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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托由“医托头”统一安排住宿，每天统一按照“业务量”分钱。骗一个病人，医托们能拿到初诊药费的50%到70%。行有行规，做医托也是有行规的，他们需要记忆某些类病的病症和专治医院名称，以便骗人时能够进入角色、说好“台词”
“医托” 医院 “名医” “灵药”
可怜天下父母心！身为人父的李华（化名）怎么也想不到，救子心切的他会被无良的医托利用，不但钱被骗走，还差点因此而贻误了儿子的治疗时机。回想起当时的情节，李华至今仍懊悔不已。
去年8月28日，因为4岁的儿子膝盖出现青肿，已无法走路，多方求医难以确诊和治愈，李华与妻子带着儿子从湖北农村千里迢迢来京，慕名到北京市西城区的儿童医院就诊，希望能找到名医。由于人生地不熟，还没进入儿童医院大门，一个穿着制服的男子自称儿童医院保安，骗他说：“你得到医院北门登记后，才能正式挂号。”李华携妻儿走到医院北门，又有一名穿着制服的男子自称保安说：“你要挂的科室号已经满了，下个月才有号。”李华很着急，这意味着自己要在京多留几天。“保安”又说：“不过，你如果着急看病，可以到儿童医院的分院——圣丰医院挂号。”这时，一名穿着得体的女子走过来，问“保安”：“王某某教授在不在？”“保安”大声回答：“在圣丰医院就诊呢。”这名女子遂以“病友”的身份对李华说：“我儿子得的病跟你儿子一模一样，在很多地方看不好，后来被‘王教授’看好了，这次来复诊，没想到教授‘去分院’坐诊去了。”一番话说得李华十分心动，这名女子立即邀请其同行。
李华携妻儿和这名女子一起坐车来到所谓的儿童医院“分院”——圣丰医院，在李华眼中，这个医院既偏僻，又破落，不大的院落里，几个科室似乎不太正规。李华不放心，在前台询问穿护士服的工作人员是否是儿童医院的分院。前台人员很肯定地回答了李华。怀着激动的心情，认为这次终于可以治愈孩子的病了，李华终于见到了所谓的“专家”——“王教授”。
“王教授”随意地翻了翻孩子以前的病历，然后看了一下青肿处，便对李华夫妻说：“你的孩子得的是外伤性关节炎，一定要吃中药，一定能治好。”旁边一个穿着白大褂、胸前别着“助理”牌子的男子马上说：“对啊，得赶快治了，要不得截肢。” 李华夫妻心中“咯噔”一下，马上急切地让“王教授”开药。“王教授”开出药方，却没交给李华，“助理”把药方拿了出去，很快回来对李华说：“我们这药里有一种特效药，很贵，一服药129元。你家离得远，要不一次拿两个疗程的吧（两个月的药）。”李华夫妻有些窘迫：家中困难，哪会带那么多钱。经过一番交谈，最后和“助理”商定：拿20服药先吃着。
“助理”十分“热情”，一条龙陪同李华一家：划价、交费、拿药。最后，“助理”体贴地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便携袋交给了李华，并“殷殷”嘱咐道：“中药见效比较慢，要让孩子坚持吃药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我在病历本上留了医生的手机号（实为这名‘助理’的手机号），有什么问题记得打电话来询问。”李华夫妻拿着2600余元的药兴奋地回到住处。第二天，给孩子吃了一服药后，头脑渐渐冷却的李华夫妻忽然心中有些不踏实：“中药一向比较便宜，为什么这药那么贵呢？那家医院那么破落，挂号、买药、开处方等也不太正规，不会被骗吧？”李华赶紧给儿童医院拨打了电话，院方回答：“儿童医院根本就没有什么分院。”李华夫妻大梦初醒，立即报案，并且马上带着孩子去儿童医院就诊。
经儿童医院专家诊断：孩子得了血友病，根据科学研究现状，目前无法治愈，只能使用药品维持。经民警走访一家正规中医医院，但是孩子得的病却需要凝血；一名资深药剂师称李华从圣丰医院拿的药如果在普通医院拿，每服也就不到20元。
警方根据李华报警这条线索，深入摸查后揭露出惊人秘密……
“生财之道”的秘密
上文中所称的“圣丰医院”，全称叫“北京圣丰中医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院长姓沈。经警方查实的材料证实：来这家圣丰医院就诊的病人多数同李华的经历相同，是被骗来的；2009年5月17日至9月10日，圣丰医院院长沈某与无业人员邓某等人勾结，组织“医托”至儿童医院等大医院和名医院，以各种谎言将刘某等38名被害人骗至圣丰医院看病，由无业人员冒充“医生助理”，大量向其出售不明配方所谓特效药，诈骗人民币共计20余万元；事实上，这个数字也仅是冰山一角，圣丰医院的账目显示，在2009年7、8两个月间，这家小小的医院仅中药费流水收入就有600余万元，由于取证困难和被害人多数是外地人员，截至发稿时，依然有被害人向警方报警。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后，认为沈某、邓某等人的行为系有预谋、分工明确、层次清楚的共同犯罪，已构成诈骗罪，故而向西城区法院提起公诉。
下面，笔者就梳理一下，医托的“生财之道”中究竟隐含什么秘密。
在北京的儿童医院、积水潭医院等各大医院、火车站等地，频现各类“同病相怜”、“好心指路”的团伙。他们或以夫妻为一组，甚或几对夫妻结成“互助”的对子；或以父子、母子、兄弟姐妹、情侣为单位。这种搭配，就是要营造出与被骗病人同样身份角色的假象。
行骗时，他们多称家人也患了此类疾病，在被害人打算就诊的医院花了数万元未治好，去圣丰医院找某大夫时被治愈；或称被害人欲就诊的医院某大夫退休后去了圣丰医院坐堂；或称圣丰医院是某医院的分院；甚至有人还冒充为被害人欲就诊医院的保安或工作人员。若被害人将信将疑，则几拨“医托”们轮番上阵，扮演不同的角色来行骗；如果被害人到达圣丰医院后仍犹疑不决，则跟踪而至的其他“医托”会现身说教，称同样的病被圣丰医院某大夫治愈，今日来复诊云云。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原来，他们都是由“医托头”——圣丰医院诊室承包人、“医生助理”组织的老乡、朋友、亲戚等“亲友团”，由“医托头”统一安排住宿，每日统一按照“业务量”分钱。骗一个病人，医托们能拿到初诊药费的50%到70%。行有行规，做医托也是有行规的，他们需要记忆某些类病的病症和专治医院名称，以便骗人时能够进入角色、说好“台词”。他们有自己的行话，如把病人称为“点”，把钱称为“兰头”。
诊室承包人或其亲友，这些本是初中文化的无业人员会身着与医生一样的白色大褂，冒充医生的助理。他们一般先登记病人的情况、地址、联系方式等，以便日后以复诊的方式行骗。其在病历本上会写上自己的手机号码，谎称是坐堂大夫的手机号码，宣称是为便于病人咨询病情之用，实则是为了在病人咨询时，劝病人再次买药。
同时，“助理”们担负着吹嘘坐堂大夫医术、资格的任务，他们甚至捏造大夫的身份，称其为某研究院的著名权威大夫、教授、博士等。
在确定药价和药量上，他们以假装计算每服药价格的方式，趁机在药方右上角写上价格标记，若没有机会做标记，则干脆去收费处房间内悄悄告诉收银员；他们以病人路途遥远为由，怂恿病人多开药，并试探对方身上携带的钱财，开出的药量以至对方只剩路费为“原则”，以避免病人再去其他医院就诊而导致骗局被识破。然而，根据我国《处方管理法》规定，药量一般由有处方权的医师每次最多只能开7日的量。在这家医院，诊室内最多一次能骗病人开90日的药，而且不是由有处方权的医生定的，由无业人员——“助理”越俎代庖。
至于坐堂大夫，则是各诊室承包人——“医托头”雇用的，每日结算工资，一般在300-600元不等；他们多是退休中医，明知“医托头”们以卖药挣钱为宗旨而积极予以配合。他们借中医“望闻问切”的行医特点，却并未真正为病人细心诊断，而是依据病人在其他医院的就诊材料，便对病人确诊。
“医托” 医院 “名医” “灵药”
可怜天下父母心！身为人父的李华（化名）怎么也想不到，救子心切的他会被无良的医托利用，不但钱被骗走，还差点因此而贻误了儿子的治疗时机。回想起当时的情节，李华至今仍懊悔不已。
去年8月28日，因为4岁的儿子膝盖出现青肿，已无法走路，多方求医难以确诊和治愈，李华与妻子带着儿子从湖北农村千里迢迢来京，慕名到北京市西城区的儿童医院就诊，希望能找到名医。由于人生地不熟，还没进入儿童医院大门，一个穿着制服的男子自称儿童医院保安，骗他说：“你得到医院北门登记后，才能正式挂号。”李华携妻儿走到医院北门，又有一名穿着制服的男子自称保安说：“你要挂的科室号已经满了，下个月才有号。”李华很着急，这意味着自己要在京多留几天。“保安”又说：“不过，你如果着急看病，可以到儿童医院的分院——圣丰医院挂号。”这时，一名穿着得体的女子走过来，问“保安”：“王某某教授在不在？”“保安”大声回答：“在圣丰医院就诊呢。”这名女子遂以“病友”的身份对李华说：“我儿子得的病跟你儿子一模一样，在很多地方看不好，后来被‘王教授’看好了，这次来复诊，没想到教授‘去分院’坐诊去了。”一番话说得李华十分心动，这名女子立即邀请其同行。
李华携妻儿和这名女子一起坐车来到所谓的儿童医院“分院”——圣丰医院，在李华眼中，这个医院既偏僻，又破落，不大的院落里，几个科室似乎不太正规。李华不放心，在前台询问穿护士服的工作人员是否是儿童医院的分院。前台人员很肯定地回答了李华。怀着激动的心情，认为这次终于可以治愈孩子的病了，李华终于见到了所谓的“专家”——“王教授”。
“王教授”随意地翻了翻孩子以前的病历，然后看了一下青肿处，便对李华夫妻说：“你的孩子得的是外伤性关节炎，一定要吃中药，一定能治好。”旁边一个穿着白大褂、胸前别着“助理”牌子的男子马上说：“对啊，得赶快治了，要不得截肢。” 李华夫妻心中“咯噔”一下，马上急切地让“王教授”开药。“王教授”开出药方，却没交给李华，“助理”把药方拿了出去，很快回来对李华说：“我们这药里有一种特效药，很贵，一服药129元。你家离得远，要不一次拿两个疗程的吧（两个月的药）。”李华夫妻有些窘迫：家中困难，哪会带那么多钱。经过一番交谈，最后和“助理”商定：拿20服药先吃着。
“助理”十分“热情”，一条龙陪同李华一家：划价、交费、拿药。最后，“助理”体贴地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便携袋交给了李华，并“殷殷”嘱咐道：“中药见效比较慢，要让孩子坚持吃药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我在病历本上留了医生的手机号（实为这名‘助理’的手机号），有什么问题记得打电话来询问。”李华夫妻拿着2600余元的药兴奋地回到住处。第二天，给孩子吃了一服药后，头脑渐渐冷却的李华夫妻忽然心中有些不踏实：“中药一向比较便宜，为什么这药那么贵呢？那家医院那么破落，挂号、买药、开处方等也不太正规，不会被骗吧？”李华赶紧给儿童医院拨打了电话，院方回答：“儿童医院根本就没有什么分院。”李华夫妻大梦初醒，立即报案，并且马上带着孩子去儿童医院就诊。
经儿童医院专家诊断：孩子得了血友病，根据科学研究现状，目前无法治愈，只能使用药品维持。经民警走访一家正规中医医院，但是孩子得的病却需要凝血；一名资深药剂师称李华从圣丰医院拿的药如果在普通医院拿，每服也就不到20元。
警方根据李华报警这条线索，深入摸查后揭露出惊人秘密……
“生财之道”的秘密
上文中所称的“圣丰医院”，全称叫“北京圣丰中医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院长姓沈。经警方查实的材料证实：来这家圣丰医院就诊的病人多数同李华的经历相同，是被骗来的；2009年5月17日至9月10日，圣丰医院院长沈某与无业人员邓某等人勾结，组织“医托”至儿童医院等大医院和名医院，以各种谎言将刘某等38名被害人骗至圣丰医院看病，由无业人员冒充“医生助理”，大量向其出售不明配方所谓特效药，诈骗人民币共计20余万元；事实上，这个数字也仅是冰山一角，圣丰医院的账目显示，在2009年7、8两个月间，这家小小的医院仅中药费流水收入就有600余万元，由于取证困难和被害人多数是外地人员，截至发稿时，依然有被害人向警方报警。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后，认为沈某、邓某等人的行为系有预谋、分工明确、层次清楚的共同犯罪，已构成诈骗罪，故而向西城区法院提起公诉。
下面，笔者就梳理一下，医托的“生财之道”中究竟隐含什么秘密。
在北京的儿童医院、积水潭医院等各大医院、火车站等地，频现各类“同病相怜”、“好心指路”的团伙。他们或以夫妻为一组，甚或几对夫妻结成“互助”的对子；或以父子、母子、兄弟姐妹、情侣为单位。这种搭配，就是要营造出与被骗病人同样身份角色的假象。
行骗时，他们多称家人也患了此类疾病，在被害人打算就诊的医院花了数万元未治好，去圣丰医院找某大夫时被治愈；或称被害人欲就诊的医院某大夫退休后去了圣丰医院坐堂；或称圣丰医院是某医院的分院；甚至有人还冒充为被害人欲就诊医院的保安或工作人员。若被害人将信将疑，则几拨“医托”们轮番上阵，扮演不同的角色来行骗；如果被害人到达圣丰医院后仍犹疑不决，则跟踪而至的其他“医托”会现身说教，称同样的病被圣丰医院某大夫治愈，今日来复诊云云。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原来，他们都是由“医托头”——圣丰医院诊室承包人、“医生助理”组织的老乡、朋友、亲戚等“亲友团”，由“医托头”统一安排住宿，每日统一按照“业务量”分钱。骗一个病人，医托们能拿到初诊药费的50%到70%。行有行规，做医托也是有行规的，他们需要记忆某些类病的病症和专治医院名称，以便骗人时能够进入角色、说好“台词”。他们有自己的行话，如把病人称为“点”，把钱称为“兰头”。
诊室承包人或其亲友，这些本是初中文化的无业人员会身着与医生一样的白色大褂，冒充医生的助理。他们一般先登记病人的情况、地址、联系方式等，以便日后以复诊的方式行骗。其在病历本上会写上自己的手机号码，谎称是坐堂大夫的手机号码，宣称是为便于病人咨询病情之用，实则是为了在病人咨询时，劝病人再次买药。
同时，“助理”们担负着吹嘘坐堂大夫医术、资格的任务，他们甚至捏造大夫的身份，称其为某研究院的著名权威大夫、教授、博士等。
在确定药价和药量上，他们以假装计算每服药价格的方式，趁机在药方右上角写上价格标记，若没有机会做标记，则干脆去收费处房间内悄悄告诉收银员；他们以病人路途遥远为由，怂恿病人多开药，并试探对方身上携带的钱财，开出的药量以至对方只剩路费为“原则”，以避免病人再去其他医院就诊而导致骗局被识破。然而，根据我国《处方管理法》规定，药量一般由有处方权的医师每次最多只能开7日的量。在这家医院，诊室内最多一次能骗病人开90日的药，而且不是由有处方权的医生定的，由无业人员——“助理”越俎代庖。
至于坐堂大夫，则是各诊室承包人——“医托头”雇用的，每日结算工资，一般在300-600元不等；他们多是退休中医，明知“医托头”们以卖药挣钱为宗旨而积极予以配合。他们借中医“望闻问切”的行医特点，却并未真正为病人细心诊断，而是依据病人在其他医院的就诊材料，便对病人确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