。然后开始拯救,接下来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铁路、公路、基础设施4万亿的投资计划,2008年11月放贷开始增加,最高的额度是3月份,效果很明显,2009年上半年就出现中国股市涨幅全球第二,第一名是俄罗斯,其实俄罗斯的股市6月份狂跌,1月份到7月份中国股市是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我们是全球倒数第二。然后从2009年的春节前后开始,一二线城市市中心二手房的交易迅速开始活跃,三四月份房价开始非常明显地涨,当时我计算了一下全国排名前20名的城市全部出现了地王,一年之前卖不掉的土地开始乘以2、乘以3卖给开发商,房价飙升。
6月份国内舆论出现很奇怪的声音,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将要拯救全世界了,我们的经济迅速地恢复,什么都开始涨,开始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然后讲社会主义好。这时其实在中央内部出现了巨大的争议,我知道的情况是6月份中南海几次总理级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各部门是拍着桌子吵,开始争论。当时就开始讨论了经济的一个现状,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央行认为货币投放已经过多,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和财政的预期性亏损。“铁公基”的投资对下一届政府是非常大的压力,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很多的企业、政府给我打电话,说一年前、两年前压在发改委的投资项目,突然间发改委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你来拿吧,突然间倒逼放项目了。
在东南沿海地区,能修的高速公路、赚钱的铁路,在2000年朱基总理那一届基本就全部修完了。这次的投资基本上是中西部地区。现在有一个干部调到新疆了,原来是湖南的,去湖南之前湖南省的高速公路只有1500公里,他走的时候5000公里了。现在全中国36个城市在修地铁,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地铁能够微利的大概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香港,几乎所有的地铁都是亏损的。还有很多是在修高速铁路。今年全国“两会”还有一个人大代表提了一个提案,希望修一条北京到伦敦的高铁,48小时到伦敦。
现在的政府投资会对未来财政形成倒逼
现在钱全部砸下去了,修地铁、修高铁基本上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基本上就是本届政府结束的时候。现在的信贷那么紧,5月份的放贷6000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项目其实对未来一年、二年、三年的整个财政形成了一个倒逼机制,2008、2009年启动这些项目之后,这些钱就掉不下来了,一条高铁一公里十个亿,是停不下来的。所以对2012年的财政形成了巨大的倒逼,有眼界的人或者十八大要执政的人,当然可以看到你在花我的钱,所以就开始要紧急刹车。
到了1月上旬就是二手房交易巨幅下跌,到2月份时中央政府基本上认为这一轮的调控基本完成,所以温总理在“两会”上信誓旦旦地说本届政府有信心控制住房价,讲完这句话,全国两会结束是在3月14日,结果3月15日北京市一天出现了三个地王,当中国兵器成为地王之后,老百姓认为卖军火来钱已经不如造房子来得多了,所以举国舆论一片哗然,所以国资委不得不出来讲了一大堆事,让78家央企从房地产中退出。北京一天出三个地王的时候,一个景象已经非常清楚了,什么景象呢?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开发商,没有一个人愿意房价以这样的方式上涨了。
所以到了4月份的时候,据我所知,这次操刀管房地产的是李克强副总理,然后就开始一轮一轮地调控,一次一次逼,手段严酷。大概未来两年内本届政府会变成一个看守政府,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改革,因为金融领域已经被剥夺了,如果产业领域被剥夺的话,本届政府其实就变成了看守政府,这是政经方面的情况。
陷入集权与放权的循环圈
我认为,现在大概是我们从1949年以来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刻。现在我们社会矛盾的尖锐度甚至超过1976到1978年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国贫民穷的时候。为什么呢?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第一,中央政府内部的政策冲突非常严重,过去20个月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先是在金融政策里出现重大的分歧,接着是在产业政策里出现重大的分歧,因为这些分歧都不是通过讲坛、讨论的方式来进行,不是在国会争辩的方式进行,而是以内阴谋的方式进行,造成有产阶级、媒体、学者全部都是云里雾里,我们的财富就在这样的不确定政策里突然间暴涨,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暴涨,突然间暴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暴跌。中央政府内部的争论非常严重,而且这个争论因为到了要换届的时期了,所以本届政府已经没有改革和出台新政策的时间窗口,很多官员都开始换了,开始新一轮的谋篇布局,未来几个月内中国经济其实蛮危险的,一方面客观形势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第二个方面是人事方面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中央政府内部政策冲突。
第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冲突也非常厉害。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咸阳为中心,全中国所有的马路一样宽,马路的宽度就是军车的宽度,任何地方造反两个月之内中央军队一定到达。到现在为止,各个地方的首长都是中央委派的。但是2000多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怎么处理是历代皇帝治国者最头疼的事。今天为止,中国是唯一一个中央集权超过2000年的国家,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国家,要么是小国、要么是联邦,要么是邦联。建国以后到今天,中央权力变大了,地方就没有积极性,从积极开始萧条、开始萎缩,接着就开始放,地方权力开始变大,这样一来好的是大家开始有活力发展经济,坏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央财政低落,中央没有钱了,第二个情况就是以零为和,出现诸侯经济,2000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没有变过。
改革不能再回避矛盾
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讲过,在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就在想一件事,即我们走哪一条路。在1978年之前,全世界搞社会主义运动的就是两条路好走,第一条路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我们走了30年走不通,第二条路是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所有的资产都是国家的,私人不能办厂,而且全部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情况,企业与企业的交换要符合价值规律,这就是当年孙冶方的思路,这是市场社会主义。当时中国就请了东欧最好的两个经济学家,一个是捷克的副总理,一个是波兰经济部的计划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布鲁斯,这两个人当年都已经叛国了,我们偷偷将他们请来,这两个人到了中国说了一句话,斯大林的那条路、列宁那条路走不通,告诉中国的同志说,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道路也走不通,中国开始搞第三条道路,苏联后来走了第四条道路,直接将国有企业封了。
当时布鲁斯离开中国时,跟中国的同志说了一句话,东欧搞了20多年的改革,结论是什么呢?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到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的问题。讲这句话时吴敬琏在现场,我问他什么时候又想起这句话的,吴敬琏跟我说是2000年,中国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是经济改革的难度太大了,动不动太热、太冷,矛盾太多,所以我们的精力都在经济领域。2000年想起这句话,因为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有一句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真正确立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地位。
1998年开始到2002年这一段时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产权改革。所以在某种意义来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能够在经济领域里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完了,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要在更大的改革范围内才能解决。大家突然就想起了布鲁斯在1981年说的这句话,我们现在就是要在更大的范围解决这个问题。2000年到现在,10年过去了,我们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没有太大的进步,还在惯性中进步,因为你不解决矛盾,所以矛盾越积越多,还好现在我们还有改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