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事实的辨证
　　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喜欢读书的人，在许多年来的阅读中，多次遇到批评革命领袖的文字，其中多数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有的甚至相反。这使我感到十分困惑。
　　今年3月，又从某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本书里读到批评革命领袖的文字。那文章说：“农家出身的革命领袖也会迷糊起来。远离土地多年之后，他竟然相信小麦的亩产可以高达万斤。”事实是这样的吗？1989年我曾经读过权延赤同志所著《红墙内外》一书，并且写了一篇阅读笔记。现把笔记里有关的文字抄在下面，以供读者参考：
　　……那部曾经大出风头的电视系列片《河殇》中有一段解说词说：“在那癫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至科学家和一向讲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会相信这种神话。”这段话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并未相信，全国的科学家和农民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也很难断定。这里只说毛泽东并不相信的依据。《红墙内外》这本书中记述卫士封耀松的回忆说，当时农村“不少头脑发热的负责干部说假话，搞欺骗。毛泽东当时就批评过一些人：‘你们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你们那个十万斤，我当时就讲了不可能。你们还是在报纸上捅出去……’”对由于说假话、搞隐瞒欺骗、搞浮夸而造成的全国不少地方闹饥荒的形势，毛泽东异常焦急，“显出格外激动痛苦”，甚至经常睡不着觉。为了摸清真实情况，毛泽东不光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去搞调查，还亲自下去调查。至于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个有哲学意味的口号，毛泽东确曾有过暧昧的看法，但是1958年李达与他在武汉进行了一场当面辩论之后，他经过思索，还是认识到那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并且很快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此事详情见《春秋》杂志1988年第1期所载梅白同志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一文）。既然大家认为对任何人和事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那么，对领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也应这样对待才对。对事实进行随心所欲的夸大和歪曲，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有的不排除包藏着某种祸心。
　　最深刻的语言记忆
　　每个人都有最深刻的语言记忆。我的最深刻的语言记忆，大多来自于读过的语文课本和语文老师之口。
　　上小学的时候，读过一篇语文课本上的记叙文《任弼时同志二三事》。文章全文现在已不能背诵了，但是有些内容还深印在脑中。文中说，任弼时同志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任弼时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成员，延安时期为“五大领袖”之一，它的丰富革命经历和高尚思想品德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只可惜他才活到46岁便因病去世了。现在每当从影视作品（包括纪录片）中看到任弼时的形象，我就想起课文中所说的他的“三怕”，还曾把“三怕”的内容说给孩子们听。
　　上小学时，还读过一篇题为《我所爱的》短文，后来知道了它的确切称谓应该是“散文诗”。它的全文现在已不能背诵了，但是每一段的第一句还清楚地记得，它们依次是“我爱春天的太阳”，“我爱夏天的大雨”，“我爱秋天的月亮”，“我爱冬天的大雪”。语文老师在讲解中特别强调说，我们每个人都各有所爱，但是春天的太阳、夏天的大雨、秋天的月亮、冬天的大雪却是人人都爱的。他的语言充满了感情，再加声调的变化和手势的相助，把一篇似乎并不新奇的课文讲解得有声有色，全班同学都被深深吸引住了。
　　我初中毕业参加工作后，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这时忆起《我所爱的》那一课，感到语文老师的讲解虽然生动，但那无疑是属于“超阶级”的讲法，与曾经有的社会状况是脱节的。春天的太阳是可爱的，可是逃荒要饭的穷人与日日花天酒地的富人和不愁吃穿的富裕人家，对太阳的爱恐怕是不一样的。夏天的大雨是可爱的，可是那雨水从穷人家的破房上漏进破屋里，穷人对大雨的爱是要打折扣的。秋天的月亮是可爱的，可是凄清的月光只能使正在为生计而犯愁的穷人心情更加忧闷。冬天的大雪是可爱的，可是有哪个连棉衣也穿不上的穷人会站在自家门口欣赏漫天飞舞的雪花呢？
　　我今天来发这一通议论，并非是要责怪那位语文老师没有按“阶级论”分析那篇课文。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语文老师。以年龄来推算，他可能已不在世了。他是值得我和同学们怀念的。我倒是想，以现今某些人的观念来衡量，我的议论可能是不合时宜的。有的人认为现在已经不存在阶级了（事实并非如此），更有人早就提出文艺要“远离政治”的主张。大概就是由于此类的综合原因吧，有些文学作品的选本就着意回避某些早有定评的优秀作品。我认为，即使将来社会上真的没有阶级了，乃至进入大同世界了，也不妨碍人们欣赏“过时了”的文学作品，因为这对人们了解和认识“过去”，对于塑造人的心灵，是永远有益的。
　　知道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才能知道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的时候，我们不要抛弃那些仍然值得珍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