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仆”形象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受传统文化浸润下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文学母题，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中就塑造了这样一批人，他们同时具有“仆”和“义”两方面的特征。作为仆来讲，他们身份低微，顺从主子，以主子的要求为第一要求;作为义来说，他们追求正义、永赴国难、看重友谊、豪爽不羁，发展了传统的“义仆”形象上。
　　《天龙八部》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极深，在文中金庸刻画了一种极具中国色彩的人物形象——义仆。义仆形象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样式中，集中体现在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中，李燕在其硕士毕业论文《元杂剧义仆形象研究》中是这样给“义仆”定义的：“在家庭中伺候尊者，做杂事的、具有至善品德和精神，或者具有此行为的人”。李玫在他的文章中把义仆概括为杀身救主、保主托孤、忠谏诤言三种类型。
　　金庸先生《天龙八部》中塑造了大理段家的三公四臣、姑苏慕容的家臣、飘渺峰灵鹫宫的梅兰竹菊等一批新型义仆形象，他们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忠义，我们不但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封建等级制度下不可能摆脱的奴性，还能体味到传统文学中任侠精神。
　　仆的形象
　　“义仆”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受传统文化浸润下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文学母题。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曾经说过，在封建社会里“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那么他们既然称为“仆”，就必定具有“仆”的特质。
　　作为仆人，他们首先将自己处于比较低的位置上，时刻以“仆人”身份做事。当天山童姥已经散功濒临死亡的时候，灵鹫宫昊天部的众女寻到了童姥，这些人“对童姥极是敬畏，俯伏在地，不敢仰视”，即使是虚竹接手了灵鹫宫后，她们依然像以前对待童姥那样对待虚竹，这是她们长期以来聚集在内心的“奴性”的自然体现。
　　其次，这些人完全顺从主子，对主子的命令是言听计从，毫不忤逆。比方说原文提到，群雄聚集在少林寺，萧峰携燕云十八骑也来到了少林寺，书中写的到：
　　公冶乾自在无锡与萧峰对掌赛酒之后，对他极是倾倒，力主出手相助，包不同和风波恶对萧峰也十分佩服，跃跃欲试的要上前助拳。慕容复却道：“众位兄长，咱们以兴复为第一要务，岂可为了萧峰一人而得罪天下英雄？”邓百川道：“公子之言甚是，咱们该当如何？”
　　慕容家臣明明对萧峰钦佩之极，希望能够与之并肩作战，但是慕容复的一句“收揽人心，以为己助”以后，这些人尽管心中有百般不愿，还是不愿意违逆主公的心意。
　　再次，仆人的本分是为主子尽心尽力，时刻以主子的要求为第一要求，把主子的生命置于自己性命之前。我们来看当古笃诚知道段延庆要来小镜湖對付段正淳的时候，书中这样写道：
　　萧峰见他神情惶急，斧法一路路的使下来，渐渐力气不加，但拚命支持，只叫：“傅兄弟，你快退开，不用管我，去禀报主公要紧。”
　　那大汉双目直视，仍是不住口的催促：“快去报讯啊，迟了便来不及啦，大恶人可厉害得紧。”萧峰问道：“你主人是谁？”那大汉喃喃的道：“我主公……我主公……他……他去的地方，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还是别去的好。”
　　古笃诚完全不顾个人性命，即使力气不济，精神迷糊，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其潜意识里还是要保全段正淳的生命安全。他们这种舍己为主行为的表现，是在自己主人面临着困境或者陷入危难的时候，自觉主动地选择。
　　所以我们说这些“义仆”身上的奴性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遗留，体现了国民根深蒂固的心理特性。
　　义的体现
　　除了根深蒂固的“忠”于主子的奴性之外，这批人身上也时刻闪现着其“义”的光辉，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阶层，他们就是“士”，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这种精神不断发展，到了司马迁著《史记》，他于《游侠列传》中说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任侠的形象也逐步形成并丰满起来，侠义精神也成为了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高尚的品质。《天龙八部》中的“义仆”形象身上，我们随处可见侠义精神的影子。
　　追求正义的品质。所谓追求正义就是同邪恶的势力作斗争，就是坚决不做于道德所不许的行为，这些义仆大多具有宽广的仁爱精神，充满了正义感。我们来看书中的描写。当慕容复处心积虑地恢复大燕，准备利用段延庆，并且拜他为义父的时候，平时看起来忠心不二，没有自己主见的包不同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异议。他高呼自己的名言“非也非也”，大声疾呼“此举万万不可！”这是为何呢？他这样说道：
　　公子爷是大燕国慕容氏堂堂皇裔，岂可改姓段氏？兴复燕国的大业虽然艰难万分，但咱们鞠躬尽瘁，竭力以赴。能成大事固然最好，若不成功，终究是世上堂堂正正的好汉子。公子爷要是拜这个人像不人、鬼不像鬼的家伙做义父，就算将来做得成皇帝，也不光采，何况一个姓慕容的要去当大理皇帝，当真是难上加难。
　　紧接着没有给慕容复任何遮掩，毫不掩盖自己对“公子爷”的认识，认为慕容复为了复兴大燕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了：似包不同这样的直言不讳，实际上并不是拂了慕容复的面子，而是为了表达心中对仁义的理解。
　　永赴国难的情怀。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讲究不畏强暴，为了国家存亡从来不会计较个人的得失，似荆轲刺秦般的慷慨悲歌，使得这些义仆具有很强的为国分忧的情怀和意识。《天龙八部》中的义仆形象主要集中在大理段家和姑苏慕容家的家臣身上，尤其是前者，他们不但是家臣，同时也是大理国的重臣，“三公四卫”义胆忠肝，时刻把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
　　巴天石、朱丹臣等人听命于镇南王段正淳辅佐段誉去西夏选驸马，誓将银川公主取回大理，可是段誉却同王语嫣困在井底，此时灵鹫宫梅剑提出了让木婉清女扮男装去选驸马，此计甚妙，此时两人的想法不约而同的一致了起来：
　　巴朱二人面面相觑，均觉这计策过于大胆，若被西夏国瞧破，亲家结不成，反而成了冤家，西夏皇帝要是一怒发兵，这祸可就闯得大了。 　　待肯定了萧峰愿意从中斡旋以后，他们得知“此事已稳若泰山，最多求亲不成，于国家却决无大患”这才愿意让木婉清代替段誉前去求亲。
　　可以看到这些人对国家命运忧心忡忡，随时准备匡扶危难，为国献身。无独有偶，段誉、虚竹一起前去大遼救萧峰的时候，段誉已经成为了大理皇帝，此时作为臣子的范骅等人同段誉前去宋辽边境，范骅也道出了他们内心的想法：
　　萧大王这次苦谏辽帝，劝止伐宋。敝国上下，无不同感大德。辽帝倘若取得大宋，第二步自然来取大理。敝国兵微将弱，如何挡得住契丹的精兵？萧大王救大宋便是救大理，大理纵然以倾国之力为大王效力，也是理所当然。
　　这些人深谋远虑，为自己国家的未来着想，不能说不是对国家忠贞不渝，他们每个人都怀着赤子之心，希望能够依靠自己的绵薄之力，可以说是为了国家而“不爱其躯”。
　　值得注意的是，大家永赴国难的情怀是针对于自己的国家，并且根深蒂固。包不同被杀以后，其他三人想要离慕容复而去，慕容复曾经希望以父辈之情打动对方，希望他们依然可以辅助自己，此时他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
　　“公子不提老先生的名字，倒也罢了;提起老先生来，这等认他人为父、改姓叛国的行径，又如何对得起老先生？我们确曾向老先生立誓，此生决意尽心竭力，辅佐公子兴复大燕、光大慕容氏之名，却决不是辅佐公子去兴旺大理、光大段氏的名头。”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人并不像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仆人那样失去了自我的人格和尊严，他们有着很明确的处事态度和为人原则，在为国捐躯的大义上并不是谁三言两语就可以改变的，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让其永赴国难的。
　　看重交谊的风度。我们国家的侠义精神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融入了一些团体色彩，包括士大夫在内的中国人民更喜欢“梁山聚义”式的道德体系和“桃园结义”型的团体精神，这其中展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得大家更看重彼此之间的友谊。所以当褚万里因阿紫的原因去世，其他兄弟虽不能对身为郡主的阿紫动手，但是哀痛之情溢于言表。
　　同样，包不同被慕容复一掌击毙以后，邓百川、公冶乾、风波恶三人也是悲痛万分，他们仿佛“心念相通”般地做出了一致的决定，邓百川作为三人的代表，更是直接表达出他们的内心话语：
　　公子爷，我兄弟四人虽非结义兄弟，却是誓同生死，情若骨肉，公子爷是素来知道的。”……“我们向来是慕容氏的家臣，如何敢冒犯公子爷？古人言道：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们三人是不能再伺候公子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但愿公子爷好自为之。
　　这些人以义论情、以义论事，彼此之间结下了生死之交，其同生共死的情谊让我们动容。
　　豪爽不羁的个性。任侠的人格品质在和北方游牧民族那种彪悍的性格融合到一起之后，其身上豪爽不羁的个性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了起来。
　　公冶乾与萧峰在无锡对饮，自称掌法江南第二，他饮酒的豪情可与天下第一英雄萧峰媲美，而当他得知自己掌法远不如萧峰之时，竟然自己直率地说出自己是“江南第二，天下第屁”这样看似粗俗的语言。而这样的语言背后体现出来的不正是其任性豪放，不受约束的体现吗？
　　《天龙八部》中塑造的新型“义仆”形象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等级和传统任侠思想的统一——既体现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又照顾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的内心需求，是中国文学人物母题的一个新的发展。
　　（作者单位：河北传媒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河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