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陈丹青议论音乐，在《音乐爱好者》上发了许多文章，集成一本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取名《陈丹青音乐笔记》。从2002年3月出版，如今已5次印刷，读者不少。
　　“笔记”开头一篇是《灵堂琴声》，写89年钢琴家霍洛维兹去世，他在纽约凭吊时的见闻。这些海外音乐 见闻一直写到《贝多芬故居》，加上国内的体会成为一本书。最后加上两篇附录，一篇谈旧上海的“洋文化”，一篇回答编辑的采访提问，耳闻目击之感受随手写下来，冠以“音乐笔记”之名，很准确。
　　陈丹青“笔记”中记叙了他爱好音乐的经历，算是古典音乐的资深乐迷。资格之深，可从插队赣南、苏北算起。他在乡下听海外音乐节目，敢冒“收听敌台”之危险，已算铁杆乐迷。77年外国音乐开禁，陈丹青在乡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转播李德伦指挥的“贝五”。他从“敌台”、国家台一直听到上大学。加上文革前就喜好听古典音乐唱片，音乐启蒙推致儿童时代。所以，他决不是一般的半路出家的古典乐迷。
　　陈丹青在国内听外国音乐，出国也听外国音乐。他有些感受与我们国内同志不同，就像看米开朗基罗《创世纪》必须到西斯廷小教堂，扬起脖子看拱顶。他说：“《创世纪》群像恢宏壮丽威慑之力，这才全般奏效，这同我们向来俯首捧读《创世纪》壁画画册的经验，岂可相较。”听管风琴、众赞歌，当然要去大教堂；听巴洛克音乐，要去王公贵族之厅堂庭院，方可真切感受古典音乐文化之全貌。他介绍在纽约听93频道各大洲土著音乐的经验，“依我听来，均极相似，咿咿呀呀、敲敲打打，短促得不成篇章，秃长得没有尽头，初听尚鲜，稍久即不耐烦，可见我的没教养。”陈丹青不隐瞒他的好恶。
　　关于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他以为“古典音乐确实应该称之为‘严肃音乐’，——流行音乐也慷慨，也伟大，流行音乐像是感官的万能涂料。但涂料容易挥发。”
　　对那些不易挥发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与作品，从蒙特威尔第以降，重要作品重要人物，他一一道来，如数家珍。有他的好恶，有他的评判，决不盲从，决不趋炎附势。有意思的是，他将音乐家与画家相比。将巴赫与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相比，他说海顿晚年的交响乐是二王与颜真卿的楷书，“他的弦乐四重奏多有珠玉之作，如同最正派的素描。”他形容盈格尔给李斯特画的铅笔肖像，说他长得跟王勃、李贺一幅模样，“是汉人面相的那种精致，彼德鲁奇称之为中国人独有的‘高贵的消极’”。
　　如此比较与思考，陈丹青得出许多中西文化同与不同的结论，发人深省。他说“阿炳的《二泉映月》，句句到心，可你说他‘颓废’，是发自‘灵魂’，就不知所云，”关于生死观的中西比较，他继续说“盯牢死亡做文章，更是西方的传统。中国人是‘好死不如赖活’，不罗嗦，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一句就给顶回来。”至于这两种生死观孰高孰低，他说“无所谓境界高不高，中国人不吃那一套，也好。”
　　关于西方音乐界、文化界算来算去的老账，有关瓦格纳与希特勒的问题，陈丹青也一笔账算了下去，“说瓦格纳影响了法西斯主义，我以为有道理。瓦格纳只是就近的例子，”算下去贝多芬、莫扎特也脱不了关系。陈丹青这样立论，“我不知道可有别的民族的音乐这样地渗透‘意志’，高唱‘意志’，德国音乐根本就是‘意志的声音’。为这种‘声音’所孕育的文化，总会不满这个世界的污糟糟，要来整个地扫荡清理。”陈丹青按照叔本华不同文明塑造不同艺术乃至其余的说法继续推论，“我常留心，罪恶，一如美德，深深缘自民族的艺术。”在此，陈丹青不否认艺术影响消极的一面。
　　关于音乐的“世界水平”，他认为“其实子虚乌有，多此一说。非要说‘世界水平’，我以为音乐是西方的伟大，因为有和声，因为有‘崇高’；绘画呢，还是中国山水画伟大。”当然，这是要引起争议的说法，好在陈丹青已经有前提。关于西方音乐因和声而伟大，也是许多西方普通人的看法。在许多非西方人士眼里，同样是“子虚乌有”“多此一说”的事情。
　　然而，陈丹青音乐言论决非“子虚乌有”，是他长期生活与艺术体验的总结，体验深度如何，思考份量如何，读一读才会明白。初读此书，感觉文字轻松，新意不乏；再读一遍，仍然新意不断。突发奇想，要是陈丹青成为某位领导，这本书中的体会与想法，可以总结出一本“丹青音乐思想”的理论著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