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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顾颉刚的讨论很多，话题多半是由近年台湾出版近六百万字《顾颉刚日记》引起的。作为现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顾颉刚在古史、古代地理和边疆地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以及古籍整理等领域，都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关于顾颉刚的生平和志业，早前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不少相关的研究著作得知一二，如郑良树《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顾潮《顾颉刚年谱》、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以及王煦华《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等。但《顾颉刚日记》的面世，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我们过去对于顾颉刚的认识。此书北京中华书局据说也要出版，但说了多年，至今不见面世。而且鉴于各种原因，将来正式出版时恐怕也多半不能完璧。
《顾颉刚日记》保存了顾颉刚长达六十余年(1913年及1919年是片断，1921年后基本完整)的所思所想，他的学术、事业，他的爱情和家庭，他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几乎完整的记录了下来。不但顾颉刚本人将之视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后世读者也会被其中所蕴藏的大量丰富的史料所吸引。仅就现代学术史而言，《顾颉刚日记》中就保留了他与大量学人的交游。顾颉刚少年成名，一生处于学界的核心，现代学术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都和他有关联。如今其日记出版，我们自然可以对诸如顾颉刚与鲁迅之关系、与傅斯年之关系、与胡适之关系等问题加以考察，这些问题关涉现代文学史、现代学术史上的重大关节(如与鲁迅之关系，自然关涉鲁迅的创作、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前后心态；如与傅斯年之关系，则关系到史语所的创立和宗旨以及顾颉刚本人竭力培养古史辨派的问题；与胡适之关系，更与新文学运动初期考证《红楼梦》以及建国后批判胡适运动等有关)。然而日记中涉及此类问题，虚实不定，又多曲笔，需要专家来加以仔细考订和分析。这里重点谈的是顾颉刚和钱钟书的关系。
《顾颉刚日记》中保留了一封钱钟书的书信，以前从未公开过。1979年5月26日，钱钟书给顾颉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颉翁大师道席：
晚一周来集中钓鱼台总结，昨夕归，奉赐教，感甚。《中华文史论丛》承出版社赠送，故大作早已拜读，极钦精博。公胸中无尽之藏，未尽之奇，虽得圣手书生腕脱指僵正难为役，安能有千首观音供驱使乎!先此道谢，少间当趋候起居。专叩刻安，师母均此!后学钱钟书
敬上。七九、五、廿六。
1979年，时年八十六岁的顾颉刚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一文，这是他文革结束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学术论文。很显然，钱钟书在信中对该文赞赏有加。不过，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来，这只是一封很客气的社交信函。顾颉刚在日记中不经常粘贴朋友的来信，他为什么会将这封信粘贴5月31日的日记后面呢?难道是在乎信中的恭维吗?恐怕是顾颉刚特别重视钱钟书其人，所以重视其言。
钱钟书比顾颉刚小十七岁，当钱钟书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的时候，顾颉刚早已名满天下，已在清华大学隔壁的燕京大学担任教授。钱钟书一生志业在于文学、哲学，与顾颉刚的学问并无多少交涉。但作为晚辈的钱钟书，在顾颉刚生命的最后几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钱钟书与顾颉刚本是1日识，1938年12月21日，大约是钱钟书第一次拜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记载说：“顾良偕钱钟书来。”1939年1月26日：“晤钟书，谈。”3月12日：“十二时归，……至落梭坡，遇钱、顾二君，同归。留钟书、献梁饭，谈至二时半别去。”4月1日：“到钟书、献梁处。”1938年10月后，顾颉刚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住在昆明北郊浪口村。钱钟书当年毕业后，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顾是苏州人，钱是无锡人，属同乡。两人在昆明开始有了交往。后来成为著名艺术评论家的顾献梁当时和钱钟书住在一起，从顾颉刚的日记可以看到，当时两人经常一起活动。
众所周知，钱钟书1939年负气离开西南联合大学，后来从上海转赴蓝田师院，和他父亲钱基博同校任教。而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化成了小说《围城》中有趣章节。我们可以从《顾颉刚日记》中看到钱钟书离开昆明的准确日期：1939年7月7日。是年春，顾颉刚的父亲去世，但他不能返乡奔丧，所以让他的夫人归家料理。7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六时起，与履安料理行装毕，上车站，七时四十分车开。……履安与宾四、锡予、钟书、物华等同行，颇有照应。”可以知道，履安夫人在7月7日和钱穆、汤用彤、钱钟书等先生一起返回江南。
抗战结束后，顾颉刚与钱钟书在上海重新聚首，不过，来往很少，只有1946年9月25日的日记中简单地记载着“钱钟书来”。两个人见面，更多的还是在公开聚会上如1946年5月7日两人一起参加了顾廷龙的宴会，当天参加的人还有叶景葵、洪业、徐森玉、郑振铎、高君珊、雷洁琼、张天泽等。同年10月5日郑振铎在家中宴请各方友朋，参加者除顾、钱二人之外，还有蒋慰堂、李济之、魏建功、吴宗济、屈万里、徐森玉、顾廷龙等。
顾颉刚与钱钟书的关系开始密切，是在建国后。从1954年开始，顾颉刚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钱钟书此时已在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两人后来又都是中国科学院的一级研究员，成了同事，地位又特殊，便有机会一起出席各种活动。1962年4月22日日记中说：“到政协礼堂观《风还巢》剧。与钱钟书、文怀沙谈。十一时散。”1965年1月23日：“到南河沿，参加学部中心小组学习，讨论周总理报告中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改造问题。”当天上午一起参加会议的有张友渔、吕叔湘、贺昌群、胡厚宣、钱钟书、余冠英、吴世昌等人。
“文革”兴起，顾颉刚和钱钟书作为学术权威，一起受到批判。1966年8月27日日记中记载：“学部所属各研究所之戴高帽人集中草棚前，听批判，又游行两匝。……今日之斗，殆为学部中作一总结，戴高帽者约七八十人，予以俯首，不能知其为谁，但知翁独健、钱钟书、陆志韦等皆在内耳。”十年动乱，学人间几乎都不通音问，顾、钱二人的交谊本来泛泛，更加不会联络。直到1977年国庆节国宴，顾颉刚才再一次见到钱钟书。日记9月30日：“六时车来，到人大会堂，赴国宴。……今晚同会所见人：吕叔湘、罗尔纲、钱钟书、俞平伯、侯外庐。……”
不久之后，由于钱钟书入住三里河公寓，两人同住一个小区，就开始有了一些交往。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学术活动开始逐渐恢复。以顾颉刚名声之大，事务异常繁忙，可他毕竟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一直感到力不从心。此时钱钟书冷眼观察到了这个现象，便劝告顾颉刚，日记1978年5月5日说：“遇钱钟书，致箴言。……钟书劝予勿于社会上无聊人往来，浪费垂尽的精力。又谓吾一生为众矢之的，即因门下太杂之过。良友之言敢不遵从。我过于爱才，只要人家有一点长处，即不忍使其埋 没。而其人一得社会地位后即行反噬，固不独杨向奎一人而已。”钱钟书的话明显在顾颉刚心里产生了影响，使得顾在日记中作严肃的自我省察。
这次谈话后，双方的感情明显加深。5月8日的日记记载：“与静秋散步，遇钟书及其夫人杨女士。……钟书夫人杨绛，系荫杭之女。其父别号老圃，于二十年代常在《申报自由谈》中揭其所作历史考据文字，予时颇爱读，不知其能集成一书否。”顾颉刚那天才知道杨绛的身世，感到非常亲热。顾颉刚给钱钟书赠送《中华文史论丛》上的论文，便在这两次谈话之后。顺便提一句，杨绛之父杨荫杭的文字后来结成《老圃遗文集》出版。7月18日记载：“与静秋出散步，遇钱钟书夫妇。……钟书以洪迈诗‘不将精力做人情’语相劝，当勉力行之。我居三里河，实无异退休，惟有努力抓住此未来之五年，将笔记及论文集编好，庶不负一生劳力。”可见，当时钱钟书的话都点中了顾颉刚的心事，而当时两人的关系，应该已经是钱钟书所谓的“输心”层面的。
从此，在顾颉刚的日记中，便经常出现钱钟书和杨绛的名字，大多是顾颉刚散步时与他们相遇。如1978年6月8日：“涭儿伴散步，遇钟书夫妇。”8月11日：“与静秋、洪儿、大治在园内散步，遇钟书。”9月29日：“与静秋散步，遇钱钟书。”1979年1月28日：“钱钟书夫妇来。”2月4日：“静秋到钟书……家答访。”5月24日：“与洪儿在院散步，遇钟书夫妇。”8月17日：“与静秋、春雨同到院内散步，遇钱钟书。”8月25日：“出散步，遇钟书夫妇。”8月31日：“与静秋散步，遇钟书夫妇。”9月13日：“与静秋散步，遇钟书长谈。”其中1979年1月28日和2月4日大概是互相拜年。
日记中还有两条史料比较重要。1978年7月11日记载：“与德辉散步，遇钱钟书夫妇。……闻钟书作《管锥编》，约一百万字，已付印。此君博极中外各书，而又谢绝一切人事，年方六十，正是有为之时，殊可羡也。”《管锥编》当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可见钱钟书早前劝告顾颉刚“勿于社会上无聊人往来，浪费垂尽的精力”，确实是真诚的，是将顾颉刚与他自己饱满的工作状态对比之后发出的一种善意的劝告。
1979年5月18日日记记载道：“与静秋伴游本院，遇钱钟书夫妇。……钟书参加代表团到美国周游，昨日方归，云甚累。”关于钱钟书1979年的访美，我们已从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一文中得知不少信息。根据这一条材料，我们可以知道钱钟书返家的具体日期还有“甚累”的情况。
《顾颉刚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钱钟书是在1980年8月16日。当天的日记中说：“热稍杀，坐车在园内小游。遥见钟书夫妇。”四个多月后的12月25日，顾颉刚在北京去世，而他日记的截止日期是12月18日。顾颉刚一生勤奋不已，临终前数年一直坚持笔耕不辍，除了“要无恨于此生”外，一定也和钱钟书这样的朋友的“箴言”有关。
《顾颉刚日记》保存了顾颉刚长达六十余年(1913年及1919年是片断，1921年后基本完整)的所思所想，他的学术、事业，他的爱情和家庭，他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几乎完整的记录了下来。不但顾颉刚本人将之视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后世读者也会被其中所蕴藏的大量丰富的史料所吸引。仅就现代学术史而言，《顾颉刚日记》中就保留了他与大量学人的交游。顾颉刚少年成名，一生处于学界的核心，现代学术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都和他有关联。如今其日记出版，我们自然可以对诸如顾颉刚与鲁迅之关系、与傅斯年之关系、与胡适之关系等问题加以考察，这些问题关涉现代文学史、现代学术史上的重大关节(如与鲁迅之关系，自然关涉鲁迅的创作、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前后心态；如与傅斯年之关系，则关系到史语所的创立和宗旨以及顾颉刚本人竭力培养古史辨派的问题；与胡适之关系，更与新文学运动初期考证《红楼梦》以及建国后批判胡适运动等有关)。然而日记中涉及此类问题，虚实不定，又多曲笔，需要专家来加以仔细考订和分析。这里重点谈的是顾颉刚和钱钟书的关系。
《顾颉刚日记》中保留了一封钱钟书的书信，以前从未公开过。1979年5月26日，钱钟书给顾颉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颉翁大师道席：
晚一周来集中钓鱼台总结，昨夕归，奉赐教，感甚。《中华文史论丛》承出版社赠送，故大作早已拜读，极钦精博。公胸中无尽之藏，未尽之奇，虽得圣手书生腕脱指僵正难为役，安能有千首观音供驱使乎!先此道谢，少间当趋候起居。专叩刻安，师母均此!后学钱钟书
敬上。七九、五、廿六。
1979年，时年八十六岁的顾颉刚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一文，这是他文革结束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学术论文。很显然，钱钟书在信中对该文赞赏有加。不过，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来，这只是一封很客气的社交信函。顾颉刚在日记中不经常粘贴朋友的来信，他为什么会将这封信粘贴5月31日的日记后面呢?难道是在乎信中的恭维吗?恐怕是顾颉刚特别重视钱钟书其人，所以重视其言。
钱钟书比顾颉刚小十七岁，当钱钟书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的时候，顾颉刚早已名满天下，已在清华大学隔壁的燕京大学担任教授。钱钟书一生志业在于文学、哲学，与顾颉刚的学问并无多少交涉。但作为晚辈的钱钟书，在顾颉刚生命的最后几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钱钟书与顾颉刚本是1日识，1938年12月21日，大约是钱钟书第一次拜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记载说：“顾良偕钱钟书来。”1939年1月26日：“晤钟书，谈。”3月12日：“十二时归，……至落梭坡，遇钱、顾二君，同归。留钟书、献梁饭，谈至二时半别去。”4月1日：“到钟书、献梁处。”1938年10月后，顾颉刚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住在昆明北郊浪口村。钱钟书当年毕业后，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顾是苏州人，钱是无锡人，属同乡。两人在昆明开始有了交往。后来成为著名艺术评论家的顾献梁当时和钱钟书住在一起，从顾颉刚的日记可以看到，当时两人经常一起活动。
众所周知，钱钟书1939年负气离开西南联合大学，后来从上海转赴蓝田师院，和他父亲钱基博同校任教。而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化成了小说《围城》中有趣章节。我们可以从《顾颉刚日记》中看到钱钟书离开昆明的准确日期：1939年7月7日。是年春，顾颉刚的父亲去世，但他不能返乡奔丧，所以让他的夫人归家料理。7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六时起，与履安料理行装毕，上车站，七时四十分车开。……履安与宾四、锡予、钟书、物华等同行，颇有照应。”可以知道，履安夫人在7月7日和钱穆、汤用彤、钱钟书等先生一起返回江南。
抗战结束后，顾颉刚与钱钟书在上海重新聚首，不过，来往很少，只有1946年9月25日的日记中简单地记载着“钱钟书来”。两个人见面，更多的还是在公开聚会上如1946年5月7日两人一起参加了顾廷龙的宴会，当天参加的人还有叶景葵、洪业、徐森玉、郑振铎、高君珊、雷洁琼、张天泽等。同年10月5日郑振铎在家中宴请各方友朋，参加者除顾、钱二人之外，还有蒋慰堂、李济之、魏建功、吴宗济、屈万里、徐森玉、顾廷龙等。
顾颉刚与钱钟书的关系开始密切，是在建国后。从1954年开始，顾颉刚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钱钟书此时已在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两人后来又都是中国科学院的一级研究员，成了同事，地位又特殊，便有机会一起出席各种活动。1962年4月22日日记中说：“到政协礼堂观《风还巢》剧。与钱钟书、文怀沙谈。十一时散。”1965年1月23日：“到南河沿，参加学部中心小组学习，讨论周总理报告中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改造问题。”当天上午一起参加会议的有张友渔、吕叔湘、贺昌群、胡厚宣、钱钟书、余冠英、吴世昌等人。
“文革”兴起，顾颉刚和钱钟书作为学术权威，一起受到批判。1966年8月27日日记中记载：“学部所属各研究所之戴高帽人集中草棚前，听批判，又游行两匝。……今日之斗，殆为学部中作一总结，戴高帽者约七八十人，予以俯首，不能知其为谁，但知翁独健、钱钟书、陆志韦等皆在内耳。”十年动乱，学人间几乎都不通音问，顾、钱二人的交谊本来泛泛，更加不会联络。直到1977年国庆节国宴，顾颉刚才再一次见到钱钟书。日记9月30日：“六时车来，到人大会堂，赴国宴。……今晚同会所见人：吕叔湘、罗尔纲、钱钟书、俞平伯、侯外庐。……”
不久之后，由于钱钟书入住三里河公寓，两人同住一个小区，就开始有了一些交往。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学术活动开始逐渐恢复。以顾颉刚名声之大，事务异常繁忙，可他毕竟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一直感到力不从心。此时钱钟书冷眼观察到了这个现象，便劝告顾颉刚，日记1978年5月5日说：“遇钱钟书，致箴言。……钟书劝予勿于社会上无聊人往来，浪费垂尽的精力。又谓吾一生为众矢之的，即因门下太杂之过。良友之言敢不遵从。我过于爱才，只要人家有一点长处，即不忍使其埋 没。而其人一得社会地位后即行反噬，固不独杨向奎一人而已。”钱钟书的话明显在顾颉刚心里产生了影响，使得顾在日记中作严肃的自我省察。
这次谈话后，双方的感情明显加深。5月8日的日记记载：“与静秋散步，遇钟书及其夫人杨女士。……钟书夫人杨绛，系荫杭之女。其父别号老圃，于二十年代常在《申报自由谈》中揭其所作历史考据文字，予时颇爱读，不知其能集成一书否。”顾颉刚那天才知道杨绛的身世，感到非常亲热。顾颉刚给钱钟书赠送《中华文史论丛》上的论文，便在这两次谈话之后。顺便提一句，杨绛之父杨荫杭的文字后来结成《老圃遗文集》出版。7月18日记载：“与静秋出散步，遇钱钟书夫妇。……钟书以洪迈诗‘不将精力做人情’语相劝，当勉力行之。我居三里河，实无异退休，惟有努力抓住此未来之五年，将笔记及论文集编好，庶不负一生劳力。”可见，当时钱钟书的话都点中了顾颉刚的心事，而当时两人的关系，应该已经是钱钟书所谓的“输心”层面的。
从此，在顾颉刚的日记中，便经常出现钱钟书和杨绛的名字，大多是顾颉刚散步时与他们相遇。如1978年6月8日：“涭儿伴散步，遇钟书夫妇。”8月11日：“与静秋、洪儿、大治在园内散步，遇钟书。”9月29日：“与静秋散步，遇钱钟书。”1979年1月28日：“钱钟书夫妇来。”2月4日：“静秋到钟书……家答访。”5月24日：“与洪儿在院散步，遇钟书夫妇。”8月17日：“与静秋、春雨同到院内散步，遇钱钟书。”8月25日：“出散步，遇钟书夫妇。”8月31日：“与静秋散步，遇钟书夫妇。”9月13日：“与静秋散步，遇钟书长谈。”其中1979年1月28日和2月4日大概是互相拜年。
日记中还有两条史料比较重要。1978年7月11日记载：“与德辉散步，遇钱钟书夫妇。……闻钟书作《管锥编》，约一百万字，已付印。此君博极中外各书，而又谢绝一切人事，年方六十，正是有为之时，殊可羡也。”《管锥编》当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可见钱钟书早前劝告顾颉刚“勿于社会上无聊人往来，浪费垂尽的精力”，确实是真诚的，是将顾颉刚与他自己饱满的工作状态对比之后发出的一种善意的劝告。
1979年5月18日日记记载道：“与静秋伴游本院，遇钱钟书夫妇。……钟书参加代表团到美国周游，昨日方归，云甚累。”关于钱钟书1979年的访美，我们已从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一文中得知不少信息。根据这一条材料，我们可以知道钱钟书返家的具体日期还有“甚累”的情况。
《顾颉刚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钱钟书是在1980年8月16日。当天的日记中说：“热稍杀，坐车在园内小游。遥见钟书夫妇。”四个多月后的12月25日，顾颉刚在北京去世，而他日记的截止日期是12月18日。顾颉刚一生勤奋不已，临终前数年一直坚持笔耕不辍，除了“要无恨于此生”外，一定也和钱钟书这样的朋友的“箴言”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