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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4日，上午11点。
王福满与妈妈路大凤、姐姐王福美一起，坐在1米多长的电暖茶几前，盯着一部手机看，一家人相互倚靠着，不时发出笑声。这是王福满的新家，一幢二层小楼，距離他的学校——云南昭通鲁甸转山包小学仅有10分钟的脚程，路也是新修的水泥路。
2018年1月的这个时候，王福满的爸爸、妈妈都没在他身边，姐弟俩和奶奶一起生活。他每天从家到学校需要徒步1个多小时，要爬3公里山坡、走1公里平路。2018年1月8日，老师将王福满头上结满冰霜的照片发到了网上，他迅速成为全国网友关注的对象，“冰花男孩”一时间成了王福满的专有代词。
一年时间能带来很多改变。在转山包，这一年里，包括王福满家在内的多数家庭都搬离了土基房，住进了平房，孩子们手上的冻疮也大多消失无踪。学校里开设了英语课，条件也越来越好……对于一些常年“留守”的鲁甸孩子来说，物质的改善看得见摸得到，但父母的关爱、家人的亲情仍需要增温。
“我们一家很幸福”
1月初的鲁甸转山包，在太阳探出头前，冷得像冰窖。头一晚泡脚的热水，泼在泥地上只需一夜就能结成冰;汽车顺着盘山公路往上行驶，前一秒还处于能见度不足两米的大雾环境中，下一秒便阳光直射，满眼蓝天白云。但即便是太阳高照，大风也能把停在路边的车吹得轻轻晃动。
经过一年的季节轮回，转山包的冬天一样是寒冷的。但对于“冰花男孩”王福满来说，2018年是他的“幸运年”，当他满头冰花的照片在网络上引来全国网友的关注后，他收获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离家两年的妈妈路大凤回家了。
“妈妈能回来，我觉得我们（姐弟俩）很幸运，她比以前更关心我们了。衣服脏了，她会让我们脱下来换洗;天冷了，她会问我们冷不冷，冷的话再带床被子去学校……”说起这些，王福满和姐姐脸上都泛起了笑容。
“那时候他爸爸什么也没有，我嫌他穷，不成器，一气之下，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外地找工作了。”当旁人问起为什么当年会选择抛下家庭出走时，王福满的妈妈路大凤有些内疚，她低下头盯着黑漆漆的手机屏幕，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低声回话。
路大凤说，虽然此前一直在与丈夫赌气，但远在外地打工的她心里时时牵挂着两个孩子，“我是去年6月回昭通老家的，早先手机坏了，我不知道我儿子在网上走红，是回来后才听娘家人说起的，我觉得很愧疚。再加上浙江那边餐厅的工作也不好做，我就决定回家，专门照看他们姐弟俩，也算是这些年离家在外对他们的一个弥补吧。”说完，路大凤掏出手机，进入电商网站，给早上为姐弟俩选好的新衣服付了款。
经历了妻子的“失而复得”，作为丈夫，王刚奎也更加懂得珍惜，明白了一家之主肩上应该担起更多责任。搬进新家近半年，王刚奎用外出打工攒下的钱为家里添置了些新家具，崭新的电视柜上，一台59寸的液晶电视颇为显眼，这是他专门为妻子买的，“她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也辛苦，得闲的时候可以看看电视打发时间。”但是，对于自己，王刚奎显得很“抠门”——为了节省手机数据流量，他只在需要与人联系时才打开流量，用完之后立即关掉。
经过半年多的相处，王福满和姐姐也逐渐理解了妈妈。每当周末放学回家，晚上他和姐姐都会跑去和妈妈挤一张床睡觉，“妈妈回来了，我们一家很幸福”。
“我还是那个我”
“从我去年上电视到现在，我觉得我就跟以前一样，我还是那个我。”现在在转山包，几乎人人都听说过“王福满”这个名字，就连鲁甸县城马路边卖烧洋芋的小贩，闲谈时也会提起这个“冰花男孩”，以及他所在的村庄在去年迎来的极大改变。
回望2018年，王福满觉得，这一年他虽然成了当地的“小名人”，但这些外界的波动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影响，“有时候，我走在路上，会有陌生人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他们会叫我‘小满’‘冰花男孩’。我觉得这些只是个外号，在我们老家，周围的同学也都把我当成普通人一样相处，如果把我当作明星来看，我会不好意思的。因为在转山包和我一样的人有很多，我只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以前住的老房子虽然脏乱，但它留有我爷爷修建时的记忆;现在住的新房子很干净，而且它有我爸爸修建的记忆。各有各的好。”住进新家的王福满对新环境很满意，但他并没有忘记老屋在他成长中给他带来的温暖，“以前在老房子里和奶奶一起干活，能锻炼自己。现在在新家，需要我干的活不多，但一有空闲时间我还是会主动去老房子那边帮奶奶分担些活计。”
2018年，王福满先后去了两次北京，圆了他的北京梦。“北京是我最想去的一个地方，感谢大家为我圆梦。回来后，我没有觉得生活上有什么反差，同学问我在北京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我也会和他们一起分享。”
在王福满新家的茶几上，还放着一封爱心人士去年从重庆寄来的信件，王福满特地将这封信从老屋带到了新家，他想把这份特别的记忆保留下去。“既然有那么多爱心人士给了我帮助，我今后就要通过好好读书来回报他们。”在转山包小学副校长付恒的眼中，这一年，王福满的成绩确实有了提高：“数学成绩在班上排前三，五科综合成绩全班前五，目前担任班里的劳动委员，和同学们的关系也很好。”
或许是妈妈在身旁的缘故，姐姐王福美的变化更为明显，相比之前的胆怯与害羞，现在，王福美与陌生人说话大方多了，不再躲躲闪闪;王福满去哪里也都会叫上姐姐一起。而在父亲王刚奎的印象中，去年的经历也颇为特别：儿子作为“冰花男孩”从迅速走红到热度逐渐减退，他从一开始的平均每天要接近20个电话，到现在“几个月都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家人的生活又恢复如常。
“希望爸爸能经常回家”
王刚奎现在在中建三局位于昆明的一个工地上上班。他会电焊，也会砌砖墙，每天收入在200元左右。为了赚钱养家，王刚奎去年只回家看了孩子三次，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12月中旬，他回到家，买了头两百多斤的猪，为过年做准备，“下次回家可能要到1月底了。” 生活是一副重担，成年人的首要任务依然是挣钱养家。路大凤打算今年春节过后和丈夫一起出外打工，但王刚奎也有自己的考虑，“现在两个孩子都还小，周末放假回家老人带着，我还是不太放心。”
另外，还有一件事让他放心不下：2018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白皮书，计划2018年再实施约280万人搬迁任务。王福满的奶奶家被纳入搬迁范围，如果后续搬迁完成，王福满的奶奶及小叔将被安置到鲁甸县城附近居住，这意味着，奶奶不能照顾王福满姐弟上学了。
留守，可能又会成为横亘在这个家庭中间的一道新坎。而放眼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不在少数。民政部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与2016年全国摸底排查数据902万余人相比，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总体数量下降22.9%。从监护情况看，96%的农村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顾，4%的农村留守儿童由其他亲戚朋友監护。
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群群留守在村中的儿童。他们的童年一样需要五彩斑斓，需要父母亲人的陪伴。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关爱和照顾若缺失，将成为影响他们一生的缺憾。
相比王福满一家现在的幸福，同在转山包小学读书的10岁孩子郭文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到现在，他还能清晰地记得，妈妈是在自己6岁半时离家出走的，但具体原因他不得而知。
“妈妈跑了”“爸爸在昆明打工”“由爷爷一个人照看”……郭文建的身世在同班同学中不是什么秘密，甚至在说这些话时，孩子们都显得很自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留守”的状态。
“每次想爸爸了，我就拿爷爷的手机给他打个电话，问他在那边住得好不好，什么时候回家。”在郭文建的记忆里，父亲外出打工已经有两年，每年只有在临近年关时才会回家。2018年春节之后，郭文建曾跟随父亲去工地上待了一段时间，“我爸爸是做工的，在工地的高楼上刷墙，每天都很辛苦，而且很危险。我也知道他是为了赚钱养我和这个家才出去打工的，但我也希望他能经常回家，回来看看我。”
不让孩子挨冻受饿
鲁甸县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的腹心地带，是昭通市下辖的10个贫困县、云南省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截至2018年6月，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128521人，其中未脱贫48783人，贫困发生率由35.91%降至13.64%。
2016年9月22日，国家发改委对外发布《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计划五年内对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以解决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据转山包村村委会主任王刚明介绍，转山包村2017年开始对居住在高寒山区、陡坡地的村民进行摸底调研，至今已搬迁40多户。
以王福满为例，他此前所在村落的同学和玩伴都已分散各处，由于距离限制，现在，他和姐姐王福美放假时也很少外出找同龄人玩。此外，据王福满说，新学期开学后，本就人数不多的班级可能来报到的学生就更少了，“有些同学跟着父母搬迁到了鲁甸城里，新学期后，他们就在那边的学校读书了。”到那时，如果王福满的父母都外出打工，留守状态下的他缺少玩伴，孤独感难免袭来。
而在距离学校最远的转山包村梨柴林7社和8社，目前已经有8户人家签署了搬迁协议。去年从浙江转学回到转山包的路子洪、路子鹏兄弟俩，今年还是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梨柴林。与去年不同的是，他们一家搬进了新建好的平房内，新房宽敞，光亮充足，下雨天也不再愁漏水了。
但对于远在浙江打工的父母，路子洪和路子鹏兄弟俩却很少主动提出要与他们联系，有时即便是他们从浙江打来电话，路家兄弟也躲得远远的。“我怕他们问完我学习之后骂我，所以不想接。”弟弟路子鹏说。作为爷爷，67岁的路向国也拿两个孩子没办法，他觉得自己作为长辈已经尽到了帮忙照看孙辈的义务，“不让他们受饿、挨冻，已经是我能做到的全部了，在学习方面，我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和能力去辅导，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据云南省民政厅的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云南411487名农村留守儿童全部签订了《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签订率达到100%。在强化家庭监护、教育、学校等部门责任的同时，云南省还强化了县、乡两级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职责，要求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列入新农村建设的工作内容。当地政府要督促监护人送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
此外，近年来，云南省级安排福彩公益金近400万元，组织实施66个农村“留守儿童之家”项目，建成630所留守儿童之家，38万多名留守儿童受益;帮助1600名农村留守儿童返校复学，为1.2万名无户籍农村留守儿童登记户口。
王福满与妈妈路大凤、姐姐王福美一起，坐在1米多长的电暖茶几前，盯着一部手机看，一家人相互倚靠着，不时发出笑声。这是王福满的新家，一幢二层小楼，距離他的学校——云南昭通鲁甸转山包小学仅有10分钟的脚程，路也是新修的水泥路。
2018年1月的这个时候，王福满的爸爸、妈妈都没在他身边，姐弟俩和奶奶一起生活。他每天从家到学校需要徒步1个多小时，要爬3公里山坡、走1公里平路。2018年1月8日，老师将王福满头上结满冰霜的照片发到了网上，他迅速成为全国网友关注的对象，“冰花男孩”一时间成了王福满的专有代词。
一年时间能带来很多改变。在转山包，这一年里，包括王福满家在内的多数家庭都搬离了土基房，住进了平房，孩子们手上的冻疮也大多消失无踪。学校里开设了英语课，条件也越来越好……对于一些常年“留守”的鲁甸孩子来说，物质的改善看得见摸得到，但父母的关爱、家人的亲情仍需要增温。
“我们一家很幸福”
1月初的鲁甸转山包，在太阳探出头前，冷得像冰窖。头一晚泡脚的热水，泼在泥地上只需一夜就能结成冰;汽车顺着盘山公路往上行驶，前一秒还处于能见度不足两米的大雾环境中，下一秒便阳光直射，满眼蓝天白云。但即便是太阳高照，大风也能把停在路边的车吹得轻轻晃动。
经过一年的季节轮回，转山包的冬天一样是寒冷的。但对于“冰花男孩”王福满来说，2018年是他的“幸运年”，当他满头冰花的照片在网络上引来全国网友的关注后，他收获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离家两年的妈妈路大凤回家了。
“妈妈能回来，我觉得我们（姐弟俩）很幸运，她比以前更关心我们了。衣服脏了，她会让我们脱下来换洗;天冷了，她会问我们冷不冷，冷的话再带床被子去学校……”说起这些，王福满和姐姐脸上都泛起了笑容。
“那时候他爸爸什么也没有，我嫌他穷，不成器，一气之下，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外地找工作了。”当旁人问起为什么当年会选择抛下家庭出走时，王福满的妈妈路大凤有些内疚，她低下头盯着黑漆漆的手机屏幕，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低声回话。
路大凤说，虽然此前一直在与丈夫赌气，但远在外地打工的她心里时时牵挂着两个孩子，“我是去年6月回昭通老家的，早先手机坏了，我不知道我儿子在网上走红，是回来后才听娘家人说起的，我觉得很愧疚。再加上浙江那边餐厅的工作也不好做，我就决定回家，专门照看他们姐弟俩，也算是这些年离家在外对他们的一个弥补吧。”说完，路大凤掏出手机，进入电商网站，给早上为姐弟俩选好的新衣服付了款。
经历了妻子的“失而复得”，作为丈夫，王刚奎也更加懂得珍惜，明白了一家之主肩上应该担起更多责任。搬进新家近半年，王刚奎用外出打工攒下的钱为家里添置了些新家具，崭新的电视柜上，一台59寸的液晶电视颇为显眼，这是他专门为妻子买的，“她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也辛苦，得闲的时候可以看看电视打发时间。”但是，对于自己，王刚奎显得很“抠门”——为了节省手机数据流量，他只在需要与人联系时才打开流量，用完之后立即关掉。
经过半年多的相处，王福满和姐姐也逐渐理解了妈妈。每当周末放学回家，晚上他和姐姐都会跑去和妈妈挤一张床睡觉，“妈妈回来了，我们一家很幸福”。
“我还是那个我”
“从我去年上电视到现在，我觉得我就跟以前一样，我还是那个我。”现在在转山包，几乎人人都听说过“王福满”这个名字，就连鲁甸县城马路边卖烧洋芋的小贩，闲谈时也会提起这个“冰花男孩”，以及他所在的村庄在去年迎来的极大改变。
回望2018年，王福满觉得，这一年他虽然成了当地的“小名人”，但这些外界的波动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影响，“有时候，我走在路上，会有陌生人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他们会叫我‘小满’‘冰花男孩’。我觉得这些只是个外号，在我们老家，周围的同学也都把我当成普通人一样相处，如果把我当作明星来看，我会不好意思的。因为在转山包和我一样的人有很多，我只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以前住的老房子虽然脏乱，但它留有我爷爷修建时的记忆;现在住的新房子很干净，而且它有我爸爸修建的记忆。各有各的好。”住进新家的王福满对新环境很满意，但他并没有忘记老屋在他成长中给他带来的温暖，“以前在老房子里和奶奶一起干活，能锻炼自己。现在在新家，需要我干的活不多，但一有空闲时间我还是会主动去老房子那边帮奶奶分担些活计。”
2018年，王福满先后去了两次北京，圆了他的北京梦。“北京是我最想去的一个地方，感谢大家为我圆梦。回来后，我没有觉得生活上有什么反差，同学问我在北京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我也会和他们一起分享。”
在王福满新家的茶几上，还放着一封爱心人士去年从重庆寄来的信件，王福满特地将这封信从老屋带到了新家，他想把这份特别的记忆保留下去。“既然有那么多爱心人士给了我帮助，我今后就要通过好好读书来回报他们。”在转山包小学副校长付恒的眼中，这一年，王福满的成绩确实有了提高：“数学成绩在班上排前三，五科综合成绩全班前五，目前担任班里的劳动委员，和同学们的关系也很好。”
或许是妈妈在身旁的缘故，姐姐王福美的变化更为明显，相比之前的胆怯与害羞，现在，王福美与陌生人说话大方多了，不再躲躲闪闪;王福满去哪里也都会叫上姐姐一起。而在父亲王刚奎的印象中，去年的经历也颇为特别：儿子作为“冰花男孩”从迅速走红到热度逐渐减退，他从一开始的平均每天要接近20个电话，到现在“几个月都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家人的生活又恢复如常。
“希望爸爸能经常回家”
王刚奎现在在中建三局位于昆明的一个工地上上班。他会电焊，也会砌砖墙，每天收入在200元左右。为了赚钱养家，王刚奎去年只回家看了孩子三次，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12月中旬，他回到家，买了头两百多斤的猪，为过年做准备，“下次回家可能要到1月底了。” 生活是一副重担，成年人的首要任务依然是挣钱养家。路大凤打算今年春节过后和丈夫一起出外打工，但王刚奎也有自己的考虑，“现在两个孩子都还小，周末放假回家老人带着，我还是不太放心。”
另外，还有一件事让他放心不下：2018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白皮书，计划2018年再实施约280万人搬迁任务。王福满的奶奶家被纳入搬迁范围，如果后续搬迁完成，王福满的奶奶及小叔将被安置到鲁甸县城附近居住，这意味着，奶奶不能照顾王福满姐弟上学了。
留守，可能又会成为横亘在这个家庭中间的一道新坎。而放眼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不在少数。民政部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与2016年全国摸底排查数据902万余人相比，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总体数量下降22.9%。从监护情况看，96%的农村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顾，4%的农村留守儿童由其他亲戚朋友監护。
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群群留守在村中的儿童。他们的童年一样需要五彩斑斓，需要父母亲人的陪伴。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关爱和照顾若缺失，将成为影响他们一生的缺憾。
相比王福满一家现在的幸福，同在转山包小学读书的10岁孩子郭文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到现在，他还能清晰地记得，妈妈是在自己6岁半时离家出走的，但具体原因他不得而知。
“妈妈跑了”“爸爸在昆明打工”“由爷爷一个人照看”……郭文建的身世在同班同学中不是什么秘密，甚至在说这些话时，孩子们都显得很自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留守”的状态。
“每次想爸爸了，我就拿爷爷的手机给他打个电话，问他在那边住得好不好，什么时候回家。”在郭文建的记忆里，父亲外出打工已经有两年，每年只有在临近年关时才会回家。2018年春节之后，郭文建曾跟随父亲去工地上待了一段时间，“我爸爸是做工的，在工地的高楼上刷墙，每天都很辛苦，而且很危险。我也知道他是为了赚钱养我和这个家才出去打工的，但我也希望他能经常回家，回来看看我。”
不让孩子挨冻受饿
鲁甸县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的腹心地带，是昭通市下辖的10个贫困县、云南省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截至2018年6月，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128521人，其中未脱贫48783人，贫困发生率由35.91%降至13.64%。
2016年9月22日，国家发改委对外发布《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计划五年内对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以解决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据转山包村村委会主任王刚明介绍，转山包村2017年开始对居住在高寒山区、陡坡地的村民进行摸底调研，至今已搬迁40多户。
以王福满为例，他此前所在村落的同学和玩伴都已分散各处，由于距离限制，现在，他和姐姐王福美放假时也很少外出找同龄人玩。此外，据王福满说，新学期开学后，本就人数不多的班级可能来报到的学生就更少了，“有些同学跟着父母搬迁到了鲁甸城里，新学期后，他们就在那边的学校读书了。”到那时，如果王福满的父母都外出打工，留守状态下的他缺少玩伴，孤独感难免袭来。
而在距离学校最远的转山包村梨柴林7社和8社，目前已经有8户人家签署了搬迁协议。去年从浙江转学回到转山包的路子洪、路子鹏兄弟俩，今年还是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梨柴林。与去年不同的是，他们一家搬进了新建好的平房内，新房宽敞，光亮充足，下雨天也不再愁漏水了。
但对于远在浙江打工的父母，路子洪和路子鹏兄弟俩却很少主动提出要与他们联系，有时即便是他们从浙江打来电话，路家兄弟也躲得远远的。“我怕他们问完我学习之后骂我，所以不想接。”弟弟路子鹏说。作为爷爷，67岁的路向国也拿两个孩子没办法，他觉得自己作为长辈已经尽到了帮忙照看孙辈的义务，“不让他们受饿、挨冻，已经是我能做到的全部了，在学习方面，我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和能力去辅导，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据云南省民政厅的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云南411487名农村留守儿童全部签订了《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签订率达到100%。在强化家庭监护、教育、学校等部门责任的同时，云南省还强化了县、乡两级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职责，要求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列入新农村建设的工作内容。当地政府要督促监护人送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
此外，近年来，云南省级安排福彩公益金近400万元，组织实施66个农村“留守儿童之家”项目，建成630所留守儿童之家，38万多名留守儿童受益;帮助1600名农村留守儿童返校复学，为1.2万名无户籍农村留守儿童登记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