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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以西夏时期敦煌的涅槃变为研究中心，通过对西千佛洞第9窟，榆林窟第2、3窟，东千佛洞第2、5、7窟，肃北五个庙第1窟各处涅槃变的考察，梳理了敦煌西夏涅槃变中“抚足者”的变化。作者将这一时期涅槃变佛足处人物分成三种类型，认为新出现的贵人相老者为印度医师耆婆，这种变化与北宋以来佛教思想的变化有关。
关键词：西夏;敦煌;涅槃变;抚足者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1-0020-08
一 问题的提出
根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从北周至唐五代敦煌石窟共保存有17铺涅槃变，其中莫高窟晚唐以后再未出现这一题材[1]。在西夏时期，同属敦煌石窟群的西千佛洞第9窟，榆林窟第2、3窟，东千佛洞第2、5、7窟，肃北五个庙石窟第1窟保存了敦煌晚期涅槃图像共8铺，这些图像中不乏通贯全壁的精彩作品。其中与早中期同类题材相比，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位于涅槃像脚部的“抚足者”。这时的抚足者不再像唐代以前的敦煌壁画中全为比丘大迦叶，而是戴冠穿俗装的老者形象，这种变化也存在于同时期的宋辽金其他地区，并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与讨论。
金申《辽代舍利石棺上的涅槃图》称：“迦叶抚足的画面尽管到明代依然可见，但进入宋辽之后，抚足者多变成了束发戴冠、蓄须、着俗装的所谓贵人像，较早的例子可见河北定州静志寺净众院舍利塔地宫涅槃壁画上（此地宫内有墨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题记），释迦足旁即是如此装束的老者正以右手抚足，老年弟子迦叶反而位于此老者身后……前述的安西东千佛洞的涅槃图上则迦叶根本没有出现，抚足的也是贵人相的老者，旁边立有一戴冠蓄须、着宽大官服的帝王相人物。这两个人物大概表现的是释迦涅槃之地拘尸那罗村的末罗族的村长和当地的帝王……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规律，即进入宋辽西夏时代，抚足的人物多以贵人相的世俗老者形象出现。大迦叶退居二线，侧让与老者身后，或干脆不出场了。”[2]王艳云《河西石窟西夏壁画中的涅槃经变》初步整理了西夏时期的敦煌涅槃变资料，并对艺术特点和出现原因等进行了阐述，认为东千佛洞第2窟“释迦的脚后画两人，一人是着世俗装的大弟子迦叶，他双膝跪地双手礼佛足，为‘迦叶抚足’情节……迦叶身后有一站立的人，戴天冠着袍服，为清信士供养”[3]，东千佛洞第7窟“釋迦脚后是两位戴天冠着袍服的形象，其中跪地抚摸着释迦的双足的为迦叶;另一位悄然肃立，悲伤之情尽露于言表”[3]137。李静杰《中原北方宋辽金时期涅槃图像考察》提到：“北京舍利棺涅槃图佛足后方，有一着莲花冠比丘抚摸佛足，是否为大迦叶的表现，难以推断。定州净众院涅槃图佛足后表现一俗装长者，朝阳北塔涅槃图佛头前表现二俗装长者，推测为前来吊唁的拘尸城末罗族人。”[4]谭洁《宋代涅槃变相研究》认为：“但至北宋，释迦床末的迦叶或被一老妇，或被一俗装中年男子取代……故北宋出现的抚足老妇形象极有可能为泪污佛足的百岁优婆夷。而出现在定州静志寺与韩城盘乐村壁画中的俗装男子，应为北宋佛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5]
从以上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关于此时涅槃变中抚足者及其身旁人物的身份，有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贵人相长者和身边的帝王相人物分别为末罗族的村长和当地的帝王，二是认为分别为着俗装的大迦叶（或戴冠比丘）和清信士，三是女性抚足者为百岁优婆夷。敦煌西夏经变中的抚足者均为男性，但是持穿俗装的大迦叶或是末罗族村长观点的作者均未提供足够的论据进行论证，笔者在此不揣冒昧，也来讨论一下这些涅槃变中佛足处的人物身份。
二 敦煌晚期涅槃变佛足处人物的类型
敦煌晚期涅槃变佛足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附表），具体情况如下：
1. 类型Ⅰ抚足者仍为迦叶，包括榆林窟第2窟、东千佛洞第5窟（主室后甬道）和五个庙石窟第1窟，但这3铺涅槃变中迦叶身后的人物又有差别。其中，榆林窟第2窟中的迦叶并未抚足，而是手抚七宝床沿，身旁各一比丘，其后又有一举哀帝王。五个庙石窟第1窟中佛足处人物较为模糊，迦叶身旁多出一老者，二者身后又绘各国国王。于佛足处绘举哀的比丘和帝王，延续了敦煌唐代涅槃变的传统。
东千佛洞第5窟可见迦叶抚足情节，但迦叶身后原绘各国国王的部分已变成了吹奏乐器的“末罗族供养”。而帝王相人物绘在佛头处，似乎正以舞蹈的方式举哀，他的身姿让我们怀疑其为末罗族的首领。此窟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佛像及绘画特征具有明显的回鹘风格，而同窟中又出现了西夏流行的曾出土于黑水城的实物双头瑞像，这些使我们倾向于认为此窟是西夏时期的回鹘风格洞窟。
2. 类型Ⅱ抚足者已经从迦叶变成了贵人相的老者，包括西千佛洞第9窟、东千佛洞第5窟（主室北壁）和榆林窟第3窟。其中，西千佛洞第9窟老者双手抚释迦左足，身旁有侍童捧物。他们身后原来绘画帝王的位置，画了三位身着异装的俗装人物，其中两位手中持乐器演奏。这说明，这时的国王举哀掺入了末罗族供养的内容，这是在西千佛洞第9窟中已初现端倪的。这幅被定为沙州回鹘时期的作品，看不出任何明确的回鹘风格的影响，从佛和人物的面貌来说，反而更倾向于西夏早期的特点，而且西千佛洞第9窟东向面出现了与黑水城出土文物相同的凉州瑞像。但此窟中确实有回鹘人形象出现，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此窟应为西夏时期的回鹘风格洞窟。东千佛洞第5窟八塔变上方和榆林窟第3窟的涅槃图，抚足者明确为长着长须的老者，身后再没有其他人物。
3. 类型Ⅲ抚足者是贵人相的老者，与类型Ⅱ不同的是，老者的身后又多出一位帝王相的人物，并与老者形成固定的组合，东千佛洞第2窟和第7窟即为此种形式。这一类型明显是敦煌西夏时期涅槃变不同于唐以前同类题材的全新特征，而且老者和帝王的身份引起了学界普遍的讨论。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西夏敦煌涅槃变佛足处人物出现的新变化并不仅限于西夏，而是整个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北方各地涅槃变中都有的普遍现象。那么如何确定佛足处贵人相老者和帝王相人物的身份，成为这一新细节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三 佛足处贵人相老者与帝王相
人物身份的认定
敦煌西夏时期涅槃变佛足处俗装人物为贵人相老者是非常明确的，未出现同时代北方其他地区的戴冠比丘，而俗装大迦叶的观点也没有确切依据。其实，贵人相老者和帝王相人物在西夏版画中大量出现，如俄藏TK《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的释迦在耆阇崛山说法图和《佛说大威德炽盛光佛诸星宿调伏消灾吉祥陀罗尼经》版画中均有贵人相老者和帝王相人物一前一后跪于佛前听法的画面，参照版画上的题记可以确定贵人相老者的身份为“长者”，而帝王相人物为“国王”，其具体所指则依佛经内容的不同而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关于涅槃变中的俗装侍者，刘永增《莫高窟第一五八窟》中早有论述：“响堂山石窟的涅槃图见于第五窟前壁上部，涅槃像刻于帐形龛内。释迦两手长伸仰卧床上，上方刻举哀八弟子，佛足旁跪坐的比丘应为大迦叶。与其他各地涅槃像不同的是，一侍者跪于床前，以左手抚释迦右手，水野清一先生疑之为摩耶夫人。关于这一侍者，亦见于敦煌西千佛洞第八窟、安岳石窟及广元千佛洞。《安岳卧佛侍者辨析》一文中将此侍者释为民间医生，笔者以为应正之为释迦的侍医耆婆。耆婆，亦名时缚迦，其事迹见于《长阿含》第十七、《四分律》第三十九、四○卷。《缅甸佛传》第九章第三节《耆婆为佛陀医病》中有耆婆为释迦医治腹痛的记载。书中说，一日释迦身患腹痛，命阿难求医疗治。阿难遂赴耆婆家中求助医病。耆婆以三枝莲花交于释迦手中，讲明疗治方法后右绕归去。后释迦如法疗治，现三十种功效后腹痛方愈。如经典说释迦因误食了有毒的蘑菇后身患腹痛而亡，因此，为了使释迦再往世间济度众生，古代艺术家请出了释迦的侍医耆婆。侍医耆婆不但见于敦煌、响堂山和四川石窟，日本法隆寺五重塔的涅槃像前亦有耆婆疗病。法隆寺五重塔基塑释迦涅槃并三十二身作哀痛状的群像，据《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该像作于和铜四年（711）。释迦右卧伸右手，耆婆双手把脉为之疗病。”[6]
西千佛洞第8窟涅槃变绘制于北周，受刘永增先生提及的耆婆事迹的启发，笔者以为西夏时期抚佛足的贵人相老者也应为医师耆婆，因为佛经中明确记载耆婆曾为佛医治脚伤。《佛说兴起行经·佛说木枪刺脚因缘经第六》记载，一次佛足被木枪所伤，阿阇世王带耆婆前去看望并医好佛足：
耆婆闻佛为木枪所刺，涕泣至阿阇世王所。阿阇世王曰：“卿何以涕泣？”耆婆答曰：“我闻佛为木枪刺脚，是以涕耳。”阿阇世王闻此语，便从床上闷死堕地，良久乃苏。举宫内外，咸皆惊怖。王起涕泣，敕诸臣曰，速疾严驾，欲至佛所。诸臣受教，即便严驾，白王曰：“严驾已讫。”王即便上车，出罗阅祇城。
城内四姓宗族、清信士女，聞佛为木枪所刺，王与弟耆婆，及此人众，百千围绕，共至佛所。下车、脱冠、解剑、退盖，步进诣佛。佛右胁侧卧，王礼佛已，手捉佛足，摩抆、口呜，自称国号姓名曰：“摩竭王阿阇世，问讯世尊，疮痛宁有小损不？”佛报阿阇世：“当使大王，常得安隐，长寿无病。王当治以正法，莫行非法。”佛便命王使坐，王即就座。王问佛言：“我从如来所闻，佛身金刚，不可毁坏。不审今者，何为此木枪所刺耶？”佛告王曰：“一切诸法，皆为缘对所坏。我身虽是金刚，非木枪能坏，宿对所坏。”于是世尊即说颂曰：“世人所为作，各自见其行，行善得善报，行恶得恶报。”
佛于是为阿阇世王、一切众会故，说四谛法。何谓四谛？苦谛、苦习谛、苦尽谛、苦尽道谛，是为四谛。说是时，六十比丘，得漏尽意解;万一千人，得法眼净。王于是辞曰：“国事多故，欲还请辞。”佛言：“可，宜知是时。”王即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归。诸众亦各礼佛，绕三匝而还。[7]
西千佛洞第9窟中的抚足者，最初我们曾怀疑其为某国国王，但仔细观察与唐代举哀国王中为首的帝王不同，他不是由两位侍者搀扶，而是一位侍者在他身旁拱手而立，且侍者双臂合抱捧有物品。另外，让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时间相近的日本，在现存于日本和歌山金刚峰寺绘于公元1086年的佛涅槃图中出现了题名为“耆婆大臣”的贵人相老者（图1），人物形象与东千佛洞第2窟和第5窟中的相近，在耆婆身边也有一个双手合十的侍者，只是在位置上他们并不在佛足处。日本奈良宗祐寺保存的绘于12世纪的佛涅槃图中，佛足处的两个人物的服装变成了日式的，从可释读出的文字来看，抚足者为某某王，身后的人物为某某长者，说明佛足处的长者和国王在此时进一步日本化了。从日本收藏的同时代作品来看，敦煌佛足处类型Ⅲ的人物，贵人相老者应为“耆婆长者”，帝王相人物为某国王。实际上，同时代的辽宋金时期的中国北方涅槃变中，如定州北宋至道元年（995）净众院塔地宫（图2）、朝阳梵幢寺北塔辽重熙十二年（1043）天宫木胎银棺（图3）涅槃图中抚足的老者形象应都为“耆婆长者”。
从时间上来看，长者身旁的、与长者形成固定组合的帝王相人物出现得略晚，在张掖大佛寺西夏涅槃像的佛足前保留了这身帝王相，并被认为可能是末罗族的首领。按照佛经所说，佛陀在末罗国都城拘尸那涅槃，当时其他国家都不知晓，那么佛足处的国王为末罗王的可能性较大。而根据阿阇世王带耆婆为佛医足的记载，耆婆后面的国王为阿阇世王也有可能。但是在日本金刚峰寺《佛涅槃图》中佛足处的王者明确书写了榜题“毗舍离大王”，这样中国同时代的作品中佛足处的王者似乎也应为毗舍离王。最早形成的涅槃经《游行经》中，第一个情节就是阿阇世王派大臣禹舍向佛询问能否攻伐跋祇国（首都毗舍离），佛于是宣讲“七不退法”，跋祇国行“七不退法”，因此不可能被攻占[8]。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跋祇国是当时佛心目中最理想的国家，而佛正是在毗舍离宣布将要涅槃的，从经文后面的表述来看也多次将毗舍离王作为八王之首。因此毗舍离王实际上是佛教的理想王，所以作为世间诸王的代表被绘在了这时的涅槃变中。
四 佛足处人物变化反映的时代特征
纵观同时代的中国北方，抚足的人物除了迦叶、耆婆长者，还有百岁优婆夷（图4）。刘永增先生同样已有论述：“此外，在芝加哥美术馆藏浮雕造像碑中，由于释迦头前人物已残，形象难以判别，而足旁却刻有身着俗装以手抚佛足的人物。如上述，释迦足旁呈比丘形的无疑是大迦叶，而俗装人物却使人颇感意外。《长阿含·游行经》等小乘类涅槃经中讲，大迦叶自耆阇崛山携五百弟子归后，佛从棺中自出双足，迦叶见佛足色异而问讯阿难，阿难释之曰：‘有一老母，悲哀而前，手抚佛足，泪堕其上，故色异耳。’在日本京都兴圣寺保存的涅槃图中，释迦足旁亦跪坐一身着俗装的老妪，其身后的榜题曰：‘毗舍离城老女。’如涅槃经言，与释迦双足相关的故事中唯有大迦叶和泪污佛足的老母。在涅槃图中，佛足旁比丘形人物当然可以定为大迦叶，而身着俗装的人物，则可试行比定为泪污佛双足的老母。”[6]19-20为什么这时涅槃变的抚足者会从原来的迦叶变为耆婆和老妇呢？笔者认为应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关。 宋代以后，民间信仰较为兴盛，佛教社会化程度加深。这时在涅槃变中引入耆婆及老妇的形象，实际上说明了释迦作为至尊神性的减弱。因为一个普通的老妇哭泣可以泪污佛足，觉行圆满的佛要请耆婆长者来医治，这些都突出了释迦作为人的一面。《宋史·徽宗四》：“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诏：‘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9]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宋宣和中除佛教，改佛为大觉金仙，佛寺为神霄宫，僧加冠簪为德士。其事皆徽宗独断。”[10]宣和年间，官方甚至改佛号为“大觉金仙”，将佛教进行了道教化的改革。“僧加冠簪为德士”一语，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北京辽乾统五年（1105）舍利石函上的抚足者是一位“戴冠的比丘”（图5）。值得注意的是，这件石函的刻文已有“金仙”一词，早于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诏改14年。也就是说，将佛称作“金仙”早已有之，这也说明了当时佛教社会化并与道教互相影响的趋势。所以，与其在佛足处安置一位戴冠比丘抚足，倒不如请出一位更接近于道士的医者来抚足了。
此外，由耆婆替换了原来的迦叶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涵义。迦叶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托付者，在释迦涅槃之后，迦叶要住世等待为未来佛弥勒传法衣。多部佛经均记载了迦叶自释迦如来处接受袈裟，于鸡足山入定，以传之于弥勒。
《增一阿含经》载：
尔时世尊告迦叶曰：“吾今年已衰耗，年向八十余。然今如来有四大声闻，堪任游化，智慧无尽，众德具足。云何为四？所谓大迦叶比丘、君屠钵汉比丘、宾头卢比丘、罗云比丘。汝等四大声闻要不般涅槃，须吾法没尽，然后乃当般涅槃。大迦叶亦不应般涅槃，要须弥勒出现世间。所以然者？弥勒所化弟子，尽是释迦文佛弟子，由我遗化得尽有漏……弥勒如来当取迦叶僧伽梨着之。”[11]
《大智度论》称：
说此语竟，着从佛所得僧伽梨，持衣钵捉杖，如金翅鸟现，上升虚空，四种身仪，坐、卧、行、住。一身现无量身，满东方世界，于无量身还为一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南、西、北方亦如是。众心厌世，皆欢喜已，于耆阇崛山头，与衣钵俱，作是愿言：“令我身不坏，弥勒成佛，我是骨身还出，以此因缘度众生。”如是思维已，直入山头石内，如入软泥。入已，山还合……弥勒佛见众人如是，以足指扣开耆阇崛山。是时，长老摩诃迦叶骨身，着僧伽梨而出，礼弥勒足;上升虚空，现变如前，即于空中灭身而般涅槃。[12]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称：
大迦摄波为欲涅槃，来就王门与王取别。作是语已，便往鸡足山中。于三峰内敷草而坐。作如是念：“我今宜以世尊所授粪扫纳衣用覆于身，令身乃至慈氏下生。彼薄伽梵以我此身，示诸弟子及诸大众令生厌离。”即便入定，三峰覆身。[13]
《付法藏因缘传》记：
摩诃迦叶欲入涅槃，来与王别不见而去。于是迦叶至雞足山，于草敷上跏趺而坐。作是愿言：“今我此身着佛所与粪扫之衣，自持己钵乃至弥勒令不朽坏，使彼弟子皆见我身而生厌恶……”摩诃迦叶以定住身待于弥勒，不可得烧。弥勒出时，当将徒众九十六亿至此山上见于迦叶。时弥勒众皆作是念：“释迦如来弟子身形卑陋若此，彼佛亦当与斯无异。”于是迦叶踊身虚空作十八变，变为大形充满世界。时弥勒佛即就迦叶取僧伽梨，是时大众见其神力，除骄慢心成阿罗汉。[14]
从上述经论传可知，迦叶作为释迦的托付者，是要完成帮助弥勒佛三会说法后除去所余众生骄慢心的任务。
《大唐西域记》中对迦叶作为释迦教法托付者的身份记载更为明确：
如来化缘斯毕，垂将涅槃，告迦叶波曰：“我于旷劫勤修苦行，为诸众生求无上法，昔所愿期，今已果满。我今将欲入大涅槃，以诸法藏嘱累于汝，住持宣布，勿有失坠。姨母所献金缕袈裟，慈氏成佛，留以传付。我遗法中诸修行者，若比丘、比丘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皆先济渡，令离流转。”迦叶承旨，住持正法。结集既已，至第二十年，厌世无常，将入寂灭。乃往鸡足山……捧佛袈裟而立，以愿力故，三峰敛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当来慈氏世尊之兴世也，三会说法之后，余有无量骄慢众生，将登此山，至迦叶所。慈氏弹指，山峰自开，彼诸众生既见迦叶，更增骄慢。时大迦叶授衣致辞，礼敬已毕，身升虚空，示诸神变，化火焚身，遂入寂灭。时众瞻仰，骄慢心除，因而感悟，皆证圣果。[15]
所以，迦叶作为释迦教法的托付者、继承者，一直以来以他来抚佛足都表达了释迦入灭后由迦叶承继传付佛法的观念。将比丘迦叶换成了医师耆婆，说明了当时信仰中对继承者的新认识，认为医者耆婆更适合继承释迦的遗志。医师是治现世病痛的人，说明了此时佛教社会化程度的加深，信众更关心信仰佛教所获得的消灾除病的现实利益。同时，我们也看到，作为抚足者医师耆婆的贵人相老者的装束，实际上与道教徒更加接近，反映出这一时期道教对佛教的强烈冲击。从宣和改革来看，不排除曾经打算以道教人物作为“大觉金仙”释迦牟尼佛继承者的可能。
五 小 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夏时期敦煌涅槃变中抚足的贵人相老者为佛教中的大医王耆婆，佛足处的帝王为毗舍离王。佛足处人物的变化反映了北宋以后佛教社会化的发展，将原来作为继任者的迦叶换成了能够治病的医师耆婆。特别是后期耆婆多身穿与道士相近的服饰出现的情况，反映出当时官方对佛教进行道教化改革的历史事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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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第40卷[G]//大正藏：第24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409.
[14]吉迦夜，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第1卷[G]//大正藏：第50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300-301.
[15]玄奘.大唐西域记：第9卷[G]//大正藏：第51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919.
关键词：西夏;敦煌;涅槃变;抚足者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1-0020-08
一 问题的提出
根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从北周至唐五代敦煌石窟共保存有17铺涅槃变，其中莫高窟晚唐以后再未出现这一题材[1]。在西夏时期，同属敦煌石窟群的西千佛洞第9窟，榆林窟第2、3窟，东千佛洞第2、5、7窟，肃北五个庙石窟第1窟保存了敦煌晚期涅槃图像共8铺，这些图像中不乏通贯全壁的精彩作品。其中与早中期同类题材相比，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位于涅槃像脚部的“抚足者”。这时的抚足者不再像唐代以前的敦煌壁画中全为比丘大迦叶，而是戴冠穿俗装的老者形象，这种变化也存在于同时期的宋辽金其他地区，并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与讨论。
金申《辽代舍利石棺上的涅槃图》称：“迦叶抚足的画面尽管到明代依然可见，但进入宋辽之后，抚足者多变成了束发戴冠、蓄须、着俗装的所谓贵人像，较早的例子可见河北定州静志寺净众院舍利塔地宫涅槃壁画上（此地宫内有墨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题记），释迦足旁即是如此装束的老者正以右手抚足，老年弟子迦叶反而位于此老者身后……前述的安西东千佛洞的涅槃图上则迦叶根本没有出现，抚足的也是贵人相的老者，旁边立有一戴冠蓄须、着宽大官服的帝王相人物。这两个人物大概表现的是释迦涅槃之地拘尸那罗村的末罗族的村长和当地的帝王……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规律，即进入宋辽西夏时代，抚足的人物多以贵人相的世俗老者形象出现。大迦叶退居二线，侧让与老者身后，或干脆不出场了。”[2]王艳云《河西石窟西夏壁画中的涅槃经变》初步整理了西夏时期的敦煌涅槃变资料，并对艺术特点和出现原因等进行了阐述，认为东千佛洞第2窟“释迦的脚后画两人，一人是着世俗装的大弟子迦叶，他双膝跪地双手礼佛足，为‘迦叶抚足’情节……迦叶身后有一站立的人，戴天冠着袍服，为清信士供养”[3]，东千佛洞第7窟“釋迦脚后是两位戴天冠着袍服的形象，其中跪地抚摸着释迦的双足的为迦叶;另一位悄然肃立，悲伤之情尽露于言表”[3]137。李静杰《中原北方宋辽金时期涅槃图像考察》提到：“北京舍利棺涅槃图佛足后方，有一着莲花冠比丘抚摸佛足，是否为大迦叶的表现，难以推断。定州净众院涅槃图佛足后表现一俗装长者，朝阳北塔涅槃图佛头前表现二俗装长者，推测为前来吊唁的拘尸城末罗族人。”[4]谭洁《宋代涅槃变相研究》认为：“但至北宋，释迦床末的迦叶或被一老妇，或被一俗装中年男子取代……故北宋出现的抚足老妇形象极有可能为泪污佛足的百岁优婆夷。而出现在定州静志寺与韩城盘乐村壁画中的俗装男子，应为北宋佛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5]
从以上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关于此时涅槃变中抚足者及其身旁人物的身份，有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贵人相长者和身边的帝王相人物分别为末罗族的村长和当地的帝王，二是认为分别为着俗装的大迦叶（或戴冠比丘）和清信士，三是女性抚足者为百岁优婆夷。敦煌西夏经变中的抚足者均为男性，但是持穿俗装的大迦叶或是末罗族村长观点的作者均未提供足够的论据进行论证，笔者在此不揣冒昧，也来讨论一下这些涅槃变中佛足处的人物身份。
二 敦煌晚期涅槃变佛足处人物的类型
敦煌晚期涅槃变佛足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附表），具体情况如下：
1. 类型Ⅰ抚足者仍为迦叶，包括榆林窟第2窟、东千佛洞第5窟（主室后甬道）和五个庙石窟第1窟，但这3铺涅槃变中迦叶身后的人物又有差别。其中，榆林窟第2窟中的迦叶并未抚足，而是手抚七宝床沿，身旁各一比丘，其后又有一举哀帝王。五个庙石窟第1窟中佛足处人物较为模糊，迦叶身旁多出一老者，二者身后又绘各国国王。于佛足处绘举哀的比丘和帝王，延续了敦煌唐代涅槃变的传统。
东千佛洞第5窟可见迦叶抚足情节，但迦叶身后原绘各国国王的部分已变成了吹奏乐器的“末罗族供养”。而帝王相人物绘在佛头处，似乎正以舞蹈的方式举哀，他的身姿让我们怀疑其为末罗族的首领。此窟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佛像及绘画特征具有明显的回鹘风格，而同窟中又出现了西夏流行的曾出土于黑水城的实物双头瑞像，这些使我们倾向于认为此窟是西夏时期的回鹘风格洞窟。
2. 类型Ⅱ抚足者已经从迦叶变成了贵人相的老者，包括西千佛洞第9窟、东千佛洞第5窟（主室北壁）和榆林窟第3窟。其中，西千佛洞第9窟老者双手抚释迦左足，身旁有侍童捧物。他们身后原来绘画帝王的位置，画了三位身着异装的俗装人物，其中两位手中持乐器演奏。这说明，这时的国王举哀掺入了末罗族供养的内容，这是在西千佛洞第9窟中已初现端倪的。这幅被定为沙州回鹘时期的作品，看不出任何明确的回鹘风格的影响，从佛和人物的面貌来说，反而更倾向于西夏早期的特点，而且西千佛洞第9窟东向面出现了与黑水城出土文物相同的凉州瑞像。但此窟中确实有回鹘人形象出现，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此窟应为西夏时期的回鹘风格洞窟。东千佛洞第5窟八塔变上方和榆林窟第3窟的涅槃图，抚足者明确为长着长须的老者，身后再没有其他人物。
3. 类型Ⅲ抚足者是贵人相的老者，与类型Ⅱ不同的是，老者的身后又多出一位帝王相的人物，并与老者形成固定的组合，东千佛洞第2窟和第7窟即为此种形式。这一类型明显是敦煌西夏时期涅槃变不同于唐以前同类题材的全新特征，而且老者和帝王的身份引起了学界普遍的讨论。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西夏敦煌涅槃变佛足处人物出现的新变化并不仅限于西夏，而是整个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北方各地涅槃变中都有的普遍现象。那么如何确定佛足处贵人相老者和帝王相人物的身份，成为这一新细节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三 佛足处贵人相老者与帝王相
人物身份的认定
敦煌西夏时期涅槃变佛足处俗装人物为贵人相老者是非常明确的，未出现同时代北方其他地区的戴冠比丘，而俗装大迦叶的观点也没有确切依据。其实，贵人相老者和帝王相人物在西夏版画中大量出现，如俄藏TK《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的释迦在耆阇崛山说法图和《佛说大威德炽盛光佛诸星宿调伏消灾吉祥陀罗尼经》版画中均有贵人相老者和帝王相人物一前一后跪于佛前听法的画面，参照版画上的题记可以确定贵人相老者的身份为“长者”，而帝王相人物为“国王”，其具体所指则依佛经内容的不同而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关于涅槃变中的俗装侍者，刘永增《莫高窟第一五八窟》中早有论述：“响堂山石窟的涅槃图见于第五窟前壁上部，涅槃像刻于帐形龛内。释迦两手长伸仰卧床上，上方刻举哀八弟子，佛足旁跪坐的比丘应为大迦叶。与其他各地涅槃像不同的是，一侍者跪于床前，以左手抚释迦右手，水野清一先生疑之为摩耶夫人。关于这一侍者，亦见于敦煌西千佛洞第八窟、安岳石窟及广元千佛洞。《安岳卧佛侍者辨析》一文中将此侍者释为民间医生，笔者以为应正之为释迦的侍医耆婆。耆婆，亦名时缚迦，其事迹见于《长阿含》第十七、《四分律》第三十九、四○卷。《缅甸佛传》第九章第三节《耆婆为佛陀医病》中有耆婆为释迦医治腹痛的记载。书中说，一日释迦身患腹痛，命阿难求医疗治。阿难遂赴耆婆家中求助医病。耆婆以三枝莲花交于释迦手中，讲明疗治方法后右绕归去。后释迦如法疗治，现三十种功效后腹痛方愈。如经典说释迦因误食了有毒的蘑菇后身患腹痛而亡，因此，为了使释迦再往世间济度众生，古代艺术家请出了释迦的侍医耆婆。侍医耆婆不但见于敦煌、响堂山和四川石窟，日本法隆寺五重塔的涅槃像前亦有耆婆疗病。法隆寺五重塔基塑释迦涅槃并三十二身作哀痛状的群像，据《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该像作于和铜四年（711）。释迦右卧伸右手，耆婆双手把脉为之疗病。”[6]
西千佛洞第8窟涅槃变绘制于北周，受刘永增先生提及的耆婆事迹的启发，笔者以为西夏时期抚佛足的贵人相老者也应为医师耆婆，因为佛经中明确记载耆婆曾为佛医治脚伤。《佛说兴起行经·佛说木枪刺脚因缘经第六》记载，一次佛足被木枪所伤，阿阇世王带耆婆前去看望并医好佛足：
耆婆闻佛为木枪所刺，涕泣至阿阇世王所。阿阇世王曰：“卿何以涕泣？”耆婆答曰：“我闻佛为木枪刺脚，是以涕耳。”阿阇世王闻此语，便从床上闷死堕地，良久乃苏。举宫内外，咸皆惊怖。王起涕泣，敕诸臣曰，速疾严驾，欲至佛所。诸臣受教，即便严驾，白王曰：“严驾已讫。”王即便上车，出罗阅祇城。
城内四姓宗族、清信士女，聞佛为木枪所刺，王与弟耆婆，及此人众，百千围绕，共至佛所。下车、脱冠、解剑、退盖，步进诣佛。佛右胁侧卧，王礼佛已，手捉佛足，摩抆、口呜，自称国号姓名曰：“摩竭王阿阇世，问讯世尊，疮痛宁有小损不？”佛报阿阇世：“当使大王，常得安隐，长寿无病。王当治以正法，莫行非法。”佛便命王使坐，王即就座。王问佛言：“我从如来所闻，佛身金刚，不可毁坏。不审今者，何为此木枪所刺耶？”佛告王曰：“一切诸法，皆为缘对所坏。我身虽是金刚，非木枪能坏，宿对所坏。”于是世尊即说颂曰：“世人所为作，各自见其行，行善得善报，行恶得恶报。”
佛于是为阿阇世王、一切众会故，说四谛法。何谓四谛？苦谛、苦习谛、苦尽谛、苦尽道谛，是为四谛。说是时，六十比丘，得漏尽意解;万一千人，得法眼净。王于是辞曰：“国事多故，欲还请辞。”佛言：“可，宜知是时。”王即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归。诸众亦各礼佛，绕三匝而还。[7]
西千佛洞第9窟中的抚足者，最初我们曾怀疑其为某国国王，但仔细观察与唐代举哀国王中为首的帝王不同，他不是由两位侍者搀扶，而是一位侍者在他身旁拱手而立，且侍者双臂合抱捧有物品。另外，让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时间相近的日本，在现存于日本和歌山金刚峰寺绘于公元1086年的佛涅槃图中出现了题名为“耆婆大臣”的贵人相老者（图1），人物形象与东千佛洞第2窟和第5窟中的相近，在耆婆身边也有一个双手合十的侍者，只是在位置上他们并不在佛足处。日本奈良宗祐寺保存的绘于12世纪的佛涅槃图中，佛足处的两个人物的服装变成了日式的，从可释读出的文字来看，抚足者为某某王，身后的人物为某某长者，说明佛足处的长者和国王在此时进一步日本化了。从日本收藏的同时代作品来看，敦煌佛足处类型Ⅲ的人物，贵人相老者应为“耆婆长者”，帝王相人物为某国王。实际上，同时代的辽宋金时期的中国北方涅槃变中，如定州北宋至道元年（995）净众院塔地宫（图2）、朝阳梵幢寺北塔辽重熙十二年（1043）天宫木胎银棺（图3）涅槃图中抚足的老者形象应都为“耆婆长者”。
从时间上来看，长者身旁的、与长者形成固定组合的帝王相人物出现得略晚，在张掖大佛寺西夏涅槃像的佛足前保留了这身帝王相，并被认为可能是末罗族的首领。按照佛经所说，佛陀在末罗国都城拘尸那涅槃，当时其他国家都不知晓，那么佛足处的国王为末罗王的可能性较大。而根据阿阇世王带耆婆为佛医足的记载，耆婆后面的国王为阿阇世王也有可能。但是在日本金刚峰寺《佛涅槃图》中佛足处的王者明确书写了榜题“毗舍离大王”，这样中国同时代的作品中佛足处的王者似乎也应为毗舍离王。最早形成的涅槃经《游行经》中，第一个情节就是阿阇世王派大臣禹舍向佛询问能否攻伐跋祇国（首都毗舍离），佛于是宣讲“七不退法”，跋祇国行“七不退法”，因此不可能被攻占[8]。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跋祇国是当时佛心目中最理想的国家，而佛正是在毗舍离宣布将要涅槃的，从经文后面的表述来看也多次将毗舍离王作为八王之首。因此毗舍离王实际上是佛教的理想王，所以作为世间诸王的代表被绘在了这时的涅槃变中。
四 佛足处人物变化反映的时代特征
纵观同时代的中国北方，抚足的人物除了迦叶、耆婆长者，还有百岁优婆夷（图4）。刘永增先生同样已有论述：“此外，在芝加哥美术馆藏浮雕造像碑中，由于释迦头前人物已残，形象难以判别，而足旁却刻有身着俗装以手抚佛足的人物。如上述，释迦足旁呈比丘形的无疑是大迦叶，而俗装人物却使人颇感意外。《长阿含·游行经》等小乘类涅槃经中讲，大迦叶自耆阇崛山携五百弟子归后，佛从棺中自出双足，迦叶见佛足色异而问讯阿难，阿难释之曰：‘有一老母，悲哀而前，手抚佛足，泪堕其上，故色异耳。’在日本京都兴圣寺保存的涅槃图中，释迦足旁亦跪坐一身着俗装的老妪，其身后的榜题曰：‘毗舍离城老女。’如涅槃经言，与释迦双足相关的故事中唯有大迦叶和泪污佛足的老母。在涅槃图中，佛足旁比丘形人物当然可以定为大迦叶，而身着俗装的人物，则可试行比定为泪污佛双足的老母。”[6]19-20为什么这时涅槃变的抚足者会从原来的迦叶变为耆婆和老妇呢？笔者认为应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关。 宋代以后，民间信仰较为兴盛，佛教社会化程度加深。这时在涅槃变中引入耆婆及老妇的形象，实际上说明了释迦作为至尊神性的减弱。因为一个普通的老妇哭泣可以泪污佛足，觉行圆满的佛要请耆婆长者来医治，这些都突出了释迦作为人的一面。《宋史·徽宗四》：“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诏：‘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9]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宋宣和中除佛教，改佛为大觉金仙，佛寺为神霄宫，僧加冠簪为德士。其事皆徽宗独断。”[10]宣和年间，官方甚至改佛号为“大觉金仙”，将佛教进行了道教化的改革。“僧加冠簪为德士”一语，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北京辽乾统五年（1105）舍利石函上的抚足者是一位“戴冠的比丘”（图5）。值得注意的是，这件石函的刻文已有“金仙”一词，早于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诏改14年。也就是说，将佛称作“金仙”早已有之，这也说明了当时佛教社会化并与道教互相影响的趋势。所以，与其在佛足处安置一位戴冠比丘抚足，倒不如请出一位更接近于道士的医者来抚足了。
此外，由耆婆替换了原来的迦叶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涵义。迦叶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托付者，在释迦涅槃之后，迦叶要住世等待为未来佛弥勒传法衣。多部佛经均记载了迦叶自释迦如来处接受袈裟，于鸡足山入定，以传之于弥勒。
《增一阿含经》载：
尔时世尊告迦叶曰：“吾今年已衰耗，年向八十余。然今如来有四大声闻，堪任游化，智慧无尽，众德具足。云何为四？所谓大迦叶比丘、君屠钵汉比丘、宾头卢比丘、罗云比丘。汝等四大声闻要不般涅槃，须吾法没尽，然后乃当般涅槃。大迦叶亦不应般涅槃，要须弥勒出现世间。所以然者？弥勒所化弟子，尽是释迦文佛弟子，由我遗化得尽有漏……弥勒如来当取迦叶僧伽梨着之。”[11]
《大智度论》称：
说此语竟，着从佛所得僧伽梨，持衣钵捉杖，如金翅鸟现，上升虚空，四种身仪，坐、卧、行、住。一身现无量身，满东方世界，于无量身还为一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南、西、北方亦如是。众心厌世，皆欢喜已，于耆阇崛山头，与衣钵俱，作是愿言：“令我身不坏，弥勒成佛，我是骨身还出，以此因缘度众生。”如是思维已，直入山头石内，如入软泥。入已，山还合……弥勒佛见众人如是，以足指扣开耆阇崛山。是时，长老摩诃迦叶骨身，着僧伽梨而出，礼弥勒足;上升虚空，现变如前，即于空中灭身而般涅槃。[12]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称：
大迦摄波为欲涅槃，来就王门与王取别。作是语已，便往鸡足山中。于三峰内敷草而坐。作如是念：“我今宜以世尊所授粪扫纳衣用覆于身，令身乃至慈氏下生。彼薄伽梵以我此身，示诸弟子及诸大众令生厌离。”即便入定，三峰覆身。[13]
《付法藏因缘传》记：
摩诃迦叶欲入涅槃，来与王别不见而去。于是迦叶至雞足山，于草敷上跏趺而坐。作是愿言：“今我此身着佛所与粪扫之衣，自持己钵乃至弥勒令不朽坏，使彼弟子皆见我身而生厌恶……”摩诃迦叶以定住身待于弥勒，不可得烧。弥勒出时，当将徒众九十六亿至此山上见于迦叶。时弥勒众皆作是念：“释迦如来弟子身形卑陋若此，彼佛亦当与斯无异。”于是迦叶踊身虚空作十八变，变为大形充满世界。时弥勒佛即就迦叶取僧伽梨，是时大众见其神力，除骄慢心成阿罗汉。[14]
从上述经论传可知，迦叶作为释迦的托付者，是要完成帮助弥勒佛三会说法后除去所余众生骄慢心的任务。
《大唐西域记》中对迦叶作为释迦教法托付者的身份记载更为明确：
如来化缘斯毕，垂将涅槃，告迦叶波曰：“我于旷劫勤修苦行，为诸众生求无上法，昔所愿期，今已果满。我今将欲入大涅槃，以诸法藏嘱累于汝，住持宣布，勿有失坠。姨母所献金缕袈裟，慈氏成佛，留以传付。我遗法中诸修行者，若比丘、比丘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皆先济渡，令离流转。”迦叶承旨，住持正法。结集既已，至第二十年，厌世无常，将入寂灭。乃往鸡足山……捧佛袈裟而立，以愿力故，三峰敛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当来慈氏世尊之兴世也，三会说法之后，余有无量骄慢众生，将登此山，至迦叶所。慈氏弹指，山峰自开，彼诸众生既见迦叶，更增骄慢。时大迦叶授衣致辞，礼敬已毕，身升虚空，示诸神变，化火焚身，遂入寂灭。时众瞻仰，骄慢心除，因而感悟，皆证圣果。[15]
所以，迦叶作为释迦教法的托付者、继承者，一直以来以他来抚佛足都表达了释迦入灭后由迦叶承继传付佛法的观念。将比丘迦叶换成了医师耆婆，说明了当时信仰中对继承者的新认识，认为医者耆婆更适合继承释迦的遗志。医师是治现世病痛的人，说明了此时佛教社会化程度的加深，信众更关心信仰佛教所获得的消灾除病的现实利益。同时，我们也看到，作为抚足者医师耆婆的贵人相老者的装束，实际上与道教徒更加接近，反映出这一时期道教对佛教的强烈冲击。从宣和改革来看，不排除曾经打算以道教人物作为“大觉金仙”释迦牟尼佛继承者的可能。
五 小 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夏时期敦煌涅槃变中抚足的贵人相老者为佛教中的大医王耆婆，佛足处的帝王为毗舍离王。佛足处人物的变化反映了北宋以后佛教社会化的发展，将原来作为继任者的迦叶换成了能够治病的医师耆婆。特别是后期耆婆多身穿与道士相近的服饰出现的情况，反映出当时官方对佛教进行道教化改革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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