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在世界经济论坛东亚会议上，再次强调着一个大趋势，“亚洲时代已经来临”，“亚洲将能够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事务中发挥更具领导性的作用。”
　　亚洲时代的新青年，尤其是从事思想、理论、战略和政策研究的青年人，正身处一个大时代，也面临着大机遇、大挑战。
　　小时候，家里的柜子上印着毛主席鼓励青年的语录：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已经进入“你们”的行列，却时常怀疑这个世界真的是“我”的、“我们”的。作为从事政策研究的青年学者，我总是感觉自己上没有“顶天”即胸怀寰宇，下没有“立地”即脚踏实地。这种悬浮于低空近视地面的感觉很难受。
　　面对老一辈，我们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世界斗争性的深刻感悟。面对同龄人，我们深受知识结构缺陷之苦，但似乎又在各忙各的，零星的火花尚未汇聚成创造之火。面对后来者，我们明显感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冲击力。总之，我们还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怀才不遇是千古感叹，遇而无才却是新时代的别样烦恼！
　　我曾在北京一所高校旁听博士课程。一位誉满天下的教授真切地说：这是一个能产生大师的时代，你们当中也许就孕育着大师。无论是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亚洲研究都有可能造就新时代的大师。教室立刻躁动。我首先从自身的角度否定了教授的期许。但一位比我年轻几岁的博士生马上反驳我，“这个课堂里也许没有，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没有（大师）”。心里，我为他喝彩！
　　只有顶尖的少数人能成大器。像我这样的大多数，更需要成为具有扎实学识基础的中坚力量。毕竟，当下青年一代的整体实力并非世界一流。我们缺的东西太多，比如完善的知识架构、多角度的思维习惯、丰富的阅历等，至于创造性的融会贯通和学以致用，则是可望难及的更高层目标。
　　还是从我相对熟悉一点的东南亚研究说起吧（我个人将东南亚视为中国崛起的战略支点）。这几年，社科院亚太所对我国的地区研究，尤其是东南亚研究做了系统和规范的评估。
　　2005年，唐世平等在《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地区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更多源自学术制度安排。要想推动中国的地区研究，就必须推进四方面的制度变革，即在学术研究贡献和政策意义之间寻求好的平衡、加强对学生的训练、提高研究型刊物的质量、改进著作出版程序等。
　　2006年，唐世平等进而指出，政府需求、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以及大众传媒在中国的兴起，促使东南亚研究以经济与政治（包括安全）为重点领域。但这三个因素却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面临着学术贡献与政府需求、学术贡献与大众需求之间的艰难平衡，并有可能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将自身置于满足政府和大众短期需求、损害长期能力建设的困境之中。
　　2007年，亚太所又对国内研究东盟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进行了一项国情调研，对研究人员的心态、研究人员发挥作用的渠道、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研究水平等做了全面评估。他们的结论是，整体水平上升，但区别于政府的独立性研究不强。
　　我极其看重和欢迎来自非政策研究领域的批评性意见。因为研究能力的高低间接影响着决策水平，也影响着我辈的价值。我也在不断思考和实践如何提高研究水平。从战略和政策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个人的粗浅想法是，我辈青年研究者可能需要艰苦的训练，积极向理论界和实务界学习，在分析框架上做到从全球到地方的多层次贯穿，从政治经济安全到技术社会环境的多维度关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力争使我们的战略和政策研究“顶天立地”，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生命力更长久。
　　幸好，我最近找到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西南分院候振宇先生主编的《出路：广西发展前沿问题思考与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读后极为振奋。书名不起眼，但一路读下来，我发现这正是一个多层次贯穿、多维度关联的好的政策研究成果。该书的主旨是在经济全球化、东亚合作、中国—东盟合作的大背景下，结合广西改革开放发展的需求，为广西量身定制发展战略，是一本“顶天立地”之书。
　　这本书是青年学者贡献于亚洲崛起的一个闪光点。在时代的感召下，如斯的火花会喷发四溅，并汇聚成火焰，照亮亚洲崛起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