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刮了阵疾风，下了场阵雨，但8月初的昆明依旧保持着她“春城”的体表最佳温度。昆明城区的街道上，主旋律依旧是花背心、彩色裙和超短裤。
　　诗人于坚说，昆明很缓慢，昆明是天堂。来到约访的五华区某咖啡馆后，他摘下墨镜，点头微笑，短短数秒，已然将其外表的“光头、墨镜、粗壮身材”的印象褪去，一句“音量太大会不会影响我们谈话”，编织出一个“外表草莽，内心细腻”的人物形象。
　　“昆明是座会生活的城市。”眯着双眼，于坚诉说起那些旧时的街道巷陌、奇闻轶事和乡土故人。这种叙述方式，与他近期出版的新书《昆明记》中的行文极其相似：回忆起头，缅怀跟进，对城市现状失望后，叹出一句“从前有一个地方，叫作昆明”的无奈。
　　“我已经失去故乡昆明。”“拆迁、新建、大修、搬迁”的城市现代化综合征在昆明循环了几圈后，于坚觉得自己被这座城市流放了。他没有点破的，是同样被流放的昆明。这座缓慢的城市，这个彩云的天堂，如今正被流放。
　　走在昆明街头，你会不自觉地慢下来。
　　这是座名副其实的慢之城。在昆明，你永远别想跟上这座城里人的“节奏”。当你加快步伐赶往目的地时，昆明人的姿态永远是不疾不徐的：聊两句家常，嗑三粒瓜子，碰到滇记牌坊拈几份烧饵块，遇见老店茶馆泡一壶普洱茶。这时你再回头，才发现自己虽然比行人走得都快都远，却败给了城市生活的“节奏”。
　　“你去翠湖看看，那里的人不是过生活，而是在享受生活。”翠湖被于坚称为“昆明天堂”。在这片倚湖而建的风景区，路边的窄藤椅能挤下三个人斗地主;湖里的鲤鱼翻个身，牵动着数十人的目光;草坪上的松鼠吃了一颗坚果，再吃一颗坚果……这场景就能让昆明人乐一下午。怪不得，即便覺得“翠湖是昆明的眼睛”的说法过于俗套，汪曾祺仍然认为对翠湖的这个评价十分准确。
　　慢下来后，便是天堂。说起汪曾祺，于坚随即想到的是西南联大。20世纪30年代末，因为抗战，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高校并校，先迁到长沙，之后再迁至昆明。闻一多、朱自清、钱穆、沈从文等名家从北方来到昆明，豁然开朗，视之为天堂。这些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大师，在昆明觅得少有的宁静。他们弃羁绊，做学问，不亦乐乎。
　　在《昆明记》中，他提到了歌德。歌德59岁回到故乡法兰克福时，“美因河大桥、卡尔大帝的城堡遗址、巴托罗缪教堂周围的商店街，甚至是毗连市场的狭窄而肮脏的肉案都在，造就了伟大的歌德”。对歌德的这种羡慕，最令于坚痛心。
　　“我是在自己故乡被流放的尤利西斯。”于坚说。他认为流放是一种命运，在如今的社会已具有全球性。“流放的背后，有很多支配因素，比如欲望、对未来的好奇等，变为政治经济贸易社会的种种动力。每个人其实是被抛进这种流放中，不管你在不在故乡，你都被流放。”
　　如今的昆明，气候依然爽朗，节奏依旧缓慢，但这座从来与“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绝缘，“只盛产挑夫、木匠、打更者和小老太太”的城市，却在长着水泥舌头、霓虹灯眼睛的现代化巨兽面前逐步沦陷，逐渐被“流放”。
　　现在的金碧路已不再是梧桐相伴的金色街道，武成路被越改越宽，还有了新名字——“人民中路”。过去的记忆都被封存在老昆明的旧匣中。被流放的昆明，还能孕育出一头诗歌豹子吗？
　　“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
　　而今，尚义街六号已不复存在。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还会参观昆明，这座被流放的天堂吗？
　　“从前，有个地方叫昆明……”于坚这样回答。
　　（选自2017年第4期《青年文学家》，本刊有删改）
　　汪曾祺在《昆明的雨》中，用深情的笔触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昆明雨季，抒发了他对昆明生活的喜爱与想念。在本文中，诗人于坚认为昆明“这座缓慢的城市，这个彩云的天堂，如今正被流放”，表达了他对诗意昆明的怀念和对现代文明正改变昆明原生态的深刻反思。
　　读罢本文，我们不禁沉思：应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1.请说说文中画线句的含义。
　　2.随着城市的发展，现代文明不可避免地会与传统文化产生冲突。你如何看待这一冲突？