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期的专栏里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税是最好的税。这看起来有点宏阔，但是，这种讨论有利于人们建立靠谱的投资观。
　　又是我的指路明灯林老师，她推荐我看了一篇关于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文章。作者在文章里说美国梦完了，在那里，贫穷的年轻人看不到诗也看不到远方。而真正好的国家是丹麦，丹麦穷人变富的概率是美国的两倍。
　　那么世界应该变成丹麦的样子吗？我一点也不觉得。
　　在看到丹麦的好处之前我们应该看点更实在的，丹麦这种国家养活了多少人，而那些穷人更难变富的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又养活了多少人。同时，有多少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发明在从丹麦诞生的，而又有多少是美国这种“糟糕”的国家创造的。从这些角度来看，美国的效率都比丹麦高得多。很显然，让穷困阶层有更高的概率变得富有不是人类最重要的优势特征。
　　其实让贫困阶层更容易变得富有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要对富人课以重税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样做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丹麦或者芬兰，另一种是波尔布特管理下的柬埔寨。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不同？这更多是个政治问题，在这里先不讨论了。不过可以肯定，靠增加税收来使得时间看起来不那么不公平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在这一点上，拥有一个最有效率的政府甚至都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征最“好”的税。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恐怕先要排除那些肤浅的对自由经济的看法。拥有这种观点的人一方面认为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那些高福利国家很棒。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想法的矛盾。对很多人来说，不交税是最好的。这并没有什么错，在经济社会中的大多数情况下，交税都是件坏事，它让整个社会的效率变低，也对这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分配没有好处—在一项胜者通吃的比赛中，落败者可以选择他更适合的工作，而大多数税收所起的作用除了让这种趋势变慢，还促使大家撒谎。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需要用收税的钱来解决，比如维持秩序的警察需要工资，很难盈利的公共项目也需要钱。这些钱应该从什么地方来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收一些对社会效率影响最小的税。
　　肯尼斯·阿罗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年纪最轻的获奖者，他在很多领域很有成就，也设计了最有效率的税。这种好东西听起来有点简单，最有效率的税其实就是人头税。每个人在出生时都交同等的钱，这样既有了税金用于政府开支和扶助由于先天问题而产生的竞争弱者，又不会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
　　另外还有种情况，比如说吸烟，吸烟的人获得了快感，而他呼出的烟雾给不吸烟的人带去了负面效应。用经济学的说法，吸烟是一种外部性行为。英国的经济学家阿瑟·庇古认为这种行为应该用税来调节，当一件事的私人边际效应大于社会边际效应时，做这件事的人就应该交税。如果相反，做一件事的私人边际效应小于社会边际效应，就应该得到补贴。最终目的是，私人边际效应与社会边际效应相等，那就是理想社会。
　　虽然吸烟的人已经为烟草付了钱，而烟草商也交了税，但这当然还不够。这是因为烟草商交的税对吸烟人并不能起到惩罚效果—也就是说，吸烟越多，缴纳吸烟税的金额越应该呈几何递增。因为有了互联网的帮忙，这种收税方式其实并不难实现，税务局只要查看生活账单就知道是不是应该对某个吸烟者课以重税了。互联网不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还可能改变社会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