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到孩子们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在学校里无忧无虑、欢乐嬉笑的时候;每当我向孩子们讲述革命故事，瞧着他们那红润的脸蛋，接触到他们那天真稚气的目光的时候，我的心头就一阵紧缩，情不由己地想起我那已离开人世多年的孩子——小蓬头。他出生的时候，正赶上劳苦大众同三大敌人进行浴血奋战，他没有尝过甜蜜的奶糖，没有裹过温暖的襁褓，甚至连奶有时也吃不饱。还没等他懂得人事，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幼小的生命。
　　 那是一九二九年的事了。立夏节起义后，我在家乡金寨南溪担任了乡苏维埃副主席，后来我参加了红军，在宣传队里，我和中共赤南县委委员汪乃应相爱了。一九三一年秋天，我俩结婚了。记得结婚时，同志们还为我们举行了简朴的仪式，吃了果子茶。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结婚不久，我俩就分开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离开了鄂豫皖。在河南新集，我们宣传队被白军打散，剩下的十个同志一致表示，一定坚持战斗到底。我带领他们，日日夜夜在大别山里转，一直转到商城以南的金刚台、挥旗山一带。同志们高兴起来，说又转回熟地方了，打游击也好坚持呀。
　　 真巧，在挥旗山下的一个树林里，我碰到了爱人汪乃应。原来主力红军撤离后，党组织决定让他留下，担任南石塘等三乡政治指导员，负责领导地方干部打游击，和敌人周旋。他们共有十八个人，再加上我们，成立一个游击队，统一指挥，以金刚台、挥旗山为活动中心，到处游击，队伍逐渐扩大到二三百人。
　　 国民党军为了消灭红军，不断对大别山区进行“清剿”，实行“三光”政策，还咬牙切齿地提出，要“砍光山上树，挖除红军根”，做梦都想把我们困死在大别山里。我们在敌人划定的“清剿”区里活动，形势越来越紧张，环境也更加艰苦了。常常五六天见不到一粒粮食，一两个月尝不到一粒盐花子，就是这样艰苦，我们照样坚持了三年。
　　 一九三四年春，我身子有孕了，肚大腰圆的，还是在山上。没地方住，我和汪乃应就用松毛枝搭个人字棚，晚上坐在里边朦胧一下;冷了，就拽些干柴烤烤火，因为窝棚上的松毛是向下插的，即或下些小雨，也淋不着。过几天，松毛变黄了，又得赶快换上新鲜嫩绿的松毛，原来的松毛，还要甩到远远的石崖下去。

　　 一天夜里，我们游击到炮仗尖，我的肚子忽然疼痛起来，一阵阵疼得死去活来，浑身冷汗淋淋。我想，大概是快生了，我挪到一块大石头底下，咬紧牙，忍住疼，不一会，娃娃在二尺深的大雪地里“呱呱”诞生了。乃应赶忙脱下身上穿的旧衣裳，把娃娃包起来。
　　 我看看孩子，摸摸肉滚滚的，心痛得不行，抱在怀里，还生怕冻死了。可是一想到在山上打游击，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日日夜夜还要行军打仗，有时一夜要钻几十条小山沟才能免出危险。环境这样艰苦，哪还能养活孩子呢？我心一横，对汪乃应说：“小孩子不能要！”
　　 听我这么一说，乃应连忙摸了摸孩子，老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留住，留住，红军大部队早晚是要回来的！”
　　 我叹口气，摇了摇头，喂着孩子奶说：“白军天天搜山，一来要背着，二来他会哭会喊的……”
　　 可他一口咬定说：“不，红军一定要打回来的，白军是猖狂不了多久的。”
　　 儿是娘身上的一块肉啊，我嘴上虽那么讲，可心里也是一百个不情愿啊，听他爸一再这样说，我想把孩子丢掉的念头也暗暗打消了。
　　 孩子渐渐大了，每到行军时，这个叔叔换着背一气，那个伯伯又换着抱一阵，爬高山呀，过大河呀，钻树林呀，打仗放枪呀，他一点不怕。都十一个月了，还没剃过头，乌黑的头发，长得老长老长的，别提有多漂亮了，所以叔叔、伯伯都疼爱地叫他小蓬头。后来，我和乃应索性也叫他小蓬头了。多么逗人疼爱的乖娃呀，一生下地就跟着咱们打游击，小蓬头成了整个游击队的宝贝了。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冬月十七这一天。一大早，山头上雾气腾腾，棉絮一样的白云在天上飘来飘去。多少日子没吃一顿饭了，谁的肚子不咕咕叫哩。下山打点粮来，同志们两眼巴得灯笼大，指望煮点饭，饱它一顿。我们行军绕到吴家崖炮仗尖——我生小蓬头的那个地方停下来休息。做饭了，同志们挖灶洞的挖灶洞，拾柴的拾柴，提水的提水，淘米的淘米，忙得怪热乎。
　　 我正在给小蓬头喂奶，汪乃应走到我的身边轻声说：“我上山放哨去。”他逗了逗孩子，瞧了一眼，興冲冲地背上盒子枪就要走，我连忙招呼他：“我马上去换你下来休息一会儿。”
　　 他摇摇头，关切地说：“不，你带孩子，多歇一会儿吧！”
　　 我心头一热，笑了。他回头望了我一眼，脸上露出了笑容，孩子也跟着笑出了声来。
　　 当同志们折断枯树枝当筷子，准备饱餐一顿的时候，忽然山下传来一阵号声。大伙心里一惊，饭也顾不上吃，正准备行动，国民党军一团人已包围上来，开始搜山了。
　　 我一把将小蓬头抱起来，焦急地向山上哨位望去，乃应他们怎么还不撤回来？就在这时，山后忽然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枪声，紧跟着，疯狂的白匪，在一片嘶哑的喊杀声中冲上来了。
　　 敌人从四面八方黑压压地包围上来，我们人少枪少，如果硬拼，就有全部牺牲的危险，这些同志可是筛子筛、箩子箩下来的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啊。想到这，不管汪乃应在不在这儿指挥，我马上提出建议：“同志们，快下山向东跑，东边老鸹山下有口荷花塘，塘边有树丛子，很密，能藏人，万一被敌人发现，就在水中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同志们，要快，不要再发愣了！” 　　 同志们顾不上答话，便一个个穿过树林，急速地向山下奔去。我抱着孩子，手提八音手枪，也跟着下山了。孩子也乖，只是睁开两只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我，“妈——妈，爸——爸”地喊着。
　　 我背着孩子，奔到水塘边一瞧，满塘荷叶，叫霜打得焦黄，一个个足有斗笠大，铺满水面，正好藏人。但我又想，天寒水冷大人受得了，刚满十一个月的孩子怎能受得住呢？可冻死也比让敌人逮住强，兴许就能逃脱敌人的眼目。想到这，我喊了声，“同志们，跳呀”，便牙关一咬，猛朝荷花塘中跳去。同志们也紧跟着一个个跳了下水。
　　 让凉水一激，小蓬头“哇啦”一声哭了起来。我一下愣住了，同志们也愣住了。哭声就像一把尖刀在我心窝里乱搅，我既心疼孩子，又生怕哭声被敌人听见。我伸手扯张荷叶盖在头上，死死地把孩子抱在怀里。长时的冷水浸泡，孩子冻麻木了，哭声也渐渐小下来。
　　 这时，敌人已翻过山头，快逼近塘边，我心里真是千头万绪啊！乃应不知是死还是活，孩子是扔掉还是留着，是牺牲21位同志还是牺牲孩子？我前思后想，左右为难。但我很快便使自己冷静了下来，心想，留孩子，不但同志们会遭到重大牺牲，孩子也保不住;牺牲了自家孩子，同志们还有可能保全下来，他们参加革命多年，是党花多少心血培养出来的，只要他们还活着，党在山里还有根，大别山人民就有了靠山。想到这，我轻声对身边的同志们说：“同志们，不要怕，不能因为一个孩子，牺牲大家。你们是有用的人，为了保全大家，我这个孩子……”说着，说着，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大滴大滴的眼泪流了出来。
　　 听我这么一说，在我身边的汪光金，伸手就来夺他常抱着逗笑的小蓬头说：“不行，我们革命就是为的他们，你可不能这样做呀！”
　　 革命是为了下一代，这道理我懂，可在这紧要关头，我怎忍心让一条小生命去拖累大家呢？我强忍住泪水，紧抱着孩子，说：“孩子是我身上肉，我心疼，可你们是我的好同志，党的好儿女，我怎能眼看着大家……”
　　 眼看搜索的敌人已端着枪，如狼似虎地走过来，情势已不允许我再抱着随时可能大声啼哭起来的孩子了，我忍住泪，闭上眼，将心一横，把孩子捺进水里……
　　 我们躲在那口荷塘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白军人不喊，马不叫了，山地里静得可怕。究竟敌人埋伏着，还是真的蹿回去了，实在叫人估摸不透。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彻骨的水里整整坚持了六个小时，真是度时如年啊。直到太阳正中，远处传来敌人的集合号声，证实敌人已撤退，同志们才拖着早已冻得麻木了的身子爬上岸来。
　　 高度紧张，巨大的悲愤，使我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脑子像一盘转不动的大磨，差点要晕倒在水里。在同志们的搀扶下，我好不容易才上了岸，还未来得及处理小蓬头的遗体，和乃应一起放哨的小杨已急匆匆地从树林里钻出来，我隐约听见他在远处低声地对同志们说：“他们三个叫敌人抓去了，我是在子弹缝里跑出来的……”
　　 孩子淹死在水里，丈夫又让敌人抓走了，就像两块青砖猛地砸在我的头顶，轰的一下，头皮一麻，眼一花，我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乃应被捕后，凶残的敌人对他又是上踩杠，又是用烙铁烫，还用刀在他身上一条条割，一块块挖。可他忍住痛，只是一个劲骂：“你们砍吧，杀吧！我是一棵结了籽的菜，你们能砍掉我这棵菜，但永远扫不尽撒在地上的菜籽，它们现在埋在土里，总归是要出土的……”敌人拿他没办法，只得将他绑到麻河岸邊杀害了。
　　 乃应牺牲了，但他至死没有出卖一个同志，没有泄露党的一星机密。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我虽然失去了丈夫和孩子，但他们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的，是为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不再失去亲人而流血的，他们死得光荣，死得值得，想到这，我心里就感到莫大的骄傲和安慰。
　　 从参加红军起，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直到迎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作为共产党员，我做了自己应做的事，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党和人民给了我极大的荣誉，一九五七年我光荣地出席了第三次全国妇代会，参加了主席团，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这一天，我有千万句话要说，可又一句也说不出来，只是流下一串串激动的泪水。望着姐妹们欢乐的笑脸，我又禁不住笑起来，我想乃应和小蓬头有知的话，他俩一定会同我一样尽情欢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