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对得起他经受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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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家或许未曾瞩目他们,他们却从不曾遗忘自身,并用诚挚动人而富有穿透力的文字,为宏大但苍白的历史叙事填空
  沈博爱先生,湖南浏阳人,生于1936年,由做染布、纺织的祖父祖母带大。少时经历战乱,避地而活。青年时任家乡小学教员,1958年因给大字报画插图被打成右派,旋又因与友朋组织读书会被以反革命罪判刑5年。服刑期间妻离女丧,挚爱的祖父也去世而未得见最后一面。1962年释放回原籍监管,后续弦,跟随第二任妻子戴氏做裁缝,吃“百家饭”。1976年在蹉跎坡手筑瓦屋五间,种树养花,哺育三女二子。1980年划右“改正”,1982年反革命案被宣告无罪,补偿100元。复职后任中学生物教师,1990年退休。之后从事自传写作,15年青灯素笺,写成70多万字。2013年,30多万字的回忆录《蹉跎坡旧事》在语文出版社出版,震动读书界,被新历史合作社评为“年度公民写史作品”。
  自传写作,于中国发轫甚早。在我看来,《离骚》是中国第一篇自传雏形;《太史公自序》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篇自传;接下来的班固《汉书·叙传》、王充《论衡·自纪篇》、曹丕《自叙》皆仿史迁,但无出其右。再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自祭文》也可合作自传看。张岱《陶庵梦忆序》、《自为墓志铭》则是我甚爱的两篇自传,有此文字,虽死犹生。
  以上自传,均是短什,如同美术上的简笔画,又如围棋里的“大模样”,缺少具体而微的细节刻画,也少有丰富婉转的情感吐露。《蹉跎坡旧事》文字才情或不如上述,但在将生活还原成一幅幅朴素的钢笔画上则过之。更重要的是,作者虽历经毁家、丧女、成囚、失亲、受辱等诸多痛苦坎坷,也目睹众多的人间惨事,行文却平静通透,有悲伤而无仇恨,更无喋喋不休的怨气。这是一种令人折服的境界。作者只是试图记录,而不是控诉;只是试图怀念,而不是埋怨;他希望理解自己的生活以及所生活的时代,而不是将自己的不幸转换成一种符号般的存在。他将自己对祖父祖母、对第二任妻子、对五个子女的深情,用白描道出,泪痕于纸上若隐若现,却决不放纵啼哭,因而更加刺骨入髓。这一切,使得此书成为一个平常人的非常之书。
  此书最初吸引我的,乃是对故土民俗的丰富记录,堪称湖南乡村小百科全书。顽童的玩具,自制竹吹杆、蛇皮胡琴、竹蜻蜓……状物如在目前,妙趣横生;乡里的民间语文,黑子与时子、矮子与长子、拐子与蛮子……带着泥土味的风趣,直指人心;北乡丧事的夜歌场,场内的“诡辩”,生活百态,跃然纸上。作者有深厚美术功底,书中插图50余幅,皆其手绘。左图右史,又暗合传统史著之法。
  可惜这些美好的民俗,在1949年后多被扫荡一空。民俗乃是自发生长的秩序,民俗又有其附属的社会土壤。传统中国的乡里是士绅社会,这个社会却在土改、镇反等逐次运动中被摧毁殆尽。土壤不存,民俗焉附?
  当风俗与社会都被强行改造与毁灭之后,个人就直接暴露在国家机器之下,“出头鸟被打、浮头鱼被捉”,再没有抵抗或避难的缓冲区域,遂无所逃于天地。
  作者本人即是直接被国家机器碾过的一员,关于自己的获罪、服刑、出狱后生涯,全书有详细记载。他还记录了不少同样甚至更加不幸的个体际遇。写得一手漂亮骈文的乡里名士陈闲僧,其父在土改期间被押到刘氏宗祠批斗后,在附近双江汇合的河滩上正法。陈闲僧本人在土改前就逃亡了,侥幸躲过一难,后不知所终;作者的启蒙老师潘魁吾,因加入地方武装势力,土改时被枪决于石江河滩,作者亲睹其脑髓和鲜血喷散在砂石上——此地本是儿童捡石头打水漂之地,自后再无人嬉耍;小学校长喻民生,热心贴近新建红色政权,镇反时仍被捉去,不堪打屁股之痛而与乡长陈鸣凤共系一绳自缢。次日被发现后,两人的尸首又被各补一枪,以示正法;反右时,小学教师喻学甫因恐惧被划为右派,竟于深夜自投开水锅炉,手脸均成煮熟的泥鳅状,伤重不治身亡;熟读《离骚》、痛饮酒的地主少爷徐佳举,因引用《离骚》针砭时弊被打成右派,到大湾岭接受劳动改造,1980年全县最晚一个右派“摘帽”。摘帽后,徐频频邀约友朋饮酒,在醉酒归家路上失足溺水而亡。当此时,这位浏阳最后一名右派还没来得及领取平反复职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与作者共同组织读书会的沈皆遂,一生皆不遂,同案被打为反革命,刑满后流落他乡,60来岁时中风死亡,作者托其子之意而写下一幅哀感无限的挽联:“严本一介黎民,为腹遗之子,孤孑之儿。奈蹉跎岁月,命途多舛。堪叹半纪春秋,终生茹苦书难尽;椿将三冬古木,逢润泽之风,王化之雨。正夕阳灿烂,晚景无虞。顿遭瞬间厄运,几度招魂哭不回。”
  论者常从“公民写史”角度评介此书,我却更愿意从“写情”角度切入。博爱先生是情浓之人,也具备写情之天赋,不意不造,却如拳头一样打中人心。
  1962年博爱先生刑满归家,与硕果仅存的老祖母的对话,是全书最感动我的地方之一。且录数段:
  “我说饿死一些人,你都能活下来,也是福大命大!
  她就摸着两只耳朵说:‘大跃进一来,你阿公一死,你妹子一死,你婆娘一走,我是该急死的。你又关在县里,剩了我一个老婆婆。我又急又气,我的两个耳朵都干枯了。都说我要死,我也蛮怕死。你回来失了几个人,只剩几间空房子。你一定受不住。所以我还是要撑住,撑到你回来。天老爷保佑我冒死,也保佑你救了口命回来了。好了!不会死了!还要看看你的下半本,就是一出戏’!
  ‘一个猫眼洞也救了我的命’。她又说。
  ‘你的睡房做了保管室。徐灿霞当粮油保管员住在这间房里。到我房里的门虽然钉死,但门边的猫眼洞还留着。我从猫洞里看到床底下有一堆生红薯。我就打了做贼的主意。从楼上寻到了你小时扎泥鳅的针扎,换了一个长把杆。每次从猫洞里伸进保管室,到床底下扎两红薯,就解决一餐。这也是救命的机会。后来食堂解散,就冒得红薯扎了。到了无法可想的时候,只好把小院子里的无花果叶也吃了。后来种了一蔸丝瓜,到了秋天,吃完丝瓜吃叶子,吃了叶子吃瓜藤瓜蔸。那次是硬要死的,可是没死,又过了一关’。   ‘还有一桩事,也把我吓死了!”就是地方传谣说你要解到龙伏来枪毙,有时间有日子!地方也瞒着,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只有尚友(姨侄女)怕我着急,专门来做劝解安慰工作,把这个消息直接告诉了我。我很有把握,我说我的博爱没犯到那个要命的地步!我不相信!我能预料到!要枪毙一个人,也要通知家属的。后来等到那个枪毙的日子,也风平浪静。原来是上个屋场一个姓陈的造的谣。如果真有那样的事发生,我只有窜塘上吊,留了我口老命有什么用!可是谣言没有吓死我,又过了一关’!
  ‘食堂解散后,你舅阿公迁住在芦仙寺,偏僻的内山里,见缝插针,偷偷搞点小自由。肚子保得住了,也节省一点来接济我。算是牙齿缝里剔出来的。搭帮他,我的生活也就混得过去了。总算是过了几关,保住了这口老命。只等最后一关了,就是望着你回来’。”
  读老祖母如此朴质而深情的念白,谁能不凄凉感旧,慷慨生哀?
  博老与第二任妻子戴氏的伉俪之情,也颇动人。在博老复职之前,他们只能靠上门与人做裁缝为生。遇到新有孩子出生,还得带婴儿同去开工,因此博老发明了木轮摇箩车,这样妻子站着画线裁衣时,能用脚来回推动摇箩,坐时则右脚踩转缝纫机,左脚推动摇箩。因为右派问题,博老不时要接受批斗,可他不以为然,自称是“上午挨斗争,下午做裁缝”,神色自若,意态苍凉。
  1997年祖母去世,儿女也各自成家立业,只剩下博老与戴氏两人相濡以沫。在小儿子沈亚川鼓励下,博老开始写回忆录,而戴氏是最好的校对、档案管理员与读者。她用半个月时间,将一麻袋的旧书信分门别类捆扎,又为丈夫整理二十几年的日志——八千余页的纸张,翻检摘录备查项目。在丈夫成文后,她是第一个也是最好的读者,读到丈夫写时悲苦处她必流泪,读到丈夫写时微笑处她必欢欣。
  遗憾的是,戴氏未能活到此书付梓,这成为作者及其子女最深的遗憾,也使我们长叹命运无常,天道未必酬情。
  我的兄长冉云飞常说,一个人要对得起他经受的苦难。读《蹉跎坡旧事》,感慨良深的是博老大半生历尽艰关,却始终保有赤子之心,完全对得起他经受的苦难。他的经历及自述,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其梦想是那么单纯——无非耕读二事,然而实现梦想却是那么艰难!尽管如此,他们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存本领,做砖做瓦、做牛做马,努力从“不可能”的缝隙中钻出来,追寻自由、实现自我、珍视情感、保有尊严,并将这一切上升到审美的高度。历史学家或许未曾瞩目他们,他们却从不曾遗忘自身,并用诚挚动人而富有穿透力的文字,为宏大但苍白的历史叙事填空。
  英国史学家伍德沃德说得好,我们在追述少数留芳百世的人物的同时,还应永远记住许多未曾留下踪迹的人。他们可能是千百年前的农夫或工匠,艰难困顿,随时可能屈从于入侵者的暴力;他们也可能是几十年前的千千万万个小康境遇的无名小卒,常处于被当时的政权和制度吞噬的危险之中。而这些普通的小人物,却具备深邃的情感和非凡的生命力,没有他们,就没有历史,也没有人类情感与命运存在的证据。
  为了人类情感与命运,我们应当阅读并记住《蹉跎坡旧事》。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讲师,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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