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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哈林頓也许是疫情隔离期间最幸福的人。
凯文·哈林顿在开始因疫情而隔离的那一天充满着喜悦。
在位于密执安州坎坦市的“如归”旅馆，他双手推开305号房间的房门，跃身躺在双人床上，感觉是那么舒适与奢华，简直就像在云端漂浮。
第二天，他洗了三次澡，每次都用很长时间，就是因为他可以这么做。他又点了外卖，汉堡包、炸薯条、奶咖、配有薯片和香蕉酱的大块法式吐司、山核桃蜜饯和五颜六色的莓果，还一再对餐馆服务员说：“怎么能让我惊喜就怎么来。”
18年的牢狱之灾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隔离犹如身陷囹圄。但对于哈林顿来说，这是享受自由。
他太知道真实的牢狱生活了，因为他刚刚获释，刚刚走出麦孔监狱的大门。此前他因谋杀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最近法官才取消了对他的不当刑罚。经历了近18年的牢狱之灾，现在他再也不是监号447846号服刑犯了。
哈林顿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因克斯特市的黑人区，从未对自由有什么想法，哪怕是在他看见警察逮捕（违章）司机或者追捕邻里的孩子们的时候。他在家里是三个兄弟姐妹当中的老幺，全靠母亲养育。他母亲是个护工，在一家居民区里的精神病治疗所工作。孩子们会在周末见到爸爸。
哈林顿上学期间成绩优秀。2002年秋，20岁的他考入俄亥俄州内的韦博福斯大学商务专业，成为他们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母亲宝琳·劳伦斯曾说：“他前途无量，我为他骄傲。”
然而，2002年10月19日，哈林顿正在安阿堡市内的一个公车站等车，这时六名警察走上前来，以谋杀罪名逮捕了他。
一名女证人曾暗示，哈林顿参与了一起谋杀一名45岁男子的刑事案件。三周以前，这名遇害男子的尸体在因克斯特市的郊外被发现。这名女证人在办案人员对她进行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讯问中，告诉警方，她看见了哈林顿和另一个男子用一根管子殴打被害人，然后朝被害人开了枪。
针对哈林顿的第一次诉讼与庭审后来以误判告终。之后检方准备再提起诉讼，这时哈林顿立誓要争取自己的清白。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和掌握如何在囚禁中生存的知识。
被关押在韦恩县看守所期间，每天早上起床以前哈林顿就会对自己说：“今天就是胜利的日子。”然后他开始祈祷，并戴上耳机聆听他母亲曾在家里大声播放的福音音乐。每一次他（从狱中）打对方付费的电话时，接电话的人都会听到他说：“这个对方付费电话是一个上帝保佑和爱戴的人打来的。”
2005年春，哈林顿再次走上了审判台。
但这次的审判似乎支离破碎，难以进行下去。因为那名当初曾宣称看到了谋杀过程的女证人在证人席上开始翻供，收回了她之前交给警方的证人声明。
这次的判决结果是陪审团悬而未决，而之后于当年秋季进行的第三次审判也是同样的结果：陪审团悬而未决。
检方（公诉人）随即向哈林顿提供一个选项：认罪，然后只服不到四年刑即可获释。
这可是一条有保障的自由之路，然而，哈林顿拒绝了。他说：“虽然获释回家是我最大的愿望，但是我宁愿为了正确的事情牺牲我的整个人生。对于我来说，自由就意味着做正确的事情，就意味着伸张正义。”
于是，2006年1月，哈林顿第四次走上了审判台。
这次庭审，尽管那名关键的女证人再次声明她最初的证人声明是编造的，可是法官仍然允许她当庭宣读这个声明。结果陪审团审议了两天，最后判定哈林顿有罪。于是他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且无假释可能。
之后，哈林顿被从县看守所转至州监狱。在接下来的14年里，他被囚禁于13个不同的监狱。其中最难熬的是被关在齐匹洼监狱的三年。因为这里距离他家335英里，他的母亲和侄子侄女们只能每隔四五个月才来探监一次。
他每隔一天就给家人打一个对方付费电话，每次通话他都要问清楚家人是否知道他们可以谈任何话题：“大事小情、家长里短，什么都可以。”但是每个电话在15分钟以后就自动切断。
随着数年光阴的流逝，狱中的哈林顿积累了模范服刑人员记录，他被获准得到了比其他服刑人员更多的放风时间。他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练举重，并在每周日参加基督教的一个教会活动。
但是他最为珍惜的放风活动，是去狱中的法律图书馆阅读法律书籍。狱中每个服刑人员都有阅读法律书籍的机会，哈林顿尽可能地把时间都花在阅读这些书籍上，以搜集与自己的案子相关的信息。2009年，他的案子被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无辜案例学研所选为案例。
在他的心目中，学习是通往自由的捷径。他也乐于帮助他的狱友们探讨研究他们的案子。
一天，一个被大家称作“大玻璃球”的狱友看见哈林顿刚回到自己的牢房就哭了起来。原来，他的又一次上诉被法官驳回了。
大玻璃球拥抱着他，并对他说：“哥们儿，你得相信，你肯定会离开这里的。”
但是离开了那个监狱只不过意味着他又被转到了另一座监狱。
2017年，当哈林顿被转到麦孔监狱时，他失望地发现，他在这里的牢房只有10英尺长，7.5英尺宽，而且还要跟另一个犯人同住。牢房里的床是上下床，有两张桌子和两个壁橱，但是没有厕所。如果熄灯后要去厕所就只能憋着。夜里如果渴了的话，不敢喝水，很受煎熬。
但是，这里距离因克斯特市（他家乡）只有40分钟车程，所以他的家人差不多每个月都能来看他一次。而且，哈林顿还找到了回校上课的途径。他和其他九个狱友选修了密歇根大学的一门哲学课，成为另外10名在校本科生的同班同学。这几个本科同学曾经在整整一个学期里每星期二晚上都来探监。
他本想选修烹饪、园艺或者修车技术课，但是这些课程都不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开放。
冤狱平反迎来曙光
尽管有27名身份各异的法律系学生花了十多年的时间都始终不见结果，但洗清哈林顿冤情的工作毕竟还是开始了。 哈林顿的档案记录显示，本案的那个关键证人曾经先后23次明确表示她并不了解案发过程，但是办案人员随后反复地审讯她，并且明确跟她讲，如果她不能提供办案人员想得到的信息的话，那么她跟她孩子就有可能被分开。
2019年秋天，负责调查冤案的韦恩县廉正诉讼判决科接手了哈林顿的案子。2020年春天，哈林顿和他的法律团队终于看到了希望。
但是他首先得战胜疫情。
美国各地的监狱都惨遭新冠肺炎病毒的蹂躏，密歇根州也不例外。全州至少有62名服刑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病毒而去世。
监狱工作人员设法控制病毒的传播，与此同时，哈林顿曾经享有的一些自由（活动）也被迫取消了。2020年3月下旬，监狱取消了教会活动，关闭了（狱中）法律图书馆。
（狱中）教室被改装成已被病毒传染的服刑人员的隔离室。狱中食堂也关闭了，因此哈林顿和其他狱友们只能在自己的牢房里用餐。
哈林顿说，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怎么能让这小小的病毒把我吓住呢”。 他又说：“我已经为了我的生活奋战了17年了，好吧，我（现在）还得跟你这个病毒斗。”
之后不久，病毒夺去了他的一个狱友——经常跟他一起学习法律知识的服刑人员威廉·加里森的性命。这个人已经服刑44年了，而且已被安排于5月获释。
哈林顿说：“这哥们儿马上就要回家了，太惨了！太惨了！”
就在加里森去世八天以后，4月21日，法官撤销了之前因那个证人错误指证而被错误定罪的哈林顿以及另一个人的谋杀罪的判决。
判决下达一个小时以后，狱警询问哈林顿的着装尺码，以便为他提供一套出狱时穿的咔叽服。他对那位狱警表示感谢，但拒绝了出狱服装。然后，他快速跑到狱中打电话的地方，拨通了他在狱中的最后一个（对方付费）电话。
只听他母亲在电话的另一端喊道：“我们已经出门，在去接你的路上了。”哈林顿回到自己的牢房，穿上自己的白色T恤衫、栗色的短裤，把自己的13英寸平板电视机、耳机、几盒方便面还有其他一些用品收拾起来。然后，他走出自己的牢房。在过道里，他把刚刚收拾好的东西隔着铁栏杆分给了其他牢房里的狱友们。
他把自己要保留的东西装进了一个大号垃圾袋中。这些东西包括信件、照片等。他又用其他四个垃圾袋把自己的法律文件装了进去，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个手推车上。
重获自由的生活
下午3点，他走出监狱行政管理大楼的拉门，步入停车场，然后就跪在地上感谢上帝。他已经37岁了，他自由了。
母亲见到儿子时，难以抗拒拥抱儿子的冲动。她一边放声大叫着，一边用手掌不停地敲击着手鼓。哈林顿的亲友们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所有人都保持着安全距离欢呼雀跃。
不久，他的一个当护士的侄子开车带他来到了旅馆，并帮他在房间里消毒。尽管哈林顿没有任何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症状，但他认为自己最好还是自我隔离两星期。他说：“关于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我知道这是正确的做法，我理解它的重要意义。我家里有年长的人，我当然不想让他们的健康受到影响。”
亲戚们凑钱给他买来了一个苹果手机，他就在出狱后第一天的晚上与这些人通过视频分享自由。晚上8点左右，他决定出去走走，但他并没有走出旅馆的停车场，因为一直以来服刑者从未被允许夜里外出。
他觉得疲惫不堪，但在黑暗中又难以入睡。
最后他把卫生间里的灯打开，因为他想起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必须要开着灯睡觉。
第二天早上，他像在监狱里那样进行祷告。早饭以后，他又出去走了一趟，這次他走了几个街区。这已经成了他早上的一个习惯。他每一天都多冒一点风险。他本来戴一个灰色的人造绒口罩，但不久就摘掉不用了，因为他喜欢把空气吸进嘴里的感觉。
回到房间，他打开电视机，找到播放新闻的频道，然后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对于宣称居家令侵犯自由的那些人，他表示出强烈的异议。他又看到了体育频道播出的有关迈克·乔丹的纪录片《最后的舞蹈》，乔丹是他儿时心目中的英雄。
哈林顿现在对于在自己掌控之下的一切都感到惊喜。例如何时吃饭，何时开灯或关灯，何时调节空调温度，一个电话要打多久，等等。这些都是随意的。
两个帮忙打官司的法律系学生为他设计了一个慈善捐款网页，目前已筹集到2.2万美元，用于帮助他重新开始生活。他打算一旦隔离结束，就立刻去租一间公寓住。
按照密歇根州的《误判服刑赔偿法》，他可以获得近90万美元的赔款。此外，他的律师还计划控告因克斯特市政府以及有关刑侦人员。
虽然金钱能够成为纠正不公的开端，然而哈林顿却认为，真正的公平是让所有那些导致他身陷囹圄的办案人员分别离开各自的亲朋好友，然后在17年6个月零两天35分钟的时间里，好好尝尝牢狱的滋味，并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究竟为什么来到了这个鬼地方？
哈林顿回到他的旅馆房间。他可以随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甚至可以暂时停止隔离。四天以后，他把洗发膏，还有干净的袜子全部用完了，而且还意识到他急需一副新的眼镜片。他花了整整十天的工夫才把这些事情办好。
他侄子开车带他去了沃尔玛。店里有一整排全部摆放着洗发膏的橱柜。他不知挑选哪一种。在眼镜部，他被告知由于疫情的关系，整个部门都关闭了。
他问一个售货员：“什么时候开张？”
售货员回答：“谁知道呢？”
这要是以前，哈林顿可以等待，因为那时他有的是时间。
（责任编辑：古静）
凯文·哈林顿在开始因疫情而隔离的那一天充满着喜悦。
在位于密执安州坎坦市的“如归”旅馆，他双手推开305号房间的房门，跃身躺在双人床上，感觉是那么舒适与奢华，简直就像在云端漂浮。
第二天，他洗了三次澡，每次都用很长时间，就是因为他可以这么做。他又点了外卖，汉堡包、炸薯条、奶咖、配有薯片和香蕉酱的大块法式吐司、山核桃蜜饯和五颜六色的莓果，还一再对餐馆服务员说：“怎么能让我惊喜就怎么来。”
18年的牢狱之灾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隔离犹如身陷囹圄。但对于哈林顿来说，这是享受自由。
他太知道真实的牢狱生活了，因为他刚刚获释，刚刚走出麦孔监狱的大门。此前他因谋杀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最近法官才取消了对他的不当刑罚。经历了近18年的牢狱之灾，现在他再也不是监号447846号服刑犯了。
哈林顿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因克斯特市的黑人区，从未对自由有什么想法，哪怕是在他看见警察逮捕（违章）司机或者追捕邻里的孩子们的时候。他在家里是三个兄弟姐妹当中的老幺，全靠母亲养育。他母亲是个护工，在一家居民区里的精神病治疗所工作。孩子们会在周末见到爸爸。
哈林顿上学期间成绩优秀。2002年秋，20岁的他考入俄亥俄州内的韦博福斯大学商务专业，成为他们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母亲宝琳·劳伦斯曾说：“他前途无量，我为他骄傲。”
然而，2002年10月19日，哈林顿正在安阿堡市内的一个公车站等车，这时六名警察走上前来，以谋杀罪名逮捕了他。
一名女证人曾暗示，哈林顿参与了一起谋杀一名45岁男子的刑事案件。三周以前，这名遇害男子的尸体在因克斯特市的郊外被发现。这名女证人在办案人员对她进行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讯问中，告诉警方，她看见了哈林顿和另一个男子用一根管子殴打被害人，然后朝被害人开了枪。
针对哈林顿的第一次诉讼与庭审后来以误判告终。之后检方准备再提起诉讼，这时哈林顿立誓要争取自己的清白。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和掌握如何在囚禁中生存的知识。
被关押在韦恩县看守所期间，每天早上起床以前哈林顿就会对自己说：“今天就是胜利的日子。”然后他开始祈祷，并戴上耳机聆听他母亲曾在家里大声播放的福音音乐。每一次他（从狱中）打对方付费的电话时，接电话的人都会听到他说：“这个对方付费电话是一个上帝保佑和爱戴的人打来的。”
2005年春，哈林顿再次走上了审判台。
但这次的审判似乎支离破碎，难以进行下去。因为那名当初曾宣称看到了谋杀过程的女证人在证人席上开始翻供，收回了她之前交给警方的证人声明。
这次的判决结果是陪审团悬而未决，而之后于当年秋季进行的第三次审判也是同样的结果：陪审团悬而未决。
检方（公诉人）随即向哈林顿提供一个选项：认罪，然后只服不到四年刑即可获释。
这可是一条有保障的自由之路，然而，哈林顿拒绝了。他说：“虽然获释回家是我最大的愿望，但是我宁愿为了正确的事情牺牲我的整个人生。对于我来说，自由就意味着做正确的事情，就意味着伸张正义。”
于是，2006年1月，哈林顿第四次走上了审判台。
这次庭审，尽管那名关键的女证人再次声明她最初的证人声明是编造的，可是法官仍然允许她当庭宣读这个声明。结果陪审团审议了两天，最后判定哈林顿有罪。于是他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且无假释可能。
之后，哈林顿被从县看守所转至州监狱。在接下来的14年里，他被囚禁于13个不同的监狱。其中最难熬的是被关在齐匹洼监狱的三年。因为这里距离他家335英里，他的母亲和侄子侄女们只能每隔四五个月才来探监一次。
他每隔一天就给家人打一个对方付费电话，每次通话他都要问清楚家人是否知道他们可以谈任何话题：“大事小情、家长里短，什么都可以。”但是每个电话在15分钟以后就自动切断。
随着数年光阴的流逝，狱中的哈林顿积累了模范服刑人员记录，他被获准得到了比其他服刑人员更多的放风时间。他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练举重，并在每周日参加基督教的一个教会活动。
但是他最为珍惜的放风活动，是去狱中的法律图书馆阅读法律书籍。狱中每个服刑人员都有阅读法律书籍的机会，哈林顿尽可能地把时间都花在阅读这些书籍上，以搜集与自己的案子相关的信息。2009年，他的案子被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无辜案例学研所选为案例。
在他的心目中，学习是通往自由的捷径。他也乐于帮助他的狱友们探讨研究他们的案子。
一天，一个被大家称作“大玻璃球”的狱友看见哈林顿刚回到自己的牢房就哭了起来。原来，他的又一次上诉被法官驳回了。
大玻璃球拥抱着他，并对他说：“哥们儿，你得相信，你肯定会离开这里的。”
但是离开了那个监狱只不过意味着他又被转到了另一座监狱。
2017年，当哈林顿被转到麦孔监狱时，他失望地发现，他在这里的牢房只有10英尺长，7.5英尺宽，而且还要跟另一个犯人同住。牢房里的床是上下床，有两张桌子和两个壁橱，但是没有厕所。如果熄灯后要去厕所就只能憋着。夜里如果渴了的话，不敢喝水，很受煎熬。
但是，这里距离因克斯特市（他家乡）只有40分钟车程，所以他的家人差不多每个月都能来看他一次。而且，哈林顿还找到了回校上课的途径。他和其他九个狱友选修了密歇根大学的一门哲学课，成为另外10名在校本科生的同班同学。这几个本科同学曾经在整整一个学期里每星期二晚上都来探监。
他本想选修烹饪、园艺或者修车技术课，但是这些课程都不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开放。
冤狱平反迎来曙光
尽管有27名身份各异的法律系学生花了十多年的时间都始终不见结果，但洗清哈林顿冤情的工作毕竟还是开始了。 哈林顿的档案记录显示，本案的那个关键证人曾经先后23次明确表示她并不了解案发过程，但是办案人员随后反复地审讯她，并且明确跟她讲，如果她不能提供办案人员想得到的信息的话，那么她跟她孩子就有可能被分开。
2019年秋天，负责调查冤案的韦恩县廉正诉讼判决科接手了哈林顿的案子。2020年春天，哈林顿和他的法律团队终于看到了希望。
但是他首先得战胜疫情。
美国各地的监狱都惨遭新冠肺炎病毒的蹂躏，密歇根州也不例外。全州至少有62名服刑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病毒而去世。
监狱工作人员设法控制病毒的传播，与此同时，哈林顿曾经享有的一些自由（活动）也被迫取消了。2020年3月下旬，监狱取消了教会活动，关闭了（狱中）法律图书馆。
（狱中）教室被改装成已被病毒传染的服刑人员的隔离室。狱中食堂也关闭了，因此哈林顿和其他狱友们只能在自己的牢房里用餐。
哈林顿说，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怎么能让这小小的病毒把我吓住呢”。 他又说：“我已经为了我的生活奋战了17年了，好吧，我（现在）还得跟你这个病毒斗。”
之后不久，病毒夺去了他的一个狱友——经常跟他一起学习法律知识的服刑人员威廉·加里森的性命。这个人已经服刑44年了，而且已被安排于5月获释。
哈林顿说：“这哥们儿马上就要回家了，太惨了！太惨了！”
就在加里森去世八天以后，4月21日，法官撤销了之前因那个证人错误指证而被错误定罪的哈林顿以及另一个人的谋杀罪的判决。
判决下达一个小时以后，狱警询问哈林顿的着装尺码，以便为他提供一套出狱时穿的咔叽服。他对那位狱警表示感谢，但拒绝了出狱服装。然后，他快速跑到狱中打电话的地方，拨通了他在狱中的最后一个（对方付费）电话。
只听他母亲在电话的另一端喊道：“我们已经出门，在去接你的路上了。”哈林顿回到自己的牢房，穿上自己的白色T恤衫、栗色的短裤，把自己的13英寸平板电视机、耳机、几盒方便面还有其他一些用品收拾起来。然后，他走出自己的牢房。在过道里，他把刚刚收拾好的东西隔着铁栏杆分给了其他牢房里的狱友们。
他把自己要保留的东西装进了一个大号垃圾袋中。这些东西包括信件、照片等。他又用其他四个垃圾袋把自己的法律文件装了进去，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个手推车上。
重获自由的生活
下午3点，他走出监狱行政管理大楼的拉门，步入停车场，然后就跪在地上感谢上帝。他已经37岁了，他自由了。
母亲见到儿子时，难以抗拒拥抱儿子的冲动。她一边放声大叫着，一边用手掌不停地敲击着手鼓。哈林顿的亲友们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所有人都保持着安全距离欢呼雀跃。
不久，他的一个当护士的侄子开车带他来到了旅馆，并帮他在房间里消毒。尽管哈林顿没有任何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症状，但他认为自己最好还是自我隔离两星期。他说：“关于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我知道这是正确的做法，我理解它的重要意义。我家里有年长的人，我当然不想让他们的健康受到影响。”
亲戚们凑钱给他买来了一个苹果手机，他就在出狱后第一天的晚上与这些人通过视频分享自由。晚上8点左右，他决定出去走走，但他并没有走出旅馆的停车场，因为一直以来服刑者从未被允许夜里外出。
他觉得疲惫不堪，但在黑暗中又难以入睡。
最后他把卫生间里的灯打开，因为他想起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必须要开着灯睡觉。
第二天早上，他像在监狱里那样进行祷告。早饭以后，他又出去走了一趟，這次他走了几个街区。这已经成了他早上的一个习惯。他每一天都多冒一点风险。他本来戴一个灰色的人造绒口罩，但不久就摘掉不用了，因为他喜欢把空气吸进嘴里的感觉。
回到房间，他打开电视机，找到播放新闻的频道，然后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对于宣称居家令侵犯自由的那些人，他表示出强烈的异议。他又看到了体育频道播出的有关迈克·乔丹的纪录片《最后的舞蹈》，乔丹是他儿时心目中的英雄。
哈林顿现在对于在自己掌控之下的一切都感到惊喜。例如何时吃饭，何时开灯或关灯，何时调节空调温度，一个电话要打多久，等等。这些都是随意的。
两个帮忙打官司的法律系学生为他设计了一个慈善捐款网页，目前已筹集到2.2万美元，用于帮助他重新开始生活。他打算一旦隔离结束，就立刻去租一间公寓住。
按照密歇根州的《误判服刑赔偿法》，他可以获得近90万美元的赔款。此外，他的律师还计划控告因克斯特市政府以及有关刑侦人员。
虽然金钱能够成为纠正不公的开端，然而哈林顿却认为，真正的公平是让所有那些导致他身陷囹圄的办案人员分别离开各自的亲朋好友，然后在17年6个月零两天35分钟的时间里，好好尝尝牢狱的滋味，并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究竟为什么来到了这个鬼地方？
哈林顿回到他的旅馆房间。他可以随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甚至可以暂时停止隔离。四天以后，他把洗发膏，还有干净的袜子全部用完了，而且还意识到他急需一副新的眼镜片。他花了整整十天的工夫才把这些事情办好。
他侄子开车带他去了沃尔玛。店里有一整排全部摆放着洗发膏的橱柜。他不知挑选哪一种。在眼镜部，他被告知由于疫情的关系，整个部门都关闭了。
他问一个售货员：“什么时候开张？”
售货员回答：“谁知道呢？”
这要是以前，哈林顿可以等待，因为那时他有的是时间。
（责任编辑：古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