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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莽不管跟谁都爱开玩笑，我在东北当过六年兵，听他满口“哈乐滨”口音觉得亲切，没把他当长辈，多严肃的场合见面就开逗。老高开会习惯坐在后排，只要发现有他在，我立马跟着靠过去。主持人宣布开会，他四下打量一番，小本子掏出来，眯起眼画速写，三勾两画，活脱脱一个人物肖像从纸上跳出来。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不由你不笑，对方最有特点的部分让他都给抓下来了。有时也乱画，随便勾出一只小狗，尾巴甩达着，他端详一会儿又添上副眼镜，歪过头来问我，好玩儿吧？多无聊的会，有高莽在就有趣。
1982年底，我调去百花文艺出版社编书，想开辟个新领域，想到了散文译著，老高自然是权威。这一次高莽没开一句玩笑，他任职的《世界文学》上历年发过的散文都在他肚子里，他毫无保留逐一倒给我，特别介绍了他欣赏的苏联作家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和索洛乌欣。黎巴嫩的纪伯伦以散文著名……老高说，我们经常收到读者来信，要求多發一些外国散文，看来你的想法路子对。又叮嘱我，翻译散文比翻译小说难度大，选择合适译者是关键。
1995年我们计划进一步拓展，另出一套精选各国各地区散文名篇的“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俄罗斯部分，开始就认定了高莽。没想到他老兄比在职时还忙，我心里有数，不再磨他，待其他主编大体确定，只剩俄罗斯，我和他摊牌了。我说，老高，你主编《世界文学》这么多年，人脉广，经验多，朋友在俄罗斯都有一大把，你把散文当知心，又译又写，现在要你为散文做点事，你推三阻四，太不够朋友。老高见我急了，吭哧半天说：“好吧，你说干咱就干。”
一旦答应下来，老高的认真着实令我佩服。从1995年6月拿出初选名录，到1998年8月定稿，整整三年，这期间老高每一封来信几乎都是艺术品。最终编成书，选了39位作家、艺术家，包括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选章。有了这一番合作，我发现做起事来高莽绝不像看上去那样大大咧咧，整个一个完美主义者。
那几年，我们联系最密切，有两次电话打到他家里，接电话的是个女声，清清亮亮的，听上去很年轻。我问老高，是不是女儿从国外回来了？老高一愣，随即哈哈大笑：“那是我老伴。”我埋怨他金屋藏娇，几次拜访都没有见到嫂夫人。老高说：“她怕见外人。下次你到家，我一定请她出来。”
1999年1月初，“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付印前，上门找老高核对清样，他把我迎进厅里，说：“你先坐一下。”老高搀扶着夫人从卧室里走出来，晚秋的阳光洒在两个身材同样高挑、相互依偎的老人身上，温情脉脉地，散发着一种神圣感，那一瞬间，我慌忙起身，在心里已经连骂了自己几声。老高的夫人孙杰大姐双目失明。老高把夫人扶坐到方桌旁的椅子上，自己站在椅背后面，一手撑着椅子，一手抚着夫人的肩，我们三人隔桌对谈。
孙大姐言谈优雅大方，不会客套，似乎能看见我脸上的问号，径直说起自己的病。孙大姐说着说着带出歉意，原来家务我一个人管，高莽专心工作，眼好时还能帮他抄抄稿子，现在都交给老高了。
我转移话题，问起他们最初怎么认识的。高莽抢着说，我们都在哈尔滨，她上了八年学，我上了十年学，我上的教会学校，全是俄文，毕业后在中苏友协工作。当时，我读到由小说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心里喜欢，译出来发表了，她们要排演，就认识了。那时高岗爱举行舞会，我们经常碰在一起，跳舞跳上了。孙大姐插上来说，我在小学校教书，我们教联文工团排演话剧《保尔·柯察金》，我演冬妮娅，想找个熟悉俄罗斯的人讨教，团里人说，你找剧本翻译啊，就是高莽。
高莽的回忆又接上了，1949年孙杰到北京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结果留在话剧团，在棉花胡同，后来天津铁路工会要成立文工团，找“中戏”要人，孙杰调天津不到一年，巡回演出被夏淳导演相中，留在了“青艺”。孙大姐又接着说，1956年全国话剧汇演，需要人接待外国演员，让我去，会演结束文联局（对外文化联络局）把我留下了。那些年经常有机会出国，美国、意大利都去过，一直藏着个心愿，想和老高一起到俄罗斯走走，现在没法实现了。
他俩沉浸在回忆中，彼此的话头自然交替，衔接得天衣无缝，老高时而俯下头望望妻子，那温柔的眼神使我觉得自己成了多余的人。
问到结婚，孙大姐说，高莽1949年调到东北局，我在北京，经常通信，1953年他从国外回来，留在中苏友协，旁边的人都撺掇：好了这么多年，结婚吧！“当时追她的人挺多。”高莽说起来很得意，“她比我大几个月。母亲开始不同意，架不住我紧追。”苏联作家、写“无脚飞将军”的波列伏伊，只要写信来总会带上一句：“你老婆让人拐跑了没有？”婚后第二年高莽才正式调到北京。
高莽说：“以前写出稿子孙杰帮我看，现在每篇稿子读给她听，她是我的第一位‘听众’，凡是她不满意的地方，我都要重新考虑。每天给老伴点眼药，是我最幸福的时候。这一辈子好幸运，有母亲、妻子、女儿三位女性陪伴。我是一个虔诚的女性赞美者。”
聊到后来，高莽的调皮劲儿又上来了，瞥了孙杰一眼：“最初我可不敢娶她。她演《北京人》，咬老太爷手指头，那个狠劲儿，怎么得了。”停了一会儿又说：“我都没想到能这么耐心地侍候她。”
完美主义者
1982年底，我调去百花文艺出版社编书，想开辟个新领域，想到了散文译著，老高自然是权威。这一次高莽没开一句玩笑，他任职的《世界文学》上历年发过的散文都在他肚子里，他毫无保留逐一倒给我，特别介绍了他欣赏的苏联作家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和索洛乌欣。黎巴嫩的纪伯伦以散文著名……老高说，我们经常收到读者来信，要求多發一些外国散文，看来你的想法路子对。又叮嘱我，翻译散文比翻译小说难度大，选择合适译者是关键。
1995年我们计划进一步拓展，另出一套精选各国各地区散文名篇的“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俄罗斯部分，开始就认定了高莽。没想到他老兄比在职时还忙，我心里有数，不再磨他，待其他主编大体确定，只剩俄罗斯，我和他摊牌了。我说，老高，你主编《世界文学》这么多年，人脉广，经验多，朋友在俄罗斯都有一大把，你把散文当知心，又译又写，现在要你为散文做点事，你推三阻四，太不够朋友。老高见我急了，吭哧半天说：“好吧，你说干咱就干。”
一旦答应下来，老高的认真着实令我佩服。从1995年6月拿出初选名录，到1998年8月定稿，整整三年，这期间老高每一封来信几乎都是艺术品。最终编成书，选了39位作家、艺术家，包括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选章。有了这一番合作，我发现做起事来高莽绝不像看上去那样大大咧咧，整个一个完美主义者。
夫妻情深
那几年，我们联系最密切，有两次电话打到他家里，接电话的是个女声，清清亮亮的，听上去很年轻。我问老高，是不是女儿从国外回来了？老高一愣，随即哈哈大笑：“那是我老伴。”我埋怨他金屋藏娇，几次拜访都没有见到嫂夫人。老高说：“她怕见外人。下次你到家，我一定请她出来。”
1999年1月初，“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付印前，上门找老高核对清样，他把我迎进厅里，说：“你先坐一下。”老高搀扶着夫人从卧室里走出来，晚秋的阳光洒在两个身材同样高挑、相互依偎的老人身上，温情脉脉地，散发着一种神圣感，那一瞬间，我慌忙起身，在心里已经连骂了自己几声。老高的夫人孙杰大姐双目失明。老高把夫人扶坐到方桌旁的椅子上，自己站在椅背后面，一手撑着椅子，一手抚着夫人的肩，我们三人隔桌对谈。
孙大姐言谈优雅大方，不会客套，似乎能看见我脸上的问号，径直说起自己的病。孙大姐说着说着带出歉意，原来家务我一个人管，高莽专心工作，眼好时还能帮他抄抄稿子，现在都交给老高了。
我转移话题，问起他们最初怎么认识的。高莽抢着说，我们都在哈尔滨，她上了八年学，我上了十年学，我上的教会学校，全是俄文，毕业后在中苏友协工作。当时，我读到由小说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心里喜欢，译出来发表了，她们要排演，就认识了。那时高岗爱举行舞会，我们经常碰在一起，跳舞跳上了。孙大姐插上来说，我在小学校教书，我们教联文工团排演话剧《保尔·柯察金》，我演冬妮娅，想找个熟悉俄罗斯的人讨教，团里人说，你找剧本翻译啊，就是高莽。
高莽的回忆又接上了，1949年孙杰到北京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结果留在话剧团，在棉花胡同，后来天津铁路工会要成立文工团，找“中戏”要人，孙杰调天津不到一年，巡回演出被夏淳导演相中，留在了“青艺”。孙大姐又接着说，1956年全国话剧汇演，需要人接待外国演员，让我去，会演结束文联局（对外文化联络局）把我留下了。那些年经常有机会出国，美国、意大利都去过，一直藏着个心愿，想和老高一起到俄罗斯走走，现在没法实现了。
女性赞美者
他俩沉浸在回忆中，彼此的话头自然交替，衔接得天衣无缝，老高时而俯下头望望妻子，那温柔的眼神使我觉得自己成了多余的人。
问到结婚，孙大姐说，高莽1949年调到东北局，我在北京，经常通信，1953年他从国外回来，留在中苏友协，旁边的人都撺掇：好了这么多年，结婚吧！“当时追她的人挺多。”高莽说起来很得意，“她比我大几个月。母亲开始不同意，架不住我紧追。”苏联作家、写“无脚飞将军”的波列伏伊，只要写信来总会带上一句：“你老婆让人拐跑了没有？”婚后第二年高莽才正式调到北京。
高莽说：“以前写出稿子孙杰帮我看，现在每篇稿子读给她听，她是我的第一位‘听众’，凡是她不满意的地方，我都要重新考虑。每天给老伴点眼药，是我最幸福的时候。这一辈子好幸运，有母亲、妻子、女儿三位女性陪伴。我是一个虔诚的女性赞美者。”
聊到后来，高莽的调皮劲儿又上来了，瞥了孙杰一眼：“最初我可不敢娶她。她演《北京人》，咬老太爷手指头，那个狠劲儿，怎么得了。”停了一会儿又说：“我都没想到能这么耐心地侍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