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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上海工商界为民族解放、为保存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其事迹可歌可泣。此时此刻，让我们重温历史，回放经典，弘扬上海工商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
抗日战争前夕上海工商业概况
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抗日战争前，以1933年的统计，上海工厂数已占全国12个大城市工厂总数的36%，资本额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60%，这些工厂的生产净值占全国总值的66%。1935年上海有工厂6097家，工人41.64万人，主要分布于纺织、食品、机器、造纸、印刷、服装、化工、建材、橡胶等行业。工业品销售、商品交易市场面向全国，商业批发企业8300多家，约占全国1/3，工业品60%销往全国各地。上海建有全国规模最大的纱布交易所和中国机制面粉交易所，并有米、粮食、油饼、南货、烟叶、茶、火腿腌腊、猪鬃、油脂、棉花、土布、颜料、药材、木材、漆、竹、瓷器、生皮等34个主要商品交易市场，区域经济网络遍布全国。1936年，上海埠际贸易包括转口贸易8.9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输出入贸易总值的52%。
上海又是全国的金融中心、货币交易中心和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1935年，上海有外商金融机构约30家;58家华商银行总行设上海，占全国银行35%;上海银行公会43家会员银行，35家总行设上海;有银行机构182个，另有11家信托公司、48家汇划钱庄、3个储蓄会和1家邮政储金汇业局，并建有远东最大的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1936年，上海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资力估算为32.7亿元，占全国金融资力47.8%。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前的上海，一方面是日本军人的气焰嚣张，一方面是人民抗战的情绪高涨，人们意识到全民抗战已不可避免。
胡厥文举旗，民营工业企业内迁
1937年7月22日，由各行各业500多个单位组成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新民机器厂经理胡厥文作为执行委员参加大会。上海能不能守住？守不住怎么办？怎样支持抗战？每一个爱国者都在思考。
7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的机器和化工工业组开会，讨论全面抗战时期的军需供给问题。会议认为，上海是全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如能把部分工业搬到内地去，就可成为国家军需和人才的一支重要力量，并提议把上海的工厂迁移到内地去。抗战需要工业支持，若能将民营工厂迁至内地可以增强抗战力量。当时参加会议代表专程来上海，找胡厥文等人洽商内迁事宜。胡厥文时任上海市机器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他知道上海的民族机器企业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产值是全国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如果上海民族工业企业带头内迁势必为各地民族工业企业做示范，为后方工业增强力量。
战事迫在眉睫，胡厥文与颜耀秋等人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表示响应民族工业内迁的号召，并请政府解决内迁经费问题。深明大义的上海工商界在胡厥文等人建议下，华生机器制造厂等10余家厂决定内迁。8月12日，各厂进行登记，联系运输分发运费。由于上海工商界行动及时，第二天，8月13日，日军开始对闸北进行狂轰乱炸，史称“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经过2个星期准备，8月27日，21艘木船装载着胡厥文的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以及顺昌机器厂和上海机器厂的机器、设备和物资，连同各厂职员、家属及160余名技工，冒着敌人炮火由苏州河率先驶出，走上了内迁的征途。
后来有数据统计，上海有机器、造船、纺织、炼钢、电器、陶瓷、化工、印刷、饮食等行业的146家工厂（其中机器工厂66家，占内迁厂的45%），共14600余吨物资和2500余名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迁到抗日后方。这些人力和物力资源，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
唐君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抗日战争中，上海工商界为抵抗日寇，保存民族工商业实力，迁至重庆等地，在后方生产武器装备、日用生活品，有力支援前线。但是，在上海周边城市，与上海联动，如唐君远，无锡协新毛纺织厂经理，后来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的他，同样在日军占领无锡时期，与日寇进行不屈不饶的斗争。
1938年春，日商通过日本侵略军司令部传讯在上海的唐君远，原因是日商公大纱厂知道无锡协新毛纺厂是远东为数不多的毛织精纺全能厂，觊觎已久，此刻它迫不及待攫为己有，提出出资51%，协新出资49%合资经营，并高唱“大东亚共荣圈”的滥调。公大纱厂是日本纺织公司附属厂，在上海设有毛纺织工场，专门织制军毯及军用衣料。唐君远识破日方企图控制协新、吞并协新的阴谋，心想如果与公大纱厂合作，岂不是资助敌寇杀中华同胞吗？他立即予以拒绝，日方很不高兴，威胁说，如敢不合作，将你的工厂全部炸毁。唐君远是条汉子，毫不动摇，坚定地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恼羞成怒的日军见诱说无效，采取高压手段，将他关押起来，胁迫他答应，经过一个星期的折磨，唐君远依然不屈服，穷凶极恶的日军又把他关进木笼子里，木笼子小，只能坐，不能躺。此时有人来劝说：“性命要紧，答应算了。”唐君远仍不动摇。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协新的董事们焦急万分，最后通过曾经有生意往来的日本洋行疏通，才被保释出来。
据《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记载：无锡协新毛纺织厂遭敌机轰炸，无锡沦陷时，该厂被日本侵略者占领。
此时，无锡协新毛纺织厂厂房、设备遭受破坏，可是唐君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上海、无锡两地被传为佳话。
方液仙抵制日货被暗杀
1940年7月25日清晨，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按照惯例走出星加坡路（后为余姚路）他的寓所，登上停在门口的汽车，正欲驱车前往工厂办公。不料汽车刚告开动，突然遭到在附近埋伏的4名歹徒袭击。歹徒先打坏了汽车轮胎，枪伤了方液仙的保镖，又向方液仙开了一枪，然后将方液仙强行挟持到预先停放在路边的汽车上，匆忙向沪西方向驶去。 事发之后，方液仙妻子钱彬英急忙召集亲属研究对策，当时中国化学工业社的董事长是方液仙的四叔方季扬。由于方家豪富，家属都认为是强盗绑票，万万没想到这却是一件政治谋杀案。
方液仙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提倡国货而负声誉，当年他抵制日货，他敢与洋商较量，生产“三星蚊香”和“箭刀肥皂”，挤掉畅销中国的日本“野猪牌”蚊香和英国“祥茂牌”肥皂。他积极支持抗战，为日方所忌。上海沦陷后，大批新贵袍笏登场，其中上海“市长”傅筱庵与方液仙既是同乡，又属世交，曾代表敌伪向方液仙游说，要他与敌伪合作，并以“实业部长”相许，但遭到方液仙严词拒绝。因而敌伪对方液仙更加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对方液仙下了毒手。
提到“七十六号”，敌伪时期的上海人对这个魔穴的恐怖，谈虎变色。尤其是专门为“七十六号”抓人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方家几经探询，却无下文，“七十六号”一直说与此事无关。方液仙之生死，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未下定论。
再说方液仙伉俪情深，夫人钱彬英对方液仙失踪，如梦如痴，始终认为吉人自有天相，日夜祷告上天，但愿乃夫能早日归来。迨后来证实方液仙已遭谋害，方夫人仍不肯举丧，梦想夫君能生还，并代方液仙去河南路“中化社”总部办公，且不许他人移动方液仙的办公室中的一切，直到抗战胜利，“中化社”总经理室内，方液仙的办公桌椅依然陈设如故。后来有一帮囚徒因他案被捕，供出杀害方液仙为汪伪特务机关所为，因遗体始终未能找到，方夫人遂以衣冠大殓为之安葬。
项松茂为营救职员被暗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五洲药房的商店和工厂全体职工义愤填膺，五洲药房总经理项松茂的英文秘书邵芾棠撰文，公开指责当局的不抵抗政策，署名F.D.ZAU，发表于上海英文《大美晚报》。全店职工投入抗日宣传，张贴传单标语，封存店内日货药品。项松茂下令撤销辽宁省营口五洲分店。五洲厂全体职工捐出一天工资，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
项松茂参加上海抗日救国会，响应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率先组织五洲厂职工编成义勇军一营，自任营长，聘请交通大学军事教官阮晓军来厂，每日工后训练一小时以作抗日御侮的准备。项松茂组织义勇军的消息在报上刊登后，即发现有东亚同文书院日本学生和便衣日人前来窥探。项松茂的爱国抗日行动引起日本人对他的忌恨。项松茂又应画家孙雪泥之邀，为上海生生美术公司印制“抗日月历”题词。他手书“煮豆燃萁，内争可耻”八个字，并由丰子恺作画，寓意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深情。项松茂视职工如家人，为稳定生产情绪和维持急难时职工的生活，特购备粮食储于厂内。北四川路五洲药房第二分店店员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抄写标语和东北义勇军战斗消息，张贴在店内外，年青店员加入义勇军与邮局职工一起，每天早晨在青云路场地进行军事训练。北四川路出现日本浪人捣毁中国商店，压制抗日活动。五洲药房二分店常有日人前来寻衅闹事，店员都严加防范，保卫商店。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这天晚上，日军伤兵车辆驶过北四川路靶子路（现武进路）口的五洲药房二分店时，受到我爱国志士枪击。29日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浪人包围五洲药房二分店，砸开店门闯入搜查，在三楼发现藏有义勇军制服和宣传抗日资料，就把11名店员押上卡车，逮捕而去。项松茂闻讯后，当天下午赶到总公司，问明情况准备营救。此时被捕店员家属前来询问亲人下落，项松茂心急如焚，即欲亲往分店。总店同事纷起劝阻，切勿冒生命危险。项松茂严肃地说：“我是公司总经理，有关11位同事的生命，居高位者岂可贪生苟安！我不去救，如何对全公司负责！”毅然乘车独往，途经香港路59号上海银行公会，进去后就有人惊讶地对他说：“你是抗日救国会委员，还不避风头！” 项松茂毫不动摇仍坚持前去。
项松茂抵达五洲药房二分店时，交通已封锁。他下车走向店门，不料一名日兵上前打招呼，一看后才认出是万国商团的日商小山真一。项松茂巧遇相识日人寄以莫大希望，以为营救有方。他由小山陪同进店察看，就请小山探问被捕店员下落，并设法帮助营救。小山允诺，相约次日在原地会晤，项松茂离店返回。
30日下午，项松茂偕职员朱灿如再往二分店。车至北四川路海宁路时，街上戒严，朱灿如力劝折回，项松茂却推门下车，凑巧相遇一位常有交往的芬兰木材商人，一同进入戒严区。此时，项松茂已被日本便衣监视行至五洲药房二分店前，未见小山，便衣尾随进店。项松茂并不怀疑他，出示盖有私章的名片，要求保释被捕人员，派员看守商店并修理门窗。日人允可，项松茂嘱朱灿如先回总店，派员同来，芬兰木材商人亦离，项松茂则留店等候。没多久，朱灿如会同职员李祖荫来店，见店门关闭，欲夺门入，被日兵阻止，并说你们店主已去司令部了。朱、李两人在外高呼，迄无应者，遂回总店报告。《时报》号外以大字标题报导“项松茂失踪”消息，全市皆惊。
31日，项松茂大儿子项绳武与公共租界巡捕房恰妥，与日籍警探来到日本领事馆交涉。日籍警探单独进办公室，过了许久失望而出，并埋怨说：“你父何故提倡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领事馆不得干涉军部，实无能为力。” 项绳武无可奈何，2月1日，项绳武找到较有声望的日人桑野同去。日军声色俱厉，桑野频频鞠躬对答，汗流满面，十分紧张。桑野退出后，急忙拉着项绳武往外走，上车才说：“日军查明你父是抗日委员、义勇军营长，店中藏军服，自己送上门来，已押送江湾司令部去了。”又说：“方才军官问话，我不敢吐露你是项松茂的儿子，只说是五洲药房派来探听消息的人，否则将祸及于你。”
后经各方调查，凶讯证实。项松茂于30日被日军绑缚劫往日军俱乐部，31日清晨被押解江湾日本小学的日军军营，凌晨被惨杀，项松茂那年仅52岁。项松茂营救的11名店员同时遇难。那时，项松茂夫人李秀瑛急得无法自已，3天内头发尽白，一时精神失常。项松茂小儿子泽荣才7岁，因失父哀泣成病而夭亡。项松茂与11名店员被害后，遗骸未能找到，也是以衣冠入棺安葬。
上述文中提到的胡厥文，建国以后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后调往北京，任民建中央主任委员、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唐君远在无锡、上海两地都有企业，后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方液仙的女儿方之雄大姐、项松茂的儿子项泽楠先生也成为上海市工商界的代表人物。以上仅仅是抗战时期的上海工商界的点滴回顾，其实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上海工商界人士都有一本自己的“抗战史”，只是不为人知而已。
抗日战争前夕上海工商业概况
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抗日战争前，以1933年的统计，上海工厂数已占全国12个大城市工厂总数的36%，资本额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60%，这些工厂的生产净值占全国总值的66%。1935年上海有工厂6097家，工人41.64万人，主要分布于纺织、食品、机器、造纸、印刷、服装、化工、建材、橡胶等行业。工业品销售、商品交易市场面向全国，商业批发企业8300多家，约占全国1/3，工业品60%销往全国各地。上海建有全国规模最大的纱布交易所和中国机制面粉交易所，并有米、粮食、油饼、南货、烟叶、茶、火腿腌腊、猪鬃、油脂、棉花、土布、颜料、药材、木材、漆、竹、瓷器、生皮等34个主要商品交易市场，区域经济网络遍布全国。1936年，上海埠际贸易包括转口贸易8.9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输出入贸易总值的52%。
上海又是全国的金融中心、货币交易中心和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1935年，上海有外商金融机构约30家;58家华商银行总行设上海，占全国银行35%;上海银行公会43家会员银行，35家总行设上海;有银行机构182个，另有11家信托公司、48家汇划钱庄、3个储蓄会和1家邮政储金汇业局，并建有远东最大的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1936年，上海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资力估算为32.7亿元，占全国金融资力47.8%。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前的上海，一方面是日本军人的气焰嚣张，一方面是人民抗战的情绪高涨，人们意识到全民抗战已不可避免。
胡厥文举旗，民营工业企业内迁
1937年7月22日，由各行各业500多个单位组成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新民机器厂经理胡厥文作为执行委员参加大会。上海能不能守住？守不住怎么办？怎样支持抗战？每一个爱国者都在思考。
7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的机器和化工工业组开会，讨论全面抗战时期的军需供给问题。会议认为，上海是全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如能把部分工业搬到内地去，就可成为国家军需和人才的一支重要力量，并提议把上海的工厂迁移到内地去。抗战需要工业支持，若能将民营工厂迁至内地可以增强抗战力量。当时参加会议代表专程来上海，找胡厥文等人洽商内迁事宜。胡厥文时任上海市机器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他知道上海的民族机器企业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产值是全国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如果上海民族工业企业带头内迁势必为各地民族工业企业做示范，为后方工业增强力量。
战事迫在眉睫，胡厥文与颜耀秋等人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表示响应民族工业内迁的号召，并请政府解决内迁经费问题。深明大义的上海工商界在胡厥文等人建议下，华生机器制造厂等10余家厂决定内迁。8月12日，各厂进行登记，联系运输分发运费。由于上海工商界行动及时，第二天，8月13日，日军开始对闸北进行狂轰乱炸，史称“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经过2个星期准备，8月27日，21艘木船装载着胡厥文的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以及顺昌机器厂和上海机器厂的机器、设备和物资，连同各厂职员、家属及160余名技工，冒着敌人炮火由苏州河率先驶出，走上了内迁的征途。
后来有数据统计，上海有机器、造船、纺织、炼钢、电器、陶瓷、化工、印刷、饮食等行业的146家工厂（其中机器工厂66家，占内迁厂的45%），共14600余吨物资和2500余名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迁到抗日后方。这些人力和物力资源，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
唐君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抗日战争中，上海工商界为抵抗日寇，保存民族工商业实力，迁至重庆等地，在后方生产武器装备、日用生活品，有力支援前线。但是，在上海周边城市，与上海联动，如唐君远，无锡协新毛纺织厂经理，后来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的他，同样在日军占领无锡时期，与日寇进行不屈不饶的斗争。
1938年春，日商通过日本侵略军司令部传讯在上海的唐君远，原因是日商公大纱厂知道无锡协新毛纺厂是远东为数不多的毛织精纺全能厂，觊觎已久，此刻它迫不及待攫为己有，提出出资51%，协新出资49%合资经营，并高唱“大东亚共荣圈”的滥调。公大纱厂是日本纺织公司附属厂，在上海设有毛纺织工场，专门织制军毯及军用衣料。唐君远识破日方企图控制协新、吞并协新的阴谋，心想如果与公大纱厂合作，岂不是资助敌寇杀中华同胞吗？他立即予以拒绝，日方很不高兴，威胁说，如敢不合作，将你的工厂全部炸毁。唐君远是条汉子，毫不动摇，坚定地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恼羞成怒的日军见诱说无效，采取高压手段，将他关押起来，胁迫他答应，经过一个星期的折磨，唐君远依然不屈服，穷凶极恶的日军又把他关进木笼子里，木笼子小，只能坐，不能躺。此时有人来劝说：“性命要紧，答应算了。”唐君远仍不动摇。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协新的董事们焦急万分，最后通过曾经有生意往来的日本洋行疏通，才被保释出来。
据《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记载：无锡协新毛纺织厂遭敌机轰炸，无锡沦陷时，该厂被日本侵略者占领。
此时，无锡协新毛纺织厂厂房、设备遭受破坏，可是唐君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上海、无锡两地被传为佳话。
方液仙抵制日货被暗杀
1940年7月25日清晨，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按照惯例走出星加坡路（后为余姚路）他的寓所，登上停在门口的汽车，正欲驱车前往工厂办公。不料汽车刚告开动，突然遭到在附近埋伏的4名歹徒袭击。歹徒先打坏了汽车轮胎，枪伤了方液仙的保镖，又向方液仙开了一枪，然后将方液仙强行挟持到预先停放在路边的汽车上，匆忙向沪西方向驶去。 事发之后，方液仙妻子钱彬英急忙召集亲属研究对策，当时中国化学工业社的董事长是方液仙的四叔方季扬。由于方家豪富，家属都认为是强盗绑票，万万没想到这却是一件政治谋杀案。
方液仙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提倡国货而负声誉，当年他抵制日货，他敢与洋商较量，生产“三星蚊香”和“箭刀肥皂”，挤掉畅销中国的日本“野猪牌”蚊香和英国“祥茂牌”肥皂。他积极支持抗战，为日方所忌。上海沦陷后，大批新贵袍笏登场，其中上海“市长”傅筱庵与方液仙既是同乡，又属世交，曾代表敌伪向方液仙游说，要他与敌伪合作，并以“实业部长”相许，但遭到方液仙严词拒绝。因而敌伪对方液仙更加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对方液仙下了毒手。
提到“七十六号”，敌伪时期的上海人对这个魔穴的恐怖，谈虎变色。尤其是专门为“七十六号”抓人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方家几经探询，却无下文，“七十六号”一直说与此事无关。方液仙之生死，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未下定论。
再说方液仙伉俪情深，夫人钱彬英对方液仙失踪，如梦如痴，始终认为吉人自有天相，日夜祷告上天，但愿乃夫能早日归来。迨后来证实方液仙已遭谋害，方夫人仍不肯举丧，梦想夫君能生还，并代方液仙去河南路“中化社”总部办公，且不许他人移动方液仙的办公室中的一切，直到抗战胜利，“中化社”总经理室内，方液仙的办公桌椅依然陈设如故。后来有一帮囚徒因他案被捕，供出杀害方液仙为汪伪特务机关所为，因遗体始终未能找到，方夫人遂以衣冠大殓为之安葬。
项松茂为营救职员被暗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五洲药房的商店和工厂全体职工义愤填膺，五洲药房总经理项松茂的英文秘书邵芾棠撰文，公开指责当局的不抵抗政策，署名F.D.ZAU，发表于上海英文《大美晚报》。全店职工投入抗日宣传，张贴传单标语，封存店内日货药品。项松茂下令撤销辽宁省营口五洲分店。五洲厂全体职工捐出一天工资，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
项松茂参加上海抗日救国会，响应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率先组织五洲厂职工编成义勇军一营，自任营长，聘请交通大学军事教官阮晓军来厂，每日工后训练一小时以作抗日御侮的准备。项松茂组织义勇军的消息在报上刊登后，即发现有东亚同文书院日本学生和便衣日人前来窥探。项松茂的爱国抗日行动引起日本人对他的忌恨。项松茂又应画家孙雪泥之邀，为上海生生美术公司印制“抗日月历”题词。他手书“煮豆燃萁，内争可耻”八个字，并由丰子恺作画，寓意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深情。项松茂视职工如家人，为稳定生产情绪和维持急难时职工的生活，特购备粮食储于厂内。北四川路五洲药房第二分店店员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抄写标语和东北义勇军战斗消息，张贴在店内外，年青店员加入义勇军与邮局职工一起，每天早晨在青云路场地进行军事训练。北四川路出现日本浪人捣毁中国商店，压制抗日活动。五洲药房二分店常有日人前来寻衅闹事，店员都严加防范，保卫商店。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这天晚上，日军伤兵车辆驶过北四川路靶子路（现武进路）口的五洲药房二分店时，受到我爱国志士枪击。29日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浪人包围五洲药房二分店，砸开店门闯入搜查，在三楼发现藏有义勇军制服和宣传抗日资料，就把11名店员押上卡车，逮捕而去。项松茂闻讯后，当天下午赶到总公司，问明情况准备营救。此时被捕店员家属前来询问亲人下落，项松茂心急如焚，即欲亲往分店。总店同事纷起劝阻，切勿冒生命危险。项松茂严肃地说：“我是公司总经理，有关11位同事的生命，居高位者岂可贪生苟安！我不去救，如何对全公司负责！”毅然乘车独往，途经香港路59号上海银行公会，进去后就有人惊讶地对他说：“你是抗日救国会委员，还不避风头！” 项松茂毫不动摇仍坚持前去。
项松茂抵达五洲药房二分店时，交通已封锁。他下车走向店门，不料一名日兵上前打招呼，一看后才认出是万国商团的日商小山真一。项松茂巧遇相识日人寄以莫大希望，以为营救有方。他由小山陪同进店察看，就请小山探问被捕店员下落，并设法帮助营救。小山允诺，相约次日在原地会晤，项松茂离店返回。
30日下午，项松茂偕职员朱灿如再往二分店。车至北四川路海宁路时，街上戒严，朱灿如力劝折回，项松茂却推门下车，凑巧相遇一位常有交往的芬兰木材商人，一同进入戒严区。此时，项松茂已被日本便衣监视行至五洲药房二分店前，未见小山，便衣尾随进店。项松茂并不怀疑他，出示盖有私章的名片，要求保释被捕人员，派员看守商店并修理门窗。日人允可，项松茂嘱朱灿如先回总店，派员同来，芬兰木材商人亦离，项松茂则留店等候。没多久，朱灿如会同职员李祖荫来店，见店门关闭，欲夺门入，被日兵阻止，并说你们店主已去司令部了。朱、李两人在外高呼，迄无应者，遂回总店报告。《时报》号外以大字标题报导“项松茂失踪”消息，全市皆惊。
31日，项松茂大儿子项绳武与公共租界巡捕房恰妥，与日籍警探来到日本领事馆交涉。日籍警探单独进办公室，过了许久失望而出，并埋怨说：“你父何故提倡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领事馆不得干涉军部，实无能为力。” 项绳武无可奈何，2月1日，项绳武找到较有声望的日人桑野同去。日军声色俱厉，桑野频频鞠躬对答，汗流满面，十分紧张。桑野退出后，急忙拉着项绳武往外走，上车才说：“日军查明你父是抗日委员、义勇军营长，店中藏军服，自己送上门来，已押送江湾司令部去了。”又说：“方才军官问话，我不敢吐露你是项松茂的儿子，只说是五洲药房派来探听消息的人，否则将祸及于你。”
后经各方调查，凶讯证实。项松茂于30日被日军绑缚劫往日军俱乐部，31日清晨被押解江湾日本小学的日军军营，凌晨被惨杀，项松茂那年仅52岁。项松茂营救的11名店员同时遇难。那时，项松茂夫人李秀瑛急得无法自已，3天内头发尽白，一时精神失常。项松茂小儿子泽荣才7岁，因失父哀泣成病而夭亡。项松茂与11名店员被害后，遗骸未能找到，也是以衣冠入棺安葬。
上述文中提到的胡厥文，建国以后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后调往北京，任民建中央主任委员、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唐君远在无锡、上海两地都有企业，后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方液仙的女儿方之雄大姐、项松茂的儿子项泽楠先生也成为上海市工商界的代表人物。以上仅仅是抗战时期的上海工商界的点滴回顾，其实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上海工商界人士都有一本自己的“抗战史”，只是不为人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