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童工问题在全球各行业和消费者中引起了广泛关注，亚洲地区更是如此。虽然国际劳工组织（ILO）指出，亚洲童工问题近年来已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截止到2012年，亚太地区童工数量仍高达7，800万，居全球首位。
　　童工仍是亚洲供应链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大多数童工问题应对机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童工的最大利益。这是瑞联稚博（CCR CSR）在其最新的报告《最佳回应：审核员对亚洲童工现象的见解》中的发现。作为一家儿童权益咨询机构，瑞联稚博针对审核员在童工案例处理方面的经验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总结。
　　报告指出：64%的亚洲审核员在过去的两年内发现过童工，仅在1/3的童工案例中，审核员确认童工被带离工作岗位以确保其安全。
　　在中国，63%的受访审核员表示，辍学是中国儿童工作的主要因素。而在其他亚洲国家，贫困则是童工问题的首因。
　　尽管目前的法律法规和众多国际品牌对童工制定了“零容忍”政策，但儿童进入工厂工作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原因包括缺乏年龄验证程序（如越南），伪造、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如中国）等。
　　报告还发现，59%的中国审核员认为，中国工厂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致使他们“忽视”审核工人的年龄，而中国以外的国家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进行年龄核实”。 这两个发现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厂的人力资源管理程序存在严重的能力不足，从而削弱了童工的预防和反应机制。
　　调研结果显示，缺乏后续跟进和与儿童“失联”是补救计划不成功的两大最常见因素，这也说明工厂对被发现的童工缺乏支持。邀请有资质的第三方（例如：社会服务和儿童保护的非盈利组织）有效参与，可以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然而，在实践中，邀请第三方参与童工补救的案例少之又少，惯常做法只是保证儿童离开工作场所，而忽略了对儿童的保护和考虑到她/他的最佳利益。
　　作为此次调研的参与者及长期致力于儿童权益保护的推动者，瑞联稚博执行董事康莹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在她看来，保护儿童权益需要多方共同行动，而其中已经可以看到不少企业的努力。
　　《WTO经济导刊》：就您的观察，哪些行业中童工问题比较严重？在区域、国家分布上又有哪些特征？
　　康莹：矿业、农业及制造业中出现童工问题比较严重。童工分布也具有区域特点。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如矿业等很多重要的工业领域都存在雇佣童工的风险；在印度，以农业为主的行业及制造业均存在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一些农业、矿业及低层次的制造业里均存在童工问题。
　　《WTO经济导刊》： 在您看来，出现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康莹：在农业领域，管控较弱、关于儿童权益保护的体系较少等因素导致出现高频率的童工风险比较大。在其它产业领域，则取决于产业层次与工业结构。如某些行业，在一些地区并非完全合法，或未得到有效的管控，出现童工的风险就大。就我的经验来看，整个中国制造业内的童工并不普遍。而被发现系统使用童工的工厂都倾向于低成本、短期效益，为了快速赚钱，而不考虑企业的未来。
　　《WTO经济导刊》： 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在供应链中对上下游企业开展有效监控？
　　康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要有“不支持童工”的意愿。企业需要把这一意愿明确地传达给所有的商业合作伙伴，并利用这层关系，对工作间及周围的工人进行教育。此外，企业还要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与谁进行商业合作。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并不一定清楚他们有些业务与童工问题相关，也并不知道这些问题可能来自于承包商、分包商等。
　　供应链上游企业需要明确地知道产品在哪里生产、产品的原料从何而来。在强调监控之前，企业首先要知道这些，才能更好地进行管控。即使不能监控所有环节中的所有企业，也能够根据他们的体系、透明度等筛选合作伙伴。
　　《WTO经济导刊》 ： 如果企业出现了童工问题应该如何弥补，并在未来避免再次出现问题？
　　康莹： 在出现童工问题时，我们要鼓励企业及相关工厂对此负全责，并努力找到解决方案。在发现问题的前几个小时，首先要安顿好这些童工，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
　　我们鼓励企业通过沟通找到良好的解决方案，为儿童提供帮助直到他们满16岁，比如帮助他们接受教育，从而找到不同的机遇和生活方向。
　　《WTO经济导刊》 ： 那么，中国的企业在避免童工方面做得如何？
　　康莹：中国出现的童工问题中，年龄大约为14-15岁，他们辍学大都是因为在学校有不好的经历。这需要时间找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去获得他们的信任。
　　中国很多青少年退学后直接进入劳力市场，这和他们的父母有很大的关系。有些工厂做得很好，专门设立了托管所来照管农民工的孩子及留守儿童，并让附近的大学生来参与照看。这样的项目既可以鼓励儿童看到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给予了他们学习的动力和期待。长远来看，可以起到避免童工问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