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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沉静执着地行进于文学的道路，孤独寂寞，但从未想过放弃。迄今，他的全部著作加起来已达1300余万字，包括18部长篇、11部中篇、130多个短篇和300多万字的散文文论以及两本诗集。《古船》被海外誉为“五四以来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被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亚洲周刊），被评为“金石堂选票最受欢迎的长篇小说”，还被法国教育部和科学中心确定为高等考试教材。世界最大的出版机构哈柏·柯林公司向全球推出现当代中国文学时，《古船》是惟一入选的中国当代作品。《九月寓言》与作者被评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
2013年，张炜从事文学创作的第40个年头，他的合集陆续出版：《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7卷本）、《万松浦记：张炜散文随笔年编》（20本）、《张炜长篇小说年编》（19卷本）。“就像是在写一封长信，它没有地址，没有规定的里程，只有遥远的投递、叩问和寻找。”张炜说。多年艰苦写作，最大的收获不是各种荣誉，而是拥有了一批真诚的读者，他们的喜爱和肯定，使他很感欣慰。
他取之不竭的创造力就像一个谜，留给读者无限期待的空间。张炜的底气和耐力来自哪里？
“写作如日常劳动，人们对日复一日在田里劳动的人，并不会觉得奇怪。这对我是很自然的事。”他回答的语气轻松平淡。
不能停止的探索心和好奇心，可能是一个写作者葆有强大生命力不绝的源泉。同时，他劳动的朴素心情中又保持着每次创作的冲动和新鲜感，这使他的每个文字都生动鲜活，每部作品都焕发勃勃生机，且愈往前走，愈坚定有力。
《你在高原》之后，张炜在2012年底推出首部自传《游走：从少年到青年》中，第一次解读“他”时代所追逐的文学梦想，披露他孜孜不倦追寻精神理想的“流浪——皈依——流浪”之路，并讲述他在这条路上艰难的奋斗历程、激烈复杂的情感、各种各样的遭遇见闻和凝肃沉重的历史思考。
以前，他对写作者的自述类文字总有些不解，因为他们年复一年，为读者写下的东西已经足够多了，无论是虚构还是其他，最后作者在文字中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隐匿的空间。一个将大部分时间用来书写的人，还有必要进一步交待自己吗？
张炜的看法随着年龄的增长改变了：“我理解作者在某个阶段写写自己、自己的过去，总会有些原因的，有十足的理由。……这种小结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向前，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真的不再年轻了——”张炜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不再年轻”这个事实好像第一次搁在面前似的，让人心头一沉。
“我也许害怕一切都遗忘和淹没在浑茫的思绪之中，所以才要一遍遍地打捞往昔。”《游走：从少年到青年》中珍存了目前为止最为详尽的“张炜文学创作活动年表”，还原一个真实的张炜，让读者从那深情吟唱的行走之歌里，从那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中触摸到一个作家成长的脉络，并同他一起游走于山区和平原，一起寻师访友，一起遭遇奇境和患难，一起感受跌宕起伏的梦想之旅。一般自传体回忆录略有不同的是，它并非一部情节完整、叙事连贯的回忆录，书中更多展示的，是作者的心路历程与成长片段。这些片段虽然看似细小不起眼，却显示出独特的感性的质地，它们彼此连缀一起，更形成一种生活的暗示，或人生的象征。它们不仅构成了张炜从少年到青年的丰富的生活画面，同时，从中也足以看出一代文学大家的成长轨迹。
遇上酷爱文学的校长
“我庆幸自己出生在美丽的海滨，也感激当年的老师利用一切机会让我们去和大自然亲近。我们没有把自己整天关在教室里的习惯，今天想，那样也许会变傻的。伏在桌上安安静静读一本好书是愉快的，而到田野里接受大自然的沐浴和陶冶就更加幸福。”在张炜的作品中，四处充溢着对自然的眷恋。他的写作也大致分成两部分，一是直接对于记忆的那片天地的描绘和怀念，一是对欲望和喧闹的外部世界的质疑，其中有迷茫，有痛苦，也有深长的遗憾。
在胶东半岛上的一处联合中学，张炜度过了让他深深沉迷，有时又不忍回眸的中学生活。学校地处海滨，在一片果园的包围之中，在张炜的记忆中“是一座再好也没有的校园”，只是当时已经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到处都是造反的呼声，蒙受冤案的父亲也没能逃脱。所幸的是，校长酷爱文学，在校内办起了一份装订考究的油印文学刊物《山花》，张炜写下的东西刊在显要的位置，受到校长当众赞扬。
这在张炜来说是“了不起的经历”。即便多少年之后，他回忆起来，仍觉得当时的《山花》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成为他心灵不可替代的慰藉。“我会在一个没人的地方长时间与这本油印刊物待在一起，嗅着她的香气，不止一次把她贴到了脸上。”
当然最大的乐趣，还是听书。在漫长的冬夜，家里人常会找出书来读。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他每天最盼望的就是夜晚快快降临。他还想方设法从一切地方找书来看。有些书是竖排繁体字，拿到手里也读不懂。但强烈的好奇心还是吸引着他，让他磕磕绊绊读下去。很多翻译作品和古典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吞食的。
因为“家庭”的问题，张炜没有办法继续升学，在校长的努力下，他进了校办工厂做工。这在张炜是极为重要的人生转折，因为他在八小时之外可以有大量时间看书。“我不断写出新的文章送给校长看，获取他的赞许。这段时间里我和他几乎成了一对文章密友，相互切磋，甚至是鼓励。我们彼此交换作品，快乐不与他人分享。”
在发表第一篇小说之前，张炜已经积累了三百多万字。他逐渐觉得这种保存固然值得珍惜，却总是吸引自己向后看，成为前进的包袱，便断然决定把三百多万字的稿子全部烧掉。在烧掉它们之前，张炜从中找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共有20多万字，编成小说集《他的琴》（明天出版社），其中最早的一篇小说《木头车》写于1973年。
充满波折的文学旅途
他的文学生涯算不得顺利。《古船》的写作与出版，是在80年代中期，但在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古船》差点没能出版，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有争议的作品”。张炜说，中国极左的源流、痞子气，底层的阴暗残忍文化，实在是源远流长的，《古船》中涉及到这些，但还远远不够。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仍然会感觉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一个写作者可不能那么天真。 写作《古船》的时候，他去半岛地区搜集材料，直接到胶东的粉丝厂，了解它的收入如何、领导结构如何、一个镇子的政治和经济情形、它的历史。比如具体到土改，死了多少人、重要的事件有哪些、冲在前边的人是哪一部分、这部分人现在到哪里去了。目标明确，而且社会性很强。
对于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张炜写得非常用力，修改的时间也很长。因为他总想追求完美，这种心情迫使他一再地修葺。大的集中改动有两次，一次是在济南南部山区一座废弃的变电所里，另一次他跑到胜利油田的海边。最后发稿之前，张炜住在了北京一个招待所里，因为编辑随时提出问题，我如果认为有道理，就可以随时调整。《古船》发表于1986年《当代》第5期，不久，在全国青创会上便传来“领导不高兴”的信号，于是会议后半截议论最多的就是《古船》。后来出现一系列的《古船》评论，好评虽然较多，但是并未平息这一传言。几年之后，那位“发火的领导”又写了一封信，省里领导转给张炜看了。信中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对《古船》的评论――我当年更多的是根据‘耳食之言’，做出了不得当的、轻率的批评；对一部作品不能这么简单化，我当年那样做是不对的，希望你能够谅解，写出更好的作品等等。”这封信始终没有公开。
“当年那个很大的领导一怒造成损害，对一个年轻写作者各个方面造成的损害，已经是没法改变了。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张炜说，当时指责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土改”方面的描写。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没有多少这方面的批评，但是在私下里，在会议上，有人谈到“土改”不能这样写。关键是有人表面上赞扬，暗地里整材料往上寄，不停地寄，设法让更大的领导批示等。还有个别人将书复印摘一些片断，然后再上纲上线。
1987年，《古船》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刚刚30岁，却因为被“上纲上线”，连起码的文学会议都不能参加，他成了另类。
1992年，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发表于《收获》第3期，但是因为“把我们的农村写得一团黑暗”发表也遇到了麻烦。应该说，就内容而言，《九月寓言》并没有太多敏感之处。但是一位文学前辈，曾经对《古船》非常赞赏的老人，看完《九月寓言》送审稿之后说：“再也不能把我们的社会、把我们的农村写得一团漆黑了。
“实际上《九月寓言》里写的更多的是劳动的欢乐和人的顽强，是坚忍不拔，跋涉千山万水寻找新生活的信念。”张炜说，至于说小村人生活得苦，那也只是现实而已。“我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小时候经常到那样的小村里去――我们一家住在海边林子里，因为孤独，就常常穿过一片林子到小村里玩。那个小村离我们比较起来算是最近的，它叫‘西岚子’，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和小村里的孩子们在一块儿捉鸟、捉迷藏。小村里的每一户人家我都熟悉，吃过他们的煎饼，喝过他们的水，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生活？”
重提《你在高原》，任何作品都是连带着缺憾走向成功的
《你在高原》之前，张炜的全部著作加起来已达1250万字，包括18部长篇、11部中篇、130多个短篇和300多万字的散文文论以及两本诗集，也曾多次与茅奖擦肩而过：《古船》两次入围茅奖，《九月寓言》也是两次入围，被张炜本人认为“自己最棒的作品之一”的《丑行与浪漫》也曾接近茅奖。站在这些厚重积累之上，作为张炜耗费22年时间的《你在高原》，不仅仅是一部挑战读者思想深度的作品，也是一部挑战读者艺术情操的作品。用评论家洪治纲的话说，它再次表明，文学是一种“慢”的艺术。
“它是通称为‘长河小说’的那种，即书中有共同的主人公和共同的故事，篇幅太长了，分开出版就很麻烦。”张炜说。他并不是一个以大为美的人，尤其在这样一个算不得深入阅读的时代。他觉得有不同声音和质疑属于正常而且必要，作者可以从中学习和汲取经验教训，需要认真倾听。但就个人而言，《你在高原》是他最复杂也是个人付出心力最大的一部作品。他说，我们可以把玩一个精美的玉雕，但是它不能够取代长城，因为两者有不同的美。“这并不是说我的作品像长城那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只是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追求。”
作品长短只是表象，值得探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作品的品质。在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之前，评论家施战军就已全部读完《你在高原》。“每一部都在水平线以上。我能从《你在高原》中感受到张炜受法国浪漫主义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具体到《海客谈瀛洲》和《无边的游荡》中，又能读到屈原式的彻痛，作家有一种痛要表达，却不是用恨的方式表达。”《你在高原》中包含的10部作品充满对抒情和诗性的迷恋且气势饱满，张炜以这样的力量和文学抱负打造出一个文学思想者的形象，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里尤其值得推崇。
民间传说等等
《你在高原》这部书“为五十年代生人立传”，这代人有什么特质，为他们立传有什么现实意义？张炜说，书中有一个人物的话可做参考，虽然他说得不够全面——“……时代需要伟大的记忆！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这可是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做过了什么！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和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如今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一点都不需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能消失。”
我们常常认为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不了解这批人，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也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如上只是一个认识的角度。实际上每一代人都会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伟大一代，每一代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经历看成是独特的。把自己的成就和灾难看成是划时代的和史无前例的，这也会妨碍他们的判断。张炜在书中其实就写到了对这种判断的怀疑。
三年之后回望《你在高原》，如何看待它的荣誉和当时的诸多质疑？
张炜说：“任何作品都是连带着缺憾走向成功的。这十部长长的书也许应该比想象的更加芜杂才好。它很长，但还不够芜杂。不过让我今天来写，也不见得会写得更好。它耗去了22年心血，全力以赴地工作，走了多远的长路，有过多少不眠之夜。它远非是自己的某个长篇单行本所能比拟的，甚至也不是为这个浮躁的年代所写。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值得做的大事情。”
2013年，张炜从事文学创作的第40个年头，他的合集陆续出版：《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7卷本）、《万松浦记：张炜散文随笔年编》（20本）、《张炜长篇小说年编》（19卷本）。“就像是在写一封长信，它没有地址，没有规定的里程，只有遥远的投递、叩问和寻找。”张炜说。多年艰苦写作，最大的收获不是各种荣誉，而是拥有了一批真诚的读者，他们的喜爱和肯定，使他很感欣慰。
他取之不竭的创造力就像一个谜，留给读者无限期待的空间。张炜的底气和耐力来自哪里？
“写作如日常劳动，人们对日复一日在田里劳动的人，并不会觉得奇怪。这对我是很自然的事。”他回答的语气轻松平淡。
不能停止的探索心和好奇心，可能是一个写作者葆有强大生命力不绝的源泉。同时，他劳动的朴素心情中又保持着每次创作的冲动和新鲜感，这使他的每个文字都生动鲜活，每部作品都焕发勃勃生机，且愈往前走，愈坚定有力。
《你在高原》之后，张炜在2012年底推出首部自传《游走：从少年到青年》中，第一次解读“他”时代所追逐的文学梦想，披露他孜孜不倦追寻精神理想的“流浪——皈依——流浪”之路，并讲述他在这条路上艰难的奋斗历程、激烈复杂的情感、各种各样的遭遇见闻和凝肃沉重的历史思考。
以前，他对写作者的自述类文字总有些不解，因为他们年复一年，为读者写下的东西已经足够多了，无论是虚构还是其他，最后作者在文字中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隐匿的空间。一个将大部分时间用来书写的人，还有必要进一步交待自己吗？
张炜的看法随着年龄的增长改变了：“我理解作者在某个阶段写写自己、自己的过去，总会有些原因的，有十足的理由。……这种小结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向前，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真的不再年轻了——”张炜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不再年轻”这个事实好像第一次搁在面前似的，让人心头一沉。
“我也许害怕一切都遗忘和淹没在浑茫的思绪之中，所以才要一遍遍地打捞往昔。”《游走：从少年到青年》中珍存了目前为止最为详尽的“张炜文学创作活动年表”，还原一个真实的张炜，让读者从那深情吟唱的行走之歌里，从那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中触摸到一个作家成长的脉络，并同他一起游走于山区和平原，一起寻师访友，一起遭遇奇境和患难，一起感受跌宕起伏的梦想之旅。一般自传体回忆录略有不同的是，它并非一部情节完整、叙事连贯的回忆录，书中更多展示的，是作者的心路历程与成长片段。这些片段虽然看似细小不起眼，却显示出独特的感性的质地，它们彼此连缀一起，更形成一种生活的暗示，或人生的象征。它们不仅构成了张炜从少年到青年的丰富的生活画面，同时，从中也足以看出一代文学大家的成长轨迹。
遇上酷爱文学的校长
“我庆幸自己出生在美丽的海滨，也感激当年的老师利用一切机会让我们去和大自然亲近。我们没有把自己整天关在教室里的习惯，今天想，那样也许会变傻的。伏在桌上安安静静读一本好书是愉快的，而到田野里接受大自然的沐浴和陶冶就更加幸福。”在张炜的作品中，四处充溢着对自然的眷恋。他的写作也大致分成两部分，一是直接对于记忆的那片天地的描绘和怀念，一是对欲望和喧闹的外部世界的质疑，其中有迷茫，有痛苦，也有深长的遗憾。
在胶东半岛上的一处联合中学，张炜度过了让他深深沉迷，有时又不忍回眸的中学生活。学校地处海滨，在一片果园的包围之中，在张炜的记忆中“是一座再好也没有的校园”，只是当时已经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到处都是造反的呼声，蒙受冤案的父亲也没能逃脱。所幸的是，校长酷爱文学，在校内办起了一份装订考究的油印文学刊物《山花》，张炜写下的东西刊在显要的位置，受到校长当众赞扬。
这在张炜来说是“了不起的经历”。即便多少年之后，他回忆起来，仍觉得当时的《山花》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成为他心灵不可替代的慰藉。“我会在一个没人的地方长时间与这本油印刊物待在一起，嗅着她的香气，不止一次把她贴到了脸上。”
当然最大的乐趣，还是听书。在漫长的冬夜，家里人常会找出书来读。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他每天最盼望的就是夜晚快快降临。他还想方设法从一切地方找书来看。有些书是竖排繁体字，拿到手里也读不懂。但强烈的好奇心还是吸引着他，让他磕磕绊绊读下去。很多翻译作品和古典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吞食的。
因为“家庭”的问题，张炜没有办法继续升学，在校长的努力下，他进了校办工厂做工。这在张炜是极为重要的人生转折，因为他在八小时之外可以有大量时间看书。“我不断写出新的文章送给校长看，获取他的赞许。这段时间里我和他几乎成了一对文章密友，相互切磋，甚至是鼓励。我们彼此交换作品，快乐不与他人分享。”
在发表第一篇小说之前，张炜已经积累了三百多万字。他逐渐觉得这种保存固然值得珍惜，却总是吸引自己向后看，成为前进的包袱，便断然决定把三百多万字的稿子全部烧掉。在烧掉它们之前，张炜从中找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共有20多万字，编成小说集《他的琴》（明天出版社），其中最早的一篇小说《木头车》写于1973年。
充满波折的文学旅途
他的文学生涯算不得顺利。《古船》的写作与出版，是在80年代中期，但在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古船》差点没能出版，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有争议的作品”。张炜说，中国极左的源流、痞子气，底层的阴暗残忍文化，实在是源远流长的，《古船》中涉及到这些，但还远远不够。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仍然会感觉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一个写作者可不能那么天真。 写作《古船》的时候，他去半岛地区搜集材料，直接到胶东的粉丝厂，了解它的收入如何、领导结构如何、一个镇子的政治和经济情形、它的历史。比如具体到土改，死了多少人、重要的事件有哪些、冲在前边的人是哪一部分、这部分人现在到哪里去了。目标明确，而且社会性很强。
对于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张炜写得非常用力，修改的时间也很长。因为他总想追求完美，这种心情迫使他一再地修葺。大的集中改动有两次，一次是在济南南部山区一座废弃的变电所里，另一次他跑到胜利油田的海边。最后发稿之前，张炜住在了北京一个招待所里，因为编辑随时提出问题，我如果认为有道理，就可以随时调整。《古船》发表于1986年《当代》第5期，不久，在全国青创会上便传来“领导不高兴”的信号，于是会议后半截议论最多的就是《古船》。后来出现一系列的《古船》评论，好评虽然较多，但是并未平息这一传言。几年之后，那位“发火的领导”又写了一封信，省里领导转给张炜看了。信中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对《古船》的评论――我当年更多的是根据‘耳食之言’，做出了不得当的、轻率的批评；对一部作品不能这么简单化，我当年那样做是不对的，希望你能够谅解，写出更好的作品等等。”这封信始终没有公开。
“当年那个很大的领导一怒造成损害，对一个年轻写作者各个方面造成的损害，已经是没法改变了。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张炜说，当时指责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土改”方面的描写。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没有多少这方面的批评，但是在私下里，在会议上，有人谈到“土改”不能这样写。关键是有人表面上赞扬，暗地里整材料往上寄，不停地寄，设法让更大的领导批示等。还有个别人将书复印摘一些片断，然后再上纲上线。
1987年，《古船》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刚刚30岁，却因为被“上纲上线”，连起码的文学会议都不能参加，他成了另类。
1992年，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发表于《收获》第3期，但是因为“把我们的农村写得一团黑暗”发表也遇到了麻烦。应该说，就内容而言，《九月寓言》并没有太多敏感之处。但是一位文学前辈，曾经对《古船》非常赞赏的老人，看完《九月寓言》送审稿之后说：“再也不能把我们的社会、把我们的农村写得一团漆黑了。
“实际上《九月寓言》里写的更多的是劳动的欢乐和人的顽强，是坚忍不拔，跋涉千山万水寻找新生活的信念。”张炜说，至于说小村人生活得苦，那也只是现实而已。“我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小时候经常到那样的小村里去――我们一家住在海边林子里，因为孤独，就常常穿过一片林子到小村里玩。那个小村离我们比较起来算是最近的，它叫‘西岚子’，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和小村里的孩子们在一块儿捉鸟、捉迷藏。小村里的每一户人家我都熟悉，吃过他们的煎饼，喝过他们的水，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生活？”
重提《你在高原》，任何作品都是连带着缺憾走向成功的
《你在高原》之前，张炜的全部著作加起来已达1250万字，包括18部长篇、11部中篇、130多个短篇和300多万字的散文文论以及两本诗集，也曾多次与茅奖擦肩而过：《古船》两次入围茅奖，《九月寓言》也是两次入围，被张炜本人认为“自己最棒的作品之一”的《丑行与浪漫》也曾接近茅奖。站在这些厚重积累之上，作为张炜耗费22年时间的《你在高原》，不仅仅是一部挑战读者思想深度的作品，也是一部挑战读者艺术情操的作品。用评论家洪治纲的话说，它再次表明，文学是一种“慢”的艺术。
“它是通称为‘长河小说’的那种，即书中有共同的主人公和共同的故事，篇幅太长了，分开出版就很麻烦。”张炜说。他并不是一个以大为美的人，尤其在这样一个算不得深入阅读的时代。他觉得有不同声音和质疑属于正常而且必要，作者可以从中学习和汲取经验教训，需要认真倾听。但就个人而言，《你在高原》是他最复杂也是个人付出心力最大的一部作品。他说，我们可以把玩一个精美的玉雕，但是它不能够取代长城，因为两者有不同的美。“这并不是说我的作品像长城那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只是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追求。”
作品长短只是表象，值得探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作品的品质。在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之前，评论家施战军就已全部读完《你在高原》。“每一部都在水平线以上。我能从《你在高原》中感受到张炜受法国浪漫主义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具体到《海客谈瀛洲》和《无边的游荡》中，又能读到屈原式的彻痛，作家有一种痛要表达，却不是用恨的方式表达。”《你在高原》中包含的10部作品充满对抒情和诗性的迷恋且气势饱满，张炜以这样的力量和文学抱负打造出一个文学思想者的形象，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里尤其值得推崇。
民间传说等等
《你在高原》这部书“为五十年代生人立传”，这代人有什么特质，为他们立传有什么现实意义？张炜说，书中有一个人物的话可做参考，虽然他说得不够全面——“……时代需要伟大的记忆！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这可是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做过了什么！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和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如今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一点都不需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能消失。”
我们常常认为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不了解这批人，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也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如上只是一个认识的角度。实际上每一代人都会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伟大一代，每一代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经历看成是独特的。把自己的成就和灾难看成是划时代的和史无前例的，这也会妨碍他们的判断。张炜在书中其实就写到了对这种判断的怀疑。
三年之后回望《你在高原》，如何看待它的荣誉和当时的诸多质疑？
张炜说：“任何作品都是连带着缺憾走向成功的。这十部长长的书也许应该比想象的更加芜杂才好。它很长，但还不够芜杂。不过让我今天来写，也不见得会写得更好。它耗去了22年心血，全力以赴地工作，走了多远的长路，有过多少不眠之夜。它远非是自己的某个长篇单行本所能比拟的，甚至也不是为这个浮躁的年代所写。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值得做的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